徽因和思成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不久，思成母亲查出患有乳腺癌且已到了晚期。梁启超原打算让思成回国“尽他应尽的孝道”，没想到夫人李蕙仙很快病逝，思成即使立即往回赶，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梁启超又给思成拍电报，让他安心在美国学习，不必赶回，一切后事由国内的亲人料理。
每个家庭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家务事，梁家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也不例外。在李夫人逝世的悲痛里，梁家上下无可回避的是：思成的母亲生前一直对徽因这个“现代女性”心存芥蒂，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对思成和徽因的婚事耿耿于怀。
思成的大姐思顺，在母亲病逝前的半年里，从菲律宾回到国内，衣不解带地侍奉母亲，对母亲病逝前的所有痛苦感同身受。
思顺在梁家的地位十分特殊。她比思成年长８岁，作为长女，她格外得到父母的信任，也格外受到弟妹的尊重。由于李夫人身体不好，长时期以来，家中的大小事宜，梁启超都习惯于征求思顺的意见。在失去母亲的悲恸中，思顺不能忘记母亲对思成的放心不下和对徽因的不满。
种种消息和传言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美国。徽因感到别扭甚至难堪。她不能接受自己将要进入的家庭对自己的指责，即使对自己所爱的人也不愿意妥协。
徽因从来就不是压抑自己、委曲求全的人，她所有的委屈只能向着思成宣泄。她赌气地疏远思成，和同学外出去听音乐、看歌剧。平时一点点矛盾就可以引起一场激烈的争执。他们争执、怄气，说对方最不愿意听的话，然后和好如初，然后又是新的争执。他们消瘦、苍白，寝食难安，其实彼此心里都清楚，他们都深爱着对方。因为惟有爱，才会让人这样痛苦和无奈。
饱受感情折磨的思成在给亲人的信中倾吐了自己的痛苦，他给大姐思顺写道：“———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他希望得到亲人的理解和帮助。
思成的大姐思顺这时已经回到了加拿大自己的家中，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她痛苦的心情得到修复，逐渐恢复了平静。她爱自己的弟弟，她对弟弟的爱有种近似母爱的感情，她也不忍心看着弟弟受苦。
梁启超视孩子为生命，他得知孩子们感情修复后，欣慰极了。在给女儿的信中，他写道：“……思顺对徽因感情完全恢复，我听见真高兴极了。这是思成一生幸福关键之所在。我在几个月前很怕思成生出精神异动，毁掉了这孩子，现在我完全放心了。……”
痛苦和不幸常常是接踵而至。
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猝然遇难，巨大的灾难劈头盖脸地挟裹了徽因。
当时，林长民任东北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的幕僚长。郭松龄是东北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参加过同盟会，投身过辛亥革命。他在东北军鼎新革故，倡办讲武堂、提高东北军的素质，重振了东北军的军威。
１９２５年，郭松龄集合东北军１０万精锐，倒戈反奉。他通电全国，反对张作霖军阀专权，要求张作霖下野，力主消除军阀混战，实现民主政治。林长民投身其中，为其出谋划策，奔走呼号。郭松龄的队伍在巨流河一带遭到了张学良率领的奉军伏击，林长民中流弹身亡，时年５０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