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说加注释是一件特别傻的事儿，但我又总是忍不住。
一方面，我希望读者能在故事中体会到乐趣；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提醒他们，故事毕竟和正史不同。出于责任感，我必须把两者都呈现出来，由读者自行判断。就从宣德皇帝的登基开始说起吧。
朱瞻基的登基过程，在历代帝王中不算最复杂，但绝对是最匆忙的一次。
明太宗在永乐二十二年去世之后，太子朱高炽即位，改次年为洪熙元年。他甫一登基，就惦记着把都城迁回南京，并着手开始筹备。（朱棣的年号为“永乐”，庙号是“太宗”。一直到了嘉靖年间，才改为“成祖”。所以在嘉靖年之前，明人只知有明太宗，不知有明成祖。）
就在朱高炽忙着筹备迁都事宜时，老天爷却特别不给面子。从洪熙元年的二月到五月，南京一口气地震了三十次，密集到令人生疑。古人讲究天人感应，如此频繁的地震，是一个特别不吉利的征兆。洪熙皇帝无奈之下，只好先派太子朱瞻基前往安抚。
朱瞻基离京之后，先至凤阳拜谒皇陵，然后再抵南京拜谒孝陵。没想到他离开后不久，五月十一日，洪熙皇帝在紫禁城中突然重病。
这里用“突然”二字，并不夸张。根据《仁宗实录》记载，五月十日他还在接见来自云南的土官，没有任何异状。没想到转天就“不豫”了。洪熙预感到自己不行了，遂召见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黄准、杨荣等人，由杨士奇草拟敕书，派中官海寿即刻启程，赶去南京通知太子。
海寿是朝鲜裔，永乐年间就在内廷供职，这不是他第一次做这样的事了。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北征途中在榆木川去世，也是他和大学士杨荣一起，急急忙忙赶回北京通知太子朱高炽。所以这活儿他很熟。海寿刚刚离开京城，洪熙皇帝的病情急转直下，五月十二日，他已从“不豫”转为了“大渐”，当晚崩逝于钦安殿内。
到底洪熙皇帝的急病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最不靠谱的一个说法，来自朝鲜。《李朝实录》记载说：有个叫赵忠佐的朝鲜通事来京城，到处打听八卦，有人告诉他说是“天震之”，就是被雷劈死了。赵忠佐回去之后，绘声绘色地讲给朝鲜君臣听，这事遂写进了实录。
陆武所撰《病逸漫记》中，对洪熙之病做了更详细的记录：“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
可见朝鲜人纷传的“雷劈而死”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说法，居然还有流言说是有人想毒杀张皇后，却误把洪熙皇帝毒死了。但这些说法都被雷太监否认了，说真正的病因是阴症。
“阴症”是一个特别宽泛的说法，其中最大的可能是洪熙皇帝纵欲所致。他体态肥胖，本来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如果不忌床笫之事，很容易造成问题。仁宗朝的一位臣子李时勉，就曾谏言洪熙“暗中不宜近妃嫔”，结果被恼觉成怒的天子投入了监狱，差点打杀。
而李时勉有个同事叫孙汝敬，他的传记里也提及说“先皇帝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憸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憸壬”的意思是“奸佞”，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洪熙皇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去世，都是那些奸佞小人进献金石药方所致。
从这些零碎的线索中，我们大概可以猜测——洪熙皇帝平时沉溺床笫之欢，势必要通过外界进献的药物来进行补助。这些壮阳药物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终于在五月十一日突然造成了严重后果。朝廷为了掩盖这个死因，只好笼统地称之为阴症。外界则因为病发太快，又传出了雷劈的谣言。
当然，这一切只是猜测而已。究竟暴毙与纵欲之间有什么相关性，纵欲和服食金石有什么联系，甚至洪熙皇帝的生活作风到底算不算纵欲，都无从得知。要知道，明代的文人最喜欢夸张，君主哪怕多在后宫待一天，到他们嘴里都可能算是荒淫无度，进而推导出国将不国，痛心疾首。
所以这个猜测，只是聊备一说罢了。
洪熙皇帝去世的时候，朱瞻基已经抵达南京。根据《明史》记载，他接下来的日程是：“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庚戌，即皇帝位。”洪熙皇帝病重是在五月十一日，同日海寿紧急出京去召还太子。而朱瞻基是在六月初三抵达良乡，并在六月十二日登基。从五月十一到六月初三，前后二十二天，两京之间的距离是两千两百三十五里，合一千一百多公里。考虑到还要扣掉海寿赶路的单程，时间十分紧张。
有一种说法认为，真正害死洪熙皇帝的正是太子朱瞻基。因为从日程上来看，朱瞻基如果等海寿抵达南京后再返回，根本来不及。他能在六月三日抵达良乡，一定是提前返回。他为什么会提前返回呢？自然是因为太子早知道皇帝要死。
这个说法，源自对明代的邮传系统不太了解。
明代的邮传体系从移动方式上来分，可以粗略分成水递、马递与步递。前两者顾名思义，是靠船只与马、驴等进行消息传递，步递则是靠人的脚力递送。
和直觉不同，明代的公文传递靠人力为多，而且速度不比马匹慢。在驿道之上，会设置有许多个急递铺（到明中期逐渐与驿站合并），两铺之间相距均为十里。铺内驻扎有少壮铺兵，腰系铃铛，一接到公文便立刻飞跑而出，直到下一铺。
根据规定，两铺之间的这十里距离，铺兵必须在四十五分钟之内跑完。两华里折算一公里，也就是说，步递的移动速度是每小时六七公里。如果大家对这个速度没概念的话，我这个胖子日常健身，每次会跑上五公里，三十二分钟之内完成。
那些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完成这个路程，非常轻松。
当铺兵跑到下一铺之后，会有另外一个铺兵等候在那儿，交接文书之后，继续以同样的速度冲出去。就这样轮换接力，铺段相接，每一段都是以最好的状态前进，无须考虑休息。这种传递方式昼夜不停，二十四小时之内，理论距离可以跑出约一百五十公里，三百里地。
这个速度，已和寻常马递的速度持平。北京到南京的距离是两千两百三十五里，一封文书从北京发出，无论走脚递还是寻常马递，理论速度八天就能送到南京。
但马递也可以采取接力轮换的方式，昼夜不停，速度会更快——所谓“八百里加急”。当然，这个“八百里加急”只是理论值，考虑到夜间视野受限、沿途地形阻碍等要素，实际上日行五百里，也就是两百多公里。不计成本的话，两京之间单程只要六天时间。（因为还要考虑黄、淮、长三条大河的涉渡。）这种加急传递成本极高，参与传递的马匹一定会跑废掉。只有最紧要的军情大事，才能用这种方式传递。而“召还太子”，恰恰就属于大事中最要紧的一桩。
考虑到海寿一个人不可能连续八天昼夜奔驰，也许朝廷采用的是双发，正式玺书由海寿携带前往，同时也会发出一封信函，通过马递先发通知太子。毕竟朝廷最急切的目标不是送达玺书，而是让太子尽快得知消息，及时返回。
换句话讲，在五月十八日之前，朱瞻基完全可能接到来自京城的消息。接下来，他有十五天时间从南京返回北京。这个时间虽然很赶，但不至于完全做不到。朱瞻基的行程暴露弑父阴谋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宣宗实录）的说法，当朱瞻基在南京接到海寿的消息时，南京已经到处在传言洪熙皇帝去世。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海寿出发时，带着的是“上不豫”的消息，并不知道次日洪熙驾崩。那么南京这个传言，到底何时兴起？又是从何而来？
实录记载得相当含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朱瞻基接到消息后并未封锁，消息很快传入城中各处，以讹传讹，从“不豫”变成了“驾崩”，谣言歪打正着，反成了预言。
无论如何，朱瞻基这时在南京已经不能待下去了，他必须立刻返回京城。这时太子身边的幕僚劝他说，这是一个敏感时期，必须小心，最好待护卫部队齐备了再返回。还有人建议，不要走驿路官道，最好从偏僻的小路迅速北上。
从这些提议来看，这些幕僚应该预见到了某种危险，而且就在归途中。但朱瞻基拒绝了这两个提议。无论是整齐兵马还是走小路，都太耽误时间。他这样说：“君父在上，天下归心，岂有他心？且予始至速还，非众所测。况君父召，岂可稍违！”
朱瞻基到底是跟随朱棣打过仗的人，颇有决断。他认为自己刚到南京，即刻返回，这种反应速度远远超出别人预料，根本反应不及。朱瞻基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尽快归京是最重要的，多高的风险都得冒。
至于这个风险是什么，朱瞻基没明说。《实录》里只说他“遂由阳道驰还北京”。阳道即驿道，但究竟是走水驿、陆驿还是水陆交替，实无可考。但在《明史》的《朱高煦传》里，却记录下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细节：“未几，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
汉王居然在半路设下伏兵，打算把自己这个侄子干掉。只因为朱瞻基的行动速度太快，这边仓促间未能合拢包围，才让太子逃出生天。由此可见，东宫幕僚在南京的劝谏，是有原因的，而朱瞻基果断行动，是何等英明。
只可惜史料不全，到底汉王是在哪里“伏兵邀于路”，又是如何“仓促不果”，只能让我们自己去想象了。这也是这本小说的灵感源头所在。最早是常江老师觉得这一段大有文章可做，讲给我听，我用一个我考证出来的西汉故事跟她做了交换，才开始了朱瞻基的大冒险。
朱瞻基躲过了汉王的伏击之后，在六月初三抵达良乡。在这之前，洪熙皇帝的尸体一直停在紫禁城中，秘不发丧，等候着他的到来。很快一干大臣赶至卢沟桥，捧遗诏迎候太子。太子在香案前几次哭至晕厥。
接下来，就是一步步的常规操作，再没出什么意外。朱瞻基顺利登基，定年号为“宣德”。
不过《实录》里特意提过一句：“大行皇帝上宾，外间稍稍有闻时，上未至北京，喧传高照，欲举犯阙，人心汹汹。及上还始定，而京师戒严已久。”
可见在朱瞻基返回之前，京城地面并不太平。无论是“喧传高照”还是“欲举犯阙”，这都是相当严重的行为，尤其是在京师戒严的前提之下，谁有权力和资源搞出这么大动静？《实录》未提，但明眼人都知道。因为，这件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朱高煦早在永乐年间，就一直蠢蠢欲动，简直要把“谋反”挂在脸上。他不是坑陷大臣——比如解缙即死于他的谗言——就是嘲弄哥哥朱高炽，还私养军队，杀害地方军将。最后连他父亲朱棣都受不了了，将他废为庶人。多亏了朱高炽求情，他才恢复了藩王身份，但被徙封至乐安州，不得出城。
朱高煦的野心并未因此停息，他派自己的儿子朱瞻折在北京，随时监控京城动静，经常一天送出六七份情报。尤其是朱棣北征之后，他更是派遣了许多党羽潜入京城，看是否有可乘之机。
所以当朱棣死于北征时，杨荣如临大敌，秘不发丧，直到太子朱高炽迎到棺椁，方才放心，这正是为了防止朱高熙父子搞出什么小动作来。
后来朱高煦杀了朱瞻折的母亲，父子失和，朱瞻折向洪熙皇帝举报朱高煦的种种恶行，而朱高煦也不示弱，亲自跑到北京来，举报朱瞻折在京城私窥朝廷的恶行——这一对父子，真是够奇葩。洪熙皇帝哭笑不得，说“汝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稚子不足诛”，把朱瞻折远远打发去了凤阳守皇陵，改了老二朱瞻坦为世子。
一年不到，同样的局面又出现了。这一次是天子死在京城，太子远在外地。这一次天赐良机，朱高煦岂会放过，他除了设伏谋害太子之外，自然也得在京城搞出点事情来。不，不只是京城，朱高煦这一次的篡位动作，比想象中要大得多。整个计划的轮廓，要再等一年才会完全浮出水面。
宣德皇帝即位之后，对这位派兵伏杀自己的叔叔挺好，非但没下旨申饬，反而增加了封赏。他之所以这么做，显然也是意识到了汉王的布局太大，一时不宜动手。先等自己位置坐稳，再清算不迟。
洪熙元年，就在这种诡异的和睦气氛中过去了。到了次年，也就是宣德元年的八月，汉王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惶恐，决定动手了。
他派遣了一个叫枚青的亲信，潜入京城，联络勋臣做内应，结果被英国公张辅给抓起来了。与此同时，汉王不知怎么说服了山东都指挥靳荣，在山东境内拉起一支强悍的队伍，给诸多将领分派官职，大加许诺。更夸张的是，天津、青州、沧州、山西诸都督指挥，也相约举城响应汉王。
倘若这个计划真能搞起来的话，等于是将京城团团包围，说不定真能成事。
可惜这一连串举动，全在宣德皇帝预料之内。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就像郑庄公对付弟弟共叔段一样，安静而耐心地等对方主动跳起来，等着汉王“多行不义必自毙”，然后再师出有名，一击而定。
当汉王在乐安州正式打起反旗之后，宣德皇帝终于动了。他御驾亲征，带领京营大军把乐安州团团围住，四周神机铳箭，声震如雷。在这种恐怖的震慑之下，汉王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有一点胜机，主动出城请降。
宣德皇帝指定身边一个叫于谦的年轻御史，历数汉王的罪行。史书记载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高煦伏地战栗，称万死。”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令宣德皇帝龙颜大悦。这让他接下来的仕途一帆风顺。
不过宣德皇帝并没有杀掉汉王，而是将他们父子带回京城，关在西安门内。但其他参与者就没这么幸运了，被砍头的有六百四十余人，戍边者一千五百余人，编边氓者七百二十人。可想而知，朱高煦叛变的规模有多大。
虽然从现有资料里，我们无从判断朝中重臣有谁参与了这场叛乱。但从京城动静来看，汉王绝不是孤军作战，一定是内外呼应，才有胜算。其中最值得怀疑的，正是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吕震。
吕震虽然官运亨通，但性格佞谀倾险，操行无取。他在这场汉王之叛中并未受到什么牵连，但在汉王覆没的稍前时期，突然离奇暴毙。史书上说他去祭祀太庙，在西番僧人那儿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回家之后突然死了，算得上是一件奇事。
汉王这个人，当真是骨子里桀赘不驯。他即使被禁锢在西安门内，依旧没夹起尾巴老实做人。《国朝献征录》里记载了他的结局：有一次，宣德去探望汉王，没想到汉王一伸脚，把他绊了个大马趴。宣德这次可真是气坏了，找来一个三百斤的铜缸，直接把他扣在地上。汉王还不服，试图把大缸举起来。宣德命人在旁边烧起炭火，把汉王硬生生烫死在里面。而汉王的十个儿子，包括朱瞻折、朱瞻坦、朱瞻域在内，一并处死。
都惨到这份上了，居然还主动作死，只能说汉王真是性情中人，宁可不要性命，也要好好出一口恶气。在解决汉王的同时，宣德皇帝还在忙碌于另外一件事：为先皇修建陵寝。
这事本来不算奇怪，哪个皇帝登基之后都会干同样的事。可麻烦就麻烦在，朱瞻基必须同时修两座陵寝。
永乐七年，朱棣选定了京城北边的黄土山，改名天寿山，开始修建自己的长陵。长陵规模宏大，工程浩大，一直到永乐十一年，方才修完地下部分，但地上部分始终没有彻底竣工。洪熙皇帝即位之后，长陵工程仍在继续。可谁也没想到，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便突然去世，别说他父亲的陵寝没修好，连自己的都没开始动工呢。
两座陵寝，都要朱瞻基来主持修建，这个负担可是不小。好在洪熙皇帝临终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涣于民，不忍复有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于是朱瞻基在长陵西北不远处选定了下葬位置，亲定规制，是为献陵。献陵的规模与设计，完全遵照了洪熙的遗愿，不张奢华，力求简朴，很多建筑能省则省。
献陵的正式动工，是从洪熙元年七月开始，也就是宣德皇帝登基后一个月。为此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亲率军士万人，南京附近卫所旗军以及匠户等十一万人前往助建，另外又从河南、山东、山西、直隶等地区征调了五万名民夫。
如此规模的人力动员，加上陵园设计不算繁复，建造速度自然很快。同年八月，玄宫便告落成，洪熙皇帝正式入住。但其他配套建筑比如明楼，则暂时停止了施工，因为无论如何得先把长陵完成，不然儿子的陵寝比父亲的先修完，于礼不合。
长陵最终全部完工，是在宣德二年。不过我们现在去参观所见到的大石牌坊、棱恩门等，都是嘉靖年间才增补起来的。至于献陵的正式完工，则要拖到正统八年三月，宣德皇帝已经去世很久了。顺便一提，宣德死后入葬的景陵，比献陵还小。他临终前表示身为儿子，不敢比父亲的陵寝规制大，更不要像长陵那么劳民伤财。所以后人做过总结，明十三陵中，献陵是最简朴的一座，而景陵是最小的一座。
说到这几座明代帝王陵墓，还有一个无法绕开的残忍话题，那就是殉葬。
殉葬作为一种古老、野蛮的葬礼制度，盛行于商周，式微于春秋战国，并在秦汉之后基本绝迹。此后中原王朝不复见成习俗化、礼制化的陪殉之仪。但到了大明开国之后，这种古老的殉葬习俗突然便死灰复燃。据毛奇龄的《彤史拾遗记》记载，朱元璋去世时，一共有四十六个妃子陪殉于孝陵，宫人也有十几名。《万历野获编）则说“凡妃殡四十人，俱身殉从葬。仅二人葬陵之东西，盖洪武中先殁者。”
无论是哪一种记载，都说明朱元璋去世时，陪葬宫妃的数量相当惊人。这些不幸的殉葬女子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朝天女”，她们的亲属则被称为“朝天女户”，颇得朝廷优恤。
比如在建文朝中，一批殉葬妃子的亲属被特批进入锦衣卫，成为百户或千户。靖难之后，这些人本该作为建文一党被清洗，但朱棣特意下旨挽留，对这些朝天女户安排不同，调去了孝陵卫。一个叫程嗣军的诗人这样写道：“掖廷供奉己多年，恩泽常忧雨露偏。龙驭上宾初进爵，可怜女户尽朝天。”
建文帝在南京陷落后神秘失踪，无从下葬，并无殉葬的机会。而到了朱棣去世之时，遗诏一体遵照祖制，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宫妃殉葬。《太常续考》称陪殉长陵的妃子一共有十六名，但具体有哪些人已无可考。只有《李朝实录》的世宗卷二十六里，记录下了韩氏、崔氏两名朝鲜妃子的名字，以及殉葬的详细过程。这里姑录全文，至今读之仍是毛骨悚然：
及帝之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韩氏临死，顾谓金黑（韩氏的奶妈）日：‘娘，吾去！娘，吾去！……’语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与崔氏俱死。诸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亲入辞诀。
洪熙皇帝虽然宅心仁厚，庙号仁宗，可在宫妃殉葬这件事上也未表露出任何不忍。关于他的陪葬宫妃人数与名字，《大明会典》《太常续考）《宛署杂记》《宣宗实录》《万历野获编》等材料记述不一。但统而言之，一共有五名妃子陪殉献陵，其中甚至包括一名贵妃郭氏。郭氏为洪熙生了三个儿子，按道理如果宫妃有所出，则不该算入殉葬之列。究竟她是自愿而往还是别有隐情，不得而知。
另据《长沙府志》，这五个妃子之中有一位谭妃，是湘潭人，父亲曾任浙江道御史。她在永乐二十二年被选为太子妃，没过一年便赶上洪熙驾崩，“自缢”而死，被宣德封为“昭荣恭禧顺妃”，想想看，一个年轻女孩子入宫才几个月，便要被拖去黑漆漆的陵墓中殉葬，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这位谭妃的生平，是小说中王景妹这个角色的最早源头。
而到了宣德皇帝去世之时，殉葬制度仍在延续。《太常续考》称一共有八位妃子殉葬，其他材料记载的数字不等，其中《英宗实录》的数字最多，一共有十名妃子，而且姓氏、封号、谥号俱全，当为最可信。
接下来的正统、景泰二帝，情况有点特殊。先是正统陷于虏手，景泰称帝，正统归京之后，发起夺门之变，将景泰废为郕王，改元天顺。景泰帝既被废为王，死后没资格入天寿山帝陵，遂葬于西山，是为景泰陵。但宫妃殉葬之制，并未因此豁免。《双槐岁抄》记载说：“天顺元年二月……癸丑，郕王薨，葬祭礼如亲王，谥日戾。唐氏等妃殡俱赐红帛，自尽以殉葬。”
更夸张的是，明初除了帝王热衷于殉葬之外，诸王去世也讲究要王府妃嫔殉葬。仅在正统年间，就有丰王去世，丰妃刘氏自缴；周宪王去世，有七名妃子陪葬；越王去世，有妃子吴氏死殉；河阴王去世，夫人巩氏殉夫。甚至唐王世子去世，世子妃也要被迫自杀。
这种风气越演越烈，连民间都深受影响，寡妻殉夫竟成为美谈，民众纷纷效仿。不知多少无辜女子因此而死。
正统帝朱祁镇虽然在历史上名声不佳，但在宫妃殉葬这件事上，倒比之前的诸位先帝要强。到了天顺八年他临终前，颁布遗诏说：“殉葬非古礼，仁者所不忍，众妃不要殉葬。”他怕别人误会只是客气两句，还特意叮嘱说“此言俱要遵行，毋违”，说明是真心实意要废除。
于是从正统帝开始，明代帝王再无殉葬之事，这个野蛮传统就此消亡。不过上头虽然踩了刹车，下面的惯性却不那么容易停住。成化、正德两代帝王期间，王府、勋贵殉葬之事仍不绝于耳，直到隆庆一朝，仍有零星记载。可见恶政影响之深远，又岂是一两代人。
起初我起意写这部小说时，只是单纯想写个冒险故事。但随着阅读资料深入下去，尤其是读到殉葬史料时，我意识到，自己没法对此视而不见。洪武、永乐、洪熙、宣德诸帝或雄才大略，或仁慈淳厚，从大历史角度来说都有着极高贡献，但在殉妃这件事上，他们的责任无可推卸。所以我想，也应该为这些莫名殉葬的女子留下点什么。吴定缘当然是主角，但真正推动书中波澜的灵魂人物，是苏荆溪。
聊到这些角色，也有几句话要念叨一下。
吴定缘是完全原创的，史上并无此人。不过《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记载了铁铉一家的结局：“妻杨氏并二女发教坊司，杨氏病死，二女终不受辱，久之，袨同官以闻，文皇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皆适士人。”
铁铉的夫人杨氏病死于教坊司，两个女儿虽然生活凄惨，但并未遭受侮辱。在铁铉同僚的暗中帮助之下，朱棣最终赦免了她们两个，释放出去嫁给士人。
铁铉的父亲铁仲名以及母亲薛氏，被发配去了海南，在那里终老一生。而铁铉的两个儿子，长子铁福安被发配到了河池，后遇洪熙赦免，返回偃师魏家寨。次子铁福书则避难逃亡关外。两边各自发展繁衍，相继有沈阳铁氏、偃师铁氏、南阳铁氏等多条支脉，皆以偃师铁氏祠堂为祖祠。
铁铉本人被捕之后，遭遇磔刑而死。坊间有油炸不屈、面北站立而死等传说，多荒诞不经，但铁铉死状颇惨，确系史实无疑。因为他是对抗朱棣而死，所以在官方一直无从正名。但民间早早就开始祭祀铁公，偷偷修起了很多铁公祠。比如在济南有一座七忠祠，据说就是为纪念铁铉和其他六位济南保卫战死难者而修的祭祠；邓州还有一座在南刁河畔的荒丘，相传是铁铉之衣冠冢。
到了万历年间，皇帝下了诏旨《苗裔恤录》，彻底为“靖安罪臣”们平反正名，铁铉亦在其列。至此距离铁铉死难，已过去了一百七十年。
苏荆溪历史上无其人，大率综合了赵娥、王舜、申屠希光、唐传奇里的谢小娥、《儿女英雄传》里的何玉凤、吕四娘，以及刺杀孙传芳为父报仇的施剑翘等人，亦参考了一代女医谈允贤的生平。
气质上最像的，应该是蒲松龄的一部短篇小说《侠女》里的无名女主角。这位侠女一直打算要对仇人复仇，只因老母还活着，暂时不能动手，但时常去仇人门口溜达，生怕因此淡忘。邻居顾生对她们母女很是照顾，女子便跟他同房，但不肯结婚。后来她怀孕产下一子，扔给顾生抚养，独自出门去砍下了仇人的头颅，从此不知踪影——该谈恋爱谈恋爱，该生孩子生孩子，生完了让老公去带，绝不会为这些事耽误自己的事业，这样的侠女是很具现代意义的。
苏荆溪提供给朱瞻基的那个拔箭头的解骨之法，来自《刘涓子鬼遗方》。这本书是晋代刘涓子所著，后来在南齐又被人重编过，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外科专著。原有十卷，但到宋代只剩五卷了。书中记录最多的，是关于瘫疽的辨证与治疗，苏荆溪毒杀朱卜花，或是从中得来的灵感。书中亦记载了金疮外伤等伤的处置办法，且多是在战场上急救之用。苏荆溪使用的解骨法，即从中得来。不过我本人没试过，方子有效与否，权当小说家言吧……
梁兴甫本是永乐年间的一位民间搏击高手。《都公谭繁》记载了他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身材矮小，但臂力超绝。有一次梁兴甫去南京，在城门与守军发生冲突，一个人打得一群大兵没有还手之力。指挥听到这个战绩，把梁兴甫请到堂下，当着一百多名军中精锐打了一套拳，慑服了所有人。梁兴甫往外走的时候，竟没人敢拦。后来他跑到北京，看到两个人对战打得热闹，站在旁边失笑。一人大怒，倚仗身材高大，抓起他说你想要摔到东边还是西边，梁兴甫说随便你。话音刚落，那人扑倒在地，梁兴甫还稳稳站着。另外一人大惊，一把将他推到墙边。谁知梁兴甫轻轻一跃，就从他肩头跳到背后，一巴掌将其打倒。这两个人心悦诚服，都拜了他为老师。
梁兴甫是个武痴，四处云游，想跟高手对决。在他老年之时，打听到广西有个和尚，外号“勒菩萨”，拳法无敌，两人相约在吴地某个寺庙较里。勒菩萨和梁兴甫跳到一个高约数丈的施食台上，周围无数围观者。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最后梁兴甫技高一筹，用脚踏伤了和尚的胸腔，但和尚重伤前的反击，也打中了梁兴甫。两日之后，梁兴甫因内伤太重而死，三日之后，和尚也死了。
周德文亦有其人，只是不见诸正史，只在徽州文书里留下了一点点行迹。
朱棣建起北京城后，从南方强行迁移一批富户过来。永乐元年八月，绩溪县的一户周姓人家被认定为富户，户主周世杰被迫北上。永乐七年，朝延再一次抽调江南两千户人徙北。这时周世杰己去世，周家的麻烦却未免除，最后只得让周世杰的第三个儿子周德文应役。
这一次迁徙，是“连当房家小，赴部听拨应用施行”，等于周德文全家老小都搬过来了，基本上断绝了回乡的可能。这些富户被安排在宛平、大兴两县，充任厢长，负责催办钱粮、勾摄公事，同时还要支援新京城的建设。
周德文的具体工作，是协助朝廷采买、押运各种材料。根据《梁安城西周氏宗谱》的记载：“（周德文）东走浙，西走蜀，南走湘、闽，舟车无暇日，积贮无余留，一惟京师空虚、百职四民不得其所是忧，劳费不计。凡五六过门，妻挚不逞顾。”这份工作极为辛苦。周德文因为太过劳碌，最终感染寒疾，病死于宛平县德胜关。
这些小人物不会出现在正史之中。好在周德文是徽州府出身，而徽州人喜欢做记录，这才把他的行迹留存下来。哦，对了，周德文之所以如此劳累，很有可能与阮安有莫大的关系。
阮安，字阿留，是交趾人。永乐年间，张辅平定安南之后，发现这个孩子长得秀气，头脑也不错，便把他带回京城，留做宦官。
没想到阮安这个人，是个工科奇才，很快就把兴趣转移到营建上来。他的天赋高到什么程度呢？连图纸都不用看，只要实地用肉眼勘测一下，尺寸方位就都算出来了。工部官员只要按照他给的数据，直接执行，绝不会出错。
在修建北京城以及疏浚漕河的一些大工程中，阮安都有所参与。史料记载“自永乐中已遣太监阮安营北京城池、宫殿、诸司府解，工部特奉行而已”，给阮安的权限大得惊人。不过阮安那会几年纪还小，未受重用。到了正统年间，他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当时的北京城，还不是后世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格局。在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节点，北京只有紫禁城、皇城与外城，正阳门以南的广大区域（今所谓南城）还没包括进来。要一直到嘉靖年间，才将这个区域全部囊括进城区范围。而且外城城墙多为夯土结构，九门之上也缺少城楼、瓮城和箭楼。
正统皇帝雄心勃勃，打算对北京城进行一次大规模扩建，包括把城墙用砖头包砌、开挖太液池南海、建起九门城楼，还有更重要的，要在九门设置九道水闸，疏浚通济河以解决京城水灾问题。
本来这项工程该是工部侍郎蔡信主持，蔡信苦着脸说必须征调十万民夫，以及相当的材料费，否则这事办不了。正统皇帝又找来阮安，阮安说一万人够了，材料费一分不用花。
他直接征调了一万多京营士兵，没有惊扰民间，而且使用的材料，还是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在库房里寄存的材料，无须额外从外地征调运输。在阮安天才般的统筹之下，这一系列大工程多快好省地完成了。
此后他被连续委以重任，包括三大殿的重建、诸部公解的重建、漕河疏浚、河流治理等等，简直就是大明朝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甚至到了晚年，他还被派去治理张秋河，并死在了工地现场。
时人对阮安的评价极高：“清介善谋，尤长于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门、两宫、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杨村驿诸河，凡语诸役，一受成算而已。后为治张秋河道卒。”更难得的是，阮安只对工程本身有兴趣，对钱财毫无兴趣。皇帝给他的赏赐，他都还回去了。在阮安死后，行李里连十两银子都没有，作为多个工程的经手人，如此廉洁，实属罕见。
《孤树衷谈》里还记录了关于他的一则小八卦：宣德临死之际，有个叫阮安留的宦官随侍在身边，他说皇帝崩时“肤肌燥裂犹焙鱼，以烈剂”。这个“阮安留”即是“阮阿留”，正是阮安的小名，说明在宣德一朝，他与皇帝是颇为亲近的。
说到阮安修建九门九闸，还有一件事必须跟大家讲讲。
小说里描写了京城大雨成灾，紫禁城外洪水滚滚，主角驾棺漂浮而出。这个桥段虽是杜撰，但也绝非凭空得来。
水灾一直是明代北京城最为头疼的麻烦。虽然京城身处燕北干燥之地，可一旦下起暴雨来，势头丝毫不弱于南方。每年从五月底到八月底，京城都会面临暴雨成灾的窘境，动辄水淹盈尺，把半个城区都泡在水里。明代相关的文献中，隔三岔五就能看到“都城摧塌者，几百余丈；室庐垣墙寝妃，动以万计”“雨水霖露，动经半月，倾颓墙屋”之类的描写。
李时勉特别介绍过京城的气候规律：“今岁正月不雨，至于四月。四月凡三得雨，虽未厌足，然人皆喜。五月朔日始大雨，朝野相庆。自是淋淫不绝，晴无连三日者。有时雨骤，至沟渠泛溢，街巷水没焉，墙屋颓毁相望。”
比如在永乐四年八月，北京遭遇水灾：“坏北京城五于三百二十丈，天棚、门楼、铺台十一所。”居然把城墙泡塌了五千多丈，这个破坏效果实在惊人。再比如正统四年五月：“大雨骤降，自昏达旦。城中沟渠，未及疏浚。城外隍池，新瓷狭窄，视旧减半，又作新桥闸，次第壅遏，水无所泄。”这次灾害，足足冲毁了官舍与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区，溺死男女二十一人。
成化六年与十三年，爆发了两次京城水灾，受灾人数都在两千户以上，这可是京城里的居民。弘治二年七月，出现了一场“数十年来水患，未有甚于此日者也”的大灾，受灾人数更是骇人。
这些水灾，大到什么程度呢？
嘉靖二十五年曾经有过一次水灾，洪水淹没了承天门（今天安门）外的诸部衙署。其中刑部的监狱地处低洼，率先被淹没。当时牢房里有一千多个犯人，眼看就要被淹死。管监狱的主事徐学诗当机立断，打开监狱，号召犯人们自救，赶紧转移到附近比较高的地方，比如城隍庙。实在来不及转移的，就自己拆屋子搭高栅，爬到上头去。这些犯人又冷又饿，徐学诗选拔了几个游泳健将，游出去买饼买姜，再设法送回来。三天以后水退了，刑部领导一看，一个没死，都大为赞叹——堂堂京师刑部大狱，竟能演出荒岛求生的戏码。
万历三十二年七月，也爆发了一场水灾，被淹没的是锦衣卫大牢。可惜这次没有徐学诗这样的人了，囚犯尽皆溺亡。事后沈一贯去视察现场，震惊无比：“今年雨多，即墙外大路设有沟渠，亦皆渗没，况此监中如同壑底，何能待其暗消？人多地窄，气蒸臭秽，不论有罪、无罪，死生难保，情实可怜！”
这一次洪灾极为可怕，工部统计下来，光是奏报坍塌者就有三百丈，又经过十日连雨，内城坍塌七百七十七丈余，外城亦有三百三十丈余，几乎可以说是倾城了。老百姓们不得不爬到高处，扛着锅煮饭，不少人甚至因此饿死在自家屋顶。
万历三十九年夏天，首辅叶向高本来早上起来，准备上班去，结果看看外面，给皇上写了一封《水灾揭》：“连日大雨不歇，满城皆水。昨早臣五鼓而起，方拟趋朝候领诰命，而自臣所居，至长安门一带，皆成长河，水深五六尺，舆马、徒步皆不得施。无可奈何，只于私宅叩首，仍另行报名，躬谢天恩。”——今天雨实在太大了，从我住的地方到办公室的路全淹了，五六尺深的水，骑马走路都没辙。我实在赶不过去打卡上班，跟领导你说一声。
堂堂一国总理，办公室都没法去了，竟然会窘迫到这地步，可见京城的雨灾有多么夸张。除了紫禁城内不曾遭灾，其他地方概莫能外。
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写过一首《乙己都城大水》，单表京城洪水之盛：“阁辽行船悲未央，河鱼东下海洋洋。都抛大内金钱账，不用人间红帖粮。”“阁道行船”，是说长安街上都能开船了，可见洪水之深，规模之巨。
关于城里行船的描写，于若瀛的《愁雨篇》更为传神：
天雨夏日逢甲子，占者皆言舟入市。
今年闰月甲子雨，萧萧淡月愁人耳。
岂期连日雨翻盆，恍惚若有蛟龙奔。
中宵如注不暂歇，窗风扑灯灯为昏。
地轴摧陷夭逾黑，长安一夜成水国。
室庐半塌哭声吞，沉灶鸣蛙安得食。
鬼神一怒不肯休，七月六日雨益急。
震反撼屋屋瓦响，携灯照阶阶水长。
平明启户不能出，都城内外皆施浆。
事实上，《宣宗实录》里有过明确记载。在洪熙元年七月，也就是本书故事发生后的一个月，京城恰好遭遇了一场暴雨洪灾，会同馆堂屋与墙垣因此损毁，连齐化、正阳、顺承等门城垣也出现坍塌。一直到了九月份，工部还在抱怨说：“北京城垣东西北三间面有倾颓，城楼、更铺亦多摧敝。请本部具材，行后府发军修治。”因为损毁得太过严重，宣德皇帝又把精力放在了陵寝修建上，只得宣布来年春暖后再来管这一摊事。
所以主角吴定缘在洪熙元年六月初赶上一场京城大雨，让他在紫禁城前、长安街头驾棺行舟，不算夸张。最后再简单说说迁都和漕运。
洪熙皇帝一直想迁都回南京，而且在遗诏里明确表示：“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匡子民宜从众志。”宣德继承皇位之后，也有过这样的打算，但最终并未付诸实现。他统治期间，唯一的表示就是让北京六部继续维待“行在”的称呼，表明留在北京是暂时的，我迟早是要回南京的。
但为什么他没积极推动这件事呢？理由很简单，还是地震。
洪熙元年上半年南京震了三十次，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宣德在洪熙元年六月登基，随后南京城又地震了九次。接下来从宣德元年到宣德八年，又一口气震了三十五次。这么算下来的话，洪熙加宣德爷俩在位期间南京一共地震了七十四次，南京简直像是开了震动挡一样。
如果这还不足以震慑读者的话，咱们可以纵向比较一下。有明一代，除去洪、宣之外，赶上南京地震最多的是弘治，十三次，其次是成化，五次，再次是永乐，四次，其他皇帝不过零星两三次。他们绑到一块，都不及洪熙、宣德父子俩。看来老天爷是真心不乐意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算宣德想迁都，也真心迁不动。朝里还有一堆别的事，只好先缓缓。这一缓，缓到后面的正统、景泰、成化几位皇帝在位，他们都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对南京毫无感情，迁都这事自然也就彻底作罢。
迁都不成，漕运自然也得维持。于是京杭大运河得以保留运转，忠诚地为大明王朝服务到了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