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就觉得她的精神状态有问题。”，梅彭递给我一杯水，满脸歉意。
“没什么的。?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我揉揉被掐得生疼的脖子。有些地方已经被坎普尔那尖利的指甲给挖破了，手指碰到上面，火辣辣的——我皱了皱眉头。
“能给我一个创可贴么？”
“好的，你等等。”，梅彭出去了。
我打开刚才梅彭取出胡椒蜂蜜饼的抽屉，那里面果然还有不少——我随手拿了一小块，藏在了夹克衫的口袋里。
梅彭给我找了一个特大号的创可贴。我就着狱警办公室墙上那半块破镜子，将它胡乱贴在创口上，又是一阵疼。
“我还没吃午饭呢，能给我一块胡椒蜂蜜饼么？”
“那是最后半块了，她的运气比你的好。”，梅彭尴尬地笑笑。
回程的地铁上，我将刚入口的那小半块饼都吐到了垃圾箱里——称那东西为“盐块”或许更适合些。
可怜的人回到局里已经接近下午四点，汉迪克他们早不知去哪儿了。我打了一杯咖啡，来到档案室——老吉姆正坐在那里：手握着笔，但又并没在写字。那绞尽脑汁的样子，似乎是在赶报告。
我的意外到来很让他高兴：
“嘿！小伙子，你怎么受伤了？争风吃醋的事儿，相信我，少做为妙。”
“?嗯。我想查查罗密欧的那个案子。”
老吉姆的玩笑话我并没有接下——这恐怕让他感到很没趣：他打了个哈欠，从抽屉里摸出了登记本：
“日期和警官证号。”
“好的。”
我拿起桌上的圆珠笔，填好之后，递还给他——他看也不看，将本子塞了回去。
“大概在LS区15那块儿，耐心找找。”
“谢谢。”
老吉姆原先并不在档案室干的——虽然他总笑称档案室是“片警最惨的归宿”，但他原来的工作实际是探员。他原本的工作表现如何我并不清楚，但至少这档案室在他的管理之下是不错的——说他是“爱喝咖啡的档案自动查询器”，毫不为过。
区的档案并不太多，却本本都积灰严重——在标号15的简陋铁架上，一个隐蔽且背光的低矮角落里，我找到了这本标着《1984-（连环）伊丽泽（·霍费尔）？斩首案-赤莫尔区（附加）》的厚重卷宗：括号里的字和“斩首案”前面那个问号都是后来加上去的——如果是哪本书使用了这么冗长且沉闷的书名，我猜它一定不会畅销。
出人意料的是，这本出生于八四年的卷宗上竟然没多少灰尘——这或许应该归功于它的年年更新：负责这个案子的同事们，在每年往里面加塞资料的时候，大概都会顺道来个大扫除，以便明年再次添加资料的时候方便寻找。
这卷宗的制作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着诸如“案发现场”、“尸检资料”、“目击者资料”??这样的方式来分门别类的。对于连续杀人案而言，这种方法虽然合理，翻阅起来却并不太方便——我不得不将它们拆散，根据我的需要重新分类。
昏暗的日光灯管下，草草写就的现场笔录、印刷体的尸检报告、以不同姿势躺在现场的无头尸体、真实或虚假的目击者们的询问记录、已被否定的或者尚未被否定的嫌疑犯画像、鲜血淋漓的头颅写真、八年以来一批又一批探长探员们的分析总结??杂乱地在档案室那宽大的旧木桌上蔓延开来，惊起一阵阵灰尘的雾差不多九点时候，这本卷宗才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在其内资料的原有顺序彻彻底底地面目全非之后，我终于可以根据这个案子现有的大量有用无用真真假假的线索作出如下的推理：
下一次案件将在今年3月19日凌晨发生，地点是朗林根区碧安卡街（Bianca Str.）。
请别对这个结论感到惊讶——到目前为止推理所能做的，也就仅有这么一丁点儿而已。
第一个死者，即是我们都已知道的伊丽泽·霍费尔小姐。被害时间推测是1984年3月日凌晨——当日早晨大约六点四十的时候，本达·布勒辛（一位晨跑爱好者）在布赫山下的白天鹅桥（Weissschwanbr.）上发现了她。
现场留下的喷溅血迹表明，凶案就在白天鹅桥靠近桥心的左侧护栏那部分发生。白天鹅桥的桥身并不怎么宽（看上去勉强够两辆轿车并排通过，也没有行人道），尸体大概是后仰倒地的——从无头的颈动脉里流出的血液，在桥中央积成了一个小的湖泊。
伊丽泽的头颅在仰躺着的尸体的右手边，表情似乎很安详，眼睛也闭着。
刀口并不是横切的，但是平整无比（法医贡德尔在解剖报告中指出，即使是最快的手术刀也无法作出这样的刀口来），从尸体身后的角度看去，显得右高左低——倒地的尸体也偏向右手方向：汉斯探长由此分析出凶手不是一个左撇子——如果凶手不是站在桥外挥动凶器，或是背对着伊丽泽舞动镰刀（或者其它什么）的话：我承认这番推理是很有道理的。
实际上，如果罗密欧是站在桥外挥动镰刀，伊丽泽在死前一定会被惊吓得不成样子——这显然和伊丽泽头颅的真实表情不符，因此这点理应被首先排除掉。
本达·布勒辛先生自从1979年10月搬家到赤莫尔区之后，就每天坚持固定的路线晨跑了——他的邻居、好友及家人都可以为他作证，他的嫌疑在很短时间内即被排除了。
吕根曼·霍费尔在 3 月 15 日至 20 日间因公同他的秘书莱奥诺蕾·米塔格（Leonore·Mittag）一道前往梅尔市出差，加之他是个天生的左撇子——他的嫌疑也被排除了。实际上，相当多的证词表明：他平日里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
卡罗莉娜（Karolina）·霍费尔，伊丽泽的继母，吕根曼的续弦——她在伊丽泽被害前一天的神秘失踪使得她一度被警方认定为本案最重要的嫌疑人。吕根曼家的管家罗德·施密茨证实，当晚（3 月17 日）十点左右曾看到有辆车从别墅车库里匆忙开出——那辆车甚至压坏了花坛里新种的德国报春花：而这辆之后再也没有驶回的轿车，正是别墅女主人平日里最经常开的。
第二个死者，帕尔姆·奥西埃茨基（Palm·Ossietzky），一个酗酒的中年神父。1985年月7日早晨，无头的尸体在德纳赫区的阿雷尔教堂（Ariel-Kirche）停车场被十六岁的莫姆森·林道（Mommsen·Lindau）发现，后者是该教堂的假期义工。
帕尔姆的头颅则在汉堡广场和犹太博物馆之间的一个公车站的垃圾桶里被发现——星期五早晨，清洁工哈特劳布·茨威尔纳（Hartlaub·Zwirner）在三角街公车站发现了这个包在纸袋里的红鼻子脑袋之后，五局的同事们在阿雷尔教堂及其附近各个角落已然耗时一天一夜的头颅找寻行动才宣告结束。
义工莫姆森曾在3月5日因为一些不足道的小事和帕尔姆神父大吵了一架，他因此整个星期三都和两个朋友在佩拉街的小酒馆里打撞球解气。凌晨两点多朋友才开车送已经醉得厉害的他回家，并且翌日早晨是由其母亲玛丽·林道叫醒他的——邻居们说他一早就骂骂咧咧地说要杀了那酒鬼神父。
不过，莫姆森报警时却是连一个完整的句子都讲不出来，做现场笔录的时候也吐得厉害——圣玛丽第一教会医院开出了其患有先天恐血症的证明，验尸报告又指出凶案的发生时间是午夜零时前后：由于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小酒馆的十多名酒客都证明他当时还在买醉：
据说，酒鬼们坚持证词真实性的理由之一是——他们确定他们当晚看到的月亮很圆。）、缺乏作案的客观条件以及一个比较说得过去的动机，义工莫姆森的嫌疑被排除了。
三角街车站和犹太博物馆很近——多事的报刊媒体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结合死者身份的联想：《自由先导报》甚至将本事件描述为“犹太教对天主教的血腥示威”。本市的教会组织显然受到了舆论影响，在命案发生两周之后，向本市警察总局和市政厅分别递交了《关于要求限制本市犹太教活动的声明》，此举引起了本市宗教界的强烈反应。
平整的斜切刀口以及时间上的巧合使警方将该案和一年前的伊丽泽案联系起来——法医报告证实，两案的创口是类似的凶器所致：此消息公布之后，公众哗然——整整一年的时间都抓不到一名重案犯，还纵容其再度犯案。民意测验表示了对本市执法部门的极度失望，《自由意志报》上甚至发表了《砍头者该砍下谁的头来？》的批评文章。
第三个死者的到来是戏剧性的。1986 年的3 月，大家都在猜测“影子杀手”是否还会继续挥刀。总局和各个分局特意增加了夜间巡逻的片警数量，并通过电视媒体提醒大众夜间无事尽量不要出门。
这个月的犯罪率因而大大降低——截至当月24日全市警方仅收到了一起命案，并且当天就侦破了。24 日的《自由先导报》甚至预言“影子杀手”早已死亡，本市的“连环砍头案”将匆匆落下帷幕。
月25日早上8点过五分，在本市化工研究所从事供应工作的伊利诺斯·卡希尔（·Cahill）女士从昂不雷尔街（Umbriel Str.）17号的公寓楼里出来，匆忙地来到由16、、18号三栋公寓楼联用的地下停车场取车上班。
在B071停车位上（伊利诺斯女士的停车位是B072），她看到一个警察趴在那里——事实证明，被闹钟吵醒的嗜睡者们，一大早晨的神智都是不大清楚的：她完全忽视了已被血液染红了一大片的水泥地面以及空气里厚重的腥臭味，而仅是停下步来，疑惑地大声询问：
“您怎么了？需要帮助么？”
她的询问引起了同是前来取车的邻居，住在 16 号的史蒂文·安东洛维奇（Steven·Antolovich）先生的注意。当这位习惯早起的先生发现这具身着片警制服的尸体缺少了头颅的时候，伊利诺斯女士早已经晕了过去。
随即到来的本局前辈们通过尸体制服上的警官证确定死去的是报到三个半月的新丁片警德里克·梅斯勒（Derek·Messler）——他本该在凌晨三时和另一个片警约翰·华盛顿换班的，但按时抵达约定地点的约翰却并没有见到他。人们在无头尸体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还没来得及寄出的信件，德里克希望通过这封足足有十四页的长信向他的女友黛希·罗兰德求婚和帕尔姆神父的案子类似，德里克的头颅并没有在地下停车场里被发现。
月26日下午两点三十分整，在靠近辛达罗尔饭店的小乔治街公车站等待206路公汽的两个小学生突然听到了刺耳的闹铃声——声音是来自候车亭后的灌木丛。年龄较长的戴维·霍尔（David·Hall）绕过茂密多刺的花坛灌木，拿到了一个已经不再响了的、用宽宽的胶带封起来的纸盒。由于此时公车已经来到，两人并没有时间拆开盒子，而是将盒子带到了他们就读的卡彻曲第一学校。
第一节课后的课间时间里，两人当着全班几乎所有同学的面，拆开了这个被他们称为“藏有神奇宝物的魔术盒子”——片警德里克·梅斯勒的头颅同一个崭新的响铃闹钟并排摆在这个不大的纸盒里，德里克的警帽垫在盒底，空隙处用了六张揉成团的24号《自由先导报》
第三版（实际上还包括第四版——它们之间当然是密不可分的）填充：那一版上最醒目的标题是《“影子杀手”早已死亡？！》
大众普遍将此案看作报复行为，并在有限的范围内对《自由先导报》提出了谴责。《自由意志报》和FW1台更同称德里克片警案为“媒体的不负责所酿造的直接悲剧”。
警方将由三个案件中得到的大量线索结合起来分析，得到了砍头案的如下特征：
， 犯人在每年三月月圆之夜的凌晨时分左右作案；， 除伊丽泽案以外，犯人每次作案之后，都会将被害者头颅丢弃到和凶案现场相距不远的某个公共汽车站附近；， 死者之间没有任何社会联系；， 犯人所使用的凶器锐利无比。
根据以上的第四点，由第三个案子起，局里人开始管这个案子叫“镰刀罗密欧”案——这个提法并没有在任何一个官方文件中正式出现过，完全是约定俗成的叫法（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叫法显然是颇具先见之明的）。
最令警方头疼的是，罗密欧的犯案手法相当高明——从来没有人真正看到他作案，他也从不曾在现场留下过诸如头发、指纹、服装纤维等痕迹。当然，完全不留下痕迹大概也并不可能，只可惜每一次的现场都被没有现场保护意识的围观民众和闻风而来的毛糙记者们严重破坏了：而这群无辜的肇事者们往往又是谴责警方办事不力的主力军（请原谅我这看似偏袒我的同事们的言论——这些实际上都是事实）。
虽然警方在之后几年里，每个三月份的月圆之夜都调派了大批警员和便衣在本市的各处巡逻。无奈自由意志市所辖的范围实在太大——就算对全市三万七千多名警务人员进行总动员，也无法守住自由意志市的每一个角落；加之媒体和官方呼吁全体市民在“非常之夜”不要出门的通告收效不大（人们都是有侥幸心理的），在德里克片警案之后陆续发生了：
年3 月 15 日，罗纳德·巴伦（Ronald·Baron）案。死者职业眼科医生，遇害于提坦尼亚（Titania）广场地下通道中，头颅被弃于卡彻曲第一学校外的公车站。
年3月3日，第三十八届艺术节游行案。死者菲利普·琼斯（Phillp·Jones），四十四岁的水管工。在游行的终点欧泊龙（Oberon）广场，菲利普的尸体被掩藏在一尊巨大的空心莎士比亚雕像下，血迹也被凶手用人造草皮巧妙地覆盖住了——直到3月5日上午收拾会场的时候，清洁工沃尔特·密歇根（Walter·Michigan）才发现了他。而早在3月3日下午，人们就已经在离佩尔修斯街很近的一个公车站（Loony——鲁尼站）找到了他的头颅。
年3月23日，阿肖克·撒克希纳（Ashok·Saxena）（又称“第三个广场”案）案。
死者系长期失业者，遇害于米兰达（Miranda）广场地下通道中，头颅被弃于乔戈里广场和多维尔修道院之间的沙（Shah）站。
年3月12日，戴安娜·弗吉妮亚（Diana·Virginia）案。死者职业历史博物馆管理员，遇害于科德利雅（Cordelia）街93号的地下停车场——这点和德里克片警案类似，头颅被弃于赫塞斯街拐角处的一个小公车站（Patty——派蒂站）。
年3月31日，马萨海罗·梅沙依（Masahiro·Meshii）案（又称“第二个周末的第二天”案——这一年的三月有两个月圆之夜，罗密欧选择的是第二个）。死者职业铁道调度员，遇害于欧斐利雅（Ophelia）街的街心花园广场——尸体在当天凌晨两点半即被值班片警尼古拉斯·利伯特（Nicolas·Liebert）发现：瓷砖地上流淌的血液还在冒着热气，但头颅却已经不翼而飞。尼古拉斯马上通知了总局并封锁了欧斐利雅街，邻近的各个小公共汽车站也在半个小时内布置好了埋伏。
这显然是到目前为止，警方对于镰刀罗密欧案所做最出色的一次——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当埋伏在离案发现场大约两公里处的小公车站戴尔德姆（Diadem）站（离泰塞拉街很近的一个公车站）的探员泽巴士蒂安·锡林（Sebastian·Schilling）将喝不完的小半杯咖啡连同纸杯一道塞进车站旁的垃圾桶的时候，无意间碰到了老调度员马萨海罗干涩而略带温热的嘴唇顺带一提，伯恩哈迪·金格（Bernhardi·Singer）和坎普尔·格兰（Kanpur·Gran）的那三个模仿案子，分别发生在87年9月8日（现场托伊德街9号旁小巷中，死者帕斯卡·戈林（Pascal·Gehring），退休的银行职员）、88年11月24日（现场威尼斯街21号旁小巷中，死者兰茜·鲍姆（Nancy·Baum），小学生）和89年5月20日（现场瑞士画家广场旁小巷中，死者哈克·布什（Huck·Bush），公务员）。特别的，和镰刀罗密欧的案子类似，帕斯卡和兰茜的头颅分别被两人中的某人（估计是伯恩哈迪）丢进了雷街（LayStr.）站（离车门提特街不远）和七警察分局站这两个公车站旁的垃圾桶里——后者被认为是模仿者对警方的挑衅。
想必是十分热爱文学的副探长阿珀尔·丹尼尔（Apel·Daniel）总结了镰刀罗密欧案各个现场的地名之后，提出了本案的另一个特征：
所有案件现场的地名（除昂不雷尔街之外），均是出自莎翁笔下的人物。
阿雷尔教堂（Ariel-Kirche）和米兰达（Miranda）广场——阿雷尔和米兰达均出自莎翁的作品《暴风雨》。
提坦尼亚（Titania）广场和欧泊龙（Oberon）广场——提坦尼亚和欧泊龙是莎翁名著《仲夏夜之梦》中精灵王夫妇的名字。
科德利雅（Cordelia）街——科德利雅是《李尔王》中李尔女儿的名字。
欧斐利雅（Ophelia）街——大概没谁不知道，欧斐利雅是《哈姆雷特》中珀隆琉斯（Polonius）的女儿。
但这个了不起的发现并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本市以莎士比亚作品中人名命名的街名和地名有上百个之多——光是哈姆雷特街就有三条。除了欧泊龙广场之外，也还有另两条以欧泊龙命名的街道。
实际上，阿珀尔副探长提出的假设并不被太多人重视的根本原因，是它并不能够准确预测到今年三月的犯罪现场究竟是哪条街。而且昂不雷尔（Umbriel）街这个现成的反例，也让这个假设的可靠性打了折扣。
不过，我得说——多亏了阿珀尔的启发，我才能将这些现场按照某种奇妙的规律衔接了起来：《大众天文》是我最感兴趣的杂志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