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在教堂的办公室和他家里的书房没有太大的区别。凌乱，东西堆得到处都是。纸张。信件。纪念品。还有些幽默摆设。门上贴着一张细数知足之福的纸条，几张搞笑海报，还有一个假的停车牌，上面是这样写的：
要是占了我的位子
我就让你没有面子
坐下后，我清了清喉咙。我的问题很简单。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内容，任何一篇像样的悼词都会需要。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一行？
“这一行？”
宗教。
“哦。”
你受到了神的召唤吗？
“我不会那么说。没有。”
没有异象发生吗？没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吗？上帝没有以某种形式出现在你的面前吗？
“我想你是读书读多了。”
嗯，你说的是《圣经》？
他咧嘴笑了：“那本书里可没有我。”
我没有不尊敬的意思。因为在我的脑海里，拉比，神父，牧师和教士，都是站在圣坛上的人。我觉得他们生活在人间和天堂当中的那个层面上。神高高在上，我们在地上。他们在中间。
这个联想特别适用于“大先生”，至少在我小时候。除了因为他有魁梧的身材，出众的名声，更因为他的讲道。他的讲道充满了热情与幽默，时而慷慨陈词，时而轻声细语。布道，对于阿尔伯特·刘易斯来说，就好比让明星投手投一个快球，让帕瓦罗蒂唱一曲咏叹调。人们聚集到他主持的教会，就是为了听他的布道——我想他内心深处也明白这一点。而我还肯定在某些其他教会里，讲道还没有开始就有人开溜了。但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教会里。因为害怕迟到，错过了“大先生”的开场白，人们会紧张地看手表，并加快脚步。
为什么呢？我想那是因为他的讲道方式突破了传统。后来我才知道，他受训的布道方式是传统的、学院派的——从A点出发，通过分析和引用，到达B点——但经过两到三次的失败实践之后，他放弃了。听众们听着听着就走神了。太沉闷。他从人们脸上的表情就能够看出来。
他尝试从《创世记》的第一章开始，把文本分割成一个个最简单的章节，并把章节所传递的思想内容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他提问题。他分析答案。一种新的布道方式由此诞生了。
一年又一年，布道慢慢演变成充满激情的表演。他演讲的时候有魔术师般的魔力，把观众的情绪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高潮，一会儿是来自《圣经》的引语，一会儿又冒出一首辛纳特拉的歌，一会儿是歌舞杂耍，一会儿是意第绪语里的典故，有时候还会有观众的参与（“谁能上来帮我一下吗？”）。任何形式都是可能的。一次布道的时候，他拖出一个小板凳，坐在上面开始朗读苏斯博士写的《乌龟耶尔特》的故事。还有一次，他为大家演唱了一曲《往日情怀》。更有一次，他带来了一只西葫芦和一片木头，并分别用刀去砍这两样东西，他想要向大家证明，长得快的东西不长久，长得慢的才能保存更久。
他的布道，旁征博引，从《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和本地的《周六晚报》，到花生漫画史奴比，莎士比亚和电视连续剧《辩护律师》，都是他的灵感来源。他能够用英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或者是假装出来的爱尔兰口音来传福音。他还在布道中加入音乐元素，从流行歌曲，乡村歌曲到古老的歌谣。我从“大先生”的讲道里学习到的语言的力量，要超过我从任何书本上所能够获得的。他布道的时候，你只要环顾四周，就可以看到人们是如何被他吸引住的。就算他在责备大家，听众们照样聚精会神。真的，他的演讲能让人屏气凝神，一气听他讲完才能长舒一口气，他就有那么棒。
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到从选择职业的角度考虑，他是否是受了神的启示。我还记得圣经中摩西和燃烧的荆棘的故事；以利亚和火里微小的声音的故事；巴兰和他的驴子的故事，约伯和飓风的故事。我想一个凡人要传达神的旨意，必定是受了某种天启。
“并不总是以那种方式发生的，”“大先生”说。
那是什么让你入行的呢？
“我想过要当教师。”
一个神学教师？
“一个历史教师。”
在普通的学校里？
“就在普通的学校里。”
但是你去了神学院。
“我努力过。”
你努力过？
“第一次我失败了。”
你在开玩笑吧。
“真的。神学院的校长路易斯·芬克斯坦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阿尔，虽然你掌握了很多知识，但是我们觉得你不具备成为一个优秀的、能启迪人心的拉比的条件’。”
那你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我退学了。”
这，让我很吃惊。关于阿尔伯特·刘易斯这个人，有很多可以谈论的，但若说他没有启迪、引领一个教会的能力？对于熟知他的人来说，这太不可想象了。或许过去的他，为人太温和。或者太羞怯，不适合做教会领袖。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一失败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后来，他在纽约州波特杰微斯的一个夏令营找了一份当辅导员的临时工作。他辅导的孩子中有个特别不合群的。如果要求孩子们在某地集合，他必定会去另一个地方。如果要他们坐下，他就故意站起来。
这个孩子叫菲尼斯。那个夏天阿尔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他，鼓励他，听他诉说问题，耐心微笑。阿尔理解一个孤寂少年的反叛心理。他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就是一个生活在封闭的宗教环境里的胖孩子。几乎没有朋友。也从没正儿八经谈过恋爱。
所以菲尼斯在阿尔伯特·刘易斯那里发现了一个和自己相似，能够沟通的心灵。到夏令营结束的时候，那孩子已经完全改变了。
几星期后，阿尔接到菲尼斯爸爸的电话，邀请他去吃晚餐。原来，菲尼斯的爸爸是著名的犹太教学者和保守派领袖人物麦克斯·卡杜升。那一晚在餐桌旁，他说，“听着，阿尔，我真是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你还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孩子。你还了一个年轻人给我。”
阿尔微笑了。
“显然你非常懂得怎么和人打交道——特别是和孩子。”
阿尔对此表示感谢。
“你有没有想过进神学院呢？”
阿尔吃惊到差点把嘴巴里的食物喷出来。
他回答：“我试过了，但没有成功。”
麦克斯想了一下。
“那再试一次吧，”他说。
有了卡杜升的帮助，阿尔伯特·刘易斯在神学院的第二次求学经历要顺当得多。他成绩出众。他顺利毕业。他当上了拉比。
此后不久，他搭乘公共汽车，来到了新泽西接受面试。那是他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讲道坛。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依旧在这个教会布道。
没有天使吗？我问。没有燃烧的荆棘吗？
“一辆公共汽车而已，”“大先生”回答，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
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他的答案。我所知道的最善于引领人们信仰的牧师，竟然只不过是通过帮助一个问题少年而开启了自己的潜能。
我收好我的黄色采访本，准备离开他的办公室。从我们的两次会谈中，我获知的信息如下：他信仰上帝，对上帝说话，由于某种巧合而成为上帝的仆人，而且他善于和孩子打交道。总算是个开始。
我们走到大厅。我环顾了一下这幢我一年来一次的大楼。
“回家的感觉不错，对不对？”“大先生”说。
我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这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我问，你告诉我的这些事情，在……你知道……致悼词的时候用可以吗？
他摸了摸下巴。
“到了那个时候，我想你自然会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