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机会真正安顿下来，”莉萨对我说道。
她给我们两人倒了伏特加马提尼酒，开始带我参观起这个地处亚历山大里亚心脏地带的公寓。
“我还需要从埃尔帕索水运一些东西过来，”她继续说，“大部分是艺术品，也有一些家具。都是些我想自己打包的东西，我可不愿信任搬运工。”
“我觉得这样子看上去已经很不错了。”
我停在一组有三幅引人注目的画前，画挂在客厅里，十分显眼。我边仔细看着第一幅画边想，是戈雅的作品——那是一幅风中景象，一群十七世纪贵族在河岸边一棵几乎是光秃秃的树下跳舞——不过其他两张画面显得有些神秘。
我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了莉萨。
“你是对的，”她说，“第一幅是戈雅的作品，叫‘在马扎纳尔（1）岸边跳舞’。”
她走到另一幅画前，上面画着一个很黑的房间，一个年轻男子坐在一个敞开的窗户边，盯着自己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双腿。
“这是巴托罗美·牟利罗的画，”她说，“他比戈雅要早，他把作品题为‘年轻的乞丐’。原作在卢浮宫，已经保存了三百多年。”她的声音低沉了一些，“当时周围很多乞丐，很多像这样的孩子可以被挑来做模特。我一直疑惑牟利罗哪来的勇气，真的把他们中的一个展示给那些付钱让他画的人。”她朝戈雅的作品一点头，“我是说，像那里的人。有人在跳舞，而这个孩子还在设法使自己不挨饿。”
我停在了三幅画的最后一幅前，它比其他两幅都大，几乎有三英尺宽，抽象得要命。上面是一个大大的黑色字母A，一个短短的代数方程式。还有一些不成形状的潦草涂鸦，它们被一个粗糙的棕色界线包围着，衬着素雅的淡紫色背景。这肯定不是17世纪的作品，也不是18世纪的。我看了看莉萨。
“这幅画讲完了整个故事，”她说，“是20世纪的作品，安东尼·塔皮斯的，名字叫‘致1976的信’。”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吗？”我朝这三幅画挥了挥手，“你说这里面有个故事。”
“对我父亲来说，确实有个故事，对于我，也是这样，尽管我没有像他那样经历过。”她摇摇头，用西班牙语说了些什么。
我看着她，“对不起，我恐怕不——”
“富人总是富，穷人总是穷。Siernpre los rico，Siempre los pobres.”
“这一幅呢？那个大大的A是什么意思？”
“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新起点。”
她伸手拉我的胳膊，“来吧，我们来添点饮料。”
在去厨房时，我们走过餐厅。餐桌准有八英尺长，又黑又重，椅子也一样。桌后墙上挂着一幅框起来的织锦画，上面是中世纪的狩猎场面。这个房间使我想起了卡斯提尔修道院里的餐厅，我几乎能听到人们在就餐前喃喃的祈祷。
惟一不相称的是莉萨摆在我们面前的餐具。水晶的高脚玻璃酒杯、沉重的银制器皿、边上镶着金色叶片的庞大盘子，银制的烛台上那绿色的烛芯早已点燃。我敢打赌，连西班牙的修道士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奢华场面。也许修道院院长见过，但那里干普通活的决没见过。
我能说的惟一一句话就是“畦”。
她笑了，眼睛在烛光里显得更有魔力。我意识到，她的穿着也很符合这里的装饰。她穿着白色的宽松上衣，扣子扣到脖子处，镶着褶边，一枚黄玉领针别在脖子旁。下身一条藏青色的裙子，紧紧地裹着臀部，褶皱向下张开，垂在她黑色靴子上方一英寸的地方。这装束既正式又随意，两者兼而有之。她那浓密的黑发拂过双肩，看上去让我惊叹得说不出话来。我们就这样站着，有些尴尬，然后她开口了。
“我们回到客厅吧，普勒。我拿些零食来，我们可以坐一会儿，在做饭前好好喝一杯。”
她拿出一个大银盘，上面放着些餐前小吃，我们在客厅里面对面地坐在两把很相称的布艺椅子里，椅子是黑色的，上面有东方特色的漩涡般盘着的红色、绿色和黄色的花纹。
当我这么评价时，她对我说：“是很接近东方风格，但这是摩尔风格的。不过看上去这硬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我有点弄不清了，”吃过两个包着某种加香料的肉的烤面包圈后，我对她说，“你的西班牙语讲得和当地人一样流利，而你的英语又没有一点口音，你的姓也没有一点西班牙裔的味道。”
她笑了，喝了一口马提尼酒，然后把玻璃杯放到我俩间的咖啡桌上，“你没有看过我的个人履历，是吧？”
“我显然是看得不很仔细，不过我认真考虑过要在今晚来这儿前再看一遍。”
“你想……”
“占点优势，这当然了，虽然除了对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外，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但这是一种优势，即我了解你，而你却并不知情。”
“我真的那么有威胁吗？”
“我也不明白。我想我真正想问的是，你是谁？我知道最基本的答案，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把握自己的，是怎么对待作为上司的我的……你出了匡蒂科当联邦调查局特工才不到一年，可你待人接物的方式却不像是那样。”
“真是位奇女子，你是想这么说吗？白天是举止温和的新手特工，夜晚则……”她笑了，“你可以明天上午再做填空练习。”
我凝视着她，不太肯定自己是否听真切了。她身体斜靠过来，伸出手臂，越过桌子，来触摸我。
“好吧，普勒，我乖乖的。”她突然起身，“把你的杯子给我，如果我们准备说真话，最好再喝一杯。”
我把杯子交给她，她拿着两个杯子走开了。我能听见她到了厨房，开了冰箱的门，又关上，还有冰块的丁当声，和她哼着熟悉的民谣的声音。我想着她刚才说的话，想着要对她说真话。我摇摇头，有一天，这个主意会很不错，不过大概不是今晚。
这时她回来了，坐在椅子上，一条腿交叉着叠在另一条上面。
“我先来，”她说，“我父亲从西班牙到这里来之前的名字叫路易斯·萨恩斯——西班牙内战时，做一个坦率的知识分子是很危险的事——但是当他到达埃尔帕索后，发现别人把他完全当墨西哥人对待，即使他也是白皮肤蓝眼睛。他的第一个冲动就是离开，彻底地离开得克萨斯，但他的堂兄住在埃尔帕索，而且堂兄是他在美国惟一认识的人。所以，他忍气吞声地学英语，使自己不带一点口音，并改名叫刘易斯·桑兹。他在巴塞罗那时是有执照的公共会计师，那是很受尊敬的职业，可在这里，他在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之前，只能做一个簿记员。”她微笑着，“他和一个英国人结了婚，直到他六十岁时，我才出生。那是在他相当成功，足以在房间里塞满那些他为改名字不得不放弃的东西之后。他死的那天，身边摆满了这些东西。”
“你母亲呢？”
“妈妈年轻得多。爸爸也许得放弃一些西班牙的东西，但是他决不会放弃西班牙人的特点。他和一个比他小了二十五岁的年轻女人结婚，而我从没有听妈妈抱怨过这一点。”
“我记得在你档案里，首先是得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然后是法学院，接着是在埃尔帕索的地区检察官办公室。”
“我是在奥斯汀读的法学院，但我真的喜欢埃尔帕索，而且当我真正进入社会时，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了。当时埃尔帕索的地区检查院正在聘用检查官，所以我回来了，并成为了公诉人。”
“你离开那样的工作一定不容易。你我的生活圈是公诉人和法官的世界，你为什么转到我们这行来？”
“因为厌倦了。作为新手，我接手的都是一些轻罪，大堆大堆的轻罪案。从头到尾满满一长串的轻罪犯。我觉得自己更像是收垃圾的，而不是一位公诉人。连猴子都能干我的活。一天，我总算换了次口味，接手了一个真正的案子，和几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打了交道，我意识到自己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这情况也在我身上发生过，只不过我是个持证会计，整天坐在桌子后面等着时钟走到五点，让人厌烦透顶。”我摇摇头。“现在，瞧瞧我，还是整天坐在桌子后面，盯的不是同一个钟，但是除此之外，几乎一模一样。”
“难道你把刚过去的几天也叫作坐在桌子后面？”
“那当然不是了，不过我没几周是像这样过的，能回到我本该去的大街上。可这就更难使我再回到冗长乏味的工作中了。”
“那这次你干吗要和那些家伙搅到一起去呢？你本来可以派别人和我一起去布鲁克斯顿的，不必亲自和我一同调查。”
我瞥了一下她的眼睛。她和我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吗？现在伏特加酒在我大脑里起作用了，我差点站起来，把真话告诉她。
“我还非得和你一起工作，”我只能这样对她说，“最高法院的被提名者，做主管的弄不好就有下台的危险。我哪能干坐着让别人来决定我的命运。”
“真是上了控制瘾。难道你不管什么事情都得那么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吗，还是仅仅是在特别调查案件中？”
“部分工作吧，我想。如果老是对案子听之任之，你很难生存下去。”可不是嘛，但今晚可不是谈这档事情的时候。我看了看厨房，“我饿了。我们干吗不动手做起来呢？”
莉萨搅拌沙拉，并把我从杂货店买来的法国面包烤热，这时外面的雨又下起来了。
我把鱼排放在预热过的烤架上，厨房里弥漫着香味。我开了一瓶胡椒巷牌红葡萄酒。十分钟后，我们准备就座。
回到餐厅，蜡烛已经下去了一英寸，但是烛光依然柔美。莉萨走开了一会儿，回来时，房间里有了音乐，是埃拉·菲兹杰拉德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曲子。我们相对着坐在巨大的西班牙式桌子旁，没有任何东西挡着我们彼此对视的目光。我们喝着红葡萄酒，听着埃拉和路易斯。我举起了杯子。
“Amor y pesetas.”我重复着这句西班牙语祝酒辞，当年在加州时髦的就是会几句西班牙语，这句话就是那时候记下来的。
“Y tiernpo para gustarlos.”她回应道。从这张美丽的嘴里出来的西班牙语让人更觉得动听。
我们吃着，时而闲聊时而沉默，十分惬意。酒很快就喝光了。我想起了自己还带着一瓶，就告诉了莉萨，但是她摇摇头，这倒是好事。几杯马提尼酒，两杯半红葡萄酒，我已经漫溢着温暖的感情，而且——我能肯定——她也如此。我们继续聊天，一边吃光了鱼排，等我们吃完樱桃馅饼时，我们已像亲密挚友一般了。过后，我站起身，拿着盘子，绕过桌子，伸手去拿她的，但她接过我手中拿着的盘子，把它放到边上。
“别管盘子了，”她说，“按我家乡的规矩，今晚是要跳舞的。”
她绕过桌子，抓住我的手，领我进入了客厅。
“老天，脱下鞋子，”她命令着，“该死的，你这个样子可太高了。”
我照办了，埃拉和路易斯那一轮也快要唱完了。我们等着下一张唱片开始，我听了一会儿，听出那是琳达·朗斯塔的音乐，纳尔逊·里德尔管弦乐队伴奏，琳达纯净的声音令我颤抖。
莉萨滑进了我的臂弯，我们开始跳舞。我看着她，看着她的头发和眼睛，凝视着那对眸子，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对自己说，放松点，普勒，她是你的下属。这不是你到这里来的目的。根本没有理由让你这样拥抱她，闻她的头发。这样做可没什么好结果。
这都是谎言。
我就这个样子跳完了第一支歌，可是第二支歌让我觉得更为难了。
哦，坠入爱河的男人，你还能去哪里？
这些话在我脑海里摇摆不定，终于把我打垮了。
我抬起放在莉萨背后的手臂，用手将她的脸托到我面前。我吻着她的嘴唇，她也回吻了我。我们相互用手臂紧紧搂着，步伐再也跟不上音乐了。突然，我们离开了客厅，略停一步正好够她拿起第二瓶葡萄酒和开瓶器，我则拿起两个杯子。没一会儿，我们已经在她的卧室里了。进去后，她让房门敞开着。走廊上那一丝灯光足以让她领着我走向床榻。
“坐下。”她低语。
我坐在床边。
她把酒瓶搁在床头柜上，从我手中抓起杯子，也把它们放在一边，然后站在我面前，解开她臀部右边的纽扣。长长的裙子滑到地板上，我望着她的双腿，视线沿着它们向上移到她那条白色的比基尼内裤，接着又滑了下去。我能听到自己的呼吸越变越粗，盖过了音乐。她伸手到背后，松开自己的外衣，耸耸肩膀让罩衣落下去。她的胸罩如此洁白，使她的肌肤显出被太阳晒过后的棕褐色，尽管现在正是仲冬时分。
“该你了。”她声音沙哑地说着，把我拉站了起来。
她解开我的皮带，拉开拉链。我把脚抬出了裤腿，然后伸手去脱球衣，把它拉下来，扔到角落里。我正要脱短裤时，她喃喃道，“想和我做爱吗？”
过后，我们并排躺着，双腿相互缠绕着，呼吸逐渐恢复正常。
“太棒了。”她说。
“的确很棒。”我也说。
这就是我们的交谈。
片刻之后，她的视线沿着我的身体往下移，一边微笑着，“天哪，普勒，我面前是把匕首吗？”
我往身下看，要不是才该死呢。然后我们又来了一回。
这次过后，我们真的谈起话来。
她支起枕头，把它们靠在床头，我们坐在一起。如果在老电影里，我们该一起抽烟，不过喝那瓶我们带进屋来的葡萄酒同样很不错。我把葡萄酒倒在她的玻璃杯里，然后又往自己杯中倒了些。
“我还得叫你老板吗？”她问我。
“你以前什么时候叫过？”
“我太大胆了，我想，你可以告我性骚扰。”
“你可以辩称自己当时精神错乱。”
她笑了，一边吻着我脖子。“你以为我并不是有意把你勾到这里来的吗？你以为你只是走了进来，就把那个可怜的小小的我放倒了吗？”
“唉，那么我得给你读读你的权利了。”
“我需要一位律师。”
“我是个会计师。”
“差不多。”
我支起肘，“我走后，你有权好好想念我。你有权给我打电话，让我到这里来再做一次。你也有权到我家里，做同样的事。如果你来不了，我可以提供往返交通。”我靠得更近了些，“你明白自己的权利吗？”
“明白。”
“你要放弃自己的权利吗？”
我们都笑了起来，笑得太厉害了，不得不当心别让放在淡黄色床单上的红葡萄酒洒了。
然后我们又做了一次爱，不过时间已晚，我们又醉得厉害。于是，我们尽了力，可做着做着就睡着了。
翌日清晨，周六的早晨，我们没有那么疯了。
我和她一起在厨房餐桌边喝咖啡。她的眼神在早晨也有一点迟钝。她开始说话时，我发现她一直在思考。
“安妮博士，”她说，“就是你那位兽医。我是不是让自己陷入了麻烦？”
“我们同居了一段日子，直到六个月以前。”
“我不得不认为你并没有回答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我真正想了解的。”
“我也不清楚，莉萨。我想，我们只是耗光了曾有的感情。”
莉萨摇摇头，“也许是你，是你耗完了感情，不过我那天到你家来时看见了她。”她伸过手，碰了碰我的手，“顺便说一下，我很高兴自己那时来了。你们两人穿得很少，我不喜欢当时那个情形。”
“那你呢？”我问，“你不可能没结过婚。”
“不是没结婚，只是离婚了。”她喝了口咖啡，“卡尔是个得克萨斯人。要搬家去华盛顿的念头使他跑开了。”
“孩子呢？”
“我有种感觉，没到结婚几年的时间，不能有孩子。后来，事实表明这是我的明智决定之一。”
“那么你又是怎么想这个决定的？怎么想昨天晚上的事？”
她笑了，“那在新的特工守则中找不到的，不过如果你觉得可以接受，我就能接受。”她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说道：“你能接受吗？”
我思考着安妮对我说过的关于转盘的事，关于离开中心轴就没有了安全的说法。现在我就能感觉自己正全力滑向盘子边缘。当然，安妮是对的。对于我，生活只剩下两处境地：转盘边缘，或者是等着回到转盘边缘。我看着莉萨。和她一起呆在边缘肯定是件有趣的事。
“我觉得共事不会有问题，如果你问的是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你在我组里不会呆太久的，在布伦达·汤普森案件结柬后你就会离开。女士，你正在去胡佛大楼的快车道上。用不了多久就该我向你汇报工作了，你就会搂着你的小亲亲睡觉了。”
她咧嘴笑着说：“不过我决不会忘记让我爬到那里所依靠的后背，是吧？”她再次摸摸我的手，捏着我的手指，“相信我，我不会忘掉那小精灵。”
“也许白天是小人物，不过到了晚上……”
她把餐巾纸朝我一扔，“够了，你该走了。我知道今天是星期六，我不用处理布伦达·汤普森的事，但我依然是联邦调查局特工，手边一大堆案子。汤普森的案子把我拖得太落后了，不管是不是周末，我都得干活。”
那个老笑话说得不假，说有个家伙做爱做死了，承办殡葬的人花了一个小时才把死者脸上的笑容给抹平。我坐在自己的随想曲汽车驾驶座上，得意地朝周围的司机瞟着，一边缓缓地驶向办公室，有那么一会儿，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又像个完整的男人了。
我笑着打开了雪佛兰车的中波收音机，把按钮转向WDC——“每时每刻、新闻评论”频道——听着上午惯常的把谋杀和重伤事件作为新闻来播报的情况汇总。当播音员开始播报关于白宫的新闻时，我还在笑着。但听到布伦达·汤普森的名字时，我不笑了。等听完报道的内容，我一点都笑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