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车和她一起回到大区分局，并让莉萨回家准备行装。我们要花两天时间去弗吉尼亚，去布鲁克斯顿。我告诉卡伦·基尔布赖德我们要去的地方，并对她说我们将于周五回来。然后趁着等莉萨的时候，我回了一些电话，浏览了桌上放着的一堆新邮件。我想过给凯文·芬纳蒂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的打算和原因，但我还是决定等回来后再说，等我们可以把那些凌乱的线索连接起来，并可以出示所完成的成果时再向他汇报。
半小时之后，莉萨已经在我的办公室了，她拎着一个小小的旅行时过夜用的行李箱，肩上松松地挎着一个皮包，整装待发了。
“稍等。”我对她说，然后给特德·布拉辛格姆——我的第一替补——草草地留了张条子，提醒特德明天处理一下记事本上的事，再次对几个快到期限的案件的进展检查一下。写完后我抓起雨衣。
“走吧。”我说。
我们一起走过没人的大房间。大厅另一头的屋子里正在进行规定的法律培训，我那组的特工们至少一小时内是回不来的。快走出另一端的大门时，卡伦叫住了我。
“普勒，”她说道，“等一下。”她握着手里的电话，“你最好接一下，她说她叫安妮，好像她需要帮助。”
我把雨衣放在最近的一张办公桌沿，说道：“莉萨，等我一下。”我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抓起电话，我连凳子都懒得坐。
“怎么了安妮，我正要出门。”
“我需要一个男人，”她说，然后格格笑着，“我太想要个男人了。”
又是一阵笑声，声音越来越大。
“你知道我该到哪里去找呢？”这次我听出她笑声里有些狂躁，就再也听不下去了。
“安妮，”我提高嗓门盖住她的笑声，“安妮！”她停了下来，然后又笑起来，接着又停下来。“你在哪里？”我问她，“该死的，安妮，你在哪里？”
“笨蛋，在你家里。”接着是一阵笑声，“我想和人睡觉时还能去哪里呢？”又一阵同样的半歌斯底里的笑声。“你多久——多久，多久——才能到这里呢？”
他妈的。我环顾了一下，透过玻璃墙看见了莉萨，她正看着我。我叹了口气，然后又对着电话说：“半小时，你得保证不走开。”
我挂电话时，她还在笑。我转身走到门边，这时莉萨正往回走。
“抱歉，”我对她说，“我有点急事，我们得明天一早再走。”
莉萨乌黑的眼睛闪烁着，“是安妮吧？但愿没什么严重的事。”
我摇摇头，但是我撒谎了。对像安·费希尔这样的人，醉酒就像上了膛的机关枪一样致命，但我这样撒谎是对的。安妮的问题在于她自身，是她和我之间的问题。莉萨没有必要知道。
“我得去帮帮她，”我说。“希望你今晚过得愉快。我的房子在去布鲁克斯顿的路上，明天早上七点来接我。”
她看着我，“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没有，你真要帮，就回家去，想个能在布鲁克斯顿发现真相的法子。”我微笑着，“来接我的时候带些油炸圈饼和咖啡。”
我在驱车去弗雷德里克斯堡的穹顶房的路上打破了地面车速记录，我一只眼盯着来往车辆，另一只眼盯着后视镜，留心着闪动的红色灯光，可等我走进大门，还是过了三十五分钟时间。在我走到半圆形的厨房时。发现还是来迟了。
安妮坐在桌边，头埋在手里，我那瓶格兰非迪放在她身边桌子上，紧挨着的是一个几乎空了的杯子。
我走上前去，她转过身子，抬起头。该死的，她潮湿的眼睛通红而呆滞，金色的头发凌乱不堪。她打电话时很轻佻，可现在已经过了兴奋期，过了欲望亢奋阶段，直接就爆发出了怒火。不到一个小时里，她经历了一整天。
“该死的，普勒，”她咕哝着，“你和你驾驶的那辆他妈的自马都该死。”
我摸了摸她的肩膀，但是她猛地闪开了。
“我讨厌你，”她说，“因为我打了电话你才来，你不比我好多少……他妈的一点都没好多少。只是你不肯承认罢了。”
我看看酒瓶，想不起来上次看到时还剩多少。
“喝了多少？”我问她，“你喝了多少？”
她耸耸肩，“在这里，在你家吗？”她看看瓶子，“别担心，我没喝光你那他妈的苏格兰威士忌。”
“你从哪里开始喝的？”
“在我自己那里……在我的办公室……该死的我怎么会知道？”
“你给你的资助人打电话了？”
“去他妈的资助人。她和你一样。软弱，她不停地告诉我……我们都软弱。我会帮你的。她说，我们都会帮你的。放屁。我不需要她……我不需要你。去找别人来让你减轻罪恶感吧。”她再次把头垂到手里，哭着，肩膀直颤。
我的罪恶。我摇了摇头。这就是和醉酒的人睡觉的麻烦。她们大多数时间里都非常动人，非常渴望听到你的故事，然后马上就用它们来攻击你。安妮声称。如果我没有因忽略她的十二步法而感到内疚，就不会和她再有任何关系了，以前她这么说常常令我十分生气，但现在我明白了。我明白在多数情况下她是对的。不管我们俩谁是对的，讨论这个问题只会浪费时间。
我从桌上拿起格兰非迪威士忌和玻璃杯，把它们拿到柜台上，把玻璃杯放进水槽，把酒瓶放进左边的碗柜。然后我向右移了一步，开始煮咖啡。不是为了她，是为我自己。又将是一个难熬的漫漫长夜。
星期四一大早，莉萨的汽车喇叭声被我淋浴的哗哗水声盖住了，不停地响了片刻才传到我耳朵里。
我关了淋浴器，用毛巾擦了擦，蹑手蹑脚地从还睡着的安妮·费希尔身边走过，赤着脚沿着螺旋梯走下去，啪的一声打开前门，朝外匆匆一瞥。莉萨坐在她那辆局里的车上，那是一辆两年的旁蒂克一类的车。
“稍等！”我叫着，把湿漉漉的头伸出门柱，小心翼翼地不让她看见我身体的其他部分。“我正在穿鞋！”
我能看到她正对我的违约皱眉头。在局里合用汽车的规定下，“稍等”意味着那位被接的特工至少已经穿戴好了一半，即刻就可以出发，而一个湿漉漉的脑袋和隐藏着的身体却表示事实并非如此。她又按了两下喇叭，声音尖得就像钻孔的锥子，不过她一边在笑着，让我明白她在开玩笑。她知道，虽然我举止失礼，可我还是她的上司。我禁不住朝她笑了。
我有点喜欢这个女人了。
八分钟后，我坐在她旁边的乘客座上，准备好花个把小时向南前往布鲁克斯顿。她朝变速杆后面架子上的一次性塑料杯子点点头说：“一杯是你的，袋子里还有油炸圈饼。”
我呷了几口咖啡，这时莉萨已经平稳地把车开过邻近那些弯曲的大街，向东驶过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市区，进入了郊区，朝科布县的一个小镇开去，汤普森法官说她姨妈萨拉·肯德尔就是在那里去世的。
莉萨转向我问道：“在到达那里之前，有什么我该知道的信息吗？”
“好好开车，你知道我们要找什么。没必要在我们到那里之前就烦自己。”
车开过弗吉尼亚的松树林，松树的枝桠因昨晚暴风雨的雨水而低垂着。我们还穿过了西尔斯顿和乔治国王县的几处村庄，然后驶上了一条蜿蜒的二车道的州际高速公路，向东往威斯特摩兰县去。
“这里的风景很美丽，不是吗？”莉萨说着，“我指的是这些树，还有牧场。很难想像这里充斥着互相杀戮的士兵。”
我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这是历史当中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它在开阔的空间中显得尤其鲜明生动，仅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土地在继续抵抗着地产发展商前进的步伐。南部同盟曾经坚守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蓝帽子北军士兵拼死要爬上玛丽山去攻击他们，战死者数以千计——可是一百五十年后，对那些决心要用“廉价房”来占据这片战场的建筑商却没迸发一声枪响。我明白，生活是为了生存，而且亘古不变。在这元垠的田野上每个人都有许多房子，为什么要在近代曾经是血流遍野的土地上建立起开发商的幢幢楼房呢？
“你还没在春天来过这里，”我说，“或者换个时间，在叶子变色的时候，树叶在秋天落下之前变了颜色，尽是一道道深红和鲜红，还有二十种黄颜色，州际公路上开车的都停下来看痴了。”我遐想着，心里一片宁静。“这几乎使泥泞季节也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了。”
“我在埃尔帕索没怎么见过，无论是泥泞还是叶子变色，我们一共只有两个季节，一个冷得要死，一个热得要命。”
“对于我，南加州只是一个圣迭哥之外的小城镇。我们甚至连两个季节都没有。我们有的只是从‘确实舒适’到‘伙计，可真难受’，就看你离海滩有多远了。”
我打开油炸圈饼袋子，深深地吸了一口煎炸的油香味，然后拿出一个，把袋子递给莉萨。她做了个鬼脸，我咬了口饼，满足地哼哼着。莉萨咕哝了几句，伸手加快了雨雪刷的速度，一边更用力地踩着油门，表示她对我疏于营养感到不满。开了一英里左右，她转向我，不管我曾建议的到布鲁克斯顿前不讨论关于汤普森案件的事，开口说道：
“法官告诉我，她在毕业典礼前离开加州大学。根据她的背景资料来看，在年轻时候错过这样重要的日子似乎很奇怪。”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在到达布鲁克斯顿之前，我不想就此做什么推测。这么做很容易使我们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这对工作不利，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工作。”
“如果你不能信马由缰地猜测，那还有什么乐趣？”
“这本来就不该有趣。”可如果做得恰当的话，事实并非如此，但我没这么告诉她。
“我认为她当时可能以怀孕为借口，”她说道，全然没在意我的话。“我知道这可能是过去人们惯用的借口，但是并不表示它现在就没用了。”
“加州大学并没有她怀孕的记录，而且她到耶鲁大学时也没说有身孕。否则纽黑文的办案特工会在大学医疗中心的记录里找到证据，或是从过去的同学中有所耳闻。”
“而且，很明显，这样一来总会在什么地方有个孩子。这准会在布伦达·汤普森的个人安全问卷调查中被提到。”她加快了雨雪刷的速度，把暖气关小了些。“除非她在布鲁克斯顿把胎儿做掉了。”
我点点头。我最初也想到是堕胎，但正如我对她所说，我希望这是我们调查的成果，而不只是为了证明这一事实才去布鲁克斯顿。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她，可她还是坚持己见。
“假设她在加州大学有了六周的身孕，是校外医生诊断的，这样的话，就没有学校的医疗记录可以查证了。她立刻到布鲁克斯顿去人工流产，接着用两周的时间复原，然后就搬去了纽黑文。”
“她六周就知道了？我指的是她怀孕的事。”
“如果她有担心的原因，她会知道的。这样的情况常有，有时候一个女孩会非常快就去检查的。”
“1972年，”我出声地自言自语道，“7月，罗伊对韦德……1972年或者是1973年。是吗？”
“1971年首次辩论，我想，72年末又辩论了一次，1973年1月做的判决。”
“可是每个人都知道最后的判决会是什么。”
“并不算数，那仍然是违法的。如果汤普森发生了这样的事，她离合法还差两个月。”
“你知道人常说的差之毫厘是什么意思。”
她沉默了一会儿。
“应该是这样，”她说，“堕胎对最高法院的被提名者依然是棘手的问题……这很危险，戴维·苏特甚至不许人们讨论它。”她摇了摇头，“他甚至有勇气告诉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说自己从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汤普森若真有此事，很难想像她能得以脱身，再说这还是违法的。”
我点点头。人们很难忘记最高法院法官苏特那荒唐的声明，他们也看到，参议院的议员们是如何地愿意相信它，就是不愿勇敢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依然是对高级法院新提名者进行最后审查时的重中之重。即使布伦达的卷宗上写着的是合法堕胎的记录，她的提名依然会没等开始就夭折了。
我的目光越过莉萨，凝视着驾驶座前的窗外。雨从云端向我们斜打过来，云层低得好像能碰到树梢。
“这样，问题又直接回到了我们的目的，”我说，“风险那么大——那是最高法院——只好不管什么规章制度了。希腊人为了一张漂亮的脸蛋就动用了上千条战船。与此相比，汤普森对过去事情的撒谎，是为了保留自由拥有不朽声名的机会，这似乎也完全有道理。”
当我们靠近一辆运原木的卡车时，莉萨放慢了速度，那辆车堆着高高的像电话线杆子一样的原木。
她开进了反向行驶的车道，找空当超过它，然后再溜回原车道。
她说：“流产，还要考虑流产，或者是死胎的情况。甚至也可能是顺产后婴儿突然死亡。如果汤普森有过一个在几分钟或几小时内就死去的孩子，她可能会决定让这事从她的整段历史中消失。她可能太痛苦。不愿把这事儿带进后面的生活。”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去猜测的原因。也许她在布鲁克斯顿的日子与怀孕没什么关系，也许她酗酒，或是吸毒。她心里很明白，好大学和好机会意味着什么。”我停顿了一下，“也许她在布鲁克斯顿戒了酒或戒了毒，然后重振精神去了法学院。”
她点点头，“没错，这可能正是我们想要发现的。我想她甚至可能在布鲁克斯顿被捕了，也许是超速驾车，而且车上有一盎司的大麻。那时候警察对这样的事情处理很严。”
“我同意这种想法，但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她在公安部门的刑事犯登记表上会有记录。全国犯罪情报中心检查就会发现这一信息。”
“发现1972年被捕一事？那时还没有全国犯罪信息中心呢。这堆记录不会被转入新的体系……尤其是在像布鲁克斯顿那样的乡村地带。”
“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这是肯定的。”
“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打算呢？”她问道，“我指的是去梅贝里。”
我伸手拿了最后一个圈饼，不紧不慢地咬了一口。
“先去警局，去敲县警长的办公室，然后也许再去医院。那里应该能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她点点头，然后我们都不作声了，一路沉默着直到进入科布县境内。我们下了高速公路开上主街时，旁蒂克车上的数字钟显示是八点十分。路上是一幢幢坚固的具有典型小镇风格的一层楼房子，和摄影棚里的背景建筑没什么两样。
科布县县府大楼在沿主街开下去一英里左右的地方，也带有同样的怀旧风格。绿色的草坪，白色的砖结构建筑，红色的木瓦顶。停车场在房子后面，空荡荡的，只有三辆绿白相间的巡逻车，以及几辆没有标识的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卸了标志的福特车和雪佛兰车。莉萨把我们的车子停在了其中的一辆边上，我们抓起了公文包。
我们快捷地走上那段长长的楼梯时，雨还在继续下着。我们推开了在隐蔽处的一扇十二尺高的橡木大门，走进警长办公室。屋里面全是木结构的，刚上过清漆。这使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加州经常闻到的教堂内前排靠背长凳的气味，于是我努力地尽量不再去闻这股味道。一位穿制服的女士在一张齐胸高的柜台后面向我们微笑着。
“有事吗？”她问。
我给她看了自己的证件，“警长在吗？”
她拿起电话，简短地说了几句，然后回头看着我们，“布罗德斯基警长几分钟后就能见你们。”她朝两张靠着最近的墙壁的原木扶手椅指了一指，“你们坐着等他吧。”
我们回身走到椅子边。椅子上方米色的墙上挂着绿色和金色两色的警长办公室徽记。
十分钟后，我们还在那里坐着。又过了四分钟，我礼貌地咳了一声，然后缓缓地做了个看表的动作，台后的办事员笑了。
“要不了两三分钟。”
我点点头，提醒自己要放松。我们是不请自来的。不是什么人都能让我们这样等的，不过警长属于少数能这样做的人。
台后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位身材健硕、和接待处的人穿着同样制服的男子出现了。他走到台右边的小门旁，推开，然后向我们走过来，我们站起来迎接他。
“爱德华·布罗德斯基。”他说着，声音很生硬，棕色的眼睛里透着谨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对地方官员的这种目光已经见多不怪了。
我出示了证件，并把莉萨介绍给他，让他有机会伸出手来。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我的办公室在楼下。”他说着转身大步走回了刚才出来的同一道门廊，进了同一扇门。莉萨和我赶紧跟了上去。
穿过长长的门廊时，我观察着这位警官的背影。
布罗德斯基这个名字很恰当，警长的肩膀宽宽的，足以用来挂家庭影院的电视屏幕，他一头棕色短发，夹杂着几缕灰丝。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形象。生活模拟艺术嘛。这是一个会被朋友们称为“公牛”的男人。
进了他的办公室，我发现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