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我的朋友或许还记得，当初我攻击现代社会的显著错误与夸张时，心中依然存着些许希望。我认为：弥漫于十九世纪的哲学悲观主义，实为一种有力思潮产生的症状，起因于当时大胆、充实、丰富的生活内容；比起十八世纪的休谟、康德、康迪拉克，以及一些感觉主义者，的确有所不同。
因此，十九世纪对事物所采取的悲观观点，在我看来，就是我们文化的一种特殊奢侈品，是一种最为昂贵、高级而危险的挥霍模式。不过，就当时财富泛滥的情况而言，它却不失为恰到好处的浪费。
同样，我也以此向自己解释，德国音乐便是酒神对德国人心灵影响的表现。我想，我在这种音乐中听见了地震的摇撼声音，那是起因于埋藏地底多年的原始力量在找到了出口后爆发的威力造成的。然而，却又不关心这种震撼是否就是自称为文化的东西所引发的，显然我是误会了构成哲学的悲观主义和德国音乐的真正物质究竟为何——姑且称之为浪漫主义。
什么叫浪漫主义呢？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和哲学，都可视为人们在成长和奋斗的人生中用以治疗创伤与帮助前进的凭借。它总会先行料到即将来临的痛苦和受苦的人。但是，受苦的人又分两类：
一类是因拥有过度充沛的生命力而痛苦，他们需要酒神的放纵艺术，同时也需要对人生采取悲观的观点与省察。
另一类则是因生命力的衰退而痛苦，这类人寻求休憩、安宁和平静，想借着艺术和知识的助力而获得解放，要不然就借力于陶醉的快感、迷惘与疯狂来逃避。
所有艺术与知识中的浪漫主义均反映了受苦者的渴望和祈求，在他们的眼中，叔本华与瓦格纳都是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者，而当时我却误解了他们两人，不过他俩并不因被误解而有所损失。充满丰沛生命力的酒神和人类不只承认那些可怕与令人起疑的奇观，甚至在面对恐怖的作为时，也能不以为意，更不消说毁灭、混乱以及否定等种种奢侈。在他们看来，凡是邪恶、无意识和丑陋的事物仿佛都领有执照，因而泛滥充沛的生殖力将每一个沙漠转化为最繁茂的果园。
反之，最大的受苦者、生命力最弱的人，他们最迫切的需要便是温和、平静与亲切的言行和思想。如果真有一种神，尤其是庇佑软弱有病者的“救世主”，那必定是他们所最最期望的；同样，他们也会需要可解释的抽象的生存概念的逻辑学，逻辑能够平复人的痛苦，并给予信心；简言之，他所需要的是若干排拒恐惧，并在乐观境域内寻到温暖、狭小而禁锢的空间。
于是，我开始逐渐了解到和酒神的悲观主义者相反的伊壁鸠鲁学派学者，同样有“基督徒”的作风，只不过是欧洲人的一种典型，同时也是个浪漫主义者；我的目光也因探索最困难隐晦的追溯推论而愈加敏锐，此种推论过程最容易产生错误，由作品推论出作者，由行为推论出表现行为的人，从某种理想推论出需要理想的人，以及从各种思想价值的模式推论出迫切需要它的人。
就一切美学价值而言，我现在已会运用基本区别：每逢有状况出现，我便问，过饥或者过饱会引发创造力吗？
刚开始，另一种辨别法也很值得一试，视其创作的动机是求作品的扎实呢、不朽呢、为创作而创作呢，还是求毁灭、改变、更新，冀盼将来适合众人的心理。不过，经过更仔细的审察之后，却发现这两种欲望本身都暧昧不明，只能靠前面所提的较正确的概念来解释说明。
对毁灭、改变或从众的欲望可能是泛滥力量的表达方式，但也可能是由秉赋不佳、穷困与不幸而产生的恨意，它们势必造成毁灭，原因是其所忍受的一切已然令人激动、愤怒不已。要了解这种情绪，我们只须密切注意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可以了。
期求不朽的欲望同样需要双重的解释，一方面可能起因于感激和爱。源始于此的艺术可能是狂热的崇神派，譬如鲁本斯的作品。又可能是非凡的嘲讽派，比如哈菲兹；也可能是歌德的明朗温和派，将荷马式的光明和荣耀撒遍每一事物。
然而，它也许是出自一种凶暴的意愿，饱受痛苦折磨的人亟欲将他最个人、最狭窄的特质和所受的痛苦，毫无保留地记下来，作为强制的律法，约束他人；他为了要向一切报复，就将自己的痛苦痕迹铭刻在他人身上。
后者就是浪漫的悲观主义者最极端的形式，不论它是以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为代表，还是以瓦格纳的音乐为典范，都称得上是我们文化命运中的最后一件大事。或许另有一种迥然不同的悲观主义，也就是古典的悲观主义，我有种挥之不去的预感，不过，“古典”这个字眼却有些刺耳，它听来太陈腐、笼统而含混。我干脆称之为未来的悲观主义吧，它即将来临！我眼看它一步一步地接近！噢，酒神的悲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