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特别是它的政治伦理思想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伦理相比，具有合理性和先进性，儒家思想以其独特的中庸辩证法，协调了忠孝观念，使人们把尽忠与尽孝统一起来，有利于国家的建立，政权的巩固和秩序的稳定。与此同时，它也有利于家族与家庭组织的巩固，这样的血缘单位在那个时代具有组织生产，相互协作，相互救济的作用。儒家思想也把仁和礼统一起来，一面发挥礼(包括道德律令、习惯法)的外部约束力，一面又大力提高人的道德自觉性；一面让礼来文饰人们的现实生活，一面又让仁满足人们自我完善的需求乃至某种宗教情感的需求。正是因为这样，儒家伦理有广泛的适应性，能较好地适应前资本主义的各类等级的宗法的社会，对于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来说，实行儒家政治制度与伦理规范不仅是适应而已，更是一种提高，正如脱去树叶兽皮之衣而换上丝绸一样。于是儒家思想不仅在汉族地区得到贯彻，也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
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内的各少数民族，无论是在与汉族杂居或僻居一隅的情况下，都曾学习过儒家文化。在他们建立地方政权，特别是问鼎中原和统一华夏时，学习的要求更为迫切，成果也格外显著。这些民族的君主为适应和统治汉族地区高度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水平而学习孔子之道，实行汉化政策，程度不同地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十六国时期(公元4—5世纪)，在中国北方建立区域政权的少数民族，因为早已与汉人杂居，耳濡目染，学到不少儒家伦理、政治观念。建立政权之后更需儒家理论的指导，这就激发了他们学习的兴趣。他们的许多首领是学习经学的模范。如汉(前赵)的匈奴族刘渊，后赵羯族石虎，前燕鲜卑族慕容皝〔huang恍〕，前秦氐族苻坚，都喜欢经学，有的拜名师屈尊就学，有的请师来家受教。有的读书很多，有的善于发挥。这些人不但自己努力学习，还在都城设立太学、小学等学宫，选贵族和百姓聪明俊秀的子弟进来学习。苻坚甚至还与汉族皇帝一模一样，亲到太学考试经义。
北宋以后问鼎中原的少数民族有建立辽国的鲜卑族，建立金国的女真族，尤其有最终统一全中国，建立了元朝的蒙古族。这些民族的共同特点是，尊崇孔子，努力学习儒家的经书典籍，纲常名教，仁政礼治。而且随着汉族学术从经学发展到理学，他们也将理论学习的重点逐渐转到理学上了。以元朝为例，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后，建立了大元帝国。版图大了，人口多了，管理起来当然困难，但是最困难的是蒙元贵族没有文化，不懂汉民族的农耕生活和诗书礼乐文化，仍用治理游牧民族的老一套来治理汉族地区，因此收效甚微。作为元老重臣的耶律楚材深明其中道理，他向忽必烈提出“济世安民无如孔教”。要实行孔教，就要改变过去的暴虐政策，禁屠杀，省刑罚，薄赋敛，发展生产，安定民生。耶律楚材还不断向蒙古贵族宣传，坚持三纲五常之教对于治国治家的重要。在他的指导下，元朝统治者不断学习孔子之道，汉族的伦理政治，取得很大进步，忽必烈及其继承人积极推尊孔子，给他上尊号“大成至圣文宣王”，提倡理学，任用理学家许衡为国子祭酒，令贵族子弟及各族高官子弟入国子监学习理学。各路府州县分设儒学，教授地主官僚子弟。朝廷命人将儒家典籍译为蒙古文，供蒙古贵族学习。恢复科举考试，规定五经以程朱注释为标准，“非程朱学不式于有司”。这样儒家的伦理政治不仅走进了元朝政府，也走进了蒙古人的家庭。
明朝后期，在东北崛起的又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它打败明军与农民起义军，建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清朝与元朝的情况有所不同。满族在建州旧地(即今东北地区)已有相当程度的汉化，入关之后朝廷施设均依明朝旧制。顺治帝死后，辅政大臣短时间里恢复了满族制度，康熙亲政后又朝着汉化方向前进。康熙多才多艺，有高深的天文历算知识，对儒学尤为醉心，他多次到曲阜祭奠孔子，给衍圣公以特殊荣宠。他表彰程朱理学，亲纂《性理精义》，并命人编辑《朱子全书》、《性理大全》等书，宣传三纲五常是“亿万世一定之规”，要求人们身体力行，见诸实事。他还用科举考试，博学鸿词，修明史，编类书等种种手段笼络儒生，造成强大的振兴儒学的浪潮，在这种环境中的满族，从皇室到百姓，不仅以汉语为通用语言，而且也把三纲五常当作自己的行为规范。这样满洲贵族便在学习汉族文化、儒家伦理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学习儒家伦理并卓见成效的，南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南诏是公元七、八世纪时西南地区由彝、白、纳西、拉祜等族的先人所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唐帝国的“不侵不叛之臣”，最盛时囊括今云南全部，和贵州、四川的一部分。第五代王阁罗凤，钦慕并且努力学习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族文化。他在战争中俘虏的唐县令郑回因深通儒学，得到他的敬重，不但做了王子王孙的教师，而且做了南诏的清平官(丞相)。在郑回的影响下，南诏王异牟寻、寻梦凑等对儒家学说皆有深入的理解，且用以治国安民。异牟寻说，他的国家“人知礼乐，本唐风化”(《韦皋书》，《全唐书》九九七卷)。郑回说南诏“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序卑，位分九等，辟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不愆，赏罚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信及豚鱼，恩沾草木。”(《南诏德化碑》，《全唐文》卷九九七)俨然是儒家的理想国。尽管有夸大的一面，但实施儒教的努力是不可否认的。南诏君臣能说出儒学味十足的话来，如“忠孝”，“至忠不可以无主，至孝不可以无家”(同上)等等。上面提到的南诏德化碑，历经千年风雨剥蚀，至今犹挺立在大理太和村——原南诏王都。它不仅是西南少数民族学习儒家思想的见证，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友好的见证。碑是南诏王阁罗凤为打败唐相杨国忠派遣的征讨大军而立的。碑文表明，南诏与唐虽然因一时的矛盾，打了大仗，但是由于思想文化的一致，终究还是要友好相处的。果然，在这次大战20多年后，阁罗凤之孙异牟寻在南诏都城迎接唐朝使节，并受封为南诏王。
有一些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在与汉族共同生活和交往过程中学习了包括儒学在内的汉族文化，他们不仅像汉族一样务农经商，而且一样地参与政治活动。以回族为例，他们元明时期从中亚来到中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之中有三宝太监郑和这样的帝王亲信与航海家，也有一批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政府官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回族中还出了王岱舆、刘智这样一些精通儒家思想的理论家。他们用汉语解释《古兰经》，将儒家仁义道德与本民族的伦理思想相互融通，将理学太极、天理、心性等观念与伊斯兰思想结合起来，创造出儒家文化圈中独特的伊斯兰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