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君何事到天涯

欧阳修曾说:“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如唐之刘(禹锡)柳(宗元),无称于事业,而姚(崇)、宋(璟)不见于文章。彼四人者,独不能两得,况其下者乎?”(《薛简肃公文集序》)指出了有才学、品行的人,往往不能同时在政治上和文学上施展才能。

确实如此。但我觉得与其将这个现象归于“能量守恒定律”一类的规律,不如看作更明确的因果关系:这些“君子”,往往就是因为政治上失去了施展才华的可能,甚至遭到无情打击、排挤,“事业”上毫无前途可言了,诗人的才学才被迫转向,在文学上绽放光华。“国家不幸诗家幸”,也可以说,诗人不幸文学幸,他们迁谪、流放的苦难命运,给他们的思想、内容、诗风带来巨大变化,给诗坛带来了杜鹃啼血一般的感人作品。

早在七绝初创的初唐,以工整合度、自然浑成、气度高逸而开诗坛风气之先的杜审言,他的名作《渡湘江》就是一首流放者的诗:“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在春光中自然而然地回忆往昔而伤感,感叹自己从京城独自被贬到荒凉的南地,不能像湘江水那样,日夜奔腾向北方流去。初读似乎浅近,细品滋味无穷。明人胡应麟评价它为“风味可掬”,赞美了它的表现力。

官至宰相、封许国公的苏颋,也有一首《将赴益州题小园壁》:“岁穷唯益老,春至却辞家;可惜东园树,无人也作花。”无罪被贬、年老离家,抑郁愤恨烦闷都不言及,却说:春天已经来了,我喜欢的东园里的花木,不管有没有主人在,到时候都会依旧开花的。以想象中的春深花开的明媚景色反衬人远在他乡的困苦生涯,更觉离别的不堪和人生的凄凉。诗人严守士大夫的风度,着墨克制,没有一字牢骚,却让人感受到不曾言明也无须言明的胸中波澜,极为感人。

后来更有刘长卿的《重送裴郎中贬吉州》:“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景哀声哀情更哀,“同作逐臣君更远”一句写出了自己和朋友共同的命运,彼此的同情以及苦难不能磨灭的友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离情依依,无限怅惘。

刘禹锡的《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也是写给同遭贬滴的好友的:“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刘禹锡和柳宗元是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相望”二字,设想别后情景,既写了自己对柳的思念,也写了柳对自己必定会有的牵挂,和杜甫的春树暮云句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一句写了双向的思念,同时写出了无情的距离不能隔绝的深厚友情。此诗“词尽篇中,而意余言外,既深稳又绵渺,不愧大家笔墨”(周笃文语,见《唐诗鉴赏辞典》)。

到了晚唐,又一位被断送了“事业”的君子不得不将才学“见于文章”,写出了名篇,他就是李德裕。他是杰出的政治家,武宗李炎朝当了六年的宰相,颇有作为。宣宗李忱继位之后,政局发生变化,权臣当道,李德裕成为他们打击、陷害的主要对象,几经贬放之后,终于将他逐至海南,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为此李德裕写下了令人读之难忘的诗句:“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谪岭南道中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登崖州城作》)前一首,诗人仿佛陷入了一个梦境,平生未见、奇特迷离的风光,提心吊胆的旅途,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结果清醒过来,却不是梦,而是残酷的现实:自己真的到了这样远离故乡、风土迥异的远荒之地!后一首,这种恍惚和哀痛似乎过去了,命运已经陷入谷底,反而平静下来,明明是人处于群山包围之中、断无生还之望,不但不发泄内心绝望、痛恨,反而将山说得很是多情,“欲留人”,沉静平和之中深藏着最深切的悲凉。

读这些诗,一再涌上心头的感触,让人想起刘长卿催人泪下的名作《长沙过贾谊宅》:“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千古犹问:怜君何事到天涯?异代同叹:怜君何事到天涯!屈原不知道上百年后贾谊会来到湘水边吊念自己,西汉的贾谊也不会知道九百多年后有一个刘长卿会来凭吊自己的故居,而唐代的遭受不公正对待的诗人们,又怎么会知道后世的我们对他们不幸命运的同情、怜惜和扼腕长叹?

虽然厄运和才华相撞,击出了夺目的火花,但代价委实太大了,不仅是君子们的代价,也是民族的代价、文化的代价。谁能说清楚,我们究竟付出了何等巨大而不可弥补的代价,换来了这些感人的诗?也许,这才是真正让人泪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