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一位品性善良而爱好文学的英国小伙子远赴意大利，他途经巴黎小驻，并递上随身携带的介绍信。由此结交的一位朋友带他去见安瑟洛夫人，对方是一位知名剧作家的太太，每个周二都会接待宾客。小伙子放眼四周，很快就注意到一个胖乎乎的小个子正在神采飞扬地同其他几位客人畅谈。此人一脸胡须，戴着假发，穿着紫罗兰色的紧身裤，愈加衬托出他的肥胖，还有一件暗绿色的燕尾外套，内有一件淡紫色的马甲，以及带饰边的衬衣和平滑的大领结。他的外貌着实古怪，英国小伙子忍不住打听这是何许人也。同伴说了一个名字，对他而言也毫无意义。
“这个人让大家很紧张，”那个法国人接着说道。“他在波拿巴帐下效力，却是个共和派分子，照目前这局势，听他那通轻率的言辞可有些危险。他一度很有地位，还跟拿破仑上过俄国前线。这家伙可能正在讲关于他的趣闻呢，他肚子里装了一大堆这玩意儿，逮着机会就反复讲。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我找机会把你引见给他。”
机会来了，那胖子极为热情地跟新客人打招呼。闲扯几句之后，小伙子问他是否去过英国。
“去过两回。”
他说自己在英国的时候曾经跟两个朋友在塔维斯托克宾馆住过。然后，他咯咯笑着继续说，他要给他讲述自己在那里的一次奇遇。他在伦敦无聊透顶，有一天对随从抱怨，说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地方没有中意的人可以陪自己。随从以为他需要女人，便四处打探，给了他一个地址，位于威斯敏斯特路，说他和他的朋友可以第二天夜里去，保证很快活。当他们发现威斯敏斯特路位于一处贫困的郊区、有可能被抢劫和谋杀的时候，其中一人拒绝前往；而另外两个则挎上匕首和手枪，乘马车出发。他们在一个茅屋那儿下车，三个脸色苍白的妓女出来请他们进屋。他们落座喝茶，最后在那里过了夜。在脱衣服之前，他赫然把手枪放到了衣柜上，让那个女孩儿吃了一惊。年轻的英国人听着这个滑稽的胖子对这段经历如此详细而直白的描述，感到十分尴尬，当他回到同伴身边的时候，便告诉对方：自己还完全是个陌生人，却不得不听这种故事，如何令自己震惊、难堪。
“他讲的话你一个字也不要信，”他的朋友哈哈大笑说。“谁都知道这个家伙是个阳痿。”
年轻人脸红了，为了转移话题，他提到刚才那个胖子告诉自己：他为英国书评撰稿。
“没错，他写了一些类似的劣质作品，还自费出过一两本书，可是没有人肯读。”
“你刚才说他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亨利·贝尔。不过这个人毫不重要，他根本没有才气。”
我得承认，这个情节是想象的，但却很可能确实发生过，它足够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亨利·贝尔的，如今我们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司汤达。此时的他四十二岁，正在写自己的首部小说。由于生活的起起伏伏，他获得了各种各样的体验，这可是没几个小说家所能具备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他投身到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当中，因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获取到对人性的广泛认识。其同胞当中哪怕是最留心、最敏锐的学者，也只能通过自身的个性来了解他们。司汤达对他们的了解，并非这些人的真实面貌，而是在他心目中的样子，已经被其独特性格所扭曲。
亨利·贝尔1783年生于格勒诺布尔，父亲是一名律师，在城里是个有钱也有一定地位的人；他的母亲是一位有修养的著名医生的女儿，但在他七岁那年就去世了。在这短短几页当中，我只能对司汤达的生平做一个概述，因为如果充分谈这个问题，可得需要整整一本书才行，而我却需要深入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历史；好在有人已经写出这样的书了，假如《红与黑》的读者感兴趣，想要对作者有更多了解（而不是我告诉的这点内容）的话，那么他最好就去阅读马修·约瑟夫森出版的那本生动翔实的传记《司汤达，追逐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