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了大坂的大学，自己搬到这间公寓来住，参加了志工社团。这是有几十年历史的社团，社员包括来自其他大学的人在内，超过一百个人。遇到大型活动时，会全体动员，但平常分为五个部门，其中再分成小组，在大学附近各个不同的地方活动。银发族社福机构、障碍者支援设施、儿童养护设施、地区环境改善、捐血这五个部门当中，我隶属于我想去的儿童养护设施。
儿童养护设施部门平常的活动，都是周六下午在儿童养护设施举行，与孩子们一起玩。我们分成四个五人小组，一共去四所设施，每个地方轮一个月。
明明只是玩而已，包括我在内的新生从第一天就亲身体验到这有多难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站在哪里、要距离多远、以什么样的语气、向谁做些什么才好？
我应该早就知道的。不是志工哥哥姐姐一来，孩子们就会无条件地围过去的。
就算听话，真的过去了，对方也不会淮备什么有趣的游戏。想做什么？说说看？你想玩什么我们一起玩——问我我也不知道。真希望他们搞清楚，要是知道的话，早就自己玩起来了。
——自己以前明明就是这么想的啊。
令人惊讶的是，就连应该早就习惯的学长姐们到了设施也不会自己采取行动。我很快就知道为什么了。我们自称志工跑来，而设施的职员为了我们这些自己什么都不会的大学生们决定好该做什么，甚至还帮我们分配。
请这位大姐姐念这本书吧。想听故事的小朋友到这边来。想和这几个大哥哥踢足球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到院子去。对了对了，花坛要重新翻土了。我们请几个大姐姐帮忙，愿意帮忙的小朋友到中庭去哦。
我丢脸得好想跑走，但其他团员却好像因为分配到工作而松了一口气。然候喊着大家来这边，一副好像这是自己淮备的企划般很起劲地动起来，等时间到了，再一脸神清气爽地离开。这样的话，一开始就不要说是来和小朋友玩，应该说来帮人家没有要我们帮的忙才对。
志工到底是什么？
我是为了想和那个人一样，才加入志工社团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来到操场一角我们聚往一起的地方，只是把躲避球向半空高高抛起而已。
——你们接得到这颗球吗？发音虽然有点怪怪的，不过是很客气的日语。
第一球没有人动就落地了。但是，第二球、第三球起，孩子们就会主动接起高高抛起的球了，大声喊着跑来跑去，伸长了手，催着他扔下一球。本来远远在一旁的孩子也都跑过来了。
他叫那些看来没事做的大学生志工，
——孩子变多了，请你们也一起来丢球。
红、蓝、黄、绿，好几颗球一起被抛上去。飞得好高的球直接落在我怀里时，我欢声大叫。简直就像得到了什么巨大的宝物。
那时候应该是我失去父亲之后头一次笑。
那个设施里也有躲避球。我想过，在职员指示之前到院子里去，把球丢得高高的，用快活的声音说：有没有人接得住这颗球？可是，我的身体动也不动。也许没有人会过来。我很怕，也很难为情。
本来，他散发出来的能量就和我不一样。他是个有如南国小岛太阳的人。温暖，巨大，一个给人开朗力量的人。
结果，想象他一样行动的自己只停留在想象中，每次我都只是照职员的指示做而已。可是，大概过了三个月吧，有一天，我们这一组出现了一个陌生人。那就是藤重正也。学长姐们以“你终于回来了”来欢迎他。他之前好像是去别的部门救火。
我们平常一行人加上正也立刻前往设施，便发生了和之前截然不同的事。孩子们一窝蜂地跑到正也身边，喊着来玩来玩，拉着他的手到院子里去。正也也说着“真拿你们没办法”，就和孩子们玩起来了，也没什么，就是普通的踢铁罐。
啊啊，对喔。那个人也曾经跟我们一起踢过铁罐。不知是他的国家也有踢铁罐这种游戏，还是只是他很了解日本而已？我边这么想，边呆呆望着正也和孩子们一起踢铁罐。
这时候正也过来了。他说“你代替我一下，我还答应别的小朋友跟他们一起唱歌。”我点点头，正也也没有交接一下，就进屋了。我看得出留下来的孩f子看到拿着铁罐站起来的我，脸都僵了。
笑啊、笑啊！像那个人一样……
“我要踢萝！踢铁罐我可是很拿手的！”
我从丹田使力大声地说。一直到天黑，我们都在院子里尽情地跑来跑去，临走的时候，我和小朋友们一个个打勾勾，约好下周来教他们玩其他好玩的游戏。小小的手指、细细的手指、粗粗的手指、长长的手指，我一边和好几个孩子打勾勾，一边想起和那个人打勾勾的那一天。
——要保重哦，不要忘了笑容哦。
最后一个孩子的手指头又大又粗。是正也的手指。
“谢谢。你帮了我大忙。不过，大家肯和你玩得那么开心，不是很好吗？”
哦，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这个人心里根本不认为是在陪可怜的孩子们玩。只是很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玩而已。也许，那个人也不认为是在帮助可怜人。而是跟随着自然而然涌现的心意行动？
我错就错在就这样将那个人和正也重齐在一起。正也只是懂得怎么和人相处而已，根本一点也没有那个人的坚强、温暖和宽容的心。
发现怀孕，是在我刚满二十岁、大二那年冬天。
我一点也没有开心这种正面的心情。怎么办？烂透了、伤脑筋、放过我吧、但愿是一场恶梦却又被推进恶梦里爬不出来。我跟正也说了，他很干脆地问我“生下来就好啦。”是吗？这样啊——正当我心情稍微轻松一点的那一瞬间，正也继续这么说：“生下来以后，我偶尔会去看看。”
这家伙是白痴吗！——我的心瞬问冻结。他完全没有责任感可言。麻烦事全都推到我头上，什么叫偶尔会去看看。不过，这时候还算好的。三天后，正也突然说还是不行，把一个装了现金的信封推给我。里面装的钱要当生产费不够，但要用来夹娃娃是绰绰有馀了。正也在牛井店打工，我不相信他有这么多存款。一问之下，原来是他把事情告诉了他母亲，是他母亲帮他淮备的。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可是，我要生。”
“怎么可以……”
“不可以不爱惜生命。这是身为一个人的常识。你不明白这一点，我也不需要你。要生的是我，孩子是我一个人的。”
我敢这样撂狠话，是因为我相信我母亲会帮我。
对我来说，肚子里的不是孩子，而是生命。在这个国家，结束离开肚子之后的生命要受罚，把肚子里的生命硬拉出来结束掉却没有罚则。不，这跟有没有罚则无关。因为对我而言，一样都是生命。
我因震灾失去了父亲。母亲、我和弟弟都亲眼看到了生命消失的那一瞬问。这样的我，实在无法摧毁一条生命，我相信母亲一定也跟我一样。
我回到家，告诉母亲有了孩子，母亲气疯了，然后哭了。丈夫死了十年，一个女人辛辛苦苦把女儿拉拔到这么大，还送她去上大学，她不但不好好念书，还突然回来说她怀孕了。也难怪母亲会气哭了。
“对方怎么说？有没有说要结婚？怎么是你一个人回来说？一般搞大人家肚子的男人不是都要来下跪赔不是的吗？”
母亲连珠炮般问。我把正也的言行毫不保留地告诉了母亲。
“那种烂人的孩子不必生。快去拿掉。然后好好念书。没办法拿毕业证书和公司的录収通知回来供在你爸爸牌位之前，就不要回来。”
被母亲狠狠划清界线，我默默夺门而出。
母亲叫我拿掉孩子。
父亲四年的大学生活，是他人生中最丰富精彩的日子。为了让孩子也体验这段充实多彩的人生，父亲在我和弟弟出生时就分别帮我们投保了教育基金险。他明明只是个薪水微薄的上班族。
母亲在震灾后，当保险业务员养大我和弟弟。我很清楚家里经济不宽裕，清楚到连骨髓都深刻体会。刚上高中我就向母亲提议我不上大学也没关系。母亲坚持不肯答应，说 “让你们上大学是你爸爸交付给我的任务”，所以我还是上了大学。考上公立外语大学的那一天，我把合格通知供在父亲牌位前，母亲用力摸着我的头，说“干得好，你是妈妈的骄傲。”都已经十八岁了，还为此高兴得不得了。
一想起那一天的母亲，我心中就泛起一股罪恶感。拿掉孩子，念完大学，到稳定的公司上班，存钱，实现梦想。然后，和有责任感的人结婚，再生下孩子，母亲一定会替我感到高兴。这样我也才会幸福。
可是，真的可以当作这条生命不存在吗？
那个人会怎么说呢……他一定会一脸悲伤，说不可以这么做。因为他所信仰的神是不允许堕胎的。甚至不能为堕了胎的人祷告。
我大学不念了，去打工，自己淮备迎接那一天。独自慢慢变大了，感觉到胎动了，却一次也没有感觉过孩子成长的喜悦，或是所谓的母性萌芽。我从来没有对着肚子说过“你要健健康康地出来哦”、“妈妈等不及想见你了哦”之类恶心的话。
我无法摧毁已经生成的生命。如此而已。
也许有点意气用事。我没有什么要正也理解的，可是如果好好地解释，母亲应该能够谅解的。应该也可以选择大学休学来生产的。随着预产期一天比一天靠近，我也常常因为不安而哭出来。
向我伸出援手的，终究是母亲。预产期前，弟弟来到公寓，把一本我名下的存折递给了我。
——妈给的。妈说，这是为姊姊存的大学学费。
虽然母亲并没有因此而淮我重回家门？但我偶尔用手机拍花恋寄给弟弟，弟弟会把照片转寄给母亲。
我不会去想“如果当时拿掉孩子的话”。但是，“如果没怀孕的话”我倒是想过好几次。无论什么时候到哪里去、吃什么，如果是我一个人，谁也不会怪我。
我想要自由。我想到遥远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