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
创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
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
汉字是象形文字。美国诗人庞德说“汉语天生是诗的”。但是，就在庞德说此话时，中国的傅斯年先生正慷慨激昂地说：汉语是野蛮的，应该废止。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汉语的野蛮（大意如此）。
时为1919年。
然而，汉语并没有消失，在中国在海外，十几亿华人仍然使用汉语。
不过，汉语的味道开始变质。她从前是“天摄人治”，极其玲珑活泼，而“五四”以后，西洋语法的侵入，出现了所谓的“欧化语”，不中不西，不土不洋，读来感到乏味，让人倒胃口。许多新文艺作家都有这样的毛病，时代风气如此，怪不得谁。
金庸是个天才，他运用地道的中国文学语言。“金庸小说的文字，是绝顶高超的中国文字。”（倪匡语）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生命，是意识，是存在的屋宇。”其实，语言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仓库。
金庸的语言文字，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重新展现了汉字的意韵。
且看《笑傲江湖》第十四回中桃谷六仙的一段对话：
终于有一人道：“咱们进去瞧瞧，到底这庙供的是什么臭菩萨？”五个人一拥而进，一个人大声叫起来：“啊哈，这里不明明写着杨公再兴之神，这当然是杨再兴了。”说话的乃是桃枝仙。
桃干仙搔了搔头，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又不是杨再兴。原来这个杨将军姓杨，名字叫做公再，唔，杨公再，好名字啊好名字。”桃枝仙大怒，大声道：“这明明是杨再兴，你胡说八道，怎么叫做杨公再。”桃干仙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可不是杨再兴”。
桃根仙道：“那么兴之神三字是什么意思？”桃干仙道：“兴之神三个字难道是我写的？既然不是我写的，我怎知是什么意思？”桃叶仙道：“兴，就是高兴，兴之神，就是精神很高兴的意思，杨公再这姓杨的小子，死了有人供他，精神当然很高兴了。”桃根仙点头道：“很是，很是。”
桃花仙道：“我说是这里供的是杨七郎，果然不错，我桃花仙大有先见之明。”桃枝仙怒道：“是杨再兴，怎么是扬七郎了？”桃干仙也怒道：“是杨公再，又怎么是杨七郎了？”
桃花仙道：“三哥，杨再兴排行第几？”桃枝仙摇头道：“我不知道。”桃花仙道：“杨再兴排行第七，是杨七郎。二哥，杨公再排行第几？”桃干仙道：“从前我知道的，现在忘了。”桃花仙道：“我倒记得，他排行也是第七，所以是杨七郎。”
桃根仙道：“这神倘若是杨再兴，便不是杨公再，如果是杨公再，便不是杨再兴。怎么又是杨再兴，又是杨公再？”桃叶仙道：“大哥你有所不知。这个再字，是什么意思？再，便是再来一个之意，一定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所以既是杨公再，又是杨再兴。”余下四人连连点头，都道：“此言甚是有理。”
突然之间，桃枝仙又说道：“你说名字中有一再字，便要再来一个，那么杨七郎名字有个七字，该不是要再来七个？”桃叶仙道：“是啊，杨七郎有七个儿子，那是众所周知之事！”桃根仙道：“然则名字中有个千字便是生一千个儿子，有个万字，便是生一万个儿子？”
这段文字，我们若尝试着将其中一个字删掉，看看语言还通不通，或者文气还顺畅不顺畅？
将汉字锤炼到这等程度，实属不易。尤其，金庸写情、写景、写谐、写怨、写世态、写江湖、写官抄…均能活灵活现，则更属不易，实在是非超一流高手所不能为。
他的许多章节和片断，真如神来之笔，使人赞叹不绝，回味不已，只可惜不能在这里一一举出。
没有人物，便不成小说。
人物立不立得起来，视乎作家对于人生观察、体验的深浅，以及他的笔力如何。
《红楼梦》流芳百世，重要原因在于里面的人物令人百谈不厌，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贾政……等等，个个都蕴含着人性中某种普通相，仿佛在我们生活中到处能见到，感觉到。鲁迅的声誉与阿Q的成功也不无关系。
金庸也塑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如同《红楼》、《三国》、《水浒》等作品中的某些人物，深入人们的心中，成了某种性格或行为的代名词。
男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小龙女那样的女孩”，“我喜欢黄蓉那样的女孩”。
女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杨过”，“我喜欢郭靖”，“我喜欢令狐冲”。
还有韦小宝、段誉、乔峰、王语嫣……
还有周伯通、张无忌、周芷若、胡斐……
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一种命运；
每一个人物都有一段情缘；
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面镜子；
每一个人物都如同一出戏剧。
金庸认为，在人物刻画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应能令读者感动和难忘，印象深刻而鲜明，因为小说旨在反映人生，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金庸的心怀是宽厚而悲悯的，对笔下人物从不简单地划分为“正”、“邪”、“善”、“恶”的类别。那些反派人物没有出现时，江湖上一片谴责之声，但当他们真正出现时，总让人觉得他们仍有可爱的地方，并非一无是处，无法完全否定。而正派人物也具有各种弱点，从而使他们显得更为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这个社会上也很难讲谁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作者考虑的是真实的问题。”（金庸语）
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在金庸的书中，即使一个公认的“恶人”，在从事一项“恶事”时，他也可能是出于他自身相当充足的理由，或可笑或可气或可悲或可恨。而所谓的“好人”，哪怕是出于“善”的动机也不一定能得出“好”的结局或效果。
所以，金庸笔下的人物，很少是单纯的好人或坏人。他洞察了人性的全部奥秘，以及人性自身的冲突和矛盾。他以一种宽容的态度，理解的态度，来描述冥冥众生。在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绝不是那些“通俗小说”可以比拟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谓“严肃文学”可以涵盖的。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的责任，就在于告诉人们，生活不是像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不是的，在生活的表象下，有着不可言说的复杂性，超越我们一般伦理、法律等的判断。
金庸无疑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此种责任。仅一个韦小宝，就很能说明问题。韦小宝在读者的心目中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认为韦小宝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另一个说法是韦小宝是十足的无赖混蛋。其实，韦小宝就是韦小宝，是一个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的人物。无法以伦理标准去评判这么一个美学形象。这个形象本身涉及的问题恐怕与中国儒释道文化对于人格的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诸问题相关，足以写一本专著来探讨。
就人物的塑造而言，也断断不能将金庸的作品归入一般的通俗文学之列。从塑造人物的功力来看，金庸的小说绝对是大师的手笔，是真正的文学。
一般的通俗小说中，好人与坏人，正派与反派，善与恶，是与非，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是在伟大的作家笔下，却不是这样，生活中的全部复杂性被揭示无遗，好坏难分，善恶难断，恩怨难解。
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原来的构思是想将安娜写成一个不道德的女人。但是，写着，写着，他就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当他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深入像安娜这样的女人的内心时，他感到既定的道德律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安娜这个文学形象激发读者的，是万千滋味不知从何说起，同情？鄙视？谴责？赞同？没有一种单纯的态度可以成立。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总体上看也是如此，丝毫不受传统的或既定的观念来规范。金庸以敏锐的目光审视人性，他感悟到了许多无法言说的困境与无奈。他在许多作品中表现出一种隐痛，对于善与恶，对于爱与恨，永远不能有圆满的解释。而且暗示着不论你如何解释，悲剧仍然会一代一代地演出下去。
关于金庸作品对于人性复杂面的深刻思索，罗龙治先生有一篇精彩之文《从＜倚天＞谈善恶之际》谈及：
善恶好分，善恶之际却很难分。正如一个漂亮的小姐，她身边的男人很多，但却没有人知道她究竟有没有男朋友。
有一次在台北举行的金庸小说座谈会上，金恒炜忽发奇想，向金庸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金庸先生，你在《射雕英雄传》中描写一个很正派的人物叫做洪七公。洪七公自己说他杀过四百三十九个人，其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坏蛋。但我认为洪七公的这种想法很危险。因为这种人如果掌权的话，他很可能就成为希特勒。希特勒也认为他杀的人都是坏蛋。”金庸点点头。
我们如果肯定：生存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力。那么我们就同时肯定：生存是各民族共有的权力。但是，每个肉体的生存都要靠其他的物资来给养，所以生存就成为竞争的现象，生存也就成了人类共有的苦难。
我们发现在中国的社会里，家是生存的基本单位，家是讲人情而不讲是非善恶的。一个人离开了家，说穿了同生死、共患难还是基于生存的艰难。因此，一旦中国人感情的网络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人生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安排成昆和谢逊有师徒之宜，情若父子。但成昆为了满足他的权力欲，竟阴谋杀害谢逊全家，逼得谢逊忽忽如狂。谢逊一生的罪孽由此而起。谢逊寄迹魔教是受迫害者，成昆却是神奸巨恶竟厕身少林。这善恶之际，外人一时哪里察觉得出来呢？中原六大门派和明教的决战，除了愚昧盲目之外，有什么正邪可言呢？
再说，金庸把倚天剑安排在峨嵋派手中，却把屠龙刀安排在魔教手中。照常情来说，倚天剑应有造福江湖之功，屠龙刀则有为害武林之患。但事实上，峨嵋师太用倚天剑大开杀戒，所杀的魔教教徒，并不是什么邪魔歪道的人。
张无忌有正邪两派的血统，从小就在正邪、善恶激烈挣扎的环境中成长，他的性格反而显得宽厚。只有他才能发现胡青牛“见死不救”的慈悲，也只有他才能体会谢逊的地狱生涯。这种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他武功再高，也早被周芷若杀死了。他对爱情的经验再丰富，也逃不出有权力野心的赵敏，他只好被捉去画眉。他的宽厚的性格不改，他永远也敌不过野心家朱元璋的奸计。
对此，金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说：“在《倚天屠龙记》中，我要写的确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同时，一个人由于环境的影响，也可以本来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了，譬如周芷若。而赵敏，则是反过来，本来坏的，由于环境，后来却变好了。……人生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坏人分明的。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
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说形式。有人认为西洋也有，如法国的《三个火枪手》；日本也有，如《宫本武藏》。但金学的始作俑者倪匡则认定：只有中国才有真正的武侠小说，其他的都只是类似，不是真本。
在中国，侠的历史其实已很久远了。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救人天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这就是侠的萌芽。
“侠”不单是一个名号，而且要有实际行动，侠要行侠，才能成其为侠。武侠小说的侠，一般是根据传统的侠义精神来的，充满着浪漫的激情：轻生命，重然诺，锄强扶弱，惩恶扬善，保家卫国，豪气干云。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不仅使武侠小说中的侠士有生命，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使得“侠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金庸在回答记者问时说过，“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所谓义，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当然侠义也不单单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人似乎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这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金庸的小说显然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不完全受那种“忠君报国”，“除暴安良”之类框框的局限，而是将人生的丰富与多面性溶入侠义之中，使侠义与人性相结合，使他的武侠小说对人物性格的挖掘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侠之大者”是金庸所创造的人物中最有光彩的一群人，如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等等，他写得一个比一个深刻、复杂，也一个比一个更见悲剧性。
但是，乔峰之后，金庸的“侠士”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真的人”，呈现出“非侠”的倾向。陈墨将金庸的变化轨迹描述如下：
主人公“侠气渐消，邪气渐长”，离开侠的典范模式越来越远。
主人公的形象的“共性”越来越少，个性越来越突出。
主人公的理念的力量越来越小，现实社会冲突及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
主人公的理想性越来越弱，而其现实性及其意义越来越强。
主人公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复杂，内心的自我矛盾冲突越来越多。
简单地说，是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反侠。
这个过程也体现了金庸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从儒到道，从道再到佛，越到后来佛法在他的作品中的渗透就越明显。佛家讲空讲幻讲寂灭，也讲因果，讲悲悯，讲化境。这些都使金庸的“侠义”包涵了更深厚更宽广的内容。
大智慧之后就是大平淡，所以《鹿鼎记》之后，金庸就断然宣布封笔从此大侠弃剑回家园，深研佛理求正果去了。
这可急煞了一大批金庸迷。历史小说家董千里先生曾经自告奋勇，代表读者要求金庸：“添酒回灯重开宴，向自己挑战。”
但金庸已经很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了。他说他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人物、笔法都不同，要求不可重复已写过的小说。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
有些读者也很明白，“然而我们却要感谢董千里先生的盛意，正如那尊米诺的维纳斯，假如不是断臂，那么她的手放在哪里是好呢？”（刘新风语）
沈君山先生是这样总结的：“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书剑江山时期陈家洛潇洒出众，才气挥放是涵盖乾坤。到了郭靖、杨过那一类型特立独行是截断众流。到韦小宝，什么武功都不会，乌七八糟，偷摸拐骗都来，但他能从心所欲，所谓随波逐浪令人羡慕不已。韦小宝以后就很难写了，到佛家所谓无相的随波逐浪，人已到至境，无可无不可了，那以后怎样再写呢？”
确实如此，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回味一下，就会发现，对《鹿鼎记》，虽然每个人可以各说己见，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有共鸣的，那就是：无论拿起金庸其他十三部小说中的任何一部，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像仅仅是长途旅行中的一站，停停歇歇的还得走下去，前方还有更美妙的景观。必得走到《鹿鼎记》，才算是到达了最后的停泊地，或者最起码也是“本次列车终点站”。
正如有读者详述的：在读《射雕英雄传》时，对郭靖和黄蓉的一切事，甚至是最微小的细节都有兴趣。到了《神雕侠侣》，郭靖风采依然，黄蓉也未如贾宝玉所嘲的那样：女人出嫁前都是无价宝珠，嫁人生子后却成了鱼眼睛。但因杨过与小龙女的出场，便不再对他俩生关切之意了。再读《笑傲江湖》，亦凡事为令狐冲所感伤，但读完即止。其他的作品均如是，读时读者恨不得以己身投入，读毕便也能及时抽身。唯有到了韦小宝这里，“斯人已杳，魂魄仍在”的感觉却久久挥之不去。郭靖等人应办而未办或没办成之事，韦小宝未必真的去办，却也许在空气中或读者的心目中办成了。恰恰是应了那句诗：
“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从陈家洛到韦小宝，从英雄到无赖，从伟人到小丑，从大侠到反侠，从理想人格到现实人格，从文化颂扬到文化批判，金庸在武侠天涯在线书库也画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