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范·达姆四肢伸展，仰卧在自己的行政长官大转椅里，悠闲得好像一只被抛掷在角落里的玩具娃娃。除了拜见总统这种场合外，瑞安从没见过他穿大衣，即便是与总统会面也未必穿它。瑞安自忖道，如果是在必须打黑领带的正式场合，阿尼耶是不是需要一位特工佩枪站在身后。那条领带松松垮垮地挂在没有系好领扣的领子上，瑞安估计他的领带从来没有系紧过。阿尼耶穿着红豆牌蓝色条纹衬衫，但袖子都被卷了上去，肘部脏兮兮的，因为他在阅读文件时经常将小臂支撑在长期以来一直乱七八糟的桌子上。不过和别人交谈时他倒不会这样，而是仰靠着椅背，双脚放在办公桌的抽屉上。范·达姆将近五十岁，头发稀疏而灰白，面部皱纹堆积、饱经沧桑，仿佛是一张古老的地图。然而那双浅蓝色的眼睛总是炯炯有神、异常机警，不管在他视线之内还是视线之外，所发生的事情他总是一清二楚。这是身为总统办公厅主任所必备的素质。
他在一只大咖啡杯里倒上些健怡可乐，巨型咖啡杯一面印着白宫的标志，另一面铭刻着“阿尼耶”的字样。他注视着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神情中既有机警也有友爱。“渴吗？”
“如果你这儿有真正的可乐，我喝点也没问题，”瑞安咧嘴一笑，四下看了看。范·达姆伸左手向下一掏，从瑞安视线不能及的地方掏出了一只红色铝皮罐，循着弹道曲线向他抛过来，如果瑞安接不住，就可能砸在他的大腿上。在这样的环境中打开可乐罐必须当心。不过瑞安在砰的一声打开可乐罐时，夸张地将罐子口对准了范·达姆。瑞安在心底说，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人，他的风格还真是不同凡响。除非万不得已，他从不为工作影响情绪。现在又不是万不得已的时候。阿诺德·范·达姆惟有在局外人面前才装出一副身份不凡的样子，在局内人面前没必要装模作样。
“总统想知道那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办公厅主任开腔说。
“我也想知道，”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查尔斯·奥尔登走进来说。“抱歉，阿尼耶，我迟到了。”
“先生们，我们也想知道，”瑞安应声说。“这两年情况一直没有任何改善。你们需要我们手头最详细的资料，是吗？”
“当然了，”奥尔登说。
“下次再去莫斯科的时候，留心找一个穿马甲、戴怀表的高个儿白种大兔子。如果他邀请你进他的兔子洞一游的话，你就去，然后告诉我你在那里都发现了些什么，”瑞安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神态说。“你看，我可不是右翼大白痴，总想回到冷战时代，不过在那个时候，苏联人的行动至少还能预料得到。现在那些杂种居然开始像我们一样行动，鬼都猜不透他们要干什么。滑稽的是，我如今倒明白了以前克格勃对我们真是怕得要死。那边的政治动态现在是一天一变。纳莫诺夫是世界上最擅长勾心斗角的政客，不过只要他一投入到工作中去，什么地方就必然会出现新的危机。”
“他是哪种人物？”范·达姆问。“你见过这个人吗？”奥尔登曾经见过纳莫诺夫，可范·达姆没有见过。
“只见过一次，”瑞安谨慎地答道。
奥尔登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你看，杰克，我们已经看过你的档案，总统也看过了。老天，我几乎让他对你五体投地了。获得过两枚‘谍报之星’勋章，处理过‘红十月’号潜艇事件，还有，我的上帝，处理过格拉斯莫夫事件。我听说过静水流深这句话，老弟，可是静水也到不了你这么深。无怪艾尔·特伦特认为你真他妈的聪明呢。”“谍报之星”勋章是中央情报局为谍报工作表现杰出者设置的最高荣誉。杰克实际上获得过三枚。不过第三枚奖章的表彰证书被锁在一个非常稳妥的地方，这件事属于最高级机密，即便新任总统也不得知，而且永远也不会让他知道这件事。“那么你来证明一下自己的聪明才智吧，和我们谈谈情况。”
“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属于乱世出的英雄。我曾经遇到过一些医生有类似情形。有那么些人在别人都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还能坚持待在急诊室里，继续处理外伤之类的病情，但这样的人非常少有。有些人就是越有压力越兴奋，阿尼耶。纳莫诺夫就是这种人。我觉得他未必真的喜欢这样，不过他擅长应付压力。他肯定具备过人的体质——”
“多数政客们都具备，”范·达姆评论道。
“幸亏如此。不管怎么说，纳莫诺夫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呢？我认为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对于究竟把这个国家向什么方向推动他有某种想法，但是怎样推动，如果到达了目的地，那个目的地究竟是什么地方，他并不清楚。这就是此人最令人困惑的地方。”
“那么说你挺喜欢这个家伙喽。”这句话并非提问。
“他原本可以一口气就把我的小命吹灭，像开启这罐可乐一样毫不费力，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对，”瑞安微笑着承认，“因此我对他确实有点喜欢。要是不钦佩这个人那才是傻瓜呢。即便我们是敌对双方，他还是博得了我的敬佩。”
“那么说我们不是敌对双方喽？”奥尔登歪嘴一笑问。
“我们怎么可能是敌人呢？”瑞安故作惊讶地问。“总统说敌对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办公厅主任轻蔑地哼了一声：“政客们总是话太多。他们拿钱就是专门干这个的。纳莫诺夫能行吗？”
瑞安无奈地将视线转向窗户，因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样看吧：安德烈·伊里奇是他们有史以来最机敏的政治行家，不过他正在走钢丝。没错，他是那里最棒的政客，可你还记得卡尔·瓦伦达也曾经是当时走钢丝的大师吧？还不是一团血污死在人行道上了？他运气不好，所以就死于非命。安德烈·伊里奇和他的处境一样，他能行吗？八年以来人们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中情局认为可以——我认为行——不过……不过，天哪，这个领域我们没碰过，阿尼耶。以前我们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也没有遇到过。哪怕是气象预报员也有一套资料可助他一臂之力。我们手头最优秀的苏联历史专家是普林斯顿的杰克·坎特罗维茨和伯克利的德里克·安德鲁斯，目前他们俩的见解相差十万八千里。两个星期前我们刚刚把他们俩都接到了兰利。我个人倾向于杰克的看法，然而我们资格最老的苏联问题分析专家认为安德鲁斯言之有理。你花钱，你就可以自己挑选答案。那都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佳答案。如果你想听其他的说法，那就看报纸好了。”
范·达姆咕哝了一声继续问：“下一个热点问题在哪里？”
“民族问题是他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杰克说。“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苏联将以什么形式解体？哪些共和国会脱离苏联——什么时候，哪种方式？是和平解体还是暴力分裂？纳莫诺夫现在每天都得处理这些事。问题迄今为止没有答案。”
“这就是我说了将近一年的事情，还要多久才能尘埃落定？”奥尔登想知道答案。
“嘿，说东德至少要用一年时间才能发生剧变的人就是我——当时在伦敦数我的估算最乐观，可我还是多算了十一个月。不管是我还是别的什么人告诉你们的事都是胡乱猜测而已。”
“其他的动荡地区呢？”范·达姆接下来问。
“那就是中东——”瑞安看到这个家伙的眼睛一亮。
“我们打算把力量尽快向这一地区转移。”
“那么我要祝你好运了。自从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一九七三年大选关键时刻决定在中东加强力量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向这个地区转移力量。中东现在已不像以往那么紧张了，但根本问题依旧没有解决，迟早还会重新爆发。好在纳莫诺夫现在并不想在中东插上一手。他也许还会支持自己的老友，向老友销售武器能让他赚不少钱。但是如果再次发生危机，他就不会像其前任那样推波助澜了。从伊拉克事件上我们已经了解这一点了。或许他会继续大量输出武器——我们认为他不会，当然他也有难处——可是在阿拉伯人袭击以色列的时候，他顶多输出武器支持阿拉伯人，决不会再动用舰艇，也不可能动用部队。如果阿拉伯人要动刀弄枪威胁以色列的话，我甚至怀疑他肯不肯再支持阿拉伯人呢。安德烈·伊里奇说过他出售的武器是供他们防卫用的，虽说我们从以军那里听到了些话，但我认为他说得到做得到。”
“可靠吗？”奥尔登问。“政府的说辞不一样。”
“那就是政府说错了，”瑞安干脆利落地答道。
“你的上司也错了，”范·达姆指出。
“既然如此，先生，我得与尊敬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持不同的估测了。”
奥尔登点点头。“现在我终于明白特伦特为什么喜欢你了，你说话没有官僚气。像你这样说话直来直去，怎么能保持副局长的职位呢？”
“或许我这样的人只是一种陪衬。”瑞安哈哈大笑，而后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想想看，他要应付那么多国内种族纠纷，主动出击所冒的风险和所得利益是不相上下的。不，他出卖武器是为了赚取硬通货，而且只有在毫无风险的时候才做买卖。那只是生意，顶多也就是如此了。”
“那么如果我们能找出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奥尔登沉思道。
“他甚至可能出手相助。最糟不过是他袖手旁观，抱怨自己没能参与而已。不过，告诉我你们打算怎么解决问题？”
“给以色列施加一点压力，”范·达姆简洁地答道。
“那是个笨办法，理由有两个。等到以色列的安全问题缓解之后才施加压力是错误的，而且他们的安全问题要到某些根本性问题先解决掉才能得到缓解。”
“比如说……？”
“比如说这次冲突原本是为了什么。”人人都忽视了这个细节。
“是宗教，可这些该死的傻瓜信奉的居然是同一个上帝！”范·达姆咆哮起来。“他妈的，我上个月刚刚读过《古兰经》，和我在主日学校念的东西一模一样。”
“没错，”瑞安赞同地说。“不过那又怎么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也无法阻止北爱尔兰爆发动乱。世界上最安全的就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因为可恨的基督徒们就忙着彼此厮杀，根本顾不上去反对犹太人。你瞧，阿尼耶，两个地区的宗教差别在我们看来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对他们来说似乎都严重到非得动手杀人不可。其严重性纯粹被他们夸大了。”
“我看没错，”办公厅主任心有不甘地表示同意。他略微思考了一阵后说：“你指的是耶路撒冷吧？”
“猜中了。”瑞安一口喝干手中的可乐，将可乐罐攥瘪，而后抛进范·达姆的垃圾桶，想再要一罐。“这座城市是三大宗教的圣城——我们权且把它们看成三个部落吧——可实际上耶城只属于三个部落中的某一个。而这个部落正在和另外两个中的一个打仗。该地区的不稳定性经常会使他们兵戎相见。记住，某些伊斯兰教狂热分子不久前刚刚炸过麦加。那么如果你把一支阿拉伯国防部队拉到耶路撒冷去，就给以色列人平添了安全威胁。假如维持现状，当地只留以色列军队，那我们又得罪了阿拉伯人。噢，就别提联合国了。以色列人不喜欢联合国，因为犹太人在联合国影响不大。阿拉伯人也不喜欢联合国是因为联合国里基督徒太多了。我们也不喜欢它，因为联合国对美国也不怎么样。人人都不信任世上惟一的国际组织，这不是走进死胡同里了？”
“总统其实很希望推动这件事，”白宫办公厅主任指出。我们必须有所作为，要让别人觉得我们正在有所作为。
“那么，下次晋见罗马教皇的时候，总统可以要求教皇亲自进行斡旋，”瑞安挖苦般的龇牙一笑，这种表情只在他的脸上停留了一瞬间。范·达姆猜想他是在告诫自己纵然不喜欢总统也不该说总统的坏话。阿尼耶并不太了解瑞安，因此看不懂这种表情的意思，他说：“等等……”
白宫办公厅主任吃吃地笑起来，总统参见教皇没什么不妥。在选民们看来参见教皇向来是挺不错的举动，而后总统就会跟布奈·布里思共进晚餐，宴请各界以示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全都热爱。事实上，就范·达姆所知，总统是因为子女成年了才去教堂礼拜，只是做给人看的。那真是生活中最逗乐的一面。苏联为了寻求社会价值观念重新皈依宗教，但是美国左派政治家们很久以前就摆脱宗教了，也没有重新皈依的打算，生怕他们也会发现苏联人正在追求的价值观念。范·达姆起家时是一位左派信徒，然而亲自在政府部门体会了二十五年之后，他的左派思想已经被磨蚀了。如今他对左翼、右翼的空想家们一律不信任，对双方的猜疑不偏不倚。他这种人只想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解决办法惟一的魅力就在于它们能起实际作用。他沉思了一会儿，想着这个政治问题，一时间没有参与讨论。
“你在想什么事，杰克？”奥尔登问。
“要知道，我们都是‘《圣经》的子民’，是不是？”瑞安问，似乎在重重迷雾中找到了一条新思路。
“怎么说？”
“梵蒂冈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具有实在的外交地位，只是没有武装部队……部队是瑞士人的……而瑞士是中立国，甚至不是联合国成员。阿拉伯人都在瑞士存钱，在瑞士寻欢作乐……咦，我怀疑他是不是会支持这个主意……？”瑞安的表情又一次令人难以捉摸，范·达姆发现杰克的眼光凝聚了，仿佛灯泡一样闪烁发光。眼看着一个想法诞生总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不过如果你不清楚诞生的是什么想法，就没那么激动了。
“支持什么？要谁支持什么事？”办公厅主任有些恼怒地问。奥尔登坐等答案。
瑞安只好进行一番解释。
“我是说，整个争端的一大部分原因在于那些圣地，对不对？我可以和我们待在兰利的人谈谈。我们有个绝妙的——”
范·达姆仰靠在椅子里，“你们是否有些什么渠道？你是说要和罗马教廷大使谈谈吗？”
瑞安摇摇头，“罗马教廷大使简卡蒂大主教确实是个好老头，不过他来这儿是装装样子的。阿尼耶，你到这儿已经不少时候了，应当知道这一点。你要是想了解点消息就去乔治敦找赖利神父吧。我在乔治敦获得博士头衔的时候他教过我，我们俩的交往非常密切，他有途径可以和总教长说得上话。”
“谁？”
“耶稣会的总教长。他是耶稣会的领袖，是个西班牙人，名叫弗朗西斯科·阿尔卡尔德。他和蒂姆神父都在罗马的圣罗伯特·贝拉明大学教书。两个人都是历史学家，蒂姆神父是教长在当地的非官方代表。你从没见过蒂姆神父吗？”
“没有。值得一见吗？”
“噢，值得。那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教师之一。华盛顿里里外外没有他不认识的人，和家乡政府部门之间也能保持良好的联络。”瑞安龇牙一笑，可是范·达姆对这句笑话没有什么反应。
“能不能安排一次没人打扰的午餐？”奥尔登问。“不能在这儿，找个别的地方。”
“乔治敦北边有个宇宙俱乐部。蒂姆神父是那里的成员。大学俱乐部更近一点，不过——”
“好吧。他能保守秘密吗？”
“你问耶稣会的人能保守秘密吗？”瑞安笑道。“你不是天主教徒，对吗？”
“要多久能安排好？”
“明天或者后天行吗？”
“这个人忠于我们吗？”范·达姆仿佛从天外突然发话一样插问。
“蒂姆神父是位美国公民，他绝不会给我们造成安全威胁。不过他同时也是一位牧师，发过誓要效忠天主，自然而然认为上帝的权威比宪法高。出于对他职责的敬意，你完全可以信任他，可你千万别忘了他的职责都是些什么工作，”瑞安警告道。“同样，你也不能把他差来遣去。”
“请他吃顿午餐。听起来好像我无论如何也该见见他似的，告诉他这次午餐只是彼此认识一下，”奥尔登说。“早点安排。我明天和后天的中午没有安排。”
“好吧，我来安排，”瑞安说完站起身来。
华盛顿的宇宙俱乐部坐落在马萨诸塞大街和佛罗里达大街的交叉口。从前这里是萨姆纳·韦尔斯的庄园，瑞安觉得作为庄园周围少了四百英亩绵延起伏的土地，少了一座圈养良种马的马厩，或许还少了一只主人家想要狩猎的久居此地的狐狸，这里看上去光秃秃的，不过还不算太差。没有这些条件，瑞安真想知道怎么会把庄园建在这个地方，建成这样的风格，和华盛顿地区的真实生活这么不和谐，而建筑者居然又是一位对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了解到极致的人。这庄园被人租下来建了一家知识阶层的俱乐部，其会员资格是根据“成就”而不是金钱的多寡来确定。在华盛顿这家俱乐部以对话博学多识而著名，而吃的东西却是这座城市里最难以入口的。瑞安领着奥尔登上楼走进一间包房。
耶稣会的蒂姆·赖利神父正在等候，他的牙齿间叼着一只烟斗，正在翻阅那天早晨的《邮报》。他右手端着一只酒杯，杯底还残存着一层雪利酒。蒂姆神父身着一件满是皱褶的衬衫，外套一件早该熨烫的茄克，他没有穿牧师的制服，正式服装他要留到重大聚会才穿，那是威斯康星大街上一家手艺比较精巧的店铺为他手工裁制的。不过罗马式的白色衣领依旧硬挺鲜亮，瑞安突如其来地产生了一个念头：虽说有生以来一直接受着天主教的熏陶，可这些衣服都是用什么衣料制成的他一点都不懂。浆过的棉布？赛璐珞的，就好像祖父那个时代的可以拆换的衣领？无论是哪种质料，质地显然十分硬挺，肯定一直在提醒穿着这件衣服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以及死后那个世界上处于哪个地位。
“你好吗，杰克？”
“嗨，神父。这位是查尔斯·奥尔登，这位是蒂姆·赖利神父。”握手已毕，大家在桌子旁找地方坐了下来。一名侍应生走进来，记下他们要的饮料，出去时把门关上。
“新工作还成吗，杰克？”赖利问。
“工作范畴一直在延展，”瑞安据实答道。话就只说到这里。这位牧师已经了解杰克在兰利遇到了麻烦。
“我们对中东地区有这么一个想法，杰克提议该跟你探讨这个问题，你是个不错的人选，”奥尔登说，把大家的心思引回到工作上来。侍应生托着饮料带着菜单返回时他不得不住口。有关这个想法的前因后果他用了好几分钟才讲完。
“很有意思，”事情都摆到桌面上以后，赖利这样说。
“对这件事您怎么看呢？”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想要弄明白。
“有意思……”牧师一时间没有做声。
“教皇会不会……？”瑞安一挥手拦住奥尔登的问话。赖利这个人在思考时从不着忙。他毕竟是位历史学家，而历史学家处理的事情毕竟不是医生手中那生死攸关的大事。
“无可置疑，这太棒了，”三十秒钟之后赖利评述道。“不过，希腊人恐怕是个大问题。”
“希腊人？怎么会？”瑞安惊讶地问。
“目前最爱争议的人是希腊东正教教徒。哪怕是为最微不足道的管理权问题，我们罗马教廷和他们之间多半时间都在互卡对方的喉咙。要知道，现在拉比和阿訇恐怕要比基督教牧师更好对付。对于宗教人士来说这真是太可笑了，很难预料他们会做何反应。无论如何，希腊人和罗马人之间的问题主要是管理权问题——谁来监管哪个地区，都是那种事。去年双方就伯利恒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争论该由谁在基督诞生的教堂举行午夜集会。真是太让人失望了，是不是？”
“你是说我们的想法行不通，因为两个天主教教派不可能——”
“我说过可能会有问题，奥尔登博士。我没有说行不通。”赖利再次陷入沉默，过了一会儿继续道。“你们必须调整好三方……不过考虑到这次行动的特点，我认为我们可以找到正确的合作者。无论如何，你们都得把希腊东正教拉到自己的身边。要知道，他们和穆斯林相处得非常和睦。”
“怎么会这样呢？”奥尔登问。
“想当初穆罕默德被穆斯林前派的异教徒赶出麦加城的时候，他受到西奈山上的圣凯瑟林修道院的庇护——那是希腊东正教的一座神殿。在他需要朋友的时候东正教教徒悉心照料着他。穆罕默德是位可敬的伟人，从此之后这座修道院一直都受到穆斯林的庇护。千年以来，尽管当地发生过许多令人不快的事，这个地方却从未受难。要知道，伊斯兰教有许多值得仰慕的地方，我们身在西方总是因为有那些自称穆斯林的狂热分子而忽视了穆斯林的这些美德——尽管在基督教世界里我们没有同样的问题。伊斯兰教具有许多高贵品质，而且他们具有值得尊重的学术传统。只是这件事本地没人了解多少，”赖利结束了自己的话。
“还有什么概念上的问题吗？”瑞安问。
蒂姆神父笑起来。“还有维也纳参议会！你怎么能忘了他们，杰克？”
“什么？”奥尔登心烦意乱，不由得气急败坏地叫起来。
“一八一五年。谁都知道那件事！在签署了清算拿破仑战争的最后一份协议之后，瑞士被迫许诺永远不得外派雇佣兵。我相信我们可以巧施计谋利用这一点。请原谅，奥尔登博士。教皇的卫队由瑞士雇佣兵组成，而法国国王的卫队一度也由瑞士雇佣兵组成——这些人都因为保卫路易国王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而遇难。同样的命运也曾落到教皇的卫队头上，但是以我的记忆，卫队延缓了敌军的进攻，争取到足够的时间让一支小分队将教皇疏散到一个安全所在——甘道佛城堡。雇佣兵曾经是瑞士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他们骁勇善战，人见人怕。当然，如今梵蒂冈的瑞士卫队大多是摆摆样子了，但是曾有一段时间梵蒂冈确实非常需要他们。无论如何，瑞士雇佣兵有了这么个凶悍的赫赫声名，以至于维也纳参议会在了结拿破仑战争的协议书中的一条脚注里规定，瑞士应许诺瑞士人只在本土和梵蒂冈作战。不过，如我所说，那只是微不足道的问题。瑞士人肯定乐于让世人看到他们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做也能提高他们在中东地区的威望，更何况中东遍地是黄金。”
“当然了，”瑞安评论道。“尤其是我们为他们提供器材的话。M-1型坦克、布莱德雷战车、移动通信系统……”
“得了吧，杰克，”赖利说。
“不，神父，执行这项任务还需要一些重型武器——哪怕没有任何作用，至少还有心理影响。你必须证明自己态度非常认真。你这么做了之后，其他士兵就会穿上米开朗琪罗跳伞服、手持战戟、面对摄影机微笑了——可是你还需要一支史密斯-威森型手枪，才能应付局面，尤其是在中东那个地方。”
赖利承认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想法很精致，先生，我喜欢，手法也很高明。相关的人都以这个或那个名义自称信仰上帝。因此以上帝的名义向他们发出和平呼吁……呣，这就是关键，不是吗？上帝之城。你要我什么时间答复你？”
“没有那么急，”奥尔登答道。赖利明白了。这件事事关白宫的官方利益，但步伐不能过快，当然也不能搁置起来无人问津。这是一件要秘密进行，必须手脚利落、悄无声息地处理的事情。
“喏，这事须经过行政系统的批准。要记住，梵蒂冈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运转的行政系统。”
“这就是为何我们要与您谈话的原因了，”瑞安指出。“这样我们就不必与教内各层人员打交道，可以直达总教长。”
“杰克，千万别对教会里的各路巨头评头论足！”赖利几乎哈哈大笑起来。
“记得吗，我是天主教徒？我懂。”
“我会给他们写封信的，”赖利许诺。他的眼神表示今天就写。
“私下写，”奥尔登强调了一句。
“私下写，”赖利表示同意。
十分钟后，蒂莫西·赖利神父回到车里，开车返回在乔治敦的办公室，路程不算长。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运转起来了。瑞安对蒂姆神父与耶稣会总教长的关系估测得一点没错。在车里他就开始用古希腊语构思起那封信函来了，古希腊语是哲学家们的专用语言，会说这种语言的人全世界不超过五万，但几年前他在马里兰州伍德斯托克神学院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时曾学习过这种语言。
他一回到办公室就嘱咐秘书所有电话一律不接、关闭大门，而后启动了个人电脑。他首先插入了一张能使电脑辨识希腊文字的软盘。赖利打字并不在行——既然有秘书，又有计算机，打字的本事就越来越差了——他足足用了一个小时才把需要写的文档打好。他用双倍行距把这封信打印了出来，共有九页。赖利随后拉开书桌的一个抽屉，在一只体型小巧但性能安全的办公室保险箱上拨转好密码，这只保险箱很隐蔽，表面上看来是只文件抽屉。瑞安一直觉得这里应当存放着一个密码本，是耶稣会总教长亲信侍从中的一位年轻牧师手工印出来的。赖利忍不住要笑起来，这种东西与神职人员根本没有关系。一九四四年当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给担任美国陆军天主教教区总长的红衣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提建议，说也许马里亚纳群岛需要一名主教的时候，这位红衣主教就编制了一部密码本并使用了美国海军的通信系统网络，要求派遣一名新的主教。天主教教会和其他组织毫无区别，偶尔也需要一套安全的通信联络方式，而梵蒂冈的密码通信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以这次的情况而言，今天密码的对译本是亚里士多德有关“以生命形式存在”的讲演之中的一段长篇大论，其中要去掉七个词，再把四个词拼错，要错得希奇古怪。剩余部分由商用加密程序完成。而后他必须再打印出一份存档。电脑再次关机，将所有公报痕迹全部清除。赖利接下来用传真机将信件发送给梵蒂冈，再把所有打印件全部撕碎。全套工作让他辛苦了三个小时，当他通知秘书他已经准备好继续工作时，才发觉必须要工作到深夜了。赖利可不像那些平庸的生意人，他没有指天骂地。
“我可不喜欢这件事，”利里眼观双筒望远镜平静地说。
“我也不喜欢，”保尔森表示同意。透过十倍望远镜望出去，他的视野广度不足，但更加集中。目下的情况丝毫不令人愉快。观察的目标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追踪了十多年的一个家伙。约翰·拉塞尔（又名马特·摩菲，或理查德·伯顿，或“红熊”）卷入了联邦调查局两名特工以及一位联邦司法区执政官的命案，只得投入苏族一个名叫勇士团的温暖怀抱，隐蔽起来。约翰·拉塞尔身上丝毫不具备勇士风范。他出生于明尼苏达州，远离苏族保留地，曾经重罪在身，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判罪让他身陷囹圄。到了监狱，他才发现自己具有少数民族背景，才开始效仿着一个反常的美国本土居民的形象一样思考——以保尔森的思考方式看来，他的想法更像米哈伊尔·巴枯宁，而不像柯奇士或者图霍霍左特。拉塞尔加入了另一个名叫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的狱中组织，由此参与了六七宗无政府主义行动，最后有三名联邦军官死在他手上，而后他就销声匿迹了。然而他们早晚都得重整旗鼓，今天就轮到约翰·拉塞尔振作精神了。勇士团借助向加拿大运送毒品之机筹集了资金，可他们犯了个错误，居然让联邦线人窃听到他们的计划。
这是在距离加拿大国境六英里的一座农业小镇的废墟里。联邦调查局人质解救小组像往常一样没有人质可以救护，所以扮演着特种武器战术小组的角色。在班长丹尼斯·布莱克率领下，本次任务配置的十名队员都任凭负责当地事务的特工组长的调遣。这往往是局里已成惯例的专业精神被迫戛然而止的地方。当地特工组长精心策划了一次伏击行动，可是计划从一开始就不顺利，有三名特工因车祸受伤入院，另有两名特工受了严重的枪伤，计划几乎泡汤。对方的情况，已知有一个目标已死，另外也许还有一个受了伤，但目前谁也没有把握。其余的人——也许有三个，也许是四个，人数同样没有把握——都躲在一座废弃的汽车旅馆里。他们有把握的情况是，要么是汽车旅馆里有一部仍然能通话的电话，要么是这些目标带有手机，反正是他们给媒体打了电话。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简直乱成一锅粥，足以赢得巴纳姆的赞赏。当地的特工组长努力想利用媒体之便，来挽回所剩无几的职业名誉。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和从丹佛、芝加哥远道而来的新闻网队伍打交道完全有别于和当地刚从新闻学校毕业的记者打交道。给这些专业记者定调子真是太难了。
“比尔·肖想让这家伙大出洋相，”利里平静地说。
“那对我们太有利了，”保尔森答道。他哼了一声。“顺便问一句，什么洋相？”
“你发现了什么？”布莱克通过保密无线电电路问。
“有动静，但是不知道人影的身份，”利里答道。“光线不好。这些家伙或许不聪明，但是倒不算疯狂。”
“目标要求一名电视记者带一架摄影机进屋，那个特工组长居然同意了。”
“丹尼斯，你有没有——”一听这话，保尔森手中的望远镜几乎掉了下来。
“是的，我劝过他，”布莱克答道。“他说在这儿他说了算。”局里的谈判代表是一位精于此道的精神病专家，他的专业素质得来不易，还要两个小时以后才能赶到，而这位特工组长希望给晚间新闻制造些了不得的新闻。布莱克真想掐死他，不过他知道自己不能这样做。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家伙本领不够而逮捕他，”利里手扶着麦克风说。好吧，这些混蛋手里惟一缺少的就是人质。那么干什么不送给他们一个人质呢？这样也给谈判代表找点事做。
“告诉我情况如何了，丹尼斯，”保尔森接着说。
“我批准可以使用交战准则，”特工监督员布莱克说。“采访记者为女性，二十八岁，金发碧眼，大约五英尺六英寸高。摄影师是黑人，肤色黝黑，身高六英尺三英寸。我告诉过他该去哪儿。他有头脑，胆子也不小。”
“收到，丹尼斯。”
“你保持准备射击状态多久了，保尔森？”布莱克接下来问。书上说狙击手准备射击长达三十分钟以上就无法保持警惕了，届时观察员和狙击手应当调换一下角色。丹尼斯·布莱克认为大家必须按照书本上说的去办。
“大约十五分钟了，丹尼斯。我还行……还行，我看到那两个新闻界的人了。”
他们已经走得相当靠近了，距离那座木板建筑的前门只有一百一十五码，光线不太明朗。再过九十分钟太阳就要落山了。今天一直刮着狂风。炽热的西南风把大草原撕成碎片。灰尘刺痛了人们的眼睛，更糟糕的是，风速高达四十节以上，而且正直直地横扫过他的视线。这种强风会干扰他瞄准的准确度，偏离四英寸。
“全组队员准备战斗，”布莱克提议说。“我们刚刚得到‘折衷授权’。”
“得了，至少他还不完全是个大蠢蛋，”利里冲着无线电里面答道。他已经怒火冲天不在乎这位特工组长是否会听见他说的话了。更有可能的是，这个呆瓜在利里的心里又被掐死了一次。
狙击手和观察员都穿着苏格兰吉利服。他们足足花了两个小时才就位，但是隐蔽得很好，乱蓬蓬的伪装把他们和繁盛矮小的树丛与草原融为了一体。利里注视着两个新闻记者走近。那姑娘真漂亮，他心想，只可惜头发和脸上的彩妆都被干燥无情的狂风刮得乱七八糟了。举着摄影机的那个男的看上去又高又壮，可以到职业美式足球队里当后卫，他动作有力、速度奇快，可以替明星中卫托尼·威尔斯扫清障碍呢。利里不让自己再想下去。
“摄影师穿了一件防弹背心，那姑娘没穿。”你这个愚蠢的女人，利里心想。我知道丹尼斯肯定告诉过你这群杂种都是些什么货色。
“丹尼斯说他很机灵。”保尔森举枪对着建筑物比划着。“门口有动静。”
“那就让我们每个人都机灵点儿，”利里咕哝着说。
“一号目标出现，”保尔森报告。“拉塞尔出门了，一号狙击手瞄准。”
“发现目标，”立即有三个人回应。
约翰·拉塞尔体型臃肿庞大，身高六英尺五英寸，重达两百五十磅，曾经像运动员一样的肌肉都已变得肥胖且松弛起来。他身穿牛仔裤，裸露着胸膛，扎一条丝巾保护着一头黑色长发。胸前的刺青有些具有专业水准，不过大多像是监狱同伙给刺的。警察都愿意在手持枪械的时候遇上这种人。他懒散傲慢地挪动着脚步，显示出一副乐意要违法乱纪的样子。
“一号目标携带着一支大号的蓝钢左轮手枪，”利里通知小组的其他成员。看上去像是一支N型史密斯手枪……“我，喔——丹尼斯，他有点古怪啊……”
“什么古怪？”布莱克立即问。
“麦克说的没错，”保尔森接过话茬，架起望远镜仔细观察着那张面孔。他看到了一副野蛮疯狂的表情。“他的表情不对，丹尼斯，是吸了毒了！把新闻界的人都叫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保尔森紧盯着拉塞尔的头部。此时拉塞尔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只是一个监控对象，一个目标。小分队现在是遵循着“折衷授权”规则行动，至少在这点上特工组长行动无误。这就意味着如果情况极其糟糕的话，小组有权采取一切其领导者认为适当的行动。此外，保尔森发布的特别“狙击手交战规定”也明确指出，如果监视目标携带了致命武器，危及任何特工或平民的生命安全，那么狙击手的右手食指就应当在步枪的扳机上施加四磅三盎司重的力量，扣动扳机。
“看在耶稣基督的分上，大家冷静点吧。”狙击手深吸一口气。他的望远瞄准镜里画有十字瞄准线和视距仪刻度。保尔森不由自主地重新估测了一下射程，而后定下心来，脑子里努力留意着骤然刮来的狂风。瞄准镜里的十字线锁定在拉塞尔的头部，恰好在耳朵上方的位置，这是个瞄准的好位置。
当时的情况看上去既可怕又滑稽。新闻记者微笑着前后移动麦克风。粗壮魁梧的摄影师校准着便携式电子摄像机，他的高能闪光灯则消耗着腰间携带着的电池组。拉塞尔正在激昂有力地说着什么，但因为他是顶着风说话，利里和保尔森一个字都听不到。他脸上的表情一开始就气势汹汹，一直没有和缓下来。不多时他的左手攥成了拳头，右手手指开始紧紧地握住左轮手枪的把手。大风吹着女记者的丝绸衬衫，紧紧地裹住了她没戴乳罩的胸膛。利里记得拉塞尔号称性爱运动员，照此推测应当指的是他性欲强烈。可是他脸上居然冷漠得毫无表情。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给他设下的陷阱让他心情很紧张，也可能是药物刺激的关系，他的表情由平静无波变得狂躁激昂起来。接着他又突如其来地平静下来，但这样的平静不见得是个好兆头。
那个特工组长真他妈的愚蠢，利里心底咒骂着。我们应当在此守株待兔，等他们出来。现在局面稳定，他们哪儿都去不了了。我们本可以通过电话和他们协商，等他们出来……
“不好！”
拉塞尔空着的那只手一把揪住了女记者的右上臂。她试图拉回自己的手臂，可是根本拉不动。摄影师立刻采取行动，一只手从索尼摄影机上抽回来。他体格高大健壮，或许能把她的手臂拉出来，可是他这一出手激怒了拉塞尔。目标持枪的那只手又动了起来。
“瞄准、瞄准、瞄准！”保尔森急迫地叫道。住手，你这个卑鄙小人，住手！他不能让枪离得太远。他的脑子急速地盘算着目前的情况。那是一支大号史密斯-威森手枪，口径可能是点44。创面大，非常血腥。目标可能只是为了强调自己的话才做出这样的动作，只是保尔森不清楚也不关心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或许他是在告诫负责摄影的黑人住手；他的枪口似乎是指向那个黑人而不是姑娘，那枪口还在继续向上抬，而后——
步枪啪的一声，仿佛拍了一张照片一样给时间定了格。保尔森扣动了扳机，似乎是手指自作主张，但其实是日常训练控制了手指的动作。步枪在反冲力作用下向后猛撞，狙击手已经动手拉动枪栓、重新填充弹药了。大风偏偏选在这个倒霉的时刻呼啸起来，将保尔森的准头向右方稍微刮偏了一点。子弹没有钻进拉塞尔头颅的正中，而是偏向前方打中了他耳朵前的脸颊部位。子弹击中头骨的那一刻就炸成了碎片。目标的面部被炸得从头骨上剥离下来。鼻子、眼睛、前额都炸成了一片血雾，一无所有了。脸只剩下了一张嘴巴，拉塞尔的头部仿佛是一只莲蓬头，血从伤口处突然喷泻而出，张开的嘴巴还在尖叫。拉塞尔虽然不行了，但还没有死，他猛扣扳机给了摄影师一枪，然后才向前倒在女记者的身上。摄影师也倒了下去，新闻记者还僵立在那里，她甚至没有时间顾及溅在衣服和脸上的血污碎肉。拉塞尔在倒下的那一刻还下意识地用双手抓了一下已经不复存在的脸。保尔森的无线话筒在高声喊叫：“快、快、快！”但是他几乎什么也没注意到。他将第二颗子弹推上枪膛，辨认出在建筑物的一扇窗子里有一张面孔，他认出来照片上有这张脸，那也是个监视目标，一个恶棍。窗里有一支武器，看上去好像是一支陈旧的温彻斯特长枪，正在瞄准目标。保尔森的第二射比第一击准确得多，直射入二号目标的前额，此人名叫威廉·艾姆斯。
时间这才重新起步。人质解救小组成员冲进来，他们身穿黑色防弹背心。两人将新闻记者扶走，另两个人走向仍旧抱着索尼摄影机躺在地上的摄影师。又有一个人向破碎的窗子里投掷了一枚闪雷手榴弹，而丹尼斯和另外三名队员俯冲进敞开的大门。再也没有开过枪。十五秒钟之后无线电再次吱嘎作响起来。
“我是队长，房屋搜查已毕，两个目标已被击毙。二号目标是威廉·艾姆斯。三号目标是欧内斯特·索恩，胸部两次中弹，看来已毙命一阵子了。目标的武器均已肃清。发案地安全。重复一遍，发案地安全。”
“上帝！”这可是利里投身联邦调查局十年以来第一次开枪。保尔森先清理了一下武器，而后站起身，将步枪的双脚支架折叠起来，快步奔向那座房屋。当地特工组长已经先他一步到了房子里，手里握着一支自动手枪，站在约翰·拉塞尔俯卧的尸体上方。拉塞尔的头部已经严严实实地遮盖了起来。他身上的鲜血现在都淌到了遍布裂缝的水泥人行道上。
“干得好！”特工组长对大家说。这是他连连失误的一整天里犯的最后一个错误。
“你这个无知小子、臭狗屎、恶棍！”保尔森一把将他推到刷了油漆的墙体上。“不是因为你，这些人不会死！”利里跳到他们俩人中间，将保尔森从莫名其妙的特工组长身边推开。丹尼斯·布莱克随后出现，面无表情。
“把这团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好，”他说。他想赶快把自己的队员带走，免得后面再发生些什么情况。“两名记者还好吗？”
摄影师仰卧着，还拿着索尼摄像机在拍。新闻记者双膝跪倒在地，大口呕吐着。她的心情可以理解。一名特工已替她擦过脸，但她那件昂贵的上衣上满是血污，未来几个星期里做噩梦的时候恐怕全都是这件血衣的样子了。
“还好吗？”丹尼斯问。“把那个烂东西关了吧！”
摄影师放下摄像机，将闪光灯关掉。他摇晃着脑袋，摸了摸肋骨正下方的一处地方。“多亏你的建议，兄弟。我该给制作这件防弹衣的人寄封信。我真的是——”他突然不出声了。最后，他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这才开始惊恐失措起来。“噢，上帝啊，噢，亲爱的、仁慈的耶稣！”
保尔森走到自己的勤务车前，把枪严严实实地锁进枪匣子。利里和另一名特工围在保尔森身边，说他的所作所为非常正确。他们劝慰着保尔森，希望他尽快从心理压力中解脱出来。这并不是这名狙击手第一次杀人，虽然每次事件的情况都有所不同，但后果全一样，都会有令人遗憾之处。不会像电视里放的那样，在一阵射击之后便会有广告。
受刺激后必然出现的歇斯底里正在折磨着那名新闻记者。她撕开浸透血污的上衣，全然忘记了里面什么都没有穿。一名特工用一张毯子把她裹了起来，帮助她稳定情绪。更多的新闻记者来到了现场，大多数人都直奔那座房屋而去。丹尼斯·布莱克聚齐自己的人马，要他们清理自己的武器，并协助照顾女记者和摄影师。几分钟之后女记者恢复了正常。她问起是否真的有必要穿防弹衣，这才知道原来她的摄影师就中了一枪，幸亏联邦调查局建议他们俩穿上的“第二次生命”牌防弹衣替他挡住了子弹，而她却拒穿防弹衣。接下来她又变得得意起来，因为她还好好地活着。不一会儿，恐惧感可能会重新出现，然而虽说她年轻、不谙世事，但却聪颖睿智，已经明白了一些重要的道理。下次再有人对她良言相劝的时候，她一定从善如流；那些噩梦只会更加凸显这次教训的重要性罢了。用不了三十分钟，她已经可以不用任何人扶持自己站立起来，穿着那件备用外套，用冷静的、平静的态度讲述发生过的那段故事。不过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部黑石城里的人们为之动容的是那盘录像带胶片。摄影师将会收到新闻部首脑的一封表扬信件。胶片上记录着一切：不可思议的情节、死亡、一位勇气可嘉且容貌迷人的女记者，这卷胶片肯定将成为晚间新闻广播里的头条——要不是有了这段新闻，今天原本是个枯燥乏味的新闻日——明天早间电视广播网的所有节目都得反复播放这段新闻。在各种情况下，新闻节目主持人都会正颜厉色地告诉观众，他们即将观看的情节会让那些情绪敏感的人心神不安——这样的警告只是为了确保每一位观众都明白即将播映的节目格外刺激。而大家都有不止一次的机会观看这段节目，第二次观看的时候，肯定有不少人得把录像机打开。其中有一位就是勇士团的首领。他名叫马文·拉塞尔。
刚开始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醒来时他的腹部就难受。清晨的工作于是变得有点累。他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头。你已经三十多岁了，他告诉自己。你已经不是孩子了。再说他的精力一向很旺盛。或许只是因为感冒、感染了病毒、喝了不干净的水，或者是胃里有寄生虫。他肯定能挺过来。他又给背包里增加了一点分量，在步枪的弹仓里填满子弹。他只是变得懒散了，如此而已，要恢复，并不难。如果不是意志坚定的话，他肯定一事无成。
一个月来这种疗法一直有效。当然他更加疲惫了，但是既然多背了五公斤东西，原本已经料到要更加劳累。他盛情接纳了平添的疲乏感，把克服疲惫当作勇士精神的证明。他恢复了简单的饮食，强迫自己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这也起到了作用。肌肉的疼痛从他开始这种劳神费力的生活之初就一直没有改善过，但他能像正义之士那样饱睡而不做梦。当他集中精力给拒不服从命令的躯体下达命令时，原本艰难的事现在就更艰难了。难道他就无法战胜什么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吗？难道他不曾战胜过形体更加庞大、令人生畏的生命机制吗？这样想一想与其说激励斗志，还不如说是逗自己一笑。就像多数意志坚定的人一样，他的斗争全部是自己内心的竞争，而躯体一直在坚决抵制大脑的命令。
可是不适一直不肯消除。虽说身体越发瘦削强健起来，可是形形色色的疼痛和恶心却一直不肯退去。为此他心烦意乱起来，最先还是说笑时表现出了这种烦恼。当年长的同僚注意到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称之为“晨症”，惹得大伙儿暴笑连连。不适的感觉又继续了一个月，他发现有必要把弹药减轻一些，这样他才能继续和头头们并肩走在队伍前面。他平生第一次对自己坚定的个人形象产生了小小的怀疑，不过那些疑虑轻微得仿佛晴空中丝丝缕缕的云絮。
他硬扛着又忍了一个月，例行训练决不肯有半点松懈，只是在自己不知疲倦的强化训练中强迫自己多睡一个小时。尽管如此，健康还是每况愈下——呃，严格地说也不是每况愈下，而是丝毫没有改善。或许只是因为上了年岁吧，最后他终于在心里认定是这样。无论多么卖力地锻炼以赢得最健康的体质，可他毕竟只是个凡人。他曾经坚决预防衰老，但是变老又不丢人。
到后来他开始咕咕哝哝地发牢骚。他的同伴们都很理解他。人人都比他年轻，许多人为领袖出力只有五六年。他们敬佩他的坚韧顽强，那么一旦这份坚韧顽强出现一丝一毫的裂缝，除了说他毕竟只是个凡人并由此越发崇拜他，还能意味着什么呢？有一两个人建议他回家休养，但后来一位挚友兼同伴告诉他，要是不去当地医生那里看看病就实在太愚蠢了——他的姐夫就是一位不错的医生，毕业于不列颠医学院。他决意不再这样克制自己，他心里明白这是金玉良言，现在该听取建议了。
那位医生确实和人家说的一样好。他身着一件白色的大褂坐在桌后，完整地了解了病史，然后进行了初步检查。表面上没有什么问题，他谈到心理压力——这种课程病人根本不需要听——然后指出成年累月的压力一定会让人吃苦头，力度与年俱增。他又谈到饮食习惯，谈到锻炼也有可能过量，谈到休息是多么至关重要。他判断，问题是多种细小因素合力造成的，其中包括轻微但是惹人不快的肠紊乱，而后开了一种药以便缓和病人的病情。医生最终以一段独白结束了他的诊疗，他说有的病人高傲自负，不肯做有益健康的事，这些人真是太愚蠢了。病人点头表示赞同，向这位内科医生奉上他完全担当得起的敬意。他一字不漏地给自己的下属上了一堂课，也像以前一样下定决心要一丝不苟地按照正确的生活方式过日子。
药物治理坚持了一周左右就见效了，他的胃大体恢复了正常。胃病当然有所改善，可他烦恼地发现身体还是大不如前。他的大脑需要集中关心一些大的概念，好比任务和目标这样的事，就任自己的躯体自取所需，别再麻烦大脑了。可不该打扰大脑，大脑要下达命令，而且期望命令有人服从。它不需要类似的干扰因素。目标怎么能和干扰因素共存呢？多年以前他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然而病痛就是不肯离去，最后他只得又去拜访那位医生。这次医生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检查。他任凭人家对自己的身体又戳又刺，又是抽血，不过没有采用他已经做好精神准备要用的、更加暴力的手法取血。医生告诉他，恐怕病情比较严重，比如可能是低位系统感染。有药物可以治疗这种病。例如疟疾，它曾经在当地普遍流行，也会产生相似的后果，但患者会更加虚弱，任何历史上非常严重、但如今已经能够借助当代医药的力量轻易治愈的疾病都有同样的影响。各种检验能够说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医生下定决心要摆平问题。他很了解这位病人的人生目标，他也有同样的目标，只是观点比较安全可靠、疏离冷淡一点。
两天后他重返医生的办公室，得知情况不好。他在情报主管的脸上曾多次发现过同样的表情。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出乎意料的事，大概要影响计划了。医生缓缓地开了口，他斟酌着词句，想方设法要把话说得轻松一些，然而这位患者不想听这样的话。他已经选择了危机重重的生活，于是命令医生直截了当地说清楚。医生满怀敬意地点头同意实打实地回话了。这个男人不动声色地听完了消息。他已经习惯于形形色色的失望情绪了。他明白最终等在每个生命尽头的是什么，而且很多次把人家送上了不归路。如今它同样摆在他的生命之路上，如果有可能当然要回避它，但是它就在那里，或许近在咫尺，或许不是。他问还有什么办法，答案并不像他所预料的那样糟糕。医生没有说些安慰的话来侮辱他，医生理解这位患者的思想，就把真相挑明了。要做不少事呢，也许能成功，也许不能。时间会告诉大家。他的体力对治疗大有帮助，同样他的钢铁意志也很有裨益。医生告诉他，恰到好处的心态至关重要。患者听着几乎要笑起来，但还是忍住了。最好表现出一名坚忍主义者的勇气来，而不愿当个满怀希望的傻瓜。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的一生难道不是已经奉献给正义了吗？已经奉献给上帝了吗？难道他不是已经献身给伟大而有价值的人生目标了吗？
可是难就难在这儿。他不是个能接受失败的人。他给自己的生活选择了一个目标，多年以前他就下定决心，无论自己或者他人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他都得达到自己的目标。在这座圣坛上，他已经奉献了自己曾有的一切：已故双亲的期望，父母曾经期待他能用所受的教育来改善自己及别人的生活，期盼他能找个女人生儿育女，过上舒适、正常的日子——所有这一切都被他拒之门外，他反而选择了一条坎坷且危险的道路，决心不达到那个光辉灿烂的人生目标誓不罢休。
而如今呢？这一切都化为乌有了吗？他的生命难道要毫无价值地结束了吗？难道他永远见不到他为之奋斗的胜利的那一天了吗？真主真的如此残酷吗？所有这些念头在意识中鱼贯而过，但他依旧面不改色，眼神一如既往地保持警惕。不。他决不允许这种事发生。真主不可能抛弃他。他一定能目睹胜利的那一天——或者说至少看着这一天在逼近。他的一生终归是意义重大的。过去的岁月并不都毫无意义，他所能拥有的未来也肯定不会百无一用。就这一点，他非常确信。
伊斯梅尔·卡提打算遵照医生的嘱咐采取必要措施来延续自己的生命，或许还能战胜这个和外来之敌同样卑鄙阴险的内在病魔。与此同时，他会加倍努力，推动自己去攀登躯体忍耐力的极限，求自己的主指点迷津，寻求真主的意旨。就如以往与其他敌人作战那样，他也会满怀勇气，以献身精神与这个仇敌奋战到底。他这一生从不知道什么是慈悲，现在也决不愿表现出慈悲来。如果他必须面对死亡，那么他的死也是庄重无比。不过他不能盲目地抨击别人，他会做自己分内的事，会像以前一样坚持下去，直到有朝一日内心的信念告诉他，有个机会正在他视线不及的某个地方等着他，在他和生命终点之间的某个地方等着他呢。他的决心一直受智慧指引。也正是这一缘故才能解释为什么他的行动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