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学者赫尔岑说过：“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历史是人创造的，它也创造着人。
给历史造碑的是人，而给人造碑的是历史。
给历史造碑，是为后来的人；给人造碑是为后来的历史。
贾拓夫走完了他54年的人生道路，短暂而充实，坎坷而悲壮，平凡而光辉，历史给他刻了一块丰碑。他是无愧的，因为他毕竟给历史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遗产。如果人们理解了它，接受了它，那么这些遗产将是实在的，宝贵的，可供后人受用的。
贾拓夫一生有着明确的信念，他把自己越来越坚定地熔于为国家、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壮丽事业当中，因此，在苦难的陕北穷山僻壤中，大革命的斗争屡遭挫折，他从未回过头。据一些老人们回忆：贾拓夫是绥德师范的高才生，“绥师”是陕北的“最高学府”，凭他在校出类拔萃的学业和表现，三年时间混成个“小秀才”，弄个一官半职，或者当个受人尊重的教师，有个固定的收入，过上小康生活，本不成什么问题。有机会受人保举，进一步深造，念个大学堂，离开贫瘠的黄土高坡，出人头地，也完全有可能。但他却没有走那条路。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他坚持斗争。白色恐怖主要是针对革命者和同情革命者。贾拓夫身处其中，天天都有被捉去砍头的危险，虽然年纪不大，也深知随时会遭杀身之祸。实际上他已被出卖而关进过死牢，尝过手戴铁铐、脚缠铁镣的滋味。但他越狱脱险后，反而更加坚定地与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即使党组织被破坏，他几乎陷入绝境时也不曾动摇。他在后来的五言诗中写到：“闯关辞西北，衔命访瑞金”，就是要找党，要一条路走下去。
在历尽人间艰苦的长征道上，他和无所畏惧的壮士们一起，度过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难忘岁月。他也吃过皮带，用前面人的粪便“洗净”里面不曾被消化的生青稞充过饥。但他曾由衷地唱出：“艰苦奋斗为哪个？为了抗日救中国”，更锻造出了坚韧不拔的品格。
如果说，能经得起艰苦和生死关头的考验是不容易的，那么，能经得起荣辱进退的考验，也同样需要坚定的信念和意志。贾拓夫在这两种考验面前都表现出真正的共产党人风貌。也许，前一种环境离今天的现实稍远了一些，后一种情形则还会经常发生；也许，英勇地经受了前一种考验的人多，而经历像贾拓夫后10多年那样磨难曲折的人少得多，因而我们对贾拓夫在和平建设时期，在自己人自觉不自觉地构筑起来的逆境中，能如此胸怀坦荡，认真不苟，印象尤为深刻。有许多人在这种处境下，往往怨天尤人，心灰意冷，悲叹命运，从此不愿做任何事情；也有许多人在这种处境下，往往陷入虚无主义，看破红尘，离人事越远越好；还有许多人在这种处境下，往往囿于恩恩怨怨，愤世嫉俗，计计较较，耿耿于怀，或终日叫骂不平，或卧薪尝胆，以待它日报一箭之仇。贾拓夫与这些人都不同。他也曾想不开，也曾痛苦，但他很快就能把握住自己，很快又振作起来。工作环境可以变化，工作态度依然积极如故。个人的升降、进退，甚至个人的荣辱、恩怨，虽不是完全置之度外，却总可以看得很轻，处之泰然。他从不消极人生，从不悲观失望。他相信历史，相信自己舍弃一切而献身的事业；相信“历史总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但真理毕竟要胜利”；相信自己的本质、人品和所作所为，即使有错误缺点，也应该而且完全可能在不断的克服中进入更高的层次，绝对需要的就是不仅在顺境中，更要在逆境中去体现、去实践。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忘我吗？
被陈云称作“一代楷模”、曾驰骋疆场、建立过卓著功勋的大将黄克诚，被错批错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而罢官后，写有“唯愿天公不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的诗句。他此时耿耿于心的并非自己的命运，而是比他更直接从物质上承受大跃进的苦果、吃喝穿戴都堪忧的广大人民。他所愿所望的是“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他们无时无刻不把自己同人民的事业紧连在一起。这就是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信念。
贾拓夫也是从未动摇过这种信念。庐山会议后，他被批判贬官，虽然内心是痛苦的，但他还是能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一方面，相信历史会搞清楚，证明他们并不“反党”，忠心可鉴；另一方面，他想到事业终要前进。所以他写下“庐山识大义”的诗句。他要求到基层去，到群众生产斗争的火热生活中去实践。当他有了这种机会时，他能忘却过去，能“早已投身在火炉”，能“落户西山愿做工”，能“放下臭架子，甘当螺丝钉”，能“老马途能识，悬崖奋勇登”，能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在下面工作，而且是诚心实意、情绪饱满、锐气不减，绝非矫揉造作、故弄姿态，也绝非是一种排解、一种失落的寄托。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无私吗？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而人的精神境界的高峰，就是像老一代共产党人那样的忘我，那样的无私，那样的锲而不舍，那样的坚毅不拔。而这种精神，来源于一种信念，一种执著的追求。只有把自己自觉地熔进这为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事业中，只有完全有意识地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上，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做到。这才叫作真正的、成熟的、高度的党性原则。单凭个人的修养，个人性格的坚韧，个人“自我实现”的追求，是无法做到并长期坚持的。
人民和历史，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信念。尤其是当代，当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一种深刻的变革的今天，更加需要这种精神，这种信念。这绝不是为了纪念贾拓夫们才故意说出的溢美之词，也绝不是传统观念上的理想主义说教，而是极为现实的一种社会需求，是历史前进的一种必然需要。不是吗？试想一下，一个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没有一种力量和一大批骨干分子去影响和带动群众，把社会凝聚起来，向着这个目标推进，社会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没有贾拓夫和老一代革命者所表现的那种屡挫屡奋、愈挫愈奋的精神，人们怎么能想象一个伟大历史性事业能够成功？人民对于代表他们、领导他们的政党及其骨干分子，又能希望什么呢？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到，贾拓夫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最后10年才更具光彩；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才更有意义。
贾拓夫的光彩还不仅仅表现在那种百折不挠的信念上，他的信念不是表现为诗人那样的浪漫抒发，不是表现为文学家那样的理想呼唤，不是表现为思想家那样的思索寻觅，也不是表现为评论家那样的高谈阔论；而是表现为革命家那样的认真实践，实干家那样的开拓进取。他一生都在实干，都在扎扎实实地做事。他把对事业的忠诚和追求，落实到所从事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在他看来，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各种工作，以及它们的集成，都是整个事业的组成部分，而每一工作的进展与成功，都构成和推动着整个事业的前进。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开创自己所承担工作的新局面上。因此，他做的每一段工作都是相当成功的，都具有开拓性，也都是有实绩的。党给他的评价是“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这“独到”就是开拓；这“有才干”就是实绩。
纵观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无论是在长征路上开路筹粮，还是在陕西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论是在延安开辟党早期的民族工作，还是在敌顽封锁下经管财经，保障供给；无论是接管西安，巩固政权，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面发展国民经济；无论是在中央领导机关，还是在基层工矿企业，他都有出色的表现，良好的政绩。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开拓的一生，也是硕果累累的一生。他既忠实于党的路线，又勇于探索创新。把忠诚转化为实干，把责任转化为进取，不敷衍，不虚夸，不空谈，注重实效，不搞花里胡哨，积极创造，不求急功近利。每承担一项任务都认真负起责任，每做一件工作都真正做出成绩。几十年里，他换过许多岗位，做过许多事情，几乎每一阶段都取得新的成绩。即使在首钢没有具体任务的情况下，也能帮助别人去做些实际工作。而且，他每换一个工作，大都是由于前面的工作表现出才干，后一项工作需要他去开拓。他“升迁”得很快，并不是靠资格，不是靠关系，靠提携，而是靠业绩，凭本事。他的经历中记录了他实实在在的贡献，也记载了他踏实苦干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伟大的成功的。这个成功，不仅仅是由于她的信仰、理想和纲领吸引了绝大多数人民，更是由于她和人民一起长期地、不屈不挠地去实践。今日之中国与几十年前的中国绝不能同日而语，一个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任何人也不能小看的共和国，不是画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很长，还会十分艰难、艰辛，还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苦干。其中，首先需要的和不能取代的是担负领导职责的政党和她的骨干分子，比任何力量和人们都更加努力踏实地苦干。遗憾的是，如今有那么一些大大小小的领导者，似乎是不那么苦干实干也能过得去。有些人不靠苦干实绩，而靠其他的手段和“本事”，不仅过得去，还能混得好，升得快。其实，这说明社会肌体出了毛病。人们有理由深深怀念周恩来时代那政府机关办公大楼的灯火通明，怀念贾拓夫们以工作为全部生活，以做好每一项工作为最大追求的工作态度，有理由期望和鞭策大大小小的领导者们，像20世纪50年代的贾拓夫们那样勤政。因为只有勤政、实干，才有希望；勤政才能带动廉政，而不勤政本身就是最要命的腐败。
贾拓夫一生勤勤恳恳做事，也实实在在做人。他的质朴、忠厚、诚恳、正派是有口皆碑的。他从不搞权术、耍滑头，从不拉圈子，拉帮结派。有人评论说：贾拓夫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书生气太重，缺乏经验。也许是吧。客观上，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加上他的这种为人作风，他的确有些“缺乏自我保护”。从某种角度看，他不属于任何“山头”（“山头”在现实中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要处理好），也许在中央的某些人看来，他是西北的干部，而在西北的人看来，他又是中央的干部。他从陕北、陕西到了中央苏区，又跟红一方面军长征回到陕西；从西北地方的工作岗位又到了中央的领导岗位。这种工作的变动，本来是完全正常的，但在某些情况下，这又可能是一种“劣势”，一种容易被人做文章的处境。尽管他处以公心，认真做事，从不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但还是一会儿差点被安进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一会儿又被莫须有地扣上所谓“习贾刘集团”的帽子，这大概与他的那种“劣势”不无关系。
当然，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产物，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人们回顾起来，还是有理由希望不再发生这种令人遗憾的情况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就个人经历和个人关系而言，很自然地会有亲疏远近之分，但既然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就应该彼此平等，互相信任地一起共事。历史已经证明，什么时候这种关系是健康的、亲密而融洽的，什么时候队伍就坚强有力，事业就蓬勃发展；而什么时候这种关系变得复杂，渗进某些小团体利益和个人私利的打算，内耗四起，空气变得不清新，不健康，什么时候队伍就松散而缺乏战斗力，事业就会受损、受挫折。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完成那样宏大的、需要千百万人长期奋斗的事业，多么需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精神啊！人们多么希望少出一些贾拓夫那样的悲剧，少一些内耗啊！有人说“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仁爱、友善、团结、祥和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同阶级之间，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是必然的。但是在共产党内，在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共同奋斗的事业中，祸起萧墙，同室操戈，则是应该和可以避免的。在和平建设时期，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找到一种方法和途径，能够容纳和正确处理内部关系及不同意见，既统一意志又团结同志，既求大同又存小异，既分清是非又不伤人，则仍然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改善党的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一项任务。
贾拓夫虽然自身几次受到委曲，一生颇多周折，但他对同志却始终宽厚诚恳，从不整人，和他一起战斗过和工作过的人，都一致有此好评；他从来都是非常尊重上级、尊重同志，即使自己受到不公，也不“以牙还牙”。所以他的同志关系一向很好，人们都说“贾拓夫真是个好人”，很大程度上是对此而言的。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贾拓夫负责的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就没有一个人被打成“右派”，而当时是有指标任务的。有人提醒他说：这事不好向国家机关党委交待。贾拓夫却明确地讲：“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去向党委负责，总是要实事求是嘛！”这件事在当时的环境下的确难能可贵，它不仅反映了贾拓夫坚持实事求是的一贯思想作风，也反映了他对待同志的忠厚诚恳的品质。而在工作中，他又常常主动承担责任，检查自己，从不邀功诿过。
贾拓夫对自己有明确的要求，自律很严。他对别人讲过：为人做事要从实际出发，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实事求是。这五个“实”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他也说过：“真正做到这些‘实’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环境是复杂的。但正是因为复杂，才更需要‘实’。以‘实’之不变去应复杂之万变，方为根本之策。”是啊！投机取巧，耍小聪明，不老实，善钻营，可得计于一时，但终不能长久。机关算尽，即使八面玲珑，取巧一生，盖棺后也未必流芳后世，反倒会遗臭千古。世上的正事，是靠这些老实人办的；社会的真正进步是靠千千万万的老实人推动的。世间的复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那些不老实的人造成的。我们从贾拓夫的一生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他坚持“唯实”这个宗旨，他才能处处注重调查研究，才能结合实际产生“独到见解”，才能不唯书，不唯上，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才能从实际出发，做出实际的成就。一个领导者，只有真正做到这些，才算是一个称职的领导者，一个对社会有益的领导者。当然，正象贾拓夫所说的那样，真正做到五个“实”并不容易，有时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是政治生命。但是，如果没有许许多多像贾拓夫那样求实的人去办求实的事，如果不是绝大多数人经过反反复复，最终还是走到这条路上来，那么，怎么会有今天的进步和发展？世界不是早就乱套了吗？
贾拓夫严肃实在的态度，不仅仅表现在对待工作，对待同志，对待事业上，也表现在对待个人生活和作风方面。他一贯地要求自己严格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行事，始终坚持做一个普通的工作者，从不计较个人待遇，从不搞任何特殊化。在陕西地下斗争和延安的艰苦年月中，他身体不好，工作十分繁重，但他从来没有要求组织对自己给以更多的照顾，即使在患了严重的肺病，医生断定他活不了多久的情况下，他也不多提一个字，硬是咬牙自己坚持过来了。解放后，生活待遇好了，地位也很高了，他更是觉得自己已经比广大工农群众和干部好了不知多少倍，认为自己“已经是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了”，怎么能够再想着个人，想着生活和待遇呢？他曾对子女们讲：“几十年的斗争中，有多少好同志为党的事业牺牲了，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他们没有了，我们留下来的人却有了权力、地位和待遇。不努力把他们未竟的工作负担起来，何以告慰死难的同志？还算什么革命者！争个人的东西就是思想上的蛻化！”他正是以这种思想来要求自己的。
贾拓夫担任国务院四办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的时候，家住在北京东城韶九胡同一个带花园的大院子里，有几十间屋子，然而他住得十分不安稳。他认为大家住房都很紧张，而自己一家人住这么多房子实在太浪费，也脱离群众。于是主动向组织上提出自己的意见，组织上就安排了一机部、纺织部的两位副部长住了进去。但他还觉得心里不踏实，又向组织提出全家搬到三里河的宿舍区，住单元房的想法。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和一般干部一样去住宿舍区的房子呢？”后来，机关事务管理局介绍了西城武定胡同一个小院，里面没有厢房，连卫生间也没有，他却很满意，只简单地把过道改修成一个卫生间后，就带全家人住了进去。直到“文化大革命”他被迫害致死，全家人被赶出这个院子为止。
这样一些小事，现在看来好像很无所谓，但当年贾拓夫却非常认真。他担任轻工业部部长时，经常有些轻工业新产品送来检查试用。他在为国家不断有了人民生活需要的新产品而高兴的同时，总是提出意见，让秘书把意见连同送来的东西一起送回去。有时秘书说：“这些东西是送来的，退回去也没有用，可以留下来给孩子们用。”他却很严肃地说：“不行，这是公家的东西。孩子们需要什么，到街上去买。”他除了吸烟外，没有其他嗜好，对生活水准也没有什么要求，直到他含悲而逝，手上还是戴着那块已戴了几十年的旧表。那块表是40年代在延安时，王震将军跟他换的。这块老式瑞士表，家人当作宝贝，传给了长子继承。可是表走时并不准，拿到表店修理，人家说这块表已经“老掉牙了”，无法再修了。
即使像那块表一样“老掉牙”的东西，贾拓夫也没有几件可留下来的。除了几件平常换洗的中山装，就是一件陈云送给他的浴衣，贺龙送给他的一件皮大衣，林伯渠送给他的一把水果刀，妹夫常诚送给他的一个烟斗，朝鲜领导人送给他的一方砚台，陕西省老同志送他赴京时赠的一个紫檀木框镶的毛主席丝绣像，再有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些理论书籍（因为他的书大多在办公室，被批判贬黜后，就没有拿回来）……人们也许不会相信，一个高级干部，几十年的奋斗，竟是这样的“无产”！然而，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贾拓夫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就是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过去是怎样无形而又紧密地把党和群众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产生了多么巨大的物质力量和带动了多少人为美好的理想奋斗啊！如今环境变了，条件更好了，许多人却对这类事毫无兴趣了，甚至连听都不愿意听。年轻的人可能把这些当作说教而不耐烦，或者干脆当作“代沟”；年纪大的人可能把这些当作“过时的经”而不以为然，或者干脆斥之为“老古板”。当然，不能要求现在的人、现在的领导干部，今天还像贾拓夫们当年那样，问题也不在于具体的形式。但是，艰苦奋斗、勤俭朴素，这些好的精神，是应该永远发扬的。
贾拓夫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对子女的要求和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他不允许子女们沾染特殊化的作风，始终要求子女们以普通人的姿态去生活，以高标准去学习和工作。他非常痛恨干部子女有优越感和特殊化。1955年军队授军衔时，大儿子虹生问他：“听同学说，上将才能上天安门，你也在天安门上。如果你有军衔，应该是什么将呢？”他立刻警觉起来：“你问这个干什么？”然后十分严肃地向孩子们指出：“一些干部子弟中间有个很坏的风气，比谁的父母官大。好像父母官大，自己的身价也就高了，就神气得不行了。父母做什么工作，与你们有什么相干？你们对革命还毫无贡献，却已过早地享受了过高的生活待遇，不要觉得这是什么值得骄傲和夸耀的事情，这是欠了人民的账，将来是要还的。只能好好学习，多些本事，将来好加倍报答人民。”他还常说：“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实际上是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反映。不注意克服这个毛病，将来对你们自己，对我们这个党都没有什么好处。”
不仅有这样一些口头教育，他还从实际生活中注意培养。他不让子女到高干子弟比较集中的育英学校读书，而是安排他们到比较普通的学校住校，过集体生活；不用小汽车接送，而让他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家；不让孩子们养成大手大脚的少爷小姐作风，直到高中毕业，每月只给每个孩子一两元钱零用；孩子们上小学时，都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布鞋也大多是阿姨自己做的，他们还买来修鞋的铁脚、锤子、碎皮子等，让孩子们自己学会钉鞋修鞋……从这些小事情着手，潜移默化地培养着孩子们的品德。
有这样一个真实故事：20世纪50年代中的一天，彭德怀到贾拓夫家去，看见孩子们穿的黑色灯芯绒夹克都不怎么合身，嗔怪地对白茜说：“你是怎么搞的嘛，给娃娃们穿的这么旧，男娃女娃都分不清喽！”白茜笑着回答：“这是1952年进京时给4个大孩子每人做的一件，虹生这件是他二姐穿小了刚给他的，男孩子长得快，转眼就会合身了。小女（指老四）这件该给她弟弟小胖了。”然后对彭德怀说：“其实这比在西北时好多了。”彭德怀高兴地大声说：“好啊，说得好啊！有些干部进了城，成了洋包子，自己像个官佬子，孩子打扮得像少爷仔。咱们这些土包子跟不上了，也不去跟喽！”转身对贾拓夫说：“拓夫，你这一手好啊！”现在的人们可能不相信，当时老大的那件黑夹克7个孩子都穿过。
他有时抽空询问子女们的学习、生活情况，有时出差时间长了，还抽暇写信提醒孩子们。现在还保留的他给二女儿晓黎的一封信中写道：“一定要真正做到三好，不是一好，也不是两好，而是三好；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1961年暑假，几个孩子去抚顺看望父亲。一天，贾拓夫拿着一张带照片的报纸给孩子们看：“啊哈，又一个苏联宇航员上了天，可惜是苏联的季托夫，不是中国的贾拓夫。”大家都笑了，他扶着大儿子的肩膀深情地说：“贾拓夫飞不上去了，贾拓夫的儿子还可以飞嘛。我们中国现在还很落后，但一定要建设好，这就需要你们这一代努力啦。虹生，有这个雄心壮志吗？将来你也要飞起来！”这件事给儿子挺大振动，他努力学习，最终考取了哈尔滨军工导弹工程系，还在学院入了党，成为三好学员。贾拓夫还特别注意要求孩子们接触社会实际，向群众学习。1965年暑假，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大儿子回家时，贾拓夫对他说：“你上了大学，参了军，但还不了解社会，应该利用假期多参加些社会劳动，这些社会知识是大学学不到的，是不可缺少的。”儿子听从父亲的教导，和几个同学一起，到时传祥的清洁队去掏大粪。寒假，贾拓夫还专门安排了儿子和几个同学到首钢参观并劳动一周，以了解和学习工人们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
1963年，长女达黎以较好的成绩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房山琉璃河水泥厂职工子弟学校教语文。这种工作与所学专业并不对口，工作环境也很生疏，这种分配不能不说是受到父亲处境的影响，达黎情绪有些波动。贾拓夫听完大女儿的诉说激动地质问：“讲完了？讲了那么多，无非是两条嘛：第一北大毕业生去无名中学教书屈了才；第二有知识、讲文明的大学生看不起愚昧无知的工人！”“不用解释，就算你讲的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那不反过来更加证明那里是多么需要知识，需要教育吗？为什么只想着自己的专业而不想想工人们的需要？不想想工人的孩子们的需要呢？我和你妈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你却看不起劳动人民。”他严厉地批评说：“你以为自己是高干子女，上了名牌大学，学得还不错，就高贵了吗？我们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辈子，多少人流血牺牲。可今天我们自己的子女却不愿意接近劳动人民，不愿意为他们服务，这怎么得了！这就是忘本！”孩子们很少见到父亲那么动情，那么严厉。以后，贾拓夫又耐心地开导说：“我们国家各方面都需要打好基础，这样才能更快地发展。所以，你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他鼓励孩子们“到基层去，到工人中去，那里有丰富的营养，能治你的毛病，使你更健康。去做好工作，好好锻炼，做出个好样子来。”在父亲的教导下，这位北大历史系毕业的大学生，满腔热情，勤勤恳恳地在那样一所职工子弟学校中整整干了15年，把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培养工人子弟的教育事业。
1964年，贾拓夫为全家人合影的照片题了一首诗：
风雨同舟破浪奔，卅年成就一家人。
庭前若问双亲意，共学雷、王不顾身。
（雷：雷锋；王：王杰）
他自己在风风雨雨中，为革命、为国家奔波了一生，他也由衷地希望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不怕风雨，不计得失，同样把毕生献给他信仰和奋斗过的事业——为国家、为民族的振兴。
在贾拓夫革命生涯每一个重大挫折之际，他的爱人白茜始终是他忠实的战友和精神支柱，始终相信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护佑着他，支持着他，不离不弃。在任何处境下，白茜都以她瘦弱的身躯支撑着他们的家，庇护着他们共同养育的7个子女。1999年11月23日，当这位母亲去世后，子女们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白茜10年前写的遗嘱。这份只有222个字的遗嘱，字字千金。全文如下：
亲爱的孩子们，亲人们：
死人是经常的，自然规律，我到那时候请你们照办。
一、如患有不治之症绝对不抢救，拖时间，不必浪费国家的医药费用，我少受痛苦，你们少看到难受的心情。
二、不发讣告，不开遗体告别会。
三、不写生平回忆之类的东西。
四、遗体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是我对人民的最后贡献。
你们的父母是真正的无产者，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你们的成长是自己奋斗来的。今天看孩子们工作学习都不错，兄弟姐妹是团结的，你们各自的小家庭生活很不错，对我不错，别人很羡慕，这些对我是个很大安慰，所以我满意的去了。
1989年9月10日
妈妈留
白茜参加革命60多年，身后只有15000元存款。她像贾拓夫一样，是真正的“无产者”。而他们的精神却是无价的遗产。
在贾拓夫和白茜的言传身教下，他们的7个子女都是在基层单位普普通通的平凡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想凭借父母的影响而得到特殊的照顾，没有一个被单位领导和同事认为是不称职、不认真工作的。他们都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认真继承着父亲的遗志。
贾拓夫离开了人间，他赤条条地来了，又急匆匆地去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只生活了54年，实在不能算长。这54年中，他为了一个目标，为了自己的选择，整整苦斗了40年，又不能算短。40年，他从一个受苦难、愤不平、求真理的贫民少年，锤炼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一个成熟的领导者，事业的忠臣，大众的朋友。40年，他经历过无数的艰辛，难言的曲折，顽强的拼搏，辉煌的斗争，迈出了一步步坚定的步伐，创造了一个个实在的成绩，留下了一串串光灿的脚印。尽管他正值壮年就离开了他所献身的事业，尽管他遗憾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渴望能做更多的事，但他毕竟不虚此生，毕竟已无私地做出了他该做和能做的一切。
虽然，他在获得平反昭雪时，未能戴上一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但他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人民的认同，得到了历史的承认。他一点也不逊色！的确，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给已故的老战士们冠以什么样的美名。叫个某某家，还是某某者，追溯、计较这一点并无太大的意义。问题在于历史怎样看待他们的一生，人民怎样对待他们的业绩。更实际、更有意义的还在于永远纪念他们的贡献，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更真诚地发扬他们对待事业的精神，让后来的人们生活得更美好，让后来的历史谱写得更壮丽。这正是包括贾拓夫在内的老一代革命者所共同期望的。
贾拓夫走了，已经过早地永远走了。他和千千万万的先驱者用自己的生命和全部精力，为新中国铺垫了基石。不论人们是否铭记或已忘记他们，也不论人们在不同的时刻是怎样赞誉或诋毁他们，他们作为老一代共产党人所做的努力，已经永远地灌注在我们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之中。他们梦想着世界的大同，他们的选择和追求，他们的胆略和牺牲精神，他们的奋斗和业绩，以及他们的失败与成功，他们的苦恼、困惑和所走过的弯路，都已经永远地镌刻进我们民族和人类的发展历史之中。前人和后人并没有鸿沟，历史和未来是联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