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辽宁抚顺市。发电厂那150米高、号称当时亚洲第一的大烟囱上，喷吐着一股股黑烟，像是告诉人们：经过大跃进的折腾，它并没有稍事休整，而是继续拖着疲惫的身驱，在吃力地运转。它那多病的机体，无可奈何地支撑着，勉强地为东北重工业基地输送着电力，像一个未老先衰的弱夫一样。
发电厂的各个车间不时出现一个陌生的身影。他黝黑精瘦，花白的头上顶着一顶工作帽，一身和工人们一样的工作服套在他那瘦弱的身驱上，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毛巾。他认真地和大家一起边劳动，边交谈。人们并不熟悉他，但是与他相处，就像老伙计一样的亲切、随和……他就是贾拓夫，新来的代理厂长。
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受批判、撤销职务以后，贾拓夫逐渐从困惑中清醒过来。事已至此，人总不能老是困在已发生过的事件之中，总得向前看，往前走啊？过去的，让历史去评说，而后来的路还是要靠自己走下去的。贾拓夫向组织提出请求：到基层去锻炼，到实践中去工作。在他等待安排的时候，心情开始平稳，思想才开朗了一些，愿意和夫人白茜一同到街上走走，恢复一下身体，也接受了孩子们的意见，周末一起去政协礼堂看看电影，调整一下情绪。不过，他仍不愿见熟人，总是在电影开演后进场，散场前离去。不知是自己面薄，还是怕连累别人，反正那时熟人相见，彼此都会觉得尴尬。
1960年11月，中央批准贾拓夫的申请，安排他到辽宁抚顺发电厂担任厂长。他兴奋起来。一年来赋闲和反省的日子，总算挨过去了，又可以工作了！只要能继续工作，以前的各种不愉快，各种委曲、挫折，似乎都可以忘却。对于这些以工作为全部生活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处罚比剥夺他们工作的权力更使他们难过的了。贾拓夫此刻以一种期待的心情开始打点行装，好像他不是被下放，不是被贬黜，而是接受了一项什么重要任务。
他的孩子们对此却有不同想法，他们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他们还不懂什么是党内斗争，什么叫路线问题？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好人，是一个只会辛辛苦苦工作，不知休息，也很少有时间顾及他们的父亲。他们还知道父亲是个4级大干部，听说比部长的“官”还“大”。现在听说是因为犯了错误，要去当个小小的厂长，还要到远远的东北去，他们心里很难过，想不通，也感到有一种精神压力。
贾拓夫察觉到孩子们的精神状态，他严肃起来。是啊！过去自己的脑子里全被工作塞得满满的，从来没有精力考虑孩子们。好像只有受到了批判和处分后，才又回到生活中来。可是这时怎么对孩子们讲清楚呢？他没有发火，而是召开了个家庭会。他耐心地对孩子们说：“爸爸就要到东北去工作了，希望你们还和以前一样，不，要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学习，比以前更争气。爸爸的事情，你们长大以后就会明白，现在不要去多想，不要有压力。如果爸爸官大，你们沾沾自喜；爸爸官小了，你们就垂头丧气，那么如果爸爸当农民，回老家种地，难道你们就不要我这个老子了？！”他还深情地对孩子们讲：“几十年的战争岁月中，有无数的好同志为党的事业牺牲了。我们过来的人有了权力、地位和待遇，若不努力把他们未竟的事业担负起来，何以告慰死难的同志？我们今天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争名争利，还算什么革命者！你们长大了也要工作的，也是继承先辈们的事业，要多想学习，多想工作，少想个人，少想待遇、地位。在这一点上，爸爸妈妈是相信你们的。”确实，贾拓夫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从来都是积极工作，连生死都可以不顾，哪里还顾得上计较名利与个人得失呢？
当然，他对于硬定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根本上是想不通的。他对白茜说：“我们辛苦了几十年，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这一点我心里还是踏实的。我从不、也从没有反对过党。批判我的所谓几大罪状，集中到一点就是说我从1958年大跃进到1959年庐山会议，极其顽固地反对高速度、高指标，坚持低速度。其实我并不是这样。我的所言所行，没有根本性错误，所以也不追悔莫及。我还是觉得，作为一个负责干部，无论如何也不能对党中央、毛主席讲假话。因此受冤屈，我相信有一天会说清楚的。”
他就是带着这种心情来到了抚顺发电厂，他把这当作一个新的生活阶段。本来，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允许他带秘书、公务员，甚至炊事员同去，但他婉言谢绝了。他认为自己是去基层工作，又不是去休养，更不是去当老爷，怎么能那样前呼后拥的呢？后来考虑到实际情况，组织上半命令式地让他带上公务员小李下去，他答应了。一到厂里，他就把小李安排到仪表班当工人，让他学习技术，参加生产，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帮助他照料一下生活。他是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年轻人的前途啊。小李虽感为难，但还是按老首长的意思做了。小伙子很感激，除认真照顾贾拓夫的生活外，他非常刻苦地学习、劳动，很快便掌握了生产技术，后来担任了仪表班长、厂工会副主席，成为一名出色的工人干部。一老一少在异地他乡相伴甚笃，小李还作了贾拓夫的义子，一时传为佳话。这位忠厚可爱的小伙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株连，遭到迫害，下放三线。他贫病交加，不幸患上癌症，在1980年参加了贾拓夫的追悼会，见到义父平反昭雪后，不久便告别了人世。至今两家人仍像亲戚一样，来往甚密。
既然贾拓夫没带有“赎罪”的感觉，也没有因受到错误处理而抱怨不已、消极懈怠，而是以一种革命者四海为家，到哪里都要工作、奋斗的姿态下去的，当然也就不把电厂当作“桃花源”，自己不作陶渊明了。相反，他怀着一如既往的赤诚，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朝气、勇气和锐气，继续迈着他坚实有力的步伐。
到抚顺电厂工作不久，他在给家里的信中写了一首诗，充分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下放煤都原有故，
庐山教训信无辜。
京中同志若相问，
早已投身在火炉。
共产党人的气节和豪情溢于言表，掷地有声。
当时，抚顺发电厂正处在连续3年跃进，又逢3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刻。电厂长期超负荷运转，设备严重失修，全厂19台锅炉中半数带病运转，到处“跑冒滴漏”；电器设备绝缘老化，事故频频发生，工人们说这是“杀鸡取卵”。这个厂是有40余年历史的老厂，本来有成熟的管理经验和系统的规章制度，但在大跃进中大多被破坏，正常秩序被打乱，无章可循，制度不灵，全靠行政命令来指挥群众。“三天革个命”、“一天革个命”，整日苦战，天天突击，企业管理陷入“松、散、乱”。场区内粉尘没胫，积灰盈尺，像是今天干了明天就不干了一样。工人们经3年苦战，又遇严重荒年，吃不饱肚子，体质普遍下降，疲惫不堪，大约40%的人不同程度地得了浮肿病……但当时还处在持续跃进的浪潮之中，反右倾运动余波未尽，一般人噤若寒蝉，绝对不敢讲真话。
贾拓夫到厂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党委和各级领导同志，详细询问电厂3年的跃进情况和了解职工生活中的困难。他还挨家挨户访问干部、职工，到他们家里实地察访；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意见和要求；深入生产第一线，与工人一起劳动，促膝谈心。他对电厂的政治、生产、行政、财务等部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全面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他开始对电厂工作展开了全面整顿。对于一个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人来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他首先直言不讳地提出：“现在不是要提倡继续大跃进，而是应当休整；不是还要动员工人群众苦干，而是应当让他们坐下来总结前一段工作。”他大胆而坦率地说：“我们再不能搞这种大跃进了，再这样干下去，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何以向后人交待？真是不得了呀！”
他感到思想认识是第一位的，就以实事求是、讲真话作为突破口，用来扭转浮夸风、命令风和瞎指挥风。1960年，电厂曾不顾生产实际和经济效果，贸然调许多老工人和技术骨干，用1.2万多个工作日，投放90多吨钢材和120吨水泥，建了一座与电厂毫不相干的炼油炉，谓之“大搞技术革命”。结果脱离实际，成了一堆废物，浪费了几十万元资金。看到这种情况，贾拓夫十分痛心。当时也有不少人对此有反感，干部、工人情绪很大，但无人敢阻挡这种跃进潮流之下的种种做法。贾拓夫则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他到厂时此事木已成舟）：“电厂不抓安全、经济发电，去搞那些无关的所谓技术革命，是不务正业。这样下去，劳民伤财，顾此失彼，要坚决停下来。”
那年，修配分厂在跃进比武时，提出要在当年增创产值1亿元。对这个只有几百万元产值生产规模的分厂来说，根本办不到，但谁也不敢公开表示怀疑。贾拓夫了解这个情况后，极其严肃地批评说：“这完全是浮夸性质的错误。”他用这个事例告诫电厂干部：“问题不在某几个干部，但要很好地吸取这个教训，克服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的毛病。”他还语重心长地说：“电厂这块肥沃的‘土地’，这些年来已有些‘荒芜’了。如果对已有的教训缺乏足够的认识，就很难看到贯彻调整方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想要改变电厂的局面那是相当困难的。”他的肺腑之言，对大家有深刻的启发和教益。
他也常常启发工人说真话。当时生活困难，很多人吃不饱。一次，贾拓夫和锅炉分厂的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吃午饭。他关心地问大家：“你们吃饱了没有啊？”工人们不敢正面回答，都说“吃饱了”。贾拓夫听后笑笑，摇着头说：“我看没有吃饱吧？没吃饱就是没吃饱，要讲真话嘛！”工人们会心地笑了，有的说：“还是贾厂长敢讲真话。”他就是这样，和大家一起创造了敢于面对现实、敢讲真话，从而勇敢地去解决问题的气氛。
通过调查研究，他认为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需要改进，这就必须对实际中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糊涂认识予以澄清。那时，由于“左”的影响，党委制不健全，突出表现在党委包揽一切，大小事务都要党委开会决定，影响了行政领导和各层干部的积极性，也妨碍了经营管理工作的正常秩序。贾拓夫耐心地和党委成员一起学习毛泽东关于党委领导工作方法的论述。毛泽东说党委要“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中有决，不离原则”。贾拓夫指出：“这几年我们工作的教训证明，如果不全面正确理解毛主席提出的领导方法，就势必形成现在的党务工作行政化，行政工作党务化，既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也不利于行政工作的开展。”
他还说：“另一个倾向就是简单工作复杂化，复杂工作简单化。由于党委包揽大小权力，不管生产、行政、人事、财务、生活福利等等工作，本来各厂长、副厂长、总工和科室的事情都要经过党委开会讨论决定，才能去办，结果简单工作就复杂化了。而政治思想工作本来要靠说服教育的方法，是个耐心细致的事情，但往往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去处理，又使复杂工作简单化了，反而搞得大家不舒畅。
“再一种倾向是经常工作突击化，突击工作经常化。有一种论调说：什么是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就是唯一的形式，这是片面的。本来是经常性的工作，但一定要用群众运动的形式，今天组织一伙人搞个歼灭战，明天又组织一伙人打个突击战，从生产到生活，到处是战役，到处是运动。结果正常的生产管理、生活组织秩序被打乱，经常工作用突击方式进行不是长期的办法；而突击工作经常化，搞得群众很疲劳，挫伤群众积极性，也妨碍工作有秩序地进行，这也不是企业管理的正确途径。”
在用唯物辩证法深入解释说明之后，他积极倡导根据《工业七十条》精神，结合电厂实际，制定一个工作条例，理顺党政、生产、管理等各种关系，规范各项工作，使所有部门和工作有一个正确的遵循。讨论过程中，一些同志认识不一致，他就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一条一条地摆自己的想法，同大家一起研讨，终于制订出《抚顺发电厂工作十七条》，使工作有了正确的指导原则，起到了拨乱还治的作用，使电厂很快出现了新面貌。
指导原则定下来后，紧接着是健全管理。这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为了把问题找准、搞透，他除了亲自调查研究外，还组织科室干部分别到基层、一线去开展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先后写出23个专题调查材料，并以此为依据，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制定调整措施。亲自主持起草了《抚顺发电厂四年基本工作总结，五年工作初步规划》，从思想上和组织措施上为推动电厂的调整，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这里出发，他积极协助党委从开展思想整风入手，狠抓了10项大事，即改进领导方法、大搞调查研究、调整生产指标、加强生产第一线、调整管理机构、修订管理制度、整顿恢复设备、搞好经济核算、清理双革项目和抓好职工生活。这些工作迅速全面铺开，使电厂的混乱局面很快有了明显好转。
为了解决制度不健全、职责不清、管理混乱的问题，他建议并坚决果断地将原来运行、检修两大分厂制，改为机、炉、电等小分厂制；减少管理层次，重订职责范围；大批精减管理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还重新修订了运行、检修、安全三大规程，订出了12种新的管理制度，同时相应建立健全各级行政和技术责任制。接着他乘胜追击，亲自组织管理人员，深入到修缮分厂木工班，具体地帮助推行和总结加强班组经济核算的经验，指导全厂把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扎扎实实地从最基层做起来。然后立即组织全厂开展了定生产任务、定企业人员、定责任制度、定财务资金、定协作关系的“五定”工作。这些基础性的重要措施一个接一个，一气呵成，使全厂迅速出现了一派新气象。由于这些措施都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上下认真酝酿，广泛吸收各方群众意见后形成的，所以，都切中要害，深受干部工人欢迎，因而也就立刻见到实效。在加强管理的同时，贾拓夫狠抓设备维修，仅1961年，全厂就大修发电机组8台，大修锅炉11台，中小修发电机组22台次，锅炉52台次，还配套维修了大量的设备和仪器仪表，使大跃进中得不到维修而严重损伤的设备，得到了恢复，设备完好率大为上升。
经过一系列的整顿恢复工作，电厂的生产秩序正常化了，企业管理又走上了正确轨道，职工精神面貌大为改观，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抚顺发电厂成为全市在调整工作中走在最前列、取得最好进展的企业之一。抚顺发电厂的经验，受到东北局、水电部的肯定。在抚顺市委扩大会议和中共东北局召开的工矿企业领导干部会上，都做过介绍，反映很好。到北京开会时，贾拓夫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当然，抚顺发电厂的调整整顿恢复工作并不是贾拓夫一人所为。全党在实际工作中逐渐认识了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偏差，在严重的困难中，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得调整恢复工作有了大环境上的保证。贾拓夫对跃进中经济工作出现的问题，从全局到企业的实际状况本来就很了解，他结合对电厂的调查研究，能够向党委领导成员做出深刻透彻的分析说明，因而能使领导班子很快统一认识，并且有较深的认识程度，班子齐心合力做好调整整顿恢复工作。
贾拓夫曾对厂领导寓意深长地说：“我们领导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就意味着脱离实际，正像脱离实际必然要脱离群众一样。”在他看来，群众路线之所以成为党最基本的工作方法，首先在于所有的工作，本质上都是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因而，最主要的是看所做的工作与群众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是否能得到他们的承认和拥护，而不在于表现形式上是否联络群众，是否热热闹闹、轰轰烈烈。领导者的责任首先在掌握方向和制定政策，然后组织实施。当然，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热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不深入，不联系，不沟通，就无法知道实际的状况，无法掌握群众的脉搏和疾苦，无法了解群众对所做的工作是否理解，是否认同，也就谈不上群众路线。对此，无论是高层次的领导工作，还是基层的领导工作，规律都一样，而他是有亲身体会的。过去的各种工作，之所以都能应付，做得也比较好，正是得益于此。到了基层，他就更加自觉了。他把自己当作群众中的一员，但又不仅仅作为普通的一员，因为他认识到他同时还负有领导责任，群众也并不是要求领导者们只做普遍一员。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固然不受群众欢迎，但仅仅能与群众打成一片，而不能站得更高一点，不能带领群众走正确道路的人，群众也不会真正欢迎的。善于把握和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算是称职的领导者。贾拓夫在电厂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贾”。
电厂广大群众和干部拥戴贾拓夫，一方面是由于他带领群众做了调整工作，大家满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真正深入到他们当中，尊重他们，关心他们，平易近人，与他们同甘共苦，既动真情，又办实事。他一到厂就深入车间，与大家一起劳动，一起谈心。同时，挨家挨户地访问工人家庭，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看到工人们在困难时期生活很艰苦，有的吃不饱，体质迅速下降，不少人患有浮肿病。他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想方设法去解决些实际问题。看到工人吃的窝窝头是“代食品”杏条面做的，他硬是从老工人手中掰下一块，自己吃下去。老工人说：“你是老干部，是咱们国家的财富，吃这东西会影响身体。”贾拓夫说：“你们能吃，我怎么不能吃？”他还深情地问：“你们吃得下吗？”这位工人说：“这东西喂鸡，鸡都不吃，可为了装饱肚子，不吃又怎么办呢？”这事给贾拓夫很大刺激。他对厂领导说：“我们的工人是多么好的工人呀！但这样下去，工人们的身体都要垮了，以后还要得肠胃病。这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的基础。不解决这个问题，工人兄弟垮下去，生产同样也将受到影响。”他还向前来调查研究的水电部部长刘澜波介绍工人生活情况，要求上级设法给些支援。他和厂党委领导研究决定，食堂不再做“代食品”给工人吃。为了了解和改进食堂工作，他亲自下厨，帮助调剂，卖饭、洗碗，他自己也不再回所住的宾馆吃饭了，每天带饭，与工人们一起分着吃，换着吃。他还常常用自己的粮票和粮食接济家庭人口多的老师傅。当时，全国都处在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之中，能想到的办法很有限。他一方面坚持到现场劳动，什么脏活累活都和工人们一起干，还经常讲些长征故事，鼓励工人们树立坚定的信心，提高战胜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他力排众议，在部分工作中实行小包工，工人们提前完成任务可以早些回家休息，减少消耗，保持和恢复体力。在他的建议下，工厂还组织了“康复队”，把身体不好的工人组织起来，从事轻微劳动，并分期分批疗养休整。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他亲自写信给水电部和东北电管局领导，派副厂长和基建科长到部里反复申请，终于建起了3700多平方米的宿舍，为100多户最困难的工人解决了住房。就这样，贾拓夫和厂领导一起，力所能及地帮助工人解决具体问题，赢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并与大家建立起深厚的情谊，成为工人的知心朋友。更重要的是使工人体会到了党和党的干部对工人群众的关怀，大家同甘共苦，团结一致，促进了各项工作。
贾拓夫在电厂不是带着临时观点、准备象征性地做做就走的，他是准备认真干下去的。所以，他在聚精会神地进行调整、整顿的同时，还着眼于整体工作素质的提高，要和大家一起，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今后的工作提到更自觉、更高一层的水平之上。他利用大量业余时间，主动阅读锅炉专业和发电生产过程的业务技术书籍，利用设备检修的机会，熟悉各种设备的性能、结构，力争做个懂业务的内行领导。1962年，也就是他下放到厂的第3个年头，抚顺发电厂筹备召开第五届党代会，在起草报告时，对如何正确总结3年跃进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的问题上，认识不深不透，也不一致。贾拓夫热情地同党委成员一起，用他调查研究和掌握的生动事实，做了深刻的分析、总结。在认识比较统一了的情况下，他又亲自动手帮助起草、修改报告。报告中，对发电厂3年跃进中的问题概括为：生产指标过高，突击运动过多，规章破除过火，双革开展过急，机构变动过猛，生产秩序过乱，综合利用过杂，社会负担过重等10大方面。对于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观方面，提出了5条重要原因：第一，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未能同电厂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犯有脱离实际的急躁病；第二，思想上的主观片面，给作风上带来了浮夸风、命令风和瞎指挥；第三，对群众路线未能全面正确理解，形成了“突击工作经常化，经常工作突击化”；第四，忽视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不充分注意听取反面意见；第五，没有将思想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很好地统一起来。这些中肯的分析，使同志们对问题有了深刻认识，大会开得十分成功。这次党代会使全厂群众意气风发，使全厂工作走在全市和本行业的前列。从抚顺发电厂这样一个局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贾拓夫对经济工作、对大跃进中的客观问题，都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和求真务实的精神。
问题还在于，他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在被贬黜下放到基层的情况下，做出这些成绩的。这不能不使人由衷地钦佩他坚定的党性和忠贞坦荡的胸怀。当时任抚顺发电厂党委书记的魏敏在回忆时讲：“得知他被贬下放电厂的消息后，我对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竟然下来担任厂长，内心感到惊讶，好像直接感受到他那沉重而抑郁的心情。然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刚一到电厂，头一件事就是找我们党委领导成员，询问了解3年跃进期间的电厂情况和职工生活的困难，不辞辛劳地挨家挨户访问，进行实地调查。每到一处，都谈笑风生，他是那样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开朗豁达，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意气风发的坚定信念。”而当他离开后，“电厂的广大干部职工都深深地怀念着他。每当回忆起贾拓夫同志被下放期间在逆境中所表现出的共产党人的气节，无不充满深沉的怀念和发自内心的崇敬，都称赞他是对党忠心耿耿的实干家，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好党员，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楷模。”
贾拓夫自己也十分珍惜和留恋在抚顺的时光。他曾深情地说过：“在下面过得很充实，身心兼得，收获颇多。”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右倾”问题风一吹，贾拓夫也被平反了。同年夏天，组织上调他回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对他说：“电厂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以不去了。先到各地走走、看看，增加些感受，准备接受新的工作。”贾拓夫惋惜地说：“我下去两年才上了二年级，连初小还没有毕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