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心跳得万马奔腾似的。用指甲狠狠地掐了一下手掌，有些生疼，方知不再是梦。镂空的白纱窗帘挡不得亮，阳光斑斑驳驳地钻了进来，爬到他的眼皮上，酥酥痒痒的，有些重量，压得他很是懒怠，竟不肯动弹。
“我上班去了。小凯在吃早饭，一会儿就该走了。”
这是儿媳妇的声音，在催促他起床送孙子上学。儿媳妇的话不温不火，可是字和字之间却织着一张网，密实得让人塞不进半缕疑惑。儿媳妇和龙泉说话，很少使用称谓。最初龙泉听不惯，也找儿子发过火。海鲤子不吭声，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海鲤子结婚以后话很少，妻子不在家时话更少。直到烟蒂在烟灰缸里排出乱糟糟的一支队伍，海鲤子才叹了一口气：“爸，人家也总算愿意搬过来住了嘛。”
龙泉最害怕海鲤子说这句话，却偏偏要低贱地逼着儿子说出这句话。仿佛听到这句话他才算是到了黄河死了心，自己把自己的退路给堵了。当年春兰去世时，三个孩子都已成家搬出去住了。龙泉一个人挨不住那样的清冷，是海鲤子说服了妻子搬过来同住的。于是，老少两个男人就一起欠了那个女人。
可是海鲤子欠那个女人的，还不止这些。
海鲤子大学毕业之后，分到了省城一家小小的师范专科学校教美术课。在这样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里，美术学院毕业的海鲤子，也算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人物了。学校领导有心在诸事上抬举海鲤子，没想到反惹了那些教了几十年书的老教师生出嫉妒之心来，处处排挤难为海鲤子。学校经费紧，宿舍少，论资排辈怎么也分不到海鲤子头上。二十好几的海鲤子，下班回来还和父母哥哥挤在一个屋里。海鲤子在那个环境里待得很是憋气，回到家里不见笑脸，反总是唉声叹气。龙泉见了，虽是心疼，却也无奈。龙泉那时候还是个刚刚调进省城的地方官，浑身上下带着小地方的土气和憨气。在省城也不认得几个人，又是一副抹不下脸求人的架势。倒是与海鲤子一同教美术的一位老教师，十分替海鲤子叫屈。一日拉了海鲤子到家里坐，闲闲地就问海鲤子愿不愿意调到省委宣传部做事。海鲤子说我一个搞艺术的去那里干什么呢？老头子摇摇头，说：“咱们省长还是学机电的呢。”海鲤子便叹气：“我就是想去，又怎么调得进去？学校哪里肯放？”老头子就笑眯眯地说：“有你这句话就行。”
第二天，老头子又拉着海鲤子去他家里坐，这回屋里就多了一个人，一个年轻的女人。女人低着头，脸上略有几分羞涩。老头子指着女人说：“这位是学校化学系的张老师，一直很喜欢看你的画呢。哪天得闲了，画一张好的给张老师送去。”海鲤子答应了一声，寡然无味地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老头子送到门口，悄悄地对海鲤子说：“知道她爸是谁吗？”老头子说出了一个名字，让海鲤子大吃了一惊—— 原来是省里锋头极劲的一位实力派副省长。海鲤子这才明白了老头子的用心。
回家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将那个张老师的容貌身材谈吐举止都细细地回想了一遍，竟想不出一件值得他上心的事情来。后来到学校见着老头子，就只字不提那晚的事。老头子心里明白，脸上便有些愧疚：“别怪我多事。我看着你像个成事的人，才出了这个下招。又不是叫你卖良心卖朋友，靠女人走点捷径其实不算什么，只要你真对她好。再说，人家到底还是个周正规矩的人。”
海鲤子听了，久久无语。
当天下午海鲤子交给老头子两张电影票，让约了张老师一同去看电影。
半年以后，海鲤子终于调离了学校，进入省委宣传部，从跑龙套开始，一步一步地往上走。现在海鲤子的岳父和龙泉一样也离休当了顾问，可是前副省长兼顾问与前宣传部部长兼顾问之间，还是很有一些区别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那女人的声气自然比海鲤子足些。海鲤子在美术学院读书时成绩平平，比他强得多的同学，如今都还是穷教书匠，而他却已经是宣传部底下的一个处长了。海鲤子按级别分配到手的房子，现在由小舅子暂时住着，却让他的同学们很是羡慕过一阵子的。海鲤子从来不用运气才能苦干之类的字眼来解释他的命运，海鲤子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海鲤子只知道一种感恩的方式，那就是忍耐。
龙泉从被窝里钻出来，用手堵着嘴巴，狠狠地打了几个哈欠，眼角鼻孔顿时湿了上来。一边哆哆嗦嗦地将腿伸进冰冷的裤子里，一边尚生着闷气。生闷气的时候，他就把拳头捏得紧紧的，一下一下地捶在棉被上。棉被温软无声地消释了他的躁动，剩下的只是无可奈何的惶惑。
那个梦，那样的一个梦，却叫儿媳妇给搅散了。
飞云去加拿大三四年了，从未给他来过信。昨天晚上在饭桌上，海鲤子突然说起他要带一个艺术代表团访问北美，会经过多伦多。听见多伦多三个字龙泉当下嘴上不语，心里却咯噔地扯了一下。那一下扯得那样厉害，仿佛要将手里的饭碗给掀翻了似的。便推说头痛早早地回了屋，关起门来一心一意地想飞云。在心里装了一辈子的人，这时想来想去却想不全一张脸来。到后来头果真痛了起来，只好吞了两片安眠药。翻来覆去直到天蒙蒙亮，方勉强入睡。谁知刚一闭眼，就梦见了飞云。
飞云还是泉山疗养院那时的模样，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列宁装外套，梳两根齐腰的辫子。刘海儿稀稀疏疏地披挂下来，辫梢上系了两个绿色的蝴蝶结。她迈着细碎的步子半跑半跳地从山上走下来，他迈着老成持重的步子从山下往上走。在快要碰头的地方他们突然止住了步，因为他们中间出现了一条小溪流。小溪是江南式的背景里常见到的那种，不宽也不急湍，带着一点调皮的欢欣在他们中间流过，溅起一些细小的浪花。可是她渡不过来，他也涉不过去。他冲着她喊，她也冲着他喊，风把他们的声音撕裂了，彼此听见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碎片。醒来后龙泉才意识到，这个梦竟如此精确地概括了他和她的一生。
他甚至没有忽略梦里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他记起了溪边有两块相互叠交的石头。其实他完全可以脱去他的解放牌球鞋，卷起裤腿，弯腰抱起那两块石头，投进溪水里去。这两块石头给他提供了一个涉水的机会，也就是说，他的路本来是可以有另外一种走法的。可是他没有尝试。这样的石头以前也曾反反复复地出现在他的梦境里。可只有在这个似醒未醒的清晨，他才恍然领悟到这些石头并不仅仅是石头。它们的象征意义如晨雾淡去之后的街景一样，突然极为清晰明了地向他呈现了出来。
其实他当年完全有可能涉过那条溪流与她相会的，因为他的的确确具备了涉溪的石头。
石头就是一支笔，一支派克金笔。
那支笔浑身透黑，静置时犹如一块聚集了千年阳光的焦炭，微微一动笔身便有光亮熠熠而生。拧开笔帽，看到的是一只笨拙毫无灵气的镀金笔头。它的灵气是在吸饱墨水之后与纸相触的一刹那突然迸发出来的。它如一个训练有素的芭蕾舞娘，踮着脚尖在纸上走出行云流水似的舞步，没有丝毫的犹疑停候。那样的一支笔，即便是粗人也看得出是上乘之品。当然它那些除了质量之外的其他品性，却是需要具备了阅历的细致人来慢慢体会挖掘的。
比如笔身上刻的那行镀金小字：“赠龙泉同志，祝努力学习，天天进步。”这种赠言在当年多得可以用“泛滥成灾”来形容，一如今天的“恭喜发财”。可是只有细心的人才会发现其中的一个漏洞—— 这行赠言没有落款。这个刻意的省略给那句冠冕堂皇的赠言加上了一个私情的尾巴，犹如一阵响亮的口号掩盖之下的一两声呢喃私语。省略在这里其实是一种姿势、一个基调，它决定了这支笔与其他笔的不同之处。
如果我们愿意随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的脚踪，逆时间的流向上行，拂掸去岁月的封尘，一定不难发现这样的一支笔在某个特定的年代里不仅仅是一种文具，也不仅仅是一样礼品。假若它是在一男一女两人中间易手，那么它极有可能是一件信物，一如更早些时候的绣花荷包和今日的钻石戒指。
那天当地委书记黄尔顾让组织部部长龙泉去说服飞云时，龙泉的手心正捏着这支笔。其实他完全可以拿出这支笔来，对黄尔顾说：“这是飞云送给我的。”可是他没有。他将那支笔捏得紧紧的，捏出了一手的汗。长长的沉默之后，他点了点头。那时他和飞云都还那样年轻，犹如机关大院里刚刚绽枝的嫩柳，觉得阳光和春天都是为他们才存在的。即便在那样年轻的岁月里，龙泉也已经懂得，飞云会是他生活长卷里无法遮抹的重要景致，但飞云不会是唯一的景致。如果把飞云当作他生命之树上鲜艳明丽的花朵，那么他生命之树上还会有树枝、树叶、树干等等其他内容。鲜花是美丽却短暂的，而枝叶树干却还要在无花的日子里长久地存在下去。所以在迫不得已的选择中，他舍弃了鲜花而保全了枝干。当然，这里的鲜花和枝干都是一种比喻。
后来他果真按黄尔顾所吩咐的去找飞云。那个晚上小城下着秋雨。说它是雨未免有些夸张。龙泉的脸上既感受不到雨点也感受不到雨丝。可他却知道夜空很湿。在那个夜晚之前，他从不知道小城的秋雨可以是这样凉的。街上很静，行人早散了，只剩下馄饨担子的竹梆声，在绵长悠远地撩拨着人的睡意。飞云坐在湿冷的街沿上，背靠着一只残缺不全的石头狮子，头埋在两膝之间。辫梢上系的绿色布条耷拉下来，像两只被雨水打湿了翅膀的蝴蝶，微微挣动着，却无法飞翔起来。
在那样的背景里龙泉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飞云本身也成了一只被雨水打湿了翅膀的蝴蝶。飞翔是龙泉用诗的语言来诠释飞云时最为确切的一个词组。飞云不是那种秀色可餐的女人，甚至谈不上风度涵养。可是飞云有飞云独一无二的地方。龙泉最为着迷的就是飞云的动感。飞云毫不矫情略带英气的步履，行走时带起一阵轻风。那样的轻风无法不使人产生关于飞翔的联想，大地的束缚在那一刻成为微不足道的阻隔。可是在那个秋夜，龙泉意外地看见了另一个飞云，一个淋湿了翅膀的飞云。龙泉甚至觉得失去了翅膀功能的飞云已经不再是飞云。飞云身上如此巨大的反差使他震惊万分，许久无语。
关于龙泉如何说服飞云嫁给黄尔顾的过程，其实纯粹是旁人毫无根据的猜测，因为飞云在抬头发现龙泉的时候，便已彻底明白了她的命运。他期待着她的眼泪和她哀怨的目光。可是她没有哭，她甚至没有看他。他脱下大衣披在她的身上，她裹在他的大衣里突然显得异常瘦小起来。他们并排走完了小城最长的一条街，来到那条叫瓯江的河边。他们坐在河边码头的石凳上，看着渔船桅杆上的灯火投在水面，被风扯出细细碎碎的鳞片。他们第一次那么近地挨着，看上去如情侣般亲密无间。他却感觉到她的心正在一寸一寸地离他而去。
他的手心依旧捏着她送给他的那支笔，笔上的汗水却已经干了。即使在那一刻，他还是可以拿出那支笔来，和她一起去见地委书记黄尔顾的。可是他没有。他知道他的前程实在太沉重了，不是这样的一支笔所能挑得起来的。于是他又一次失去了扭转命运的契机。那天晚上他们两人同时失去了一些东西。但他惊奇地发现她失去时的姿势远比他的漂亮。在龙泉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他一度的恋人金飞云还将带给他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惊讶。
龙泉将飞云交给黄尔顾，原本是怀了几分不情愿的，所以在姿势上难免有些笨拙尴尬。飞云结婚那天，他推说要赶一个工作报告，没有去参加婚礼。直到天黑透了，他才敢穿上一件厚厚的军大衣蒙上一顶翻皮帽子出了门。他其实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是他的脚指挥着他的身体在行动，脑子并没有参与其事。那时还是正月，小城里结婚的人家很多，百子鞭炮一串接一串急风似的爆响着，红纸碎片带着欲说还休的羞怯，扭扭捏捏地飘浮在空中，又轻轻飘飘地散落在地上，如同醉了酒的新妇。
龙泉闭起眼睛想象着那堆嘈杂的鞭炮声里，哪一串是黄尔顾家的。地委书记的婚礼自然是宾客如云的，不知飞云会不会在众多的人脸中发现他的缺席。自从飞云答应了黄尔顾的求婚之后，他们就没有再见面。直到婚礼的前两天，飞云来机关约黄尔顾一起去领结婚证。飞云已经将两根辫子齐肩剪去，学着城里时髦女人的样子烫了一个蓬蓬头，刘海儿一团一团浓云似的遮住了前额。她身上穿了一件簇新的枣红棉袄，前襟醒目地缝着几只黑色盘花搭襻，脖子上绕了一条雪白的羊毛围巾。见惯了飞云梳辫子穿列宁装的样子，龙泉不禁一愣。他没想到一种发型一套衣装，就可以这样迅速地将人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中去。
飞云在众人的注视中走进黄尔顾的办公室，颊上浮着一层浅浅的桃红。这层桃红后来在龙泉的视野里如云似雾若有若无地停留了很久。这层桃红从根基上动摇了龙泉关于飞云当时心境的种种设想。龙泉异常惊奇地发现，失去了他的飞云，在还没有跌下去的时候就已经爬了起来，并且在婚姻的序幕中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属于她的角色。这个发现使他甚为失落。就是在那一刻里他才明白，其实他一直是愿意飞云过得好却又不要太幸福，希望飞云不再想他却又不要完全忘了他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愿望像一根锁链嶙嶙峋峋地贯连了他后来的一生。
飞云结婚的那天晚上，龙泉其实并没有走出多远。没多久他就发现自己停留在旧城区的一条街上。望着那两扇包着铁皮的大门，他恍然大悟，他想找的人原来是阿九。
他还没有敲门门就自动开了，穿着黑棉袄、黑棉裤、黑棉鞋的阿九幽灵似的站在半明不暗的灯影中。她领着他无声无息地穿过已经不再属于她的金三元前院，来到后面那间原先当作下人房的小屋。自始至终阿九没有表示出惊异，似乎她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龙泉坐在阿九端来的板凳上，手里搂着阿九烧得温热可人的小炭炉。窗外的天大冷了起来，风刮起了漫天的雪霰子。雪霰子敲在玻璃上，如一把散沙撒在一个大盘子上，沙沙地扰着他的心。全城的人大概都在为地委书记的婚事喜庆，只有他和阿九在对坐着各自舔着伤口。黄尔顾喜欢的是飞云，而不是造成飞云的其他一切。他像一个杰出的根雕艺术家，独具慧眼地将飞云从背景里剥离出来，却摒弃了连接飞云身世的其他根根节节。所以飞云的婚礼上阿九不属在邀之列。
那天晚上龙泉和阿九突然找到了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失去了飞云。可是他们并没有彼此倾诉，他们甚至没有提起飞云的名字。龙泉开始怀疑那个叫飞云的女子是否真的存在过。在惶惑中他开始四下搜寻飞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一低头他就看见了阿九床前的一双拖鞋，磨出了白边的鞋帮上绣的是一溜儿相互交缠的彩云。阿九把鞋子摆在那么一个显明彰著的地方，仿佛飞云只是去街角买盐打酱油去了，随时就会回来似的。刹那间龙泉的心翻江倒海地疼了起来，疼得他捏紧拳头一下一下地往阿九的床上捶去。这样的动作在他后来的生活中还将反复出现。
从那个晚上起，龙泉和阿九之间便产生了一种默契。在那以后许多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龙泉还会去叩阿九的门。尽管他知道那时飞云和阿九之间的联系只限制在一个月十块钱的生活费上，他还是暗暗地期望会在阿九那里见到飞云。可是他没有，一次也没有。他坐在阿九端来的板凳上，一边心不在焉地喝着热茶，一边用绵长温存的眼光，一一抚摸过飞云在那间屋里留下的所有印记。阿九从不打断他和飞云之间那些沉默的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的对话。只是有一天，送他出门的时候，阿九低沉却威严地说了一句话：“你该娶亲了。”那时距飞云的婚礼已经整整两年了。
龙泉和阿九之间的这种默契一直延续到阿九的晚年。即使后来经历了政治生涯大起大落的黄尔顾开始像对待真正的岳母那样地对待阿九，阿九却始终没有像喜欢龙泉那样地喜欢过她的这个女婿。
对于飞云结婚之后最初几年的生活龙泉所知甚少。飞云调到市区医院工作后，几乎从来不在地委机关大院露面。有一年春节，机关组织团拜活动，龙泉在黄尔顾家里见到了飞云。他发现地委书记的家里并不像其他机关领导那样雇有保姆。飞云一个人系着围裙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地为大家煮元宵端茶水，清瘦的脸上浮着恬淡的笑，既看不出由衷的欢喜，也看不出明显的忧郁。他见她手忙脚乱，便去厨房帮她的忙。她将瓷碗在桌子上一字排开，他提着茶壶往碗里灌水。她用漏勺从锅里舀出元宵搁进碗里，他跟在她后面往碗里撒白糖和桂花末子。她不用教他怎么做，他的每一个步骤都天衣无缝地配合着她的意图。他们看上去仿佛是一对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很久的老夫老妻。
也许他在厨房里待得太久了，外边的同事便开始起哄：“小龙要娶媳妇了，就赶紧突击学习呢。”飞云听了这话一怔，汤水就洒在了衣襟上。龙泉从兜里掏出手帕来替她擦，飞云将手一甩躲过了，一个晚上竟不肯再和他说一句话。刹那间龙泉忽然明白了飞云并没有忘记自己。那天离开黄尔顾的家时，他心里竟有了一种多日不曾有过的欣喜。
那一年龙泉结了婚，从单身宿舍搬出来，搬到机关家属大院，与黄尔顾家成了近邻。妻子春兰从小在山区乡下长大，劳作惯了，来到城里，找不着工作，手脚闲置着，就有些难受。得着空闲，便去左邻右舍家里帮忙。见到城里样样东西都新奇，却也不怯生，逢人就虚心讨教。渐渐地就在大院里赢得了好人缘。
春兰初小毕业，认不得多少字，甚至不知道组织部部长是个多大的官，却是一心一意地疼男人。这个疼字落在实处自然是多方面的。女人在衣食住行上周周全全地照顾着男人，也在身体上百般款待男人。龙泉下班回到家，晚饭早已现成。两个人不声不响地吃过了饭，龙泉便从公文包里拿出文件来看。女人也不打扰，一人收拾完了，就早早地上了床。女人上了床，却又不睡，一直巴巴地等着男人也上了床。龙泉掀开被子，就触着了一团赤裸的肉体。那团肉体饱实滚烫，仿佛轻轻一碰就要溢出热汁来，龙泉顿时如一堆蜡似的化在了女人身上。女人在床上也和在地里一样利索能干。女人在床上其实更像是男人，而男人反倒扭扭捏捏的有些像女人。女人抱着男人，在木板床上吱啦吱啦地翻来滚去，将男人一会儿搓成圆的，一会儿揉成扁的，直到把龙泉彻底掏空了才肯罢休。龙泉在结婚之前对女人的身体尚是陌生的，而春兰三下两下就将他变得熟门熟路起来。两人完事之后，春兰倦得倒头便睡，醒着的反是龙泉。看着春兰颊上的雀斑腿上的黑毛，龙泉突然就想起了飞云—— 不知飞云对黄尔顾是不是也这样？
春兰的身体如多产的农田，接二连三地就结出果实来了。一直到春兰怀上老三海鲤子时，飞云才有了身孕。春兰得了闲就往飞云家跑，指点着飞云怀胎坐月子的种种事宜。教完飞云回到家里，春兰便笑眯眯地瞅着龙泉不说话。直瞅得龙泉心里发虚了，才说：“人家黄书记官是比你大，可哪比得过你温文细致？金同志坐月子怕是要遭罪呢。”听了这话龙泉像挨了一钝刀，竟一夜无眠。
第二天上班时见到黄尔顾，便拐弯抹角地说起了女同志坐月子需要照顾的话来。黄尔顾听了就哈哈地笑：“现在的女同志真是娇气。从前行军打仗，女兵走着走着就把孩子生下来了，像鸡下个蛋似的。拿块布擦一擦，包一包，站起来就接着走路，哪有这么多讲究？”龙泉见黄尔顾嘴上说着批评的话，脸上倒无太大的愠意，才敢壮着胆子说：“其实阿九的家庭成分是小业主，不算剥削阶级。”
就是龙泉的这句话，使得阿九开始恢复了与飞云的走动。为此阿九铭记在心，至死不忘。
阿九是在萱宁出国的第二个夏天去世的。
后来飞云想起来，阿九走的那天，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充满了预兆的。
那天清晨，阿九那只养了十几年的老猫，突然潜进飞云房里，哀鸣不止。飞云开了灯，只见那猫学了人的样子，将身子颤颤地直立起来，两个前爪搭在床前，双眸汪汪地含了些泪，竟像是有话要说的样子。飞云吆喝了几回，方将猫喝退了，自己却再也睡不着了。一心以为是猫要死了，没想到这事竟应到阿九身上。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看着窗帘的颜色渐渐地浅了起来，才怏怏地起了床。
走到厨房正准备煮牛奶，抬眼从窗口望到前院，突然看见半墙高的花草上，竟落了白茫茫的一层厚霜。开始以为是遇见了古书里说的“六月雪”，可是井边的那棵法国梧桐，却仍在风里摇来摆去地甩着一身的绿，并无半丝霜迹。忙去屋里取了眼镜戴上，走到近跟前看仔细了，才狠狠地吃了一惊：昨天尚姹紫嫣红的一片鸡冠花，竟在一夜之间尽失了颜色，单单只剩了一样白。
飞云便跑到屋里叫阿九。阿九醒了，衣裳不整地倚在床上发怔。阿九的这种表情，已经在脸上挂了好几年了。阿九其实从头到脚哪儿都没病，阿九只是老了。大凡人一老，醒的时候容易睡，睡的时候容易醒，睡和醒的界限就不是特别分明，于是阿九就时常在睡和醒的那个灰色地带里踯躅徘徊。飞云叫了声“小妈”，阿九将眼皮抬了抬，张了张口，却不出声。飞云便将早上所见之事讲给她听。阿九听了，两眼一闭，嘿嘿地憨笑起来。飞云甚觉无趣，叹了口气，便不再往下说。
这时就听见阿九低低地叫了一声“吟月”。飞云知道盛吟月是自己亲生母亲的名字，而母亲过世也已经好几十年了，不禁愣了一愣。只见阿九将笑容收敛了，抬起头，眼光直直地盯着天花板，一字一顿，清清朗朗地说：“吟月你等了一世还在乎几天？各人自有各人的时辰。”飞云浑身起了些鸡皮疙瘩，很是害怕起来，便走到床前摇阿九，却冷不丁被阿九捉住了手腕。飞云没想到瘦骨嶙峋的阿九居然还有这么大的手劲，一个踉跄几乎跌进阿九的怀里。阿九的指甲很长也很硬，钉子似的陷进飞云的肉里。飞云挣了几挣，却挣不脱。
“飞云，我这一辈子诸事都依了你，临了有两件事你得依我。第一你得让我全和着身子去见你爸，火葬我万万不容。第二桩事是金三元的旧宅，原先在我名下，现在我过户给了小锁。我隔了代传下去你也该明白是个什么意思—— 那个姓黄的靠不住，总不能将金家的产业让他们那头得了去。”
飞云听了这话，一时惹出万般心事，忍不住悲悲切切抽抽噎噎地流下泪来。阿九见飞云哭得甚是哀痛，便松了手，说：“哪见得就死呢，不过是让你预备着罢了。快去洗把脸，别让人瞧了笑话——容我再睡会儿。”
飞云便忍了眼泪，眼睛红红地回到厨房准备早餐。自己一人无精打采地吃过了，又将阿九那份热在锅里，等着阿九睡醒了来吃。谁知左等右等也不见来，便耐不住又去推阿九的门。见阿九换了一件蟹青色绣着文竹的夹袄，头脸光鲜地躺在床上，鬓上插了一枝白色的茉莉花，嘴上挂着一个不谙世事毫无心计的笑。飞云正想说“你这是昏头了，大暑天穿这样厚实的衣裳”，却发现阿九的身子早已冰冷了。
飞云双膝一软坐到了地上，颤颤地直不起腰来。握着阿九硬柴似的手，慌得竟忘了哭。想到两个女儿都在国外，黄尔顾远在泉山疗养院，又是个管不了事的废人，也不知该找谁来商量置办丧事。情急之中终于想起来打电话给黄尔顾先前的警卫员。
因着黄尔顾的身份和金三元的统战背景，阿九的后事自然就有人出面张罗。张罗的人拟出了一个追悼会邀请名单，多半是金公生前的名流旧友，如今已是耄耋老朽的。飞云提出了阿九临终的嘱咐，众人脸上便有些难处，都推到黄尔顾身上来。黄尔顾当着众人的面就扯着嗓子批评飞云不懂政策：“若我们不带头，这个城里还怎么推广火葬呢？将来农田都没了，我们的后代吃什么？”说得飞云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心里反越发犟硬了起来，却又一时想不出对策来。百般无奈，只好给在省城的龙泉打了个电话，想让他借多年的老关系来劝劝黄尔顾。
谁知龙泉接着电话，哼哼哈哈地也没个主张，只说了些“顾全首长形象，注意影响”之类的话。飞云听了便嘿嘿地冷笑，心想这龙泉其实和黄尔顾没什么大区别，两人几十年说惯了官话，如今虽早就离休不在官职上了，却还不知道如何说民话。龙泉遭飞云这一笑，就有了几分不自在，语气上便有了些变化：“其实，去瑞安乡下的货车通宵都有，夜里也没人查你。”
一句话如醍醐灌顶，飞云当下便联系了金氏老家的族亲，雇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星夜将阿九的灵柩用货车载到瑞安乡下，悄没声息地落了土。第二天又去买了一个空骨灰盒，贴上阿九的照片，摆到追悼会上去。众人虽知事有蹊跷，却都睁只眼闭只眼，此事便不了了之。
阿九死后的头七，飞云去乡下扫墓。新坟的土黑浸浸的，仿佛在泪里泡过了一遍。飞云惊奇地发现阿九的墓碑上，摆着大大的一把映山红。映山红在江南乡下本来是一种贱花，崖上路边星星点点的到处可见，并不招眼。可是当这么多的映山红堆积在一起时，却如云如霞似火似血地烧痛了飞云的眼睛。阿九的坟墓在这样猩红的包围中，竟有了几分令人感动的市井喜气。
对于这些映山红飞云有过许多猜测，却没有一种猜测是与龙泉有关的。龙泉和阿九在飞云缺席的日子里生出的理解和相惜，将随着阿九的肉身化为永不为人知晓的泥尘。
海鲤子随团出发到北美访问的那天，龙泉坚持要送儿子去机场。海鲤子临上飞机，龙泉又叫住了儿子，从兜里掏出一个细长的纸盒子，塞到儿子手里—— 龙泉到这时才把东西交给儿子，就是为了避开儿媳妇的耳目：“到多伦多见到你飞云阿姨，就说是爸给的。”海鲤子捏了捏盒子，问是什么东西，龙泉说是一支笔。海鲤子听了就笑：“都什么年代了，还送笔？”龙泉但笑不语。儿子这一代人哪会懂得笔的意义？他给飞云买的是一支景泰蓝笔，深蓝的笔身上缠绕着黄色和绿色的花纹。其实这样花里胡哨的设计并不合他的心意。他买这支笔完全是因为笔帽上刻着一个让他十分心动的名字。
这支笔的名字叫“彩云归”，正巧也是前些年一部十分轰动的电影的名字。那部电影讲的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如何被一条窄窄的海峡分在了两地，却终于在暮年里重聚的曲折爱情故事。龙泉至今尚依稀记得电影里的主题歌：
彩云飞过大雁追，
捎个信儿到峨眉。
亲人啊，亲人啊，
我们几时才相会？
海鲤子从公共汽车里出来，走到街上，就知道真是出国了。多伦多的风和江南的风很是有些不同的。江南小城里并不是没有冬天，可是小城冬天的风刮在身上，至多像个碎嘴多事的婆姨，一小口一小口地咬人，虽是痛，却不致命。多伦多的风像一把锋利的大斧，落到身上，就将身子劈头拦腰地斩了，一段一段地丢在街上。海鲤子穿着一件厚厚的过膝的蓝色羽绒服和高帮白色旅游鞋，急急地行走在安大略岁尾年终的寒流里，风把羽绒服吹得鼓鼓的，衣服上的针线匝缝使他的身子看上去像遭了五花大绑。无论在装束步态和心境上，海鲤子此刻都在招摇地彰显着一个外乡过路客与周遭环境的格格不入。当他终于按着手上的地址找到那家餐馆时，他感觉到他的肚子实在是有些饿了。不知怎的，他突然记起小时候学过的一首很有名的歌曲，里边有一句歌词是关于“饥寒交迫”的人们的。想到这样庄严雄伟的一首歌曲居然与他这时的心境产生了一些关联，他忍不住独自咧嘴笑了起来。他推门进去的时候，门上的风铃很清脆地响了几下，将他的笑骤然惊退了下去。屋里的暖气迎面扑来，衣服顿时就厚重累赘了起来。
这时店堂里就走出一个高髻美服、略施脂粉的女招待，甚为熟稔地帮他脱去大衣，挂在衣架上，领着他到一个僻静角落坐下。待他坐定了，又捧上一壶滚烫的茶水和一沓大大小小的菜单。海鲤子将菜单打开粗粗地溜了一遍，见大多是英文的，也看不懂，便学着香港电影里张国荣的样子扬着手打了个响亮的榧子，瓮声瓮气地说：“找你们老板娘来说话。”他被自己的佻𠉂吃了一惊。自从飞机在多伦多降落之后，他的情绪似乎一直处于一种莫名的亢奋之中。
年轻的女招待面有难色：“老板娘，忙着呢。”海鲤子便有些不耐烦起来：“让你找，你就找嘛。我找她有事，不光是为了吃饭。”待女招待娉娉婷婷地去了里面，他方将身子松弛下来，靠在椅背上消消闲闲地打量起四周的环境来。
餐馆不大，总共也就十几张台子。桌子小，椅子小，过道也窄，却小得干干净净，很有些味道。屋顶墙角露出来的木头，都是些未上过漆的椽子，木木愣愣地取了个古朴的样式。四周的墙壁上找不到一张画，却悬挂了好些大大小小颜色形状质地各异的勺子，暗暗应和了餐馆的名字。店堂里来来去去的女招待，穿的都是清一色猩红的西服套装，粗略一看，模样神态也都温婉可人。柜台不设在店堂里，反在走廊的尽里。一个女人正高高地坐在柜台上，埋头揿着收银机上的键钮。收银机大约有些年纪了，揿起来叮叮当当的，犹如琴声散落在冬夜的孤寒里，意外地营造了一些莫名的温馨。海鲤子看见招呼自己的那个女招待在柜台跟前站下，和收银的那个女人低低地说了几句话。收银的女人便抬头朝他这边看了一眼，将两只手在一块抹布上擦了擦，这才有些不情愿地走下了柜台。
待走近了，海鲤子才看清女人施过脂粉的脸上，微微地有些浮肿，两颊深深浅浅地生了几个褐斑。女人的头发有些长了，就用一个大塑料卡子，在脑后绾成松松的一团，额上脖子上便有些散发丝丝缕缕地垂挂下来，一如水墨画里酣睡方醒的大唐美人。女人的装束与其他女招待也很是不同。女人穿了一件式样极为简单却质地十分精良的浅绿长裙，裙腰开得很高，领口开得很低，胸乳的形状饱满地充盈其间。女人的裙腰上有很多细碎的褶皱，如流水般缓缓淌开，掩住了一个微微隆起的小腹。女人脚上没穿皮鞋，却穿了一双浅绿绣花软底布鞋。女人的样子随意得如同清晨起床之后在自家后花园里毫无戒备地散步。
海鲤子远远地就朝那女人招手。女人微微欠身问海鲤子要点什么菜？海鲤子不说话，却直直地盯着女人看。看得女人有几分不自在起来，才笑眯眯地说：“我要的菜，你也不一定有。我要生醉蟹、海蜇头蘸虾子酱、萝卜丝泡鱼生，你有吗？”女人就退后了一步，仔细地打量起海鲤子来。海鲤子忍住笑，换了江南小城的方言，说：“萱宁你是假装不认识我了还是怎的？”女人听到家乡话，惊讶得将手掩在嘴上，犹犹豫豫地问：“你，你是海鲤子？”
两人相认了，就拉着手哈哈地笑，笑得一屋的人都回过头来看。女招待听说老板娘老家来了客人，便讨好地过来问要炒哪几样菜款待。萱宁让女招待把桌上的菜单通通撤了，又换上一壶上好的龙井茶。“这菜单上的东西，多半是来糊弄洋人和北佬的。咱们在海边长大的，如何能吃这些东西。”就吩咐女招待让厨房单做一份鱼翅汤、一份姜葱龙虾、一份清蒸石斑、一份温哥华肉蟹、一份蒜蓉小豆苗，再温上一壶日本清酒。女招待走到半路，又被萱宁喊住：“告诉老板来客人了。”
两人便面对面地坐了下来，一边相互端详，一边依旧笑个不停。两人身上都有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却又是说不得的。自从龙家搬到省城之后，龙黄两家的人便很少走动了。他们中间隔的是十几年的空白。这十几年的空白其实只是背景，那长长的背景上又重重叠叠地堆砌着多少个故事。故事又都是挺沉重的故事，不适宜在久别重聚的场合里叙述。于是他们便只有笑。笑了半天，海鲤子才指着萱宁的肚子，问是第几个？萱宁竖起一个手指，说：“先投石问个路。路不好就此打住。路若好呢，生他三五个也没准。猪崽似的爬一屋，饿了给吃的，渴了给喝的，倒也不错。”说得海鲤子又笑。萱宁就问海鲤子养了几个？问完了才想起是蠢话—— 在中国还能生几个呢？就赶紧改问孩子上几年级了？可否听话？
两人聊了些孩子，又聊了些老人。海鲤子说自从他母亲去世后，他爸的脾气就很是怪异起来。小辈们一句话没说好，他就能在屋里不言不语呆坐一天。老干部活动室就设在街角上，他也不愿去。给他拿了老年大学的报名表，他一把揉了扔在垃圾桶里。人老了若没个兴趣爱好真叫小辈人操心。萱宁叹了一口气，说：“我爸倒好，八十岁的人了，哪儿都想去，什么都想干，可惜却走动不了。幸亏有那个人在身边……”说了半截，突然想起母亲就是为了这事才决定出国的，便把话咽了回去。
待两人把老人孩子都聊得差不多了，里头就走出一个高个子的壮实男人来。男人穿一套深灰色的西服，身子将衣裳撑得满满的。颌下唇边的胡子都刮过了，却又长了些茬子，生生硬硬地越发显衬出一脸的红光来。男人见着海鲤子，远远地将手伸了过来。萱宁就对海鲤子说：“这是我先生，认识他的都叫他大金。餐馆的名字，就是用了他的姓。”又指着海鲤子对大金说，“他就是我常说的那个画家。我们两家是邻居，我跟他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同学，直到上了大学才终于得以摆脱。”
海鲤子就摇头：“我可不记得我那时候有那么讨厌啊。”萱宁咦了一声，说：“我可没说过这话。你从小就讨女孩子喜欢，你打篮球全班女生都去看篮球，你游泳全班女生都去学游泳。你要杀人怕都有人跟你去杀人。可你的眼睛只盯着一个人。”
海鲤子嘿嘿地笑，却不回话。
这时酒菜就全上来了。萱宁给各人碗里都夹了些菜，三人便轻斟浅饮了起来。借着酒力，海鲤子随口就问这餐馆一年可挣个什么数？萱宁犹豫着，拿眼睛看大金，大金反痛痛快快地说了个数目。海鲤子在脑子里将这个数目飞快地兑换成人民币，只觉得是个天文数字。大金就解释给他听，这笔钱里多少多少交了房租，多少多少交了员工的工资，多少多少交了各式各样的保险费，又多少多少交了入息税。剩下的，也就够支撑一个家。海鲤子这才体会到在加拿大过日子其实也不容易。
后来大金就问海鲤子新近有什么画作？海鲤子说惭愧惭愧，这些年的艺术功底如今只用来教儿子了。两人就此聊开去，就聊到了国内的字画市场。从《八大山人画集》说起，说到徐悲鸿的《危巢小记》；从袁氏兄弟的南派版画，说到史国良的西藏风情；从陈逸飞的新潮仕女，说到范曾的牛背牧童。两人直聊得唾沫横飞，甚是入港，壶里的酒一会儿便低浅了下去。倒是萱宁半懂不懂的，竟一句也插不上话，就有些没趣。暗想大金平日在家像一只砍了嘴的葫芦，和自己实在没有多少话好说。见了生人，反而有这番兴致，自己居然不知道他在字画上原来有这许多见识。
说来说去，他平日对自己的冷淡，还是嫌自己配不上他的才情。当初他若跟蕙宁结了婚，自然就不是这个情形—— 两人怕是有说不完的话呢。想到这里，心里未免有些酸溜溜起来。偏偏海鲤子又不识时务，大大咧咧地问：“蕙宁在哪儿？给我个地址。这回把行程安排到多伦多来，就是为了来看她的。”萱宁浅浅一笑，将眼帘垂了：“可不是嘛，若不是为她，你哪会想起来看我呢？”海鲤子顿时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就打着哈哈：“哪里的话呢？”
萱宁将壶里剩的酒都倒在自己杯里，叹了一口气：“蕙宁是谁？我又是谁？她如今连我这个姐姐也不认了。”大金抢了话头，说：“你喝不得这么许多。”一边就拿眼睛暗示萱宁。萱宁却直直地看了回去：“我说的是实话。我不说也总会有人告诉他的。我有一两年没见着蕙宁了，除非你有她的消息。”大金的脸上就有几分尴尬。
海鲤子听了这话，吃了一大惊，又不好再往下问。桌上就很是冷场起来。海鲤子坐不住，便起身告辞。大金赶紧套上外衣，要开车送。萱宁说：“你喝了这么些酒，开不得车的。叫辆出租车吧。”哪里还拦得住？大金早已走进了一街的冷风里去。
上了车，两个男人一路无话，呆呆地看着路灯一盏一盏地被甩在了身后。一车的污浊酒气，熏得人昏头昏脑。待车子停到了旅馆门口，大金才撕了一张小纸头，匆匆写了几行字，交给海鲤子：“这是蕙宁工作单位的地址，别说是我告诉你的。”海鲤子接过纸条，小心翼翼地叠好藏在皮包的夹层里。心里有一千句话要问，却找不出一句开场的。半晌，才握了握大金的手：“你对萱宁好些。”
我的生命被时代和事件纵横切割成若干块大大小小的碎片，我虽然完整地拥有了所有的碎片，可我并没有完整地拥有生命。我缺少一条贯穿碎片之间将局部连成整体的线索。碎片只有依附整体才各自具有意义，光拥有碎片的人生是零散飘浮杂乱无章的。而我则早已习惯了在这样没有主题的隧道里穿行过我的人生。我甚至忘记了我的生活曾经不是这样的。
直到那天，我拿到了去加拿大的公务签证。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眠。我突然意识到，你就是我生命里那条使所有的碎片具有意义的线索。第二天早上起床，当我心不在焉地穿着衣服的时候，妻子闲闲地对我说：“昨晚你在梦里喊她的名字。”
我吃了一惊。我和你之间的初恋，像一棵枝繁叶茂的果树上结出的一个青果，在经历过一整个秋天所有的伙伴都已成熟离去之后，它却始终没有长大。生命中这样青涩的果子，往往只有一枚。我以为我把它埋藏得很深，却不知道妻子是怎样找到的。
“其实，你去看看她也挺好。圆了你的梦，回来说不定就能好好过日子了。”
妻子的声音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细细的怜悯，让人想起用羽翼守护儿女的母鸡。我妻子是一个有很多毛病的女人。她的毛病是常见的，许多女人都有的那种。而她的好处倒是罕见的。所以为了她为数不多却很珍贵的好处，我宁愿容忍她数目众多的常见毛病。在婚姻的道路上，我走得还算省心，因为我和她都信守了我们各自最初的承诺。在我们龙家男人身上，都流动着一股细细的却永远不会枯竭的血脉。金钱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权力却有。人生的哪一个目标不需要付出投入呢？所以我们在通往仕途的路上也需要摆上祭物：比如爱情，比如艺术。我父亲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哥哥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当然，我走过半个地球来到多伦多，并不是为了与你探讨关于仕途婚姻这样沉重的话题的。我到多伦多来，只是为了看你。
蕙宁，我失去你已经很久了，我早已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我甚至很少想起你。可是我一直不知道，我到底是怎样失去了你的。我为自己编造的解释是：当时你正站在人生的某一道门槛上，门槛的里边是你的少年时代，门槛的外边是你的青春岁月。你只有挣脱少年时代的梏桎，才能跨入青春的门槛，如同蚕需要蜕皮，才能长大一季。而我，就是你蜕下的那层皮。不蜕下我，你便跨不过那个门槛。
高中毕业前夕，你我曾经相约一起报考省城的大学，后来你却不辞而别去了上海读书。我的信一封又一封地追随着你。大学四年里我最热衷的一项课外活动便是写信和等信，当然我并没有等到太多的回音。你固执的沉默使我对你青春门槛那边的生活所知甚少。这样也好，在我记忆的真空里，你将以永恒的少女形象存在，生活的污水泼不到你头上，世俗的红尘落不到你身上，旅途的泥泞也沾不到你脚上。
蕙宁，与你相处其实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因为你是如此的刁钻骄傲机灵。谁能想到你那个戎马半生的父亲会生下你这样的女儿呢？你的姐姐萱宁似乎更像是你父亲的孩子，她是你在镜子里的投影，一模一样，却又截然相反。在我们出生以前，我们的父辈就已经编织了许多交缠不清的关系，于是我们几乎毫无选择地从我们两家大人的手里继承了这些关系。也许我早已用童稚的眼光洞察了我父亲在你父亲面前的谦恭顺从，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如何在你面前谦恭顺从。这样的关系延续了我们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样亲密无间两小无猜的关系如一掬山泉般清淡自然。然而在这样清淡的水里，如何能酝酿出诸如沸腾之类的情绪呢？青梅竹马造就的只能是兄妹而非爱人。
的确我对你的感情很难用“沸腾”“燃烧”之类的字眼来形容。大凡世上过于激越壮烈的情绪都不会持久，而你却贯穿了我的一生。你似乎是一部分的我自己，我不需特意去想你，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把你忘记。我宁愿用亲情而非爱情二字来描述你我的关系。亲情是一座大山，爱情是山上的一座奇峰。大山铸造并包容了奇峰，奇峰也为大山增添色彩。可是没有奇峰的山依旧是山，而失去了山的奇峰却无以依存。
这个道理，在我还不谙男女之情的时候就已懂得。记得那年上小学三年级，我们在放学的路上遇到了你的小外婆阿九。阿九拉着我们去她家吃新煮的黄菱。阿九从锅里挑出一个最大的剥开了给你，又挑了一个剥开给我，最后才递了一个给萱宁，却要她自己剥开。蕙宁，你有萱宁所没有的一切缺点，却又没有萱宁所有的一切优点。可你却能使任何同时认识你们姐妹俩的人对你产生偏爱。你很小就有这个本领。阿九一边看着你将滚烫的黄菱肉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一边笑眯眯地对你说：“小锁吃了快快长，长大了给海鲤子做新娘。”萱宁听了哧哧地笑，你却狠狠地瞪了阿九一眼，说：“海鲤子是哥哥，我才不嫁给哥哥。”这句在本意上对我不屑一顾的话，当时却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在那时我就知道，哥哥是一个异常沉重的称呼，要将一辈子抵押上，方能扛得起这个字眼。
后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才渐渐地对我不再那么习以为常起来的？大约是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吧？
那时我们开始疏远起来。有我在的场合依旧还会有你，但你却坐得离我很远。你不再直视我，也不再支使我。你甚至不太和我说话。可你的眼睛却像一对钩子，斜斜地抛过我们之间的距离，落在我身上。很软却很深，扎得我心里隐隐生疼。就是从那样的眼光里，我看到了自己的成长变化。当时我以为我终于摆脱了童年的印记，像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男子汉那样地赢得了你的重视。十八岁的我是多么的幼稚又多么的狂妄。一直到许多年后，我成了在生活的河滩上淌了一身泥淖的男人时，我才意识到，当年我之所以引起你的关注，不是因为我日趋发育魁梧起来的身体，也不是我渐露峥嵘的艺术天分。如果仅仅因为这些，我大概还会永远是你的小哥哥，至多是个有点本事的小哥哥，就像我的哥哥们是你的大哥二哥一样。
你开始注重我，是因为你突然发觉你有可能不再是我世界里的唯一内容。你是从别的女孩子看我的眼光中发现了我的存在的，在那之前我站得离你太近反而成了你视野中的盲点。在众多关注我的目光中，当然也有你姐姐萱宁的。以那样舍近求远迂回辗转的方式认识男人，是都市女性的一大通病。你虽冰雪聪明，却也未能免俗。
渐渐地你的目光里有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焦灼，比如猜测，再比如嫉妒。这些内容使你的眼睛变得迷茫、深邃，无比美丽神奇。这些内容仿佛是一把小小的钥匙，悄无声息地打开了你我关系中一扇全新的平等对视的大门。我们感情河流的小波折，似乎总是与时代潮流的大起大落有着某种解释不清的偶合。没多久，就是在我们考入大学的那个秋天，我父亲接到了一纸调令，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小城，接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在省城那个庞大的权力框架里，宣传部部长是个听起来很响亮，却没有多大分量的小螺丝钉。然而从级别上来说，我父亲却终于和你父亲平起平坐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你的眼光。你的眼光里那些对我来说还相当陌生的内容使我欣喜，也使我心疼。我知道只有一句话能使你的眼睛重新清澈晴朗起来。我把这句话在心里攒了很久很久。每多攒一天，它就多了一份重量。到后来它实在太重了，重得让我的身躯几乎无法承受。是的，这样的一句话是任何一个生命都无法单独承受的。只有两个生命叠加重合在一起，才可以承受。我将这句话独自沉重地积攒着，想攒到我们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那一天来了又去了，我却始终没有找到诉说那句话的机会。
从生养我们的小城出发，你去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我去了省城的一所美术学院。我们如两根直线，在小城交叉而过，各自穿行己路，而且离彼此的轨迹越来越远。在那以后我只见过你两次。一次是听说你停学回家养病。我向学校请了假赶到小城看你。你很瘦，两个眼睛如两口深陷的黑井。你的头发也掉了许多，稀疏干涩地泛着棕黄色。外边已经是春天了，满枝的夹竹桃花在轻风里婆娑地抚弄着你的窗子。你却还穿着一件厚重的毛衣，拥被而坐。你身上的变化使我震惊万分，久久无语。你却对我微微一笑：“我好了，明天就去订回上海的船票。”事隔很久我才知道，那次你是在学校里蒙受了不白之冤，回家舔疗伤口的。你如此勇敢地面对了人生的第一个大浪，你使我明白了你其实不仅仅是你母亲的女儿，你也是你父亲的女儿—— 一个军人的女儿。
最后一次见到你，是在机场。我接到你要出国的消息时，已经很晚了。我立即启程从省城赶到上海虹桥机场为你送行，你却已经进了海关大厅。也许是心有灵犀之故，你突然间回过头来。你看见了我，十分意外。你丢下行李朝我奔跑过来。你把手平摊开来，我也把手平摊开来。我们隔着玻璃用手掌紧紧握别。我看见你的嘴唇在翕动，你也看见我的嘴唇在翕动，我们却彼此都听不清楚。这样的告别方式其实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 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是这样模糊不清却又韵味无穷的。
出国后你一如既往很少写信。后来你母亲和你的姐姐萱宁也到了多伦多。通过萱宁的信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你的消息。再后来萱宁的信也稀少了起来，我就完全失去了和你的联系。昨天当大金把你的地址交给我时，我的心便再也无法宁静。蕙宁，我有话要对你说，我也有话要问你。我们之间共同拥有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太多。我们像一对连体婴儿，因着那共同拥有的部分，才各自得以存活。若失去了共同拥有的部分，我们也许都会枯萎死亡。我不允许你擅自将我们共有的那段历史藏在你自己的口袋里，沉默前行。请将属于我的那部分还给我。你可以走得很远很远，到天边，到地极，只要你没有走出我的生活。当年我的父亲曾经用爱情和鲜血的代价，维护过你父亲的利益，你的母亲也曾经用你们嘴上省下来的口粮，接济过我们弟兄三人。我们的父母辈在那样的根基上积攒起来的亲情，为什么要在我们手里归于沉寂？
这就是我走过万水千山来追寻你的原因。
此刻我正揣着那张地址来找你。其实我完全可以事先打个电话给你，可是我更愿意看到一个猝不及防没来得及戴上面具的真实的你。你的医院很好找，一下汽车就是。问讯处的小姐很和气地指点给我你科室的所在。到了你科室，我问接待台的护士你在不在，她疑惑不解地望着我，我才记起你似乎有一个英文名字。可是我实在想不起你的英文名字，只好说：“我找那个漂亮的姓黄的中国护士。”她被我逗笑了，说：“哦，你是说温妮，她在大厅里。”
大厅在走廊的尽头，装了很多人，都在三五成群地端着杯子聊天。喧哗声随着音乐从一个角落溅到另一个角落，屋子就很满了起来。屋中间摆着一棵几欲贴到房顶的雪杉，树身上缠绕着许多盏细小的灯饰，一明一灭的，如万颗晨星闪烁。我突然明白过来，这大概是你们单位的圣诞晚会。
在人流中我一眼就看见了你。你靠在一根柱子上，端着一只高脚酒杯在独饮。你穿了一件墨黑色的晚装，裸露的颈项和肩膀白皙而瘦弱，使你看上去像有些怕冷的样子。你的头发在脑后松松散散地编了一根辫子。十余年不见，你已经不是那种清纯少女的形象。你的脸越发地细长了，你的颧骨越发地高了，你的眼睛越发地深陷进去，你微笑的时候带着一股漫不经心慵懒疲惫的沧桑。在那样喧闹的背景里，你似乎是一种清寂的反衬，又似乎是一种含蓄的应和。你成熟了，我看到你在异国他乡风情万种地成熟了。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你并不是在独饮。在你不远处，站立着一个男人。男人和你是整个背景里唯一的两张亚裔面孔。男人很高大壮实，如果把他挪到你面前，他一定会像一棵大树那样将你完完全全遮挡住。你们并没有说话，我是从他看你的眼神里推测出你们之间的联系的。他的眼光仿佛是一架遮幅很大的扫描仪，将你整个地笼罩起来。你在躲，却又躲得都是痕迹，结果反将自己彻底地暴露给他了。你们的眼光就这样在人流的掩饰下捉了很久的迷藏。
这时灯光突然暗了下去，音乐却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震得地板嗡嗡地颤动。他走过来，拿走你手中的酒杯，拥着你来到大厅中间。你俩跳的是迪斯科。音乐像木偶师傅手里的牵绳那样控制了你们的肢体，将你们整个地换了个人。你们一会儿挨得很近，一会儿离得很远，跳得舞手舞脚，甚是癫狂，身上的每个关节仿佛都在响亮地抖动着。后来灯光渐渐亮了起来，舞曲也换了一支缓慢一些的。你和他的影子渐渐地黏成了一个人。你们其实不是在跳舞，你们更像是在散步，一种有节奏却又旁若无人的散步。他的两只手圈成一个圆圈围在你的腰肢上，你的半个身子趴在他的肩膀上。你的辫子散开了，头发黑黑乱乱地披了一脸，只露出两个大眼睛，微微地有了些醉意。
舞曲很长，众人跳得累了，就三三两两地散到边上去。不知何时，场上只剩了你们两个。你发觉了，有些不自在，就松开了他的手。他扶着你，呆呆地靠墙站了一小会儿，却突然用一条腿在地上单跪了，大声地用英文对你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懂，可是众人大约都听懂了，愣了一愣，全盯着你看。你的脸陡地红了上来，又渐渐地白了下去，却仍是不肯说话。众人就开始鼓掌来催你说话。谁知这一催，你便将手捂了脸，飞也似的跑了出去。你路过我身边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而我却清晰地看见了你脸上的泪水。我的心又一次隐隐地疼了起来。
蕙宁，我的妹妹，我的亲人。不要再等待，不要再逃避。你已经很成熟，你甚至太成熟了，你不应该再那样孤独地待在枝头上。再复杂的耕耘也是为了收获，再简单的收获也胜过无望的耕耘。我和你的姐姐萱宁都已经把自己收藏在人生的谷仓里了。我们的谷仓也许并不完美，甚至也会漏风进雨。可是我们宁愿在不完美的谷仓里拥拥挤挤地度过一生，也不愿在完美的枝头上孤独地度过一冬。
也许，你应该给那个男人，不，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你会吗？
蕙宁，哦，蕙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