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航程在连绵不断似睡似醒的梦境里过去，真正清醒过来时飞机已经开始降落。蕙宁从窗口望出去，先是看见了大朵大朵的云。从云和云之间的空隙里，她毫无防备地看见了加拿大的地。地是极大片的绿，被灰色的路切割成许多个规规矩矩的小方块。小方块从无边无际的地方开始，又在无边无际的地方结束。这样的绿和这样的大都是蕙宁以往所不曾见过的。这么多的方块里哪一块是自己落脚的呢？飞机轰鸣着贴到了地面，蕙宁心里突然无根无基地空荡了起来。
出海关进入接机大厅，蕙宁一路东张西望，却没有看见一张熟悉的脸，便怀疑是否把航班号告诉错了。只好将两个沉沉的大箱子拖到边上，找了一张长凳坐下，打开手提包找谢克顿家的电话号码。临行前特意抄在了一个最显眼的地方，这会儿反而翻来翻去地找不见，就急出了一身的汗。
这时有一个老头推了一辆手推车过来，将她的行李扛了上去。蕙宁猜想是机场的搬运工，便说我自己拿得动。那人也不理会，推了车就径自往前走。蕙宁慌慌地站起来跟在后头追行李，一路嚷着：“别，别，我在等人。”那人终于停下步子，眯着眼笑了起来，说：“我知道你在等人。”蕙宁吃了一惊，仔细地将那人看了一眼，才看出原来就是谢克顿。
几年不见，那人变了许多。头发在头顶上谢出大大的一个圆圈来，周遭剩下的，也都是很灰白的了。五官倒还是老样子，只是脸上蓄起了大大一蓬胡子，几乎把嘴整个地遮掩了。身量上矮了一些，也胖了一些，多走了几步路，竟有些气喘吁吁的样子。蕙宁算算谢克顿大概也不过五十出头，怎么就老成这个样了呢？
谢克顿见蕙宁愣愣地望着自己，便越发哈哈地笑了起来：“温妮我没吓着你吧？老也有老的好处，省得闹中年危机。将来跟你在一起，都是相安无事的日子。”
蕙宁听见“和你在一起”的话，不觉地有些刺心，勉强笑了笑，便钻进了他的汽车。谢克顿的车是辆日本车，车身很是窄小。他伸过手来斜斜地拥揽了她一下，她轻轻一躲，就碰上了车门。飞机上她已经把他们见面的情景做过种种想象。她设想过他的炽烈，也设想过他的沉静。她甚至设想过他会像在公平路码头那次一样地吻她。自从她知道她和他重逢的可能性之后，他的那个吻突然异常鲜明清晰地从岁月的积尘中凸现出来，温热地触摸着她的嘴唇。可是那些多彩多姿的想象中，没有一种是眼前的这个样子。蕙宁也不知自己在谢克顿眼里又变化了多少，一时便生出了几分失望和惶惑来。
谢克顿的家住在大学城伦敦，离多伦多市大约两百公里。一路开着车，天色就渐渐暗了下来，天边那一排红云压得越来越低，稀疏的车流很快被浓起的暮色吞没了，只剩下橘黄色的车灯，拉着长长的亮线在高速公路上萤火似的扯过来扯过去。谢克顿问蕙宁：“还好吗？”蕙宁说：“不怎么样。”谢克顿也不往下深问。两人默默地发了一会儿呆，各想各的心事。
后来蕙宁就问丹尼怎样了？谢克顿说长成个大孩子了，开学就上小学四年级。书读得普通，冰球倒打得不错，这个赛那个赛的还挺忙。停了一会儿，又说：“丹尼现在不跟我住，跟他妈住，隔两周才回来过一个周末。”蕙宁听了这话，猜想他们两口子大约是离婚了，便问丹尼是什么时候开始跟他妈住的？谢克顿说了个时间，蕙宁一算，正是谢克顿给自己写第一封信的前后。蕙宁至此才明白过来，谢克顿非要等离完了婚才给自己写信，信里竟一字也不提离婚的事，大约是不愿意把自己牵涉在里头，让自己出国时心里不带着负担。便对那人的细心体贴暗暗地存了几分感激。
蕙宁又问学校在哪里？明天能不能带自己去见一见系里的教授，谢一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的那些人—— 自己托福也没考好，毕业了就教书，又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研究论文发表，却得了这么大一笔的奖学金。她的同学朋友，没有一个不羡慕她好运气的。谢克顿听了这话只是笑，说：“着什么急呢？这班人，没你想象得那么好，不过是些学术混混罢了。你想见，还不是随时的事？先把时差倒过来，休息好了再想学校的事情。”
蕙宁又问托找的住处有着落了吗？离大学有多远？谢克顿说一时半刻还找不着合适的地方，不如先住他家—— 反正有的是空房子。离大学是有点远，不过他上班也要开车，顺便就捎着她上学。放学她要是等不上他的时间，就自己坐公车回来。过一阵子等略微适应些这边的环境，再作长远打算不迟。蕙宁虽觉有万般的不便，却知道自己人地两疏，只能暂时在他那里落脚了。
如此这般地开了约有两个小时，就到了小城伦敦。谢克顿的家在一个小斜坡上，是一座小巧玲珑的木房子，无遮无挡地沐浴在一片水银似的月色里。房子整个漆成乳白色，只有屋顶是尖尖的一抹浅绿。绿色的屋顶上蹲着一只绿色的烟囱，犹如一个顽童伏在高处窥视着低处的种种隐秘。这样颜色这样形状的房子，让蕙宁想起了当年谢克顿教过的安徒生童话。房子前头是一段石子路，门前有两三级石头台阶。台阶两侧有两根黑色的细铁柱子，铁柱顶端伸出两只铁臂，臂上擎着两盏路灯，照出周围一片葱茏的草地和草地上云雾似的花丛。
蕙宁从车上跳下来，也顾不得拿行李，便跑到台阶上坐着看花。花有三层：最矮的一层是三色堇和雏菊，低低地沿着墙根爬开去；第二层是绣球；比绣球开得还高的是玫瑰。那玫瑰不规规矩矩地长在枝条上，却沿着一片木格子板，狂野地爬了一墙，一团一团地在墙上溅出血似的深红来，很是触目惊心。蕙宁从来不知道玫瑰竟有这种长法的，便猜想水不同，土不同，花自然也不同。
谢克顿一人将行李提进了屋，又找出一把大铁剪子出来，递给蕙宁：“看见哪朵好，就铰下来插在你屋里。”蕙宁哪里舍得，谢克顿便笑她：“傻瓜，这花就跟头发似的，剪得勤才长得快。”蕙宁就接了剪子，果真挑了几枝好的，剪下来拿在手里。谢克顿早备下一个装了清水的陶土花樽，将花红红绿绿高高低低地插了一瓶。两人举着花瓶，一起上了楼。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谢克顿指着尽里的一间屋子，说：“那是你的。”
蕙宁推门进去，看见一个方方正正的房间，里头摆了一张小床、一张梳妆台、两个床头柜。床上铺的是一条粉红底带兰花的新被子。梳妆台上放着一个彩纸包着的盒子，纸盒上贴着一朵银色的纸花，在半明不暗的灯影里生出幽幽的光亮来。谢克顿递给蕙宁一串钥匙，一一交代了哪把是前门的，哪把是后门的，哪把是卧室的，哪把是信箱的。交代完了，就将门掩了，自己退了出去：“我先去洗澡。你收拾收拾东西。收拾完了，楼下左侧也有个浴室，你也去洗个澡。洗完了我在客厅等你，休息一会儿再带你出去吃饭。”
谢克顿走到半道，又折了回来，指指梳妆台上的纸盒子，说：“给你买的。”不久蕙宁就听见了叮叮咚咚的水声，便把卧室的门从里头反锁了，走到梳妆台前，贴着镜子看自己。只见镜子里的那个人，眼窝又深又黑，甚是疲乏的样子。又忍不住打开了那个纸盒子，原来是一件真丝睡衣。睡衣是紫罗兰色的，腰上有一根细细的带子，领子上挂着一个精致的商标牌子，叫“维多利亚秘密”。衣料极是轻软，捏在手里就像捏了一股流来流去的温水。展开来铺在身上，竟完全是自己的尺寸。蕙宁的脸突然有些烫了上来，慌慌地将衣裳塞回到盒子里去。
后来就收拾出几样急用的东西，下楼去洗澡。路过厨房，看见冰箱上用吸铁石粘了一本挂历，当天的日子上画了一架飞机，飞机上又用红笔涂了一颗大大的心。蕙宁心里动了一动，暗想这个男人大概还真是盼望着自己来的。
洗完澡出来，谢克顿换了套家常便服，早在客厅里沏好咖啡等着了。蕙宁在沙发的这头坐下，就听见沙发那头谢克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了一声“终于”。
蕙宁不知说什么好，便捧着咖啡杯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咖啡很浓也很苦，可是她却不能向对阿九那样地说：“换一杯淡的。”他们中间，隔的是三四年的时间。这三四年里，又各自腻腻烦烦地有过了许多事情。人都还是同一个人，心境却不再是同一种心境了。就如同踩着石头过河，每天踩的是同一块石头，过的是同一条河，看上去像是同一个景致，可今天的水却不是昨天的水了。
“蕙宁你现在终于可以告诉我了，那年春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蕙宁知道谢克顿迟迟早早要问那件事的，只是没想到他竟如此地等不及。那些旧事早在她心里结成了厚厚的一个茧子，四周包着层层死皮。这些年来，她都小心翼翼地绕着那层死皮走。有一天夜里，她突然在梦里记起了那些旧事，醒来看见窗外白花花的月光，仿佛有人拿了一把尖尖的锥子，在死皮上插了下去。隐隐地，还是疼，才知道那皮其实还没有死透。
事情是从谢克顿太太那里开始的。
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公正。更确切一些的说法是：蕙宁以为事情是从谢克顿太太那里开始的。
蕙宁班上的同学实际上早已注意到了谢克顿看蕙宁时的眼神。上课前谢克顿常常把一大摞改过的作文本子放在后排，让大家自己拿。蕙宁根本不知道，她的作业本经常是传了一大圈之后才传到她的手里。谢克顿写的评语通常很短，只有一两个字。可是蕙宁的本子上，却会有一两句话。比如有一天，谢克顿是这样写的：“你的眼睛像显微镜，但愿经过你放大的都是美丽的东西。”
诗情横溢的谢克顿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中国，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眼睛的评语，往往可以被读出很多层的意义。流言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流言刚开始时只是一缕轻风、一股清烟，看不见，摸不着，却沿着墙缝、门缝、窗棂格缝无孔不入地钻进每一间宿舍，每一层楼。于是众人看蕙宁的眼神就有些异样。那时候异样的，还仅仅是众人的眼神。真正把那缕轻风拨弄成可见可触的细雨，把那股清烟点化成有形有质的火星的，是谢克顿太太。
那个夜晚谢克顿太太回到家里，推门看见自己的丈夫在给蕙宁擦眼泪，便坚持要送蕙宁回宿舍。蕙宁沉浸在父亲病情引起的焦灼不安里，竟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个女人一路上异乎寻常的沉默。到了宿舍门口，蕙宁发现没带钥匙。已经过了熄灯的时间，屋里黑黑的，只有楼道里还亮着灯。蕙宁贴在门上听了听，屋里似乎很静，便知道同屋大概都睡了。只好怯怯地叫了几声门。那天夜里很冷，风刮得呼呼的。同屋刚把被窝睡暖，都懒得起身，动作自然就慢了几拍。最后是谢克顿太太叫开的门。
众人听见教授太太的声音，都慌慌地披了棉袄从被窝里钻出来。有人摸摸索索地在抽屉里找出半截蜡烛，点着了揿在茶杯底子上，屋里才有了些光亮。众人在谢克顿家里都见过这位太太了，便借着这个机会你一言我一语地和她操练英文。女人问：“你们熄灯后是不是都要回寝室睡觉的？”众人都点头，女人就笑：“军营，典型的军营生活。”笑完了又转身对蕙宁说：“你这个孩子，是个不合群的坏兵，这个时候还待在我们家里。他这个人，到哪里都讨女孩子欢喜。他只在这里待几个月，最多一两年。到时候他拔腿就走了，剩了你一个可怜的艾米丽能拿他怎么样呢？”艾米丽是谢克顿教的英文小说里头的一个人物，在墨西哥的咖啡馆里当女招待，死去活来地爱上了一个英国来的大教授，却被教授始乱终弃。
刹那间蕙宁的脸上涌起一层朱红，一片寂静中蕙宁清晰地听见了血流奔涌的声音，犹如瀑布轰鸣地撞到身体的骨架上，散成细细碎碎的浪花跌落下来。毫无准备又急需辩解的时刻里，蕙宁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英文很不够用，不禁想起谢克顿上课时说的一句至理名言：英文学得好不好，就看能不能用英文吵架和调情。那天蕙宁几次抖了抖嘴唇，却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后来当她终于想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时，她已经失去了听众。
谢克顿太太走后，屋子里始终没有一点声响，众人纷纷爬回已经凉了的被窝，临上床前又都不约而同地看了蕙宁一眼。那些眼光像一条条很细很尖的钢丝，嗖嗖地抽过来。在那样的眼光中蕙宁感觉到自己遍体鳞伤。她渴望有人会问她些什么，可是沉默像一张网铺天盖地地将她罩住—— 后来她一直没有能够挣脱这张网。她独自坐在宿舍的窗前，看着蜡烛渐渐地烧成一颗细细的红豆，脑子空成了一片完全没有景物的旷野。
那天蕙宁没有上床睡觉。她把那张父亲病危的电报，塞进了指导员的门里，就踩着厚厚的积雪连夜赶船回了温州。
可是那个早春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在那个夜里结束。事实上，那个春天发生的故事刚刚在那个夜晚拉开了序幕，正剧却整整演了两年，直至蕙宁毕业。
蕙宁从老家探望父亲回来后，马上受到了团内警告处分，理由是没有经过准假擅自离校。尽管蕙宁提供了父亲的病情证明和自己的病假单，但这毕竟是一个先斩后奏的举动。蕙宁自然明白处理她的真正原因并不完全因为这个。蕙宁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几张病假单会引起那样的猜测，那种在从前足以置一个未婚女人于死地的猜测。有一天上体育课，蕙宁和班上的同学一起练习跳远。当蕙宁在沙坑里摔了普普通通的一跤之后，那个好心的女体育老师突然走过来扶起她，也不抬眼看她，却低声地对她说：“等养好了再练吧。坐下病来是一辈子的事呢。”
蕙宁是从那位老师语气上的犹豫和自己背上那些蠕蠕爬动的眼光里朦朦胧胧地猜到这话的真正含义的。那一天她回到宿舍，收拾出几件脏衣服拿到盥洗室去洗。水在脸盆里积了很久，沿着池子流到地上淹过了她的脚背，她才猛然发觉。后来她将洗涤过的卫生带晾在了走廊上一个很显眼的角落。她一边甩着手上的水珠，一边就想起了那年阿九挂着牌子站在小城钟楼上的情景，也想起了拴在阿九脖子上的那只破布鞋，甚至阿九嘴角上那个似笑非笑的笑。
在那一刻里蕙宁真正理解了阿九在后来诸事上的刚强—— 被那样的鞋子拴过的人，还有什么承担不起的东西呢？想到这里蕙宁不禁后悔了自己的天真。早知如此，倒还不如真正和谢克顿来一手呢，也不枉担了这样的虚名。若真与谢克顿有过一手，那一手大概也是叫人荡气回肠终生难忘的吧？蕙宁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便明白其实众人也没有完全冤枉她。在她心底最隐秘的地方，果真是有那么一点好奇，那么一点狂野不羁的。她也是真有那么一点喜欢那个姓谢克顿的洋人的。
在那件事以后，蕙宁对谢克顿就疏远了起来。蕙宁的作业本上，评语依旧比别人的长，可是课堂上谢克顿的眼光越过一排又一排的座位来找蕙宁时，蕙宁就不再去接，任由它在半空中散成许许多多块碎片。有时两人的目光不小心在空中相撞，蕙宁的眼睛刹那间便化成了两颗不带生命和表情的玻璃珠。暗地里蕙宁渴望那个男人会因焦灼不安而失态，她企盼他会来找她询问缘由，可是他没有。她看不出他的失落，反倒是她自己渐渐地失落了起来。后来她才知道，谢克顿就是在那时隐隐意识到自己带给蕙宁的伤害。于是他便渐渐开始收敛形迹。
有一天放学，蕙宁在路上看到了丹尼。丹尼挣脱保姆的手，穿过马路直直地朝蕙宁跑来。在离蕙宁很近的地方他突然停住了步子—— 几个星期不见，他开始和她生分起来了。“温妮你想我了吗？”丹尼问。蕙宁默默地点了点头，眼睛却热了上来。“我爸爸也想你。”
后来团支部会议和班会上便常常说起外事纪律。指导员提纲挈领的发言之后，便是集体讨论。众人的发言里充满了对破坏外事纪律的人的憎恨，人格国格之类的词语很容易地将情绪煽动了起来。没有一句话是关于蕙宁的，又没有一句话是与蕙宁无关的。在这种场合里没有人邀请蕙宁发言。蕙宁早已习惯了将沉默作为发言的一种形式，而众人也早已习惯了将蕙宁的沉默当作默认。
再后来全年级组织欢迎外宾活动，没有人通知蕙宁。再后来参加美国领事馆电影周的学生名单里，蕙宁的名字消失了。这样的事情重复了很多次之后，也就是毕业的那年，蕙宁得知了被分配回小城的消息。指导员宣布了分配方案之后，对蕙宁叹了一口气：“往后的路你可得走好了。”从那口气里，蕙宁知道自己从前的路，大约走得很糟糕。
谢克顿听了蕙宁的话沉默无言，许久之后才说：“温妮，我们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里相遇的。”蕙宁想问：那么现在呢？现在算是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了吗？可是她终究什么也没问。
那天晚上他们去了一家有名的西餐馆为蕙宁接风。饭桌上蕙宁显得疲惫不堪。晚饭后蕙宁很早就回房休息了。睡在干净温软的床上，蕙宁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陌生。她开着台灯，一个一个地数着墙纸上那些坐在南瓜里傻笑的肥硕可爱的娃娃们，睡意却迟迟没有被催生出来，只好起身上厕所。在楼道里她听见了楼下压低了的电话声。出于好奇她屏息地站了一会儿，隐约听见谢克顿在说：“明天她可能会去学校找你。不要说那笔奖学金是我捐设的，也不要说评审标准是我制定的。总之，越含糊笼统越好。”
第二天早上蕙宁并没有去学校，她对谢克顿说她需要休息一天把时差倒过来。当她听见谢克顿的汽车轰轰地消失在坡下的时候，便翻开电话簿找到了灰狗车站的号码。很快她就问到了去多伦多的班次和票价。幸好她的行李尚未完全打开，收拾起来并不太费事。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她在冰箱上留了一张条子：
亲爱的谢克顿教授：
一个在错误的时间地点里发生的故事很难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因为真正的快乐和痛苦都是无法重复的。
我把急需的行李带走了，其余的暂时存放在你这里。等我在多伦多安顿下来后，再来取——希望你不介意。
钥匙藏在门口垫子下面。
蕙宁走出谢克顿的家，仰起头来看天，才发现安大略的天空确实很蓝，蓝得几乎让人有些心酸。
蕙宁走出灰狗长途汽车站，就立即被多伦多的闹市淹没了。看着红色的有轨街车在马路中间笨重地开过，各种肤色的人擦着她的肩膀行走，听着各样的声音在她耳边嘈杂地飞来溅去，她仿佛进入了一幅色彩线条和形状都很纷乱的抽象派油画里，突然间生出了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惶惑。在这样的惶惑中，她开始怀疑她是否不该如此意气用事地离开伦敦。
犹豫了片刻之后，她钻进了路边的公用电话亭，拨了一个电话号码。刚刚拨通就有人接了起来。
“温妮你在哪里？我一直守在这里等你的电话。”
蕙宁的眼泪汹涌地流了下来，不是因为他的话，却是因为他的声音。在这个纷乱陌生的新世界里，谢克顿是她唯一一件熟悉的参照物。他是她与这块大得没了章法的土地之间的唯一联系。他的存在提醒着她的存在。没有他的存在她就失却了存在的依据。
听到她的哭声他越发焦急起来：“告诉我你在哪里，我马上开车来接你。你若不喜欢伦敦，总是可以转学的。你若不喜欢住在我这里，也总是可以另找地方的。可是你在多伦多，人地两疏，你让我怎么办呢？”
蕙宁哭过之后，心里就渐渐地平静了些：“你让我试一试，走不通了，再来找你。”
放下电话，蕙宁甚至为方才突发的软弱感到了一丝难堪。她伸进口袋里找手纸擦眼泪，却摸到了口袋深处一个小塑料纸包。这个纸包里，裹着的是两张薄薄的美金绿钞，每一张都是一千元的面值。这个纸包是临行前阿九塞给她的。那天夜里阿九精神很好，按着蕙宁坐到琴凳上，戴上老花镜找出针线来替她把钱缝到口袋里。阿九的眼神差，手也拿不稳针，抖抖地几次差一点儿扎到她的肉里。却咧着卸下假牙之后很是干瘪的大嘴笑着：“都说穿着裤子缝裤子，将来要做贼。做贼你也得在家门口做，可别在加拿大偷，出事没人保你。”蕙宁就问阿九哪来的钱？问了几遍，阿九也不答话。后来阿九把线头咬断了，才说：“这钱你平日不能动。这是让你买回来的机票的。”
此刻蕙宁摸着那个塑料纸包，心里微微地有了些底。就翻开手提包找出一张揉得很皱的纸片，朝公共汽车站走去。
后来就是这张揉得很皱的小纸片，成就了蕙宁留学生涯里的第一个传奇故事。这张纸片使得她终于没有动用阿九塞给她的钱。
这张纸最早来自飞云去上海华山医院进修时发的一本教材。飞云进修回来后，这份教材就一直躺在家里的书架上收集尘土。临行前蕙宁随手撕了上面的一页来包裹她的毕业证书。就这样，这张纸跟着蕙宁旅行了很远的路途来到加拿大。那天蕙宁离开谢克顿家时整理了几样随身携带的物件，突然发现了这张纸。确切地说，是突然发现了这张纸上的一个地址。地址上的那个人，是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一个教授，那份教材的编辑之一。这张本来毫无意义的废纸片，刹那间鬼使神差地给了蕙宁一个大胆的启示和联想。
于是蕙宁揣着那张纸片，来到了多伦多大学，敲开了那位素昧平生的教授的门。教授面对这张从他手里启程，穿过半个地球来到中国，又穿过半个地球回到他手里的纸片惊叹不已。这种类似怀旧感伤的情绪是很容易营造出一种合适的气氛的，而合适的气氛是合适话题的滋生土壤。
教授听了蕙宁的故事后沉吟良久，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五年之后你会做什么？”蕙宁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然而脱口而出的回答却使她对自己无比惊异：“我想学一技之长。我想当护士。”历史在这里稍稍地重复了一下自身—— 蕙宁的母亲飞云在几十年前就是用这句话回复了阿九的问题。蕙宁也许没有意识到，其实她已经开始在一步一步地重复母亲走过的路了。
五年以后蕙宁并没有成为护士。蕙宁的目标是在更后来的时候才达到的。为了这个目标，蕙宁在那个教授的实验室里洗了几年的瓶子。然而就是那些洗瓶子的经验，为她铺就了进入护理学院的路途。
五年以后萱宁在多伦多见到了妹妹蕙宁。那时蕙宁正在多伦多大学的护理学院念书。
虽然蕙宁在寄往家中的信里多次提到过她清贫的学生生涯，当萱宁看到蕙宁在多伦多的住处时，还是吃了一惊。
蕙宁住在老城区一座破旧的木屋里。屋子共有两层半楼，鸽子笼似的隔出了十来个房间，杂杂乱乱地住了十几口人。蕙宁的房间在顶层的阁楼上。在低矮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蕙宁的腰身便有些佝偻。房间里除了一张大床垫几乎没有家具。替代家具的是一些尺寸各异的纸箱子。屋角有一台电视机，拧开时只看得见黄和绿两种颜色。萱宁坐在蕙宁的床垫子上，望着蕙宁空空荡荡的四壁叹了一口气。在国内读了很多轰轰烈烈国外寻梦小说的萱宁，对蕙宁平淡穷困至极的留洋生活深感失望。就是在那一刻里，萱宁做出了不再读书立即找工作的决定。
夜里躺在蕙宁的大床垫上，姊妹俩说了些别后的事。
海鲤子的妈谢春兰去年死了，是乳腺癌，查出来以后只活了四个月。刚开始时，家里人都瞒着她，只说是长了个疖子，开了就好。那春兰本是个生性简单的人，见众人都这么说，也就这么信了。加上身骨向来健壮，吃得下睡得着，开完刀做完放疗化疗，果真还好过一阵子。死却是很突然的事。
那天是梅雨过后的第一个大晴天，春兰见箱子里的衣服都有些潮气，有的还长了白毛，就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在院子里翻晒。龙泉见她半晌没动静，就探出头来找她。只见她手里捏了一件绿格子的线呢衣服，坐在板凳上发呆。听见龙泉喊她，就回过头来轻轻叫了声：“亲哥。”对于这个久远陌生了的称呼龙泉不禁愣了一愣。春兰就笑：“那天本来是我妹跟我舅去城里的，后来临出门她突然流起了鼻血，舅说不带秋菊带春兰吧。你说老天是不是有眼，要不，你就是我妹夫了呢。”龙泉说：“你胡说什么呀，莫非我就只能在你们家挑媳妇不成？”春兰幽幽地叹了一口气：“哪能呢。可怜你一辈子跟我也算糟践了。”龙泉赶紧赔了笑脸，说：“这算什么话呢，也不怕孩子听见笑话。”春兰的眼圈却红了：“你不用哄我，我心里明白着呢。”龙泉就再也不敢开口。
到了晚上，春兰早早地上了床，睡过一觉，又醒了。说了一句：“真想回趟龙泉。”就又倒头睡了过去。这次便没有再睡醒过来。龙家的女人最后烧成了一把灰，放在一个金漆木匣里葬到了龙泉老家的土里。
春兰活着时丈夫龙泉没怎么对她好过，春兰死了龙泉倒暗地里难受了好一阵子。龙泉老家的族亲们纷纷传说，在有风有雨的夜里，春兰便显了形坐在溪边的大柳树底下哀哭，怕是还有未了的心事。龙泉听了，毛骨悚然，再也不敢一个人住在家里，只好让海鲤子一家搬过来一起住。
蕙宁闭着眼睛，试图回想那个曾经喂过她奶的女人，只记得女人的唇边有一颗黑痣，痣上长了一根淡黄色的毛。小时候，女人过来抱她，她就伸手去拔女人痣上的毛。女人的五官长相反倒只剩了模糊不清的一团轮廓。蕙宁觉得心里钝钝地疼，想哭，眼中却涩涩地无泪。
葬礼之后龙泉在回省城的路上到温州停了一停，飞云特意去泉山疗养院接了黄尔顾来，和龙泉一块吃了一顿家常便饭。出于习惯龙泉还管黄尔顾叫“首长”，其实在级别上两人早已平起平坐。几年不见，两人不免多喝了几杯，说起些旧事旧话，便都有了几分醉意。龙泉口中叫着“飞云”，竟号啕大哭起来。哭得飞云心烦，将两人的酒杯都收了，泼了一地的酒，说：“命都是你们自己挑的，总不能什么都得着。都叫你们得着了，别人还怎么活呢？”
“龙泉是一个人回温州的吗？”蕙宁问萱宁。
“同海鲤子一道来的。海鲤子如今画也不画了，只一心一意做官。听说要升文化厅副厅长了，是同级里头最年轻的一个。又分了新房子，又生了儿子，很是发福起来了。上回来，还问起你，问妈拿你的地址。后来他给你写过信吗？”
蕙宁摇了摇头，心里却牵动了一下。岁月把美的和丑的都洗淡了，剩下的底色便是无新无旧的亲情。在走了这么多年的弯路之后，蕙宁现在终于理解了那个夏天龙泉偷看她洗澡，错把她当作母亲时的心情。那天她甩出去的岂止是一条湿毛巾？那天她把她幼稚的青春岁月连同海鲤子一道随手甩了出去。许多年之后她才懂得了覆水难收的道理。世上再也没有一个男人，是可以替代海鲤子的。她和海鲤子之间，本来可以沿着绵长厚实的过去走到现在再扩展到将来的。而她和任何别的男人之间，至多只能从现在活到将来，却是无法拥有一个共同的过去的。一段没有过去的感情，如同一块没有基石的纪念碑，虽然也可以在人前天衣无缝地炫耀一时，却随时可能轰然倒地或拦腰折断的。然而她已经没有力气和任何一个男人去一点一滴精卫填海似的衔回她的过去了。所以她的一生便只好无可补救地留着片片断断的空白。从前她一直把海鲤子当成自己与生俱来的一个部分，所以也从未认认真真地看守过海鲤子—— 难道人还能在不小心中丢失了自己身上的一只手一只脚不成？这些年之后再度回首，她才发现她果真把自己的一部分丢失了—— 离开海鲤子之后，其实她一直是个残缺不全的人。
萱宁马上就觉得了，惊讶地坐了起来：“这些年，你竟然没有遇上一个合适的男人？”
蕙宁便对萱宁说起了谢克顿的事。自从那年蕙宁不辞而别离开伦敦以后，谢克顿却仍如谦谦君子，没恼她也没恨她，反倒时时来多伦多探望她。谢克顿那头离婚多年还是孤身一人，蕙宁这头也没有固定男伴，两人就这么若即若离地交往着，倒渐渐生出些相依的亲情来了。
萱宁听了，连连叹气：“你也真是的。那原是他心甘情愿为你做的。他事先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事后也没有要你的回报。你错过了那一回，看你得走多少年的弯路，怕也补不回来了。”蕙宁看见萱宁扼腕叹息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男人要不要回报，要什么样的回报，你是装傻不懂呢，还是真的不懂？骗谁我也不能骗他呀。”
姐妹俩便不再有话，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各想各的心事。萱宁看见自己三十余年的生活如同一张白纸在眼前缓缓展开，上面虽有几个淡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斑点，却没有一道刻痕一条纹理可以作为景致示人示己的。又想起蕙宁生活里进进出出的男人，暗暗羡慕妹妹信手拈来随手掸去的潇洒。男人如此辛苦地讨好她，大约就是因为她永远处在一步之隔遥遥不可得之故吧？那一步却是大有讲究的。若太近了便生了狎昵，若太远了便叫人绝了望。不远不近的那一步，似乎触手可得地充满了诱惑，却又蟾宫摘月似的可望而不可即。可是，万一有一天妹妹稍不留神乱了步法，让人给追上了，没了那层似有似无的阻隔，丢了那段朦朦胧胧的距离，男人还会那么贪恋她吗？
后来回想起来，萱宁就是在那个夜晚清晰地看到了妹妹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的。妹妹的长处也正是妹妹的短处，自己的短处也正是自己的长处。在后来姐妹中间发生的事情中，妹妹是在长处上不小心陷进了短处，自己却是在短处上不经意地发挥了长处的。并非是自己的成功，乃是妹妹的失误。妹妹刻意营造的距离感很适宜酒足饭饱之后一种情绪的烘托、感情的渲染。妹妹适宜永远的恋爱，而妹妹不适宜婚姻。婚姻的过程是一个起初容忍距离，后来排斥距离，最后彻底消灭距离的过程。妹妹忽略了留洋生活的特殊性。远离了亲情友情的生活是一种筛选过的生活，筛孔很大，筛面上留下的是最厚实基重的东西，情绪感觉都不在其列。可惜妹妹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清这一点，所以后来姐妹之间才会有如此解不开的恩恩怨怨。
蕙宁到加拿大五年了尚无根无基一无所有地窘迫着。妹妹的处境大大地挫伤了萱宁的奢望。没有了奢望的萱宁便脚踏实地地活了起来。萱宁做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便是从语言学校退学。退学后萱宁很快就在一家叫“银勺子”的中国餐馆找到了工作。“银勺子”餐馆的老板娘待人本不十分厚道，却看中了萱宁该机灵时就机灵、该糊涂时就糊涂的好个性。萱宁没当几天女招待，就升上了领班，管着手下五六个男女招待。工资虽然没有几个钱，每晚的小费却不是个小数目。很快萱宁便从蕙宁那里搬了出来，自己找了一个独门出入的房子住下来。周末萱宁拎着大盒小盒的餐馆剩菜来看蕙宁，蕙宁惊奇地发现姐姐有了很多话题。听萱宁坐在床垫上用日趋娴熟的广东话和人煲电话粥，眉眼清朗快乐地活泼着，蕙宁意识到自己这个在诸事上似乎不十二分聪颖的姐姐，终于在多伦多找到了一片相属的天地，如鱼投入了一汪好水，如帆借着了一股好风。
大金的名字就是在这样一个周末里被提起来的。
所以后来当蕙宁也到了“银勺子”打工时，她第一眼就认出了大金。在萱宁无数次反复重叠的描述中，大金已经在蕙宁心中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版本，这个版本与真实相见时的大金相差不远。然而萱宁的观察中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误差。在蕙宁与大金抬头相遇的那一刻，蕙宁听见了彼此目光在空中相撞时发出的回响，刹那间蕙宁明白了姐姐与大金之间的种种可能性，在那个阶段还纯属姐姐一厢情愿的想象。
“金勺子”餐馆从前的名字叫“银勺子”餐馆。大金接手买下这家餐馆之后，才改的名。大金姓金，所以很为这个双重意义的餐馆名字得意过一阵子。
大金做老板之前，曾经在这家餐馆打过两年工。那时，大金既不是大厨二厨，也不是招待收银。大金只是端茶送水擦桌扫地，将厨房和前台、招待和招待之间联络起来的那么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比较通俗的叫法是“打杂”，在餐馆里通常是最没有地位，谁都可以呼来唤去。
可是大金不在乎，因为大金的志向不在这里。
大金那阵子正在约克大学念工商管理硕士。学费是向政府贷款的，餐馆打工的收入，勉强够生活费。约克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在市面上是个什么价格，众人多少有些知闻，所以指派大金干活的语气里，总带有一两分含蓄温婉。老板娘见了众人的样子，便很不以为然起来：“不过是个硕士罢了，博士又怎么样？吃我的粮，就得受我的管。别说还没读出来，就是毕业了，也还不是替人打工？”
老板娘没有多少文化，又心直口快，一竿子打了一船的人——在她餐馆里打工的，有好几个都是留学生。众人的脸色就有些阴沉下来。萱宁听着刺耳，便偷偷跑过来告诉大金。
“银勺子”餐馆里雇了十来个帮工，其中有广东人，也有北方人—— 在广东人眼里过了福建都是北方。广东人聚在一堆，说的是广东话，北方人听不懂。北方人聚在一堆，说的是普通话，广东人半通不通。于是一拨人就分成了两拨，干活时虽合在一处，不干活时就各有自己的天地。萱宁跟哪拨都合得来。广东人下了班去咖啡馆里坐一坐，来一把“锄大敌”（一种纸牌），有时就拉着萱宁凑个数。北方人周末去唐人街租盘国内热门录像带来看，萱宁也会去赶一趟热闹。可是萱宁心里最亲的，却是北方仔金力唯，也就是大金。
大金是北京人，个子极高极大，在人群里一站，远远地就看见了他的头。一张国字脸，开口就是满嘴的笑话，自己又不笑，让人听了也不知是真是假。不开口时，脸上却有些威严。又是北方人的热心肠，平日喜好打抱不平，就很讨了女招待们的欢喜。萱宁和大金是死党。萱宁打碎了碗盏，大金飞快地拿围裙包裹了藏起来，悄悄拿去垃圾筒丢了。大金早溜走五分钟，若老板娘问起来，萱宁就说人去了厕所。萱宁若在家炖了冰糖银耳莲子汤，带到餐馆来，总有一杯是留给大金的。大金若买649彩票中了十块钱，必定会再贴上十块钱，请萱宁出去吃一顿饭。
那天大金听萱宁传了老板娘的话，半晌无语，眼睛愣愣地看着前方，目光很直很远也很空。萱宁突然有些害怕起来，就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呢。谁知大金却嘿嘿地笑起来，拍了拍萱宁的肩膀：“看我把门口那两个犹太佬领到你的桌子来—— 年初我指点他们买的互惠基金，这会儿翻了一番了。一会儿你就等着数小费吧。”
那晚萱宁果真得了一张大票子，大得可以支付一个星期的房租。后来萱宁回想起来，总觉得大金买下“银勺子”的最初意念，是在那个晚上萌生的。尽管事后大金一再表示，他从未想过他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会在餐馆里派上用场。
萱宁那时已经有了一个洋名字。早在皮尔逊国际机场接萱宁的飞机时，蕙宁就已经在脑子里给姐姐想好了一个英文名字——“雪梨”。姐姐萱宁，或者说姐姐雪梨，从小在读书上就没有妹妹出色，倒也不是因为愚拙之故，只是懒懒散散地不肯上心。该读书的年月里，大半的时间倒用了来看闲书。雪梨挑书还颇有些超前意识。当全中国都沉湎在琼瑶的浪漫情怀里时，雪梨早已悄悄地迷上了金庸，能将《天龙八部》人物回合、拳脚招数一样不漏地说出来。后来金庸在中国出了大名，雪梨又早丢下武打，喜欢上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破案小说。
勉勉强强地从学校毕了业，就分到了一家中学教书。自妹妹出国后，雪梨便期待着妹妹能很快在加拿大立足，好办自己出来。谁知妹妹的来信里，只一味地说些读书的辛苦，竟只字未提姐姐的事。雪梨在中学教了几年书，正是全国都在讲升学率的时候。雪梨的学生，却没有几个考上大学的。渐渐地，家长就有了微词。再渐渐地，学校领导的脸也长了起来。雪梨便越发教得腻味起来，把出国的心又更加急切了几分。无奈自己只有大专文凭，也进不了人家正规的研究生院，留学这条路似乎很难走通。
后来经人提醒，才知道原来可以出来读一种不拿学位的语言学校。办这样的手续，需要一个经济担保人。最后雪梨还是缠着妹妹温妮让谢克顿教授给出了一个书面担保—— 若不是因为姐姐，温妮自己是断断不肯为这样的事求谢克顿的。雪梨虽是以留学签证出来的，出国后并不想好好念书，只在语言学校挂了几个月的名，就退了学。温妮开始说过几句，后来见雪梨不听，知道人各有命，便也不去勉强她了。
那雪梨虽非做学问之人，待人接物却是极善于察言观色，说话办事处处显着聪慧机智，倒有些像年轻时的阿九。就极讨了食客的欢心，小费自然拿的比别人多些。一来二去的，手头竟渐渐松快起来。倒是温妮，虽比雪梨早出来四五年，日子却过得捉襟见肘的，十分辛苦。雪梨见了屡屡不忍。一日便写了一张支票兴头头地递给温妮，说：“下学期的学费有了。”谁知温妮的脸突然变了颜色：“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钱？我的学费早就攒下了。”
雪梨本是一片好心，没想到温妮竟不领情，就缩回手来，嗫嚅地辩解说：“我哪是这个意思？不过是随便送你样礼物。将来你毕了业挣了大钱，也总是可以送我礼物的。”温妮的脸色，方略微和缓些。从此雪梨再也不敢在温妮面前提钱的事。只是周末来看温妮时，顺便捎些家用物件熟食零碎来。温妮推辞了几回，见雪梨总也不听，也就随了她。
一日上班，大金看见雪梨伏在餐桌上叠餐巾，手指一屈一张的，餐巾就变成了粉红、粉白、粉蓝、粉绿的花，在餐桌上一朵一朵地开放起来，屋里突然就有了些温馨。大金平日和雪梨贫惯了嘴，这时就忍不住笑她：“没想到还有这一招呢，哥哥我好像没教过你呀。”谁知雪梨不理他，只抬起头来启齿一笑，竟又低了头干活。大金觉得雪梨今天神情有些古怪，却也说不出怪在哪里。
进了厨房，听见大厨二厨在指指点点地说话：“两个虽说都长得出挑，还是姐姐更胜一筹。说是双胞胎，静着看哪儿都像，一说话就露出破绽来了。”大金这才记起来，雪梨原说好今天去看家庭医生，叫了妹妹来顶她的班的，外边那个叠餐巾纸的是妹妹而不是姐姐，就不禁懊悔了自己的鲁莽。出来到前厅再见到温妮，脸上就有些讪讪的。
细细一看，果真就看出了两姐妹的不同。温妮比雪梨瘦弱。同样是容长的瓜子脸形，因着瘦，温妮的颧骨就越发地高了，下巴越发地尖了。夏天的圆领衫领子开得低，露出两排嶙嶙的锁骨，竟有几分弱不禁风的样子。雪梨即使不说话，眉目却始终是活泼晴朗的，牵牵地传达多种多样的情绪。温妮的脸上，却只有一种情绪。即使是笑着，眉眼也是静静的。温妮的双眸如同两潭黑沉沉的水，深得看不见水底的鱼石，眉心轻轻地锁住了一丝哀婉忧愁。大金看着温妮趴在桌上干活，额发披散下来，挡住了小半边的脸，下巴尖尖地扎进衣领里的样子，突然就失却了往日在雪梨面前油嘴滑舌挥洒自如的本领，变得笨拙了起来。
大金默默地走过去，坐到温妮身边，帮她叠餐巾。天还早，食客还没有到。招待三三两两地在餐厅里走来走去，换桌布，挪花瓶，排椅子，不时溅出一两句笑话来。收音机里在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惠特妮·休斯顿的情歌。歌里没有海枯石烂的誓言，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欲望，有的只是如流水一般平常明净的柔情。那样的柔情流过耳朵，便将寻常日子里的焦虑浮躁不安洗去了一些，心就渐渐地宁静了起来。在那样的情绪里大金突然有了奇异的灵感，竟随手设计出好几款新的叠法来。温妮看了，拿过一朵他叠的花来，放在自己的花旁边，又将两朵花轻轻地糅合在一起，餐桌上就有了一粉一白两朵并蒂莲。
“这是鸳鸯套餐用的。”她说，嘴角轻轻一牵，露出一个无声的笑。
他从她那里拿来一朵小的，放在自己一朵大的上边，一蓝一绿相叠，像罗汉，也像小宝塔：“这是父子套餐用的。”这次她笑出了声，轻轻地欣赏着他的机智和幽默。
这样的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老板娘从办公室出来，见到满桌盛开的花朵，愣了一愣，夸了一声：“好看，”就催着摆餐具，“再叠下去，我可得推荐你们到安大略艺术馆另谋高就了。”众人听了，便哧哧地笑了起来。大金没有随众人笑，心里却想，我若有这么一个餐馆，一定要让这个女人天天坐在这里叠花，一直叠到她累了为止—— 大金关于拥有一个餐馆的想法，极有可能是在那一刻里开始孕育的。
那个夏天餐馆的生意突然忙了起来，雪梨就跟老板娘求情，留下温妮做了女招待。后来渐渐地熟了起来，大金才知道温妮在多伦多大学护理学院念护理专业。暑假不上课，早上去医院实习，下午到“银勺子”上班。医院很远，中间坐一趟地铁，两头各倒一辆公共汽车才到。下午赶到餐馆，总是气喘吁吁的，连吃口午饭的时间都没有。脸上青里带黄，妆早被汗水洗去，颧上的雀斑浅浅地露了出来，两个眼睛深井似的凹陷着。这种时刻的温妮，就尽失了女人的美丽。
大金见了，忍不住说：“我家就住在地铁边上，不如我在地铁站接你吧，省得你倒那趟汽车。”最后的那趟汽车一倒就是四十五分钟，还不算等车的时间。温妮笑笑，却很坚决地摇了摇头。没人处，雪梨看着大金便笑：“我也没车，我在这里都一两年了，怎么没听你说过要来接我呀？”大金便将头摇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她是你的亲妹子，你不接济着她点，还吃她什么醋啊？”雪梨低了头，突然就叹了口气：“我也配接济她吗？”大金头一回听见雪梨在人前叹气，甚是意外，便暗暗猜测这两姊妹之间还不知有过些什么芥蒂呢。
后来大金就自己开了车去地铁站，早早地等候在那里。温妮从地铁站出来，见到大金，愣了一愣。大金将旁边的那个乘客座放平了，又端过一杯用滚水泡的三鲜公仔面：“你先吃。吃完了还可以靠在座位上眯一小会儿。我们有时间。”温妮果真就吃了起来。温妮喝面汤的样子像个孩子，一小口一小口的，又着急又舍不得，又带了点玩味似的。热汤滋润着她的脸有了点红晕，气色就比平时好了一些。
温妮吃完了，才想起来问大金：“是雪梨让你来的？”大金迟疑了一下，就含含糊糊地点了点头。温妮斜靠在座位上，却不肯歇息，和大金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话：“雪梨整天说你，听得我耳朵起老茧。”大金问都说些什么了？温妮不肯说，却只看着他笑。笑得大金心里发毛，便又追着问。“说你把多伦多的股市行情地图似的印在脑子里了，随便一指就能报出个数来。说你最知道怎么哄客人给小费—— 心甘情愿地让你哄完了，下回还来找你。还说你穿着一只绿袜子一只蓝袜子来上班，谁都看出来了，就你不知道。”
大金嘴里说着“这个雪梨”，却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完了，便侧过身来看温妮。温妮那天穿的是一套浅绿底子撒墨绿细花的短打，干净凉爽，肩膀胳膊腿都露在外边，瘦瘦的却很匀称。“我也听说了你记性奇好。上厕所拿一本《泰戈尔诗集》进去，出来就能从头到尾背出一首诗来。”温妮不知雪梨还说过她些什么，脸便微微地烫了上来。
那天雪梨的名字似乎异常频繁地出现在他们两人的对话中，而他们却又都不在认真地谈论雪梨。其实从一开始大金就想单刀直入地问温妮有没有男朋友，可是一直到大金的车开到了“银勺子”餐馆门口，他还没有酝酿出一种合适的问法来。于是他的思路在拐了很多个弯之后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原地。泊车的时候他暗暗地安慰自己：将来总是有机会向雪梨打听的。
后来回想起来，大金意识到自己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那一刻里萌生的。在那以后与温妮的多次交往中，他都失去了直接与温妮澄清疑惑的勇气。他急切地想知道有关温妮的一切，却又害怕知道有关温妮的一切。他可以容忍这个世界的不完美，他却无法容忍温妮的不完美。他不能想象除了完美之外温妮还会有另外一种属性。那些环绕着温妮的疑云帮助营造了一个审美距离，在那样的距离中遥遥相望，温妮没有缺憾地美丽着。他不知道一旦失去了这个距离，他是否能够承受彼此的赤裸相对。
第二天大金还去接温妮。他们的谈话开始脱离雪梨的羁绊，逐渐进入彼此的天地。大金问温妮将来想做哪一科的护士？温妮想也没想就说产科—— 只有产科的病痛，才是有希望的病痛。从病痛这边走过去，那边连着的是生命而不是死亡。大金听了，心想能把什么都说成诗似的女人，不知能否吃得起真苦。就问温妮为什么要当护士。温妮想了想，才说：“我妈妈是护士，我从小就看惯了她照看病人的样子。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外婆也是护士，不过一生只看顾了两个病人，一个是我外公，一个是我妈。”
大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护士。我也是护士，我的病人是你。”
温妮听了，不语，神情却有些落寞起来。大金立刻懊悔了自己的轻佻。
一日大金照例在地铁站等温妮，左等右等却没等到人。只好一人怏怏地回了餐馆。一路上两个眼皮噗噗地跳，心里突然有了些不安的预兆。果真下午就有电话来，说温妮在医院的更衣室里突然昏倒，发现是胃出血，马上送去了手术室。大金和雪梨一听，脑子轰的一声，就要赶去医院。老板娘自然不愿意：“温妮来不了，你们两人再一起走，一下子少了三个帮手，你让我这摊生意还怎么做？”大金就说：“雪梨你先留下，你又不开车，一个人赶到那里什么时候了。不如我先去，晚上你再来替换我。”也不等回答，便箭似的去了。
赶去医院，温妮的手术早做完了，已经推回病房，正沉睡着。正好碰见医生查房，大金就问病情，医生不肯对他说。大金急了，就说是未婚夫，医生才把手术的过程大致解释了一遍。大金再低头看温妮，就觉得床单底下的身子空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什么分量。大金固执地认为这是因为温妮失去了三分之一个胃的缘故。温妮的病，其实早已有了先兆—— 好几回温妮坐车赶到餐馆，早错过了午饭的时间。一边胡乱地吃着餐馆剩下的春卷，一边蹙着眉头喝开水，胃早就在疼了。大金又看见床单上露出的两只手，一只手上插满了管子，另一只手虽然没插管子，却都是瘀青，还有几处的皮擦破了，露出小块小块的粉红—— 大金猜想是昏倒时摔伤的。一时心里刺刺地疼了起来，便想起“红颜薄命”的旧话来，暗暗感叹这等心高气傲之人，流落到国外来，却要吃这等的苦，又不肯轻易求人。大金出国也有些年数了，见惯了为点蝇头小利就肯嬉皮笑脸地求男人的女人，相形之下，对温妮越发地有了一份敬重怜惜，就忍不住过去攥住了温妮的手。
大金那天一直在温妮的床头坐到温妮醒过来的时候。温妮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一病，还不知什么时候能恢复过来。现在哪是病的时候？实习要延后，工也打不得了。”大金知道温妮是为下个学期的生活费着急。便鼓了勇气，也不看温妮，低了头一鼓作气地说：“温妮，咱俩这么下去，都得累死。不如我休学一阵子，打工供你读书。等你毕业有了工作，再来供我念完。怎么也比咱们两人一起累死强些。”
温妮一怔，却没有说话。
大金与蕙宁的感情进展是一个缓慢而又艰巨的过程，主要原因是蕙宁一直沉浸在她与海鲤子和谢克顿都还来不及有过的旖旎憧憬里。在感情的道路上，蕙宁以往经历过的似乎只有开头以及与开头几乎同时发生的结尾，她缺少的是过程。在大金身上她期待着一个徐徐展开循序渐进的过程，如同在花前月下欣赏一幅精致的山水长卷。在这样的少女情怀里蕙宁不能自拔，唯独忘却了自己和大金都已不再年少。从开始的痴恋，到后来的困惑，再到后来的疲惫不堪，大金很快就品尝到了恋爱酸甜苦辣的整个循环。
蕙宁胃溃疡手术之后，大金便休了学，全职在“银勺子”打工，来供蕙宁上学。蕙宁最后一天在“银勺子”上完班，到更衣室脱下女招待的制服，换回自己的衣裳，回头猛然看见萱宁站在门口。萱宁穿着领班的深红套装，里边是一件雪白的衬衫，领口系着一个深红的领结。半明不暗的灯影里，短发在额上撒下深深浅浅的阴影。乍一回首蕙宁被姐姐的清丽深深震撼。这些日子里蕙宁和萱宁在没有话说的时候都保持沉默。即使在有话说的时候，蕙宁也总是低着头，不敢接萱宁的目光。
“你准备拿什么还他呢？”萱宁轻轻地问。
“你说我能拿什么呢？”蕙宁轻轻地答。
“你还不起谢克顿，就能还得起大金？”
“我还不起谢克顿，我却还得起大金。”
姐妹俩擦肩而过。她们如同两根交错的直线，在那一刻里穿过彼此，越来越远地走进各自的轨道。在那以后很长的日子里，她们彼此将不再交谈。
那一个学期蕙宁不用打工，专心用来读书，门门功课都拿了个“优”，便兴头头地拿了成绩单给大金看。大金看了，自然夸了她几句。正值星期日，两人便收拾了些吃食去湖边钓鱼。那年是个暖冬，没有风的日子里太阳明艳地照着，冬草竟泛上了些绿。蕙宁靠在大树底下，眯了眼睛看日头在湖面上撒下细碎的鳞片，大金的渔竿在水里摇出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天地万物似乎都隐去了，只剩了一群野鹅，在湖滩上拥拥挤挤地叽呱寻食。有一只肥胖些的，伤了一条腿，便用了另一条腿蹒跚着行走，步履就有些缓慢。有一只精瘦的，走在前头，衔了些吃食，又退回去找那只肥的，一口一口地将寻得的食喂在它嘴里。喂完了，又继续寻食。寻完了，又退回去喂。如此这般几个来回，那只肥的就很饱足了，不再行走，将翅膀铺在地上，斜了身子晒太阳。那只瘦的，也偎了过来，啄着那肥的身上的羽毛，两个渐渐地融在一起，远远看去犹如一团灰色的绒球。
大金看了，便笑，指了那只肥的，对蕙宁说：“那个懒的，是你。”又指了那只瘦的说，“那个傻的，是我。”蕙宁听了，心里陡地一热，嘴上却是无话。
那日两人大桶小桶地钓了些鱼，便有些累了。大金送蕙宁进了家门，正要自己开车回去，突然听见蕙宁从阁楼的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叫了一句：“大金。”大金摇下车窗，只见蕙宁从楼上掷下一个纸团来。大金下车捡起来，揉开了，上面写着：“下星期六去市政厅登记。”
那个星期六他们并没有去市政厅登记。
后来的星期六他们也没有去。
两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六，大金终于去了市政厅登记结婚，新娘却不是蕙宁。
造成这样结局的原因其实是很多的。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很时髦的术语来说，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一个复杂冗长的过程，尽管临界的飞跃只是一瞬间。导致那个瞬间的常常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寻常的思维方式里，人们常常将那个瞬间和导致那个瞬间的某件事从众多纷繁的事件中剥离开来，加以充分的渲染夸大，而将整个过程忽略不计。这也是为何后来人们用过来人的口吻谈及大金和蕙宁时，总是念念不忘那个倒霉的星期五晚上，仿佛日历上没有这一天，大金和蕙宁便会金童玉女似的清纯完美，永不分离。
那个星期五蕙宁有课，而且是晚上的课。大金请了两小时的假来学校接蕙宁，两人约好了一起去商场看戒指的款式。大金到学校时正值蕙宁下课，一屋的学生正闹哄哄地往外散。这时教室门口出现了一个高个子金发碧眼的男人。男人有些老，也有些累，微微地佝偻着腰仿佛害怕要碰到门框。蕙宁当时正在往书包里慢慢地收拾她的书和本子，看到那个男人时她愣了一愣，书就散了一地。她却没有去拾。男人走过来，将蕙宁整个地拥在怀里。男人的手很长，拥完蕙宁之后还有大大的一截，他便用来梳理蕙宁的头发。
“我非常非常想你。”男人反反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蕙宁的头发不断地从他指间涌出。蕙宁并不回答，却用手默默地环住了男人的腰。
两人这样地在空旷的教室里站了很久，才发现了大金的存在。男人一下子注意到了蕙宁看大金的眼神，却没有招呼大金，只对蕙宁说了声：“我会再打电话来。”便匆匆离去。蕙宁上了大金的车，一路上说的都是关于戒指的事。渐渐地，蕙宁的声音散成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嘤嘤嗡嗡声，而大金期待中的那个解释却始终没有出现。和以往许多次一样，大金失去了当面质问蕙宁的勇气。和以往许多次一样，大金想到了去找萱宁询问。
那晚他们赶到商场，商店已经关门，他们最终没有买到戒指。大金看了看腕上的日历表，注意到那天是星期五十三号。这样的黑色星期五在一年的日历上通常只有一两个。回到家里，大金被这个坏兆头折磨得头痛欲裂。他先喝了半瓶他父亲从国内捎给他的二锅头，后来又找了两片镇痛药匆匆服下。酒精和镇痛药的交叉作用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半个小时之后他已睡得不省人事。那晚他做了个很奇特的梦，梦见他变成了湖滩上那只伤了腿的肥鹅，在蹒跚行走着找寻另外一只鹅。在无数的鹅中他竟认不出他要找的那只，每一只似乎都是，每一只似乎又都不是。醒来时他的额上布满了冰凉的汗珠。
那天深夜大金做了一件后来想起来不知应该后悔还是庆幸的事。
他拨了萱宁家的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