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考利警长值完外勤回到办公室，一边脱大衣，一边问秘书苏珊：“有人找过我？”苏珊不答话，却阴着脸，递过一张电话留言条。麦考利不用看也猜得到是伊丽莎白的。苏珊的丈夫与麦考利在警察署里是二三十年的老搭档，苏珊也已给麦考利当了十几年的秘书。苏珊两口子对伊丽莎白的离去至今尚愤愤不平。
伊丽莎白近来一直在忙着卖房子。与麦考利分居一年多了，正式离婚手续却还迟迟没有办下来，就是因为房子的问题。在财产分割上，伊丽莎白一反常态异常地强硬和固执起来。伊丽莎白在与麦考利结婚之后的第二年，就有了大儿子。接着是老二，后来又有了小女儿。在怀第二胎的时候，伊丽莎白的杂货铺就基本上交给了父亲和雇工照管。等生下第三个孩子时，伊丽莎白见父亲年老体弱管不动了，就干脆把杂货铺贱卖了，在家做了全职的妻子和母亲。麦考利那时还是个新警官，薪水有限，要供养一个五口之家，还要接济岳丈，手头就渐渐地有些紧。伊丽莎白也考虑过要去镇上的咖啡店打零工补贴家用，却没想到三个孩子的托儿费用竟比小时工挣的钱还贵。算过这笔账后，两口子就再也没有提伊丽莎白出去工作的事了。
后来，麦考利的职位越升越高，老岳丈又过了世，孩子也渐渐长大自立，伊丽莎白就更没有理由外出工作了。算起来，伊丽莎白一生中只在结婚前后工作过两三年。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多少工作技能的伊丽莎白，在她五十八岁即将成为离婚妇人的那一年，突然发现她的余生已经毫无选择地系在了麦考利的薪水袋上。这个发现使她开始为一些她已经很久没有操过心的事情伤起神来。卖房所得款七成归女方三成归男方是分居时彼此达成的协议。为卖得一个好价钱，伊丽莎白已经在房地产经纪人和可能的买主之间周旋了整整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
麦考利看见电话留言条上只有一句话：“速来签字”，便猜测房子有了买主。就急急地穿回大衣，拿了车钥匙往外走去。苏珊追出来，一边将他的袖子扯平了，一边忍不住提醒他：“先跟律师商量过了，再签字。”麦考利拍了拍苏珊的肩膀：“别给我这副脸色看好不好。你说我这么大个人，还真能叫人算计了不成？”走出半个过道，又回头吩咐苏珊：“急事才打我的手机。”
麦考利车开到家门口，按了半晌门铃，才发现伊丽莎白还没到家。兜里其实就有进屋的钥匙，犹豫了一会儿终觉不妥，还是退回到车里，把座位放平了斜靠着，开了暖气，一边听音乐，一边等伊丽莎白回家。又忍不住将房子上上下下地瞄了几遍。已经大半年不曾来过这个地方了，他很惊异地发现即使闭着眼睛，他仍能想象得出屋里每一扇门每一个通道每一个角落的布局。他更惊异自己在默想中依旧把这幢很快就要易主的房子叫作“家”。麦考利知道伊丽莎白已经雇人将房子里里外外油漆修缮了一遍，但他却一眼就看出了纰漏。新窗架是漆完墙后才装上去的，窗框边上就碰落了几片油漆。屋顶右角先前漏雨的地方，新瓦的颜色比旧瓦略深了一两分。门前台阶的扶手，有一段微微地陷了进去，一直没有修直。那是伊丽莎白的车撞的。
他至今尚异常清晰地记得那个事件的所有细节。
那天是他们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他们很早就约好了去国家电视塔的旋转餐厅共进晚餐。在把孩子们的晚餐准备妥当之后，伊丽莎白将自己锁在卧室里很久没有出来。麦考利站在露台上抽雪茄，并不催促她。他猜到了她是在试那件紫色的露肩晚装。晚装早在三个月前就买下了。为了能套进那件窄紧的晚装，伊丽莎白那几周几乎天天都去健身房。当伊丽莎白终于梳妆停当来到露台时，麦考利脸上的表情甚为复杂。那晚伊丽莎白的小腹被窄小的裙腰勾勒出一圈一圈的圆轮，裸露的肩膀和手臂上的肌肉，如同隔了夜的气球般松软而滞涩。晚装的新潮俏丽无遮无拦地嘲笑着伊丽莎白日渐老去的躯体。只有她的脸颊，仍因期待而生出兴奋柔软的光来。回想当年新嫁时，她的腹部曾像南安大略平原那样低矮平坦，她的胸脯像初秋刚刚长成的坚果那样瘦小结实，她的臂膀像北方山林中的橡树那样坚实闪亮。他的警官生涯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竟将她的生命掏得如此空，又填得如此满。悲哀和愧疚如潮水般涌来。他走过去默默地拥住了妻子。
这时电话铃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
是警察署来的。他的部下，一位二十一岁的新警官，在值勤时中了枪弹，伤口离心脏只有五毫米，情况严重，正在医院急救。
放下电话，无须他开口伊丽莎白便知道他们那晚不会有烛光晚餐了，脸上的笑意如沙滩上的雨水那样地漏了下去，只剩下一片无言的哀怨。麦考利已经很熟悉这样的表情了。他们刚刚结婚的时候，麦考利是警察署里资历最浅的一个。按规矩，新警官总要首先安排值夜班。麦考利值完夜班回家，伊丽莎白还没起床。等他睡醒起来，伊丽莎白又早已去了杂货铺。麦考利一个人在家里哪待得住？总是开了车去杂货铺会伊丽莎白。那时候两个人正是在干柴烈火的年龄上，隔着桌子看上一眼都会溅出火星子来。每逢铺里没有顾客的时候，麦考利就急急地把伊丽莎白抱进后边那个窄小的储藏室里。他们躺在货箱上，他还来不及脱完她的衣服就已经被她湿软的呻吟声所淹没。即使在完全的黑暗中她也能天衣无缝地配合着他的每一个动作。起来时他常常发现她的身子被高低不平的纸箱子硌出一道道的红印来。他替她揉搓着，她怕痒，就发出咯咯的笑。
这样的日子并不持久。很快他们就有了孩子。资历渐长的麦考利再也不用值夜班，可是当他们并排躺在家里舒适温暖的大床上时，伊丽莎白开始抱怨他在家的时间太少了，孩子太顽皮了。其实她的抱怨通常是极为短暂的，因为他还来不及伸过手来拥揽她的时候，她便已疲惫不堪地进入了梦乡。后来，连这样的抱怨他也听不见了。伊丽莎白不知何时学会了把话都存在眼睛里。伊丽莎白哀怨的眼神让他联想起被渔夫网上岸来尚微微动弹着的鱼。这样的联想使他心神不宁，不知所措。随着他们三个孩子的长大自立，随着他的两个搭档相继受伤致残而退役，麦考利发现自己对伊丽莎白的哀怨渐渐地熟视无睹起来。那个本该属于烛光晚餐的夜晚，当他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时，没有想到伊丽莎白竟会突然斜身挡住了他的去路。
“今天晚上你要出去，我就从这里跳下来。”
月光里伊丽莎白的眼睛如同两颗玻璃球，绝望像水银裹住了那一汪湛蓝。作为男人的麦考利心里颤动了一下，作为警长的麦考利却不允许他的心继续颤动下去。那一晚和以往许多个夜晚一样，作为男人的麦考利精疲力竭地败倒在作为警长的麦考利面前。警长麦考利很快控制住了局面，他冷静地拨开伊丽莎白，朝门口走去。从家门口到车里的路上，他感到了背上阵阵寒意。他知道那是伊丽莎白的目光。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时已是午夜。伊丽莎白的车歪着停在门前的草地上，车头撞在台阶的栏杆上，橘黄色的车灯碎屑纷纷扬扬地撒了一地。打开车门，伊丽莎白烂醉如泥地趴在方向盘上，乳白色的呕吐物在紫色的新装上染下斑斑印迹。
后来他扶她到卧室歇息，自己却在客厅的沙发上躺了一夜。
第二天醒来他们没有再提起前一天的事。
以后也没有。
在那之后很长的日子里，他们之间都变得极为小心翼翼，不再有争执，也不再有对话。
直到庆功酒会那一夜。
在麦考利从事警官生涯三十五周年的那个圣诞节里，他获得了一枚由总督代表女皇颁发的紫心勇士勋章。这样的勋章在警察署的历史上总共颁发过三次。那两位早已作古，麦考利便成了唯一一位活着的紫心勇士。这项殊荣成为警察署那一个季节的主要话题。
庆功酒会上，麦考利站起来，扬起手里的奖章，叫了一声：“哈瑞森，史密斯。”便停顿在那里—— 那是他两个先前的搭档的名字。在攒动的人群里麦考利看不见他们，因为他们坐在轮椅上。有人便过去把轮椅推到了最前排。麦考利对他们两个眨了眨眼睛，说：“总督英文不好，把名字写错了—— 本该是你们的。”那一届的总督是魁北克人，母语是法语。片刻的沉静之后，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那晚麦考利的致谢词被这样的掌声一遍又一遍地打断。
可是他的发言并不是那晚的高潮。伊丽莎白的才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料到人们会要求伊丽莎白致辞。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伊丽莎白推辞了几次，终于拗不过众人的盛情，只好上了台。伊丽莎白的发言很短，确切地说，只有一句话。她说：“我一生里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嫁给一位警官。”被酒精煽动得情绪十分高涨的人群，为麦考利警长夫人的幽默惊讶欢呼不已，只有麦考利知道伊丽莎白的话并非玩笑。
庆功酒会归来，两人都微微地有了些醉意。空气里还弥漫着街头唱诗班的余音，万家灯火之中他们的庭院显得有些冷清。往年圣诞节他们的门前除了灯饰之外还装有一架电动雪橇。接上电源之后，圣诞老人便会指挥着他的红鼻鹿驾驶着雪橇绕着院子来回行走。下雪的时候他们的三个孩子会在雪地上尖声叫闹着堆雪人，看着红鼻鹿永不疲倦一圈又一圈地奔跑着，猜想着北极来的雪橇会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圣诞礼物。可是那年那架电动雪橇却一直歇息在他们的车库里没有装上，因为他们最小的一个孩子，也已大学毕业离家了。
那晚他们下车后并没有直接进屋，而是穿着大衣并肩坐在了门前的台阶上。突然间他们对这种坐法感到了一丝陌生。很久很久他们没有这样亲近过了。那晚并不太冷，轻风拂过他们被酒烧热了的脸颊，只有微微一丝凉意。天极为清明开朗，星星如豆般地撒满了天穹。那样深的夜里竟然还有鸟儿带着翅膀的扑扇声从他们头顶经过，飞进一重又一重的夜幕里。不管鸟儿最终的归宿在哪里，他们都知道鸟儿不是飞到他们巢里歇息的。刹那间，以往无数的争执与不快皆如轻风般从指间溜过了，剩下的只有两只空巢老鸟之间的相知和无奈。
“查理。”沉默了许久之后伊丽莎白轻轻地叫了他一声。声音里的轻柔与怜惜让他马上明白了她要说的话。他知道为了这句话她已经忍耐了多年，一直忍耐到他们最小的一只鸟儿也已长大离巢。
第二天他便搬离了那个家。
正胡乱地想着些往事，麦考利看见一辆红色的丰田跑车开进了他们的停车道。车门一开，走出一个五十来岁的高挑男人来。男人走到车的那一边，弯腰将伊丽莎白殷殷勤勤地挽出车来。两人站在停车道上低低地说了一会儿话，伊丽莎白伸手整了整男人的衣领，男人顺势将伊丽莎白挽过来，在颊上唇上都亲过了一遍，才“拜拜”了一声，钻进那辆红车里，一溜烟地开走了。
麦考利在停车道上迎着了伊丽莎白，两人进了屋。麦考利忍不住讪讪地问了句：“男朋友？”伊丽莎白不回话，只是低着头笑，那神情竟有几分像怀春的少妇。麦考利很久未见伊丽莎白这般笑过，便不由得有了几分酸意：“你好好查查那人的底子，后半辈子养不养得起你？我那点赡养费，哪够你倒贴那个小白脸？”
伊丽莎白止住了笑，定定地看着麦考利，将脸绷紧了：“查理你凭什么断定我非要他娶我？你怎么不问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从前的日子没过好，就不兴我也再重新快活一回？”
一句话说得麦考利愣愣的，就将伊丽莎白从头到尾仔细打量了一番，发现果真与先前很有些不同了。从前伊丽莎白在穿着上总是保守正式的，爱选些瘦长紧身的衣裙来调配身材。如今竟将这些顾虑统统抛开了，穿了一套极为宽松的运动衣裤，足蹬一双网球鞋。头发不染也不烫，随意地剪了个超短男式，鬓边露出丝丝缕缕的灰白。通身上下竟格外地有了些清爽自在的活气。麦考利看得呆呆的，忍不住执了伊丽莎白的手，说：“别离了，还跟我过吧。我在自然是我养你。万一我死在公事上，你还能得着警官遗孀的养老金。若离了婚，我死了谁养你？”
一句话说得伊丽莎白低了头，半晌回不出话来。
这时他口袋里的手提电话嘀嘀地叫了起来。在麦考利和伊丽莎白的关系中，诸如此类不合时宜的电话已经发生过无数次。这次是秘书苏珊。说恩慈医院急救部打来电话，《多伦多星报》的记者马姬·汉福雷在采访途中遇上了车祸。
麦考利放下电话，才发现伊丽莎白早避进了里屋。见麦考利打完了电话，伊丽莎白便从里屋拿出房地产转卖的诸样文件，摊了一桌子，催麦考利来签字：“你有公事，我也不留你，签完字你就干你的事。”麦考利一边签字，一边暗自叹息，思忖自己和伊丽莎白之间大约真是无可救药了—— 伊丽莎白认定了他在电话里谈的只能是公事。伊丽莎白从来也没有猜测过，他的电话有时也可以与女人有关。
马姬是从蕙宁工作的士嘉堡医院采访归来的路上遇到车祸的。其实那是一场极为冤枉的车祸，相撞的两辆车子甚至与马姬的车不在一个方向上。反方向的车道上有一辆卡车在超车时撞到了前面一辆小汽车。那辆小车被卡车撞得转了几个圈，冲上隔离墩，最终停到了马姬的车道上。猝不及防的马姬猛打了方向盘，车身便斜着贴在了那辆车的车头上。幸好那辆车在转圈的过程中消耗了不少能量，撞到马姬车上时已经很是缓慢了。两名司机的伤都不重。马姬断了一条肋骨，手上擦破了一层皮，只需要在医院里观察半天，便可回家。
麦考利赶到医院时，马姬在观察室里睡着了。为防隐伤，医生在她脖子上装了固定套环。她的一颗头便不偏不倚正正中中地躺在了枕头中央。额上有一缕头发，斜斜地落在她的眼睛上。麦考利便拿手去拨。那一刻麦考利心里热了一下。马姬竟把他的名片放在公事包的紧急事故联系人栏里，这个女人虽然才认识他几天，却相信他是能帮她的。她信他。伊丽莎白却不信他。
这时马姬醒了，见到麦考利指指脖子说：“痒。”麦考利从口袋里摸出钥匙串来，找出一把瘦长些的，伸进颈环替她挠了几下，方好受些。麦考利便嘿嘿地笑：“还敢超速不？开你罚单也没用，都拿去报社报销了。关你几天医院才是真的，你就等着在这里闷死吧。”
马姬也不理会，满脸兴奋地说：“温妮在士嘉堡医院有个新相好，是妇产科医生，叫陈约翰，现在在日本开学术会议。”
麦考利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纸条，递到马姬面前：“这是陈约翰在日本的电话号码。”马姬愣了一愣，两人便哈哈大笑起来。
笑完了，麦考利才告诉马姬：“你刚才在梦里叫彼得。”
小彼得逃兵役的事对老彼得的打击是深远而致命的。显赫的汉福雷世家还没有一个人使汉福雷的姓氏蒙上这样的羞辱。从那以后小彼得的名字便成了一种禁忌。那座西班牙式的白色庄园里，不再举行喧闹的社交晚宴。与他那些国会议员朋友们渐渐疏远起来的老彼得，待在家里的时间便多了起来。白天他让下人推着轮椅来到高坡上，在树荫底下眺望着海鸥贴着淡蓝色的海面飞来飞去。夜晚他裹着毛毯坐在壁炉面前读《莎士比亚诗集》，炉火在他脸上投下阴晴不定的影子。只有汉福雷夫人知道他没有在认真读，因为那根当作书签用的红线始终停在同一页上。
长时间的缄默使空气变得异常沉重稠黏，汉福雷夫人开始怀疑丈夫是否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有一天汉福雷夫人异想天开地建议丈夫跟着她学织毛线，谁知老彼得竟然没有反对。汉福雷夫人拿出一件织有松鼠戏雪图案的毛衣做样子，老彼得对毛衣上明丽的颜色和图案惊叹不已。汉福雷夫人告诉丈夫那是安德鲁牧师的女儿马姬织的。马姬已经大学毕业，如今一边在进修硕士学位，一边在《洛杉矶时报》当新闻记者。老彼得的双手在两根毛衣针之间十分笨拙地移动着，额上渐渐渗出了汗水。
“汉娜。”沉默了良久，他突然抬头叫了她一声。汉福雷夫人吃了一惊。汉娜是她在巴伐利亚娘家做闺女时的小名，丈夫却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的昵称。“安德鲁牧师的那个女儿，原先对我们小彼得是很有些意思的。”这是很久以来老彼得第一次提到儿子的名字。汉福雷夫人惊奇地发现老彼得的脸上有一颗泪珠。那颗泪珠在炉火的光照中凝成一块金黄色的斑点贴在他的眼角。当时她绝对没有想到，这会是老彼得生命中回光返照的一幕。这一幕使得汉福雷夫人对丈夫的回忆有了一个暖色调的开头和暖色调的结尾。这一幕使汉福雷夫人对开头和结尾之间那些冗长的青灰色的岁月不再耿耿于怀。
老彼得第二天早上没有起床用早餐。用人敲门进去发现老彼得已在睡梦中安然离世。和他诸多早逝的前辈一样，这一位汉福雷先生也没有能够活到六十岁。葬礼那日突然变了天，阴云如败絮将天填得很低很满。加利福尼亚罕见的北风将秋叶旋出一个又一个的小圈，迟迟不肯落下。在安德鲁牧师“从尘土来，到尘土去”的祈祷声中，老彼得的棺木缓缓降入泥土里。汉福雷家族的人丁稀落在葬礼上得到了充分证明：为显赫的老彼得·汉福雷送行的人里，竟没有一个是姓汉福雷的族亲。当他的儿子，汉福雷家族的叛逆者小彼得·汉福雷终于回到故土见到他的坟墓时，已是数十年以后的事了。
汉福雷夫人将一朵深红色的玫瑰放置到新冢上时，她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她和所有的人一样，都意识到了那天他们埋葬的，是最后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汉福雷。他们送走的，不仅是一代名亨，而且是一段历史、一种传统、一个神话。汉福雷夫人却没有哭。安德鲁牧师看着汉福雷夫人藏在黑色面纱后面的脸，深深地为这位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儿子的女人的沉静所打动。
老彼得在遗嘱中将所有财产都留给了他的妻子。老彼得在临终前的一个星期对遗嘱做了最后一次的修改。所谓的修改其实只是在原定的条款之下加了一个小小的注解。注解只有一句话：遗产受益人有权选择将遗产的全部或部分转赠给任何一个汉福雷家族成员。这是顽固的老彼得对叛逆的小彼得一种迂回委婉的妥协。
汉福雷夫人意想不到地成了汉福雷庄园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总管。对商务毫无兴趣的汉福雷夫人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出售了汉福雷家族历史悠久的酿酒业，却保留了汉福雷家族的农场。那段时间她与巴伐利亚娘家的来往突然密切频繁了起来，于是人们纷纷猜测汉福雷夫人变卖酿酒业是想携带巨款回巴伐利亚度过余生。对这种猜测安德鲁牧师轻蔑地摇了摇头，他知道汉福雷夫人决不会离开加州。
失去了丈夫的汉福雷夫人也失去了很多梏桎。很快她便在汉福雷农场里找到了本属于她的乐趣。现在她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蹬去高跟鞋，爬上高高的拖拉机，一边响亮地吹口哨，一边大声骂年轻羞怯的拖拉机手“笨虫”。现在她终于可以戴着宽檐草帽混在墨西哥季节工堆里，一边唱歌一边摘采西红柿。那些黄色笑话已经不再让她脸红，尽管窘迫时她也会朝他们砸西红柿。有时她和他们一起围着一口大锅吃粗糙的煮土豆。有时她会命令庄园的厨师做出几大桌的摊饼香肠，请他们来吃。蝗虫一样涌来又蝗虫一样飞去的季节工在庭院里留下的杯盘足可以让下人打扫一个晚上，疲乏至极的汉福雷夫人却早已坐在地上酣然入睡。
很久没有儿子信息的汉福雷夫人对季节工的孩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能随意地叫出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有时她把他们挨个地抱在膝上，给他们唱巴伐利亚的民歌；有时她用英语和他们交谈，然而他们教会她的西班牙语远比她教会他们的英语多。关于她的称谓问题她与季节工之间产生了重大矛盾。大人们要他们的孩子叫她“汉福雷夫人”，孩子们嫌拗口便缩减成“夫人”。她则坚持他们叫她“汉娜”。在无数次的争执和讨价还价之后，有一个孩子突然喊了她一声“汉娜妈妈”。这个具有创意的称呼很快被所有的人接受。
安德鲁牧师发现孀居的汉娜有了很大的变化。汉娜的皮肤开始粗糙黝黑起来，汉娜的手指也不再尖细。汉娜的嗓音变得浑厚嘹亮，汉娜原本金黄色的头发被阳光晒成干燥的亚麻色。汉娜甚至不再使用化妆品和香水。人到中年的汉娜像一只离开了樊笼的鸟儿一样，从眉头到指尖都流溢着重拾自由之后的快乐。安德鲁牧师惊奇地发现大自然可以这样神奇地使人美丽起来。他的晨祷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了汉娜的名字。
墨西哥边境来的季节工，从一个农场流浪到另一个农场觅工，他们的孩子常常不能在一个固定的学校读书。汉娜见状，便与安德鲁牧师商量，将教堂里的一个房间清理出来，权充孩子们的教室，由安德鲁牧师教他们英语和历史，汉娜教他们算术。季节工的孩子流浪惯了，心自然有些野。坐不住的时候，安德鲁牧师便停了课，教他们做鸟窝。汉娜挑来各种油漆，和孩子们一起给鸟窝上颜色。渐渐地，安德鲁牧师门前树上几经风雨的旧鸟窝都不见了，换上的是颜色迥异形状新奇的新鸟窝。傍晚时分，倦归的鸟儿从鸟窝里飞进飞出，觅食歇息。安德鲁牧师能讲出每一种鸟儿的名字和习性。这时连最顽皮的孩子也将喧淘收敛了，静心静气地听着。
“飞鸟有窝，走兽有穴，人子却无栖身之地。”
汉娜坐在大树底下，听安德鲁牧师给孩子们讲《圣经》里的故事。太阳斜斜地照在安德鲁牧师脸上，汉娜惊异地发现牧师的鬓发已经开始斑白。便想起第一次与安德鲁牧师相遇时的情景—— 那是在自己的婚礼上。
结过两次婚的老彼得·汉福雷在他前两次的婚礼上已经演尽了人世间的富丽堂皇。当时的老彼得正深深沉浸在年轻的巴伐利亚未婚妻身上的泥土清香之中，所以他的第三次婚礼是一首在安德鲁牧师花园里上演的田园诗。那天汉娜没有穿传统的新娘婚纱，汉娜穿的是一件浅绿色式样极为简洁的圆领连衣裙。裸露在外，不戴任何珠宝的颈脖如母鹿般结实颀长，似乎在默默叙述着巴伐利亚田野里的阳光。汉娜也没有戴头纱，她的头上戴的是一个用绿叶和百合编织出来的花环。当她手捧一束沾着晨露的三色堇赤脚走过草地来到安德鲁牧师面前时，两人都吃了一惊。汉娜没想到古老的汉福雷世家会有一位如此年轻的牧师，安德鲁牧师也从未见过一位与汉福雷庄园的背景如此格格不入的女人。当他将她的手放在自己的掌心做祝福祷告时，她感到了他的手在微微颤动。那天安德鲁牧师连续念错了几次经文。在很久以后，汉娜才渐渐明白牧师那天的失态并不仅仅是因为紧张。
那些年轻的岁月，还没容她仔细回味，就匆匆溜走了。小彼得的出世也曾给老彼得带来短暂的欣喜，可是老彼得像一颗暂时滑出轨道的行星，很快便调整回老轨。后来与儿子一起度过童年的，其实是安德鲁牧师。安德鲁牧师书架上的每一本书上，都印着小彼得的指印。安德鲁牧师花园里每一寸泥土里，都留有小彼得的鞋印。安德鲁牧师当年做过的无数鸟窝，只只都是为小彼得预备的。可是她的儿子，她唯一的儿子，如今却不能飞回到她的鸟窝里来。汉娜的脸上不禁有了几分寂寥。安德鲁牧师自然是知道她的苦处的，安德鲁牧师却不能开口安慰她，因为彼得逃兵役的事，在他们中间是个心照不宣的秘密。
那晚孩子们散去之后，汉娜帮助安德鲁牧师收拾完教堂，却没有立即回庄园。她要求安德鲁牧师邀请她共进晚餐。鳏居多年的安德鲁牧师早就学会了简单的烹饪，尽管高个子的他穿着围裙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的样子甚为滑稽可笑。汉娜坐在沙发上盯着壁炉上一张年代久远的结婚照片久久不语。她知道安德鲁是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认识那个女孩子的，她是他一位同学的妹妹。他才见了她三面就向她求婚了。他向她求婚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她是当时唯一一个愿意跟他去中国传教的白人女孩子。她嫁给他时只有十八岁。后来她死于猩红热时也还不到二十一岁。那段短暂的婚姻生活留给安德鲁的纪念，除了女儿马姬，便只有这张照片了。那无数个清冷孤独的长夜，竟不知不觉地把一个满脸稚气的安德鲁熬成半老了。
那晚安德鲁牧师给汉娜做的甜点很奇怪，是几个盛在清水里的白色圆球。汉娜从未见过这样的甜点，就好奇地拿餐刀将圆球切开了，清水里立时荡漾开一股黑汁。汉娜用指尖蘸了一点黑汁放在舌尖，竟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清香，经久不散。安德鲁牧师得意地告诉汉娜，这是有名的中国桂花芝麻汤圆，是小时候他的宁波阿妈教他做的。
后来安德鲁牧师便在桌上燃起了一对蜡烛，汉娜知道那是牧师晚祷的时间，便屏息垂手静默着。汉娜惊奇地发现那晚安德鲁牧师并没有进祈祷室，而是和她一起留在餐桌上。那晚他的祷词有些奇怪：“全能的上帝，仁慈的恩主，那替困顿之人开门的，求你也在困顿时为他开门；那施饥渴之人水喝的，求你也在饥渴时施他水喝；那安慰孤苦人心灵的，也求你在孤苦之时安慰他的心灵；那替人照看远行浪子的，求你也切切地照看他远行的浪子。”
睁开眼睛时安德鲁牧师发现汉娜的双眸蓄满了泪水。烛光里的汉娜与阳光里的汉娜是如此的不同。阳光里的汉娜是一具快乐的属于世界的躯体。阳光里他们的交流是以整个世界为背景的，阳光将他们遥远地分隔开来。烛光里的汉娜是一个忧伤的超乎世界之外的幽灵。烛光里他们的交流是互为背景的，世界已经远远地隐去。烛光使他们彼此贴得很近。他伸手去拭她的眼泪，她却抓住他的手，将脸埋了上去。他感到他的手里捧了熊熊一团烈火。久远的关于女人的短暂回忆刹那间清晰地涌了上来。他忍不住拥住了汉娜。
他拥着她犹豫了片刻。后来他感到她的手在慢慢解开他衬衫的扣子。当她挪去他脖子上的牧师领圈时，他吃了一惊，却没有阻止她。她的指尖如同一股细细的温泉，沿着他的身体渐渐流淌开去，终于停在了一块久已干涸的地方。他的身子便簌簌地颤抖起来。他想说话，嗓子却如在梦境中似的哑然失声。他想站起来，却发现他的脑子完全无法指挥他的躯体。渐渐地他的手也开始了在她身上的探索。很快他就探到了她身上的丰盈和柔软。他将他的脸埋在她的丰盈和柔软里，觉得他跋涉多年的灵魂突然找到了一片栖息之地。
后来他们轻轻地叫着彼此的名字相拥着靠在沙发上沉沉入睡。醒来时汉娜看见满屋清冷的月光，窗前的红杉树在地板上投下大块大块的黑影。她伸出手来，身边却是空的。客厅拐角的地方，漏出一小片的光亮。她蹑手蹑脚地走到祈祷室门口，看见安德鲁牧师十指交叉地跪在十字架前，声音甚为沙哑，如同一个征战归来疲惫不堪的士兵。摇曳的烛光将他低垂的脸撕扯得很细也很长：“主，求你怜悯一个听从了自己欲念的罪人。从今往后，我岂敢在你面前夸口，我爱你胜于爱世界？”
汉娜的披肩滑到了地上。安德鲁牧师回过头来，惊异地发现了祈祷室门外的女人。两人对视了片刻，却都将目光回避了。汉娜弯腰拾起披肩，提着鞋子离开了安德鲁牧师的家。外边的露水很重，半开的门里透进隐隐的湿气。万籁俱寂的夜里，汉娜湿热的脚踩在石板路上发出令人心惊的回声。那一刻里安德鲁牧师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受，汉娜的赤脚似乎不是踩在石板路上，而是踩在他的心上。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心脏在汉娜脚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声。这样的感觉后来一直伴随了他很多年。
可是他没有追赶出去。
1973年的春天，《洛杉矶时报》社会新闻版的知名记者马姬突然收到了一封贴着五星红旗邮票的信。信走了很长的路，磨起了厚厚重重的毛边。还没拆开信，马姬便已知道汉福雷家的小彼得在藏匿八年之后终于平安抵达了彼岸。这些年来，彼得在加拿大一直不断地变换着姓名和地址。断断续续地写给马姬的信里，用的都是隐晦的密码似的语言。在这封中国来信中，他终于可以用一种几乎陌生了的、平直的语言叙述他的境遇了。
姚桥是徐州边上的一个小镇，在江苏境内，却又北傍山东。虽无好山，却有好水。捎带而过的微山湖把一个小镇滋润得很有了几分灵秀。姚桥有肥田也有好水，姚桥的人也种田也打鱼。可是姚桥的人不靠田产也不靠水产为生。一年四季供给姚桥人穿着温饱的，其实是煤矿。
像姚桥这样的小镇，在中国地图上稍稍上心一数，就能数出好几百个。可是姚桥因着它的地势和矿产，便与其他的小镇有了些不同。中国的煤出得不匀，大多出在了北方。南方那么多省市，个个张了大口等着北边的煤来发电。山西的煤虽多，却得经过多少山山水水才运得到南边。姚桥出的煤，略微打个盹儿就送到上海、南京了。在那个能源和交通都有诸多不便的年代，姚桥像个人见人求的俏女子，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姚桥的矿工，可不是寻常的矿工，多少都见过些世面，略略地都识得几个字。镇上随意走走，到处听得见软软的上海话。姚桥的人，管街头摊子上卖的馄饨叫“上海馄饨”。姚桥的人，管镇上唯一的那家百货商店叫“上海百货”。姚桥的人，管那家母女两人合开的裁缝铺，叫“上海裁剪”。连矿口那个小剃头铺子，挂的都是上海招牌。姚桥的小年轻见面打招呼，不问“吃饱没”却学着城里人的样子说“你好”。姚桥的女人聚在一堆聊天，谈论的都是今年上海的时髦物件。
姚桥的人日子过得比别处顺畅，即便是在大灾荒那几年，镇上也没饿死过人。大凡人一得饱足，就将那爱争爱斗的心懒散下来了。所以那阵子几起几落的大运动，竟没能在姚桥掀起多大动静。可是在1973年的早春，人们还赖在家中的暖被窝里歇正月假的时候，镇上却起了不大不小的一阵骚动。
那天镇上来了一个叫韩弼德的洋人。
其实韩弼德的到来对姚桥人来说并非是一件突发的新闻。早在年前，上头就来了好几拨人，找矿上的层层领导开会，反复介绍了韩弼德的身份背景情况，研究接待方案。姚桥的人偶尔也看报纸，对外边世界发生的事情多少有些了解。都知道美国这些年在越南输了好些兵马。美国兵送出去的时候，都是精壮年少的。有的回来了，有的就回不来了。那回来的，也都是些伤的残的。越南的仗一打好几年，很伤了些元气。连他们自己国内的人，都起来反对他们继续出兵。上头来的人说，这位叫韩弼德的美国人，就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反战英雄。他的洋名叫彼得·汉福雷，是加利福尼亚州一名大富翁的独生子，大学毕业的时候差点儿被抓去当了炮灰。他坚决拒绝服兵役，竟抛下万贯家财，独自跑到加拿大境内，隐姓埋名地生活了七八年。
这七八年里，他也没有闲着，潜心研究中国和美国的历史，将一套中英对照的《毛泽东选集》，从头到尾地通读了几遍。据说还写了几本极为厚实的读书笔记，将美国社会制度和中国社会制度做比较，找出了几百条美国社会的弊病。一等到加拿大与中国建了交，便着手办理到中国的签证，几经周折方得以成行。
这位韩弼德刚下飞机，就被当时政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召见。那人紧紧握着韩弼德的手，连连点头说：“你就是那个支持‘纸老虎’理论的美国人。”他们之间的谈话从夜晚开始，一直持续到黎明。当服务员打开宾馆的窗帘时，韩弼德看见了淡灰的曙色。他神情疲惫不堪，两眼却如炬炯炯生光。临别时那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问他此行想到什么地方看看。他摇摇头，说：“我不是为你们的山水来的。我要亲身体验你们的革命。”韩弼德在加拿大逃兵役之时，为了维生也曾在一个露天煤矿当过采煤工，对矿工生活深有体会，所以很想到中国的矿区去生活采访，写出一本关于中国矿工的书来。那位大人物听了，脸上浮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一个新潮的略带冒险性质的计划，就在这个微笑里孕育诞生了。
姚桥的人听到关于韩弼德的生平逸事，已经不完全是最初的版本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产生兴奋和恐慌的情绪。其实经过添枝加叶的处理之后的故事，往往比原汁原味的更具有感染力。别看姚桥的人平日在衣食住行之类的琐事上颇有些井蛙自大的架势，他们对革命政治之类的大事却很是疏于操练。一想到自己的言行举止有可能被一个叫韩弼德的洋人写进洋书里流传到国外去，甚至可能记录在国际史上，他们竟手足无措起来。
姚桥的人至今对韩弼德到来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天天气奇冷，天浓浓重重地仿佛随时要倾下一桶一桶的雪来。矿区的柏油马路上缓缓地开进了三辆军绿色的吉普车，车后扬起一股黄色的尘土。车子还没停稳，一群恭候已久的小学生就拍着巴掌齐声喊起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陪同韩弼德一起来的那些人，姚桥的人虽不认得，却猜也猜得出都是有来头的。最后一位下车的才是韩弼德。那天韩弼德上身穿的是一件灰卡其中山装，罩在棉袄外头，胳膊腰身处就绷出些肥肥胖胖的褶皱来。下身穿的是一件蓝卡其直筒裤。裤脚有些短，撑出两只长长的大脚来，鹭鸶似的消瘦着。足蹬一双黑灯芯绒千层底棉鞋，头戴一顶灰色翻绒帽子。除了颧骨略微高些，眼窝略微深些，一身中国装束的韩弼德粗粗一看竟与中国人无多大差异。欢迎的人群里走出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踮着脚尖哆哆嗦嗦地将一束彩色纸花举到韩弼德面前。韩弼德蹲下身来团住小姑娘冻得生红的小手，眼中突然呛满了泪水。
后来上头来的领导带着韩弼德在矿区走了一圈。正是正月，空中时时地响着爆豆似的鞭炮声。矿区的路不宽却很干净，家家户户门口都贴了红红绿绿的春联。韩弼德忍不住停下步子细读春联，都是些“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之类的句子，大多取自领袖诗词。虽不十分切题，却多少都含了些喜庆的意思。春联上的字迹温软里微微地带了些狷狂—— 韩弼德跟人学过些书法，多少看得出字的好歹，很快他就知道那是谁的手笔。韩弼德行走在秩序井然的矿区小道上，吸着清冷的晨风，闻着空气中的火药香味，突然高高地扬起双手，捕捉着空中落下的细雪粒，又打开掌心看着雪粒在手里化成一滴滴的细水珠子。在那个庞大的暮气沉沉的随行队伍里，韩弼德显示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天真好奇。
当时没有人真正理解那个叫韩弼德的美国人的心情。他如同一个昼夜思寻大海的孩童，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海边，旁若无人地沉浸在对新世界的憧憬和欣喜里。他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他要用真实自然的笔触，写出那个被世界歪曲中伤误会了很久的中国。他多年的朋友，安德鲁牧师的女儿马姬，已经答应在《洛杉矶时报》上连载他的中国系列。韩弼德被自己沉重的使命感折磨得夜不能寐。他丝毫没有怀疑，他是“文革”中最早进入中国内陆的外国人之一。他甚至相信是自己锲而不舍的寻求探索撞开了红色中国对西方紧紧关闭的大门。也就是说，是他韩弼德造就了一段小小的却意义深远的历史。
很多年以后，他才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看法上的狭隘。在他准备东行的那段日子里，世界上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事情。一个毫不起眼的叫作“乒乓球”的小东西，在一个睿智的外交名将手里，演绎成了一段美丽的外交神话—— 这段外交神话的魅力，一直到几年之后他离开中国时才得以完全展示。当他走上东行飞机的时候，美国政府刚刚签署了从越南撤军的协议。诸如此类的事件含蓄隐秘地铺就了他的中国之旅。其实很难说是历史造就了韩弼德，还是韩弼德造就了历史。更为公正的说法应该是历史和韩弼德在那个特定的时刻造就了彼此。
也是在许多年以后，韩弼德才知道，他到姚桥来并非是一个偶然事件。他要求到矿区采访体验生活的申请，是经过那个称他为“支持‘纸老虎’理论的美国人”的大人物亲自批准的。那人一眼就看到了整个事件的重大宣传效应，经过整整一个月的审查研究，亲自圈定了全国矿区中生活水准较高的姚桥，作为他的采访落脚点。当时韩弼德丝毫也没有想到，为了他的到来，矿区已经整整开了一个月的会议，制订了详尽的招待方案。为了他的到来，全矿区停工三天，专门打扫街道和宿舍区。为了他的到来，每一个矿工都临时加发了一套崭新的工作服和矿工帽。
当天矿区为韩弼德开了一个欢迎会，会上上边的来人都一一致了词。他们称韩弼德为“步白求恩的足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韩弼德纠正了主人的论点，说他并非远离家园，而是在流浪多年之后终于找到了他的精神家园。他请大家不要叫他“韩先生”，他宁愿做一个“小韩同志”。众人对他准确无误的汉语表达法深感惊异。欢迎会以后，上边指派了省委一位姓李的管政工宣传的书记和一位姓王的秘书，专门负责韩弼德在矿上的行程安排。矿区还设了一条电话专线，由那姓李的每天向上头汇报韩弼德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韩弼德自然是不知道内情的。
韩弼德的住处也是矿区的重大难题之一。从一开始他就宣布坚决不住招待所，一定要和矿工们住在一起。后来矿上决定腾出一间宿舍让韩弼德住。这间宿舍刚好在已故矿长沈建山家对面。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安排并非巧合。沈矿长是矿上唯一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沈矿长的遗孀沈大妈十六岁就参加了组织，又在老伴身边受过多年熏陶，自然是矿上思想觉悟最高的一个人。那天矿上领导将韩弼德领到沈大妈面前时，底下有一个毛头矿工，悄悄地用一个当时人人皆知的曲子编了两句小调：“天大地大不如沈大妈的脸大，千好万好不如沈小涓的床好。”平时将头掖在腰上过日子，自由散漫惯了的工人们，已经将脸板了一整个早上。到此时便再也绷不住了，都窃窃地笑。
曲子里唱的那个沈小涓，是沈矿长两口子的独生女儿，生在姚桥长在姚桥。高中毕业后在矿区的机械厂当了几年车工，后来就被推荐去省城读了大学。小涓在大学里学的是一门对姚桥的人来说中听不中用的学问，叫“国际政治”。韩弼德要来时，小涓的学校正在送学生参加毕业实习。矿区知道了，赶紧给学校写了个报告，说矿上出了一件又国际又政治的大事，急需懂行的人来帮忙。学校便派小涓回姚桥实习，当了接待组的副组长，协助李书记安排照应韩弼德衣食住行一应大小事务。上头命令说要好好布置环境迎接国际友人，小涓便把那剖析五洲风云四海局势的本事，都用在了黑板报上和春联上，将整个矿区写了个花红柳绿，贴了个花团锦簇。后来韩弼德见到小涓，第一句话就夸她的字好。小涓在学校里学的都是纸上谈兵的学问，真正和洋人打交道，还是第一回。嘴里说着“不好”，脸就红了。韩弼德握着小涓的手，觉出了小涓掌上硬硬的茧子。看着小涓毫无粉饰干净光洁的脸，韩弼德心里突然动了一下。还处在中国蜜月情结里的韩弼德，那天第一次看到了一个与心中景仰已久的劳工妇女形象完全重合的女人。这个女人使他对使命这个词有了多重的理解，他在姚桥的日子便由此生出一些隐秘的憧憬和想象来。
那沈小涓在省城读了两年书，当了几天真正的城里人，回到姚桥来，依旧梳两根齐腰的长辫子，依旧穿一件洗得褪成灰白色的工作服，依旧蹬一双黑面圆口布鞋。见着先前的师傅，依旧朗朗地喊一声“师傅”。见着先前的同事，依旧又笑又闹地打成一团。早上起来，依旧提个竹篮子去菜市场挑挑拣拣地买菜。晚上睡觉前，依旧趴在地上，呼呼地帮沈大妈吹火烧暖炉。同样的装扮，同样的举止，姚桥的人看在眼里，却觉得现在的这个小涓不是从前的那个小涓了，可又说不出究竟不同在哪里。后来还是镇上子弟中学教语文的郭老师看出了些门道，说沈小涓身上多了一份书卷气。
韩弼德在姚桥住下后，便由那个李书记引领着，到矿上几户人家采访。只见家家窗明几净，玻璃上贴着大红剪纸，床头挂着伟人像，案上摆着红书。大人孩子都穿戴齐整了，坐在床沿上候客，一味地请吃瓜子花生。韩弼德怕吓着主人，也不敢拿出笔记本来记录，只是闲闲地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人聊了些天。那几户人家说话的内容口吻十分相似，竟跟私下里一同排练过似的，都说矿上的日子从前如何如何穷，如今如何如何好了，云云。口里同他说着话，眼里却都看着那姓李的，隐隐地都露出些犹疑的神情来。韩弼德傍晚回到宿舍，想将一天的感受整理出来，仔细一想，竟捋不出什么东西来。写了撕，撕了写，终是不满意，心里便生出些失望和烦恼来。
这时就听见了敲门声。韩弼德猜想还是那个李书记，就思忖着该问问人家，明天能不能到矿井底下看看，先不着急采访。谁知开了门，不是李书记，却是住在对门的沈小涓，手里端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大碗，正笑眯眯地看着他。就慌慌地往屋里让。
小涓一进门便将那个大碗往桌上一放，烫得直嘬手指头。碗里盛的是小馄饨，油汪汪地浮了些葱末子，很是诱人。韩弼德临来姚桥前，就说了，不吃招待所的饭，要和矿工吃在一起。于是他的饭，就拨给沈大妈管了。这时他也饿了，顾不上客气，坐下来拿起筷子就在汤里捞馄饨吃。小涓看见他使筷子的样子甚是熟稔，便问他是在哪里学的。韩弼德说从前他们家的庄园里有一位牧师，是在中国出生的，小时候常常煮中国菜给他吃。小涓听了心想，这个人家里又有庄园，又有家庭牧师，大约真如传说的，是个极有钱的少爷。可是他在穿着做派行事为人上，却没有一丝虚浮的架子，倒更像是个劳苦人家的后代，心里先有了几分喜欢。
又见他屋里明明有好几盏电灯，却都不用，偏偏在办公桌上点了一盏样式古旧的煤油灯。灯芯早已矮了下去，屋里便朦朦胧胧的很是昏暗起来。桌上凌凌乱乱地摊着些书和稿纸，地上东一团西一团地扔着些废纸头。脚炉的炭烧过了劲，黑的不见了，剩下都是些暗红的灰烬，偶尔吱啦一声飞出个火星子来。就猜想这人大约写了不少时候，却写得不怎么顺心。
待韩弼德吃完了，小涓就说：“李书记要带你去看微山湖的夜景，车在下边等呢。”韩弼德白天跟着李书记跑了一天，无甚收获，这时便有些懒怠。小涓斜了他一眼，低声说：“我也跟你们去。”他就不再推辞。
出了门，李书记王秘书早候在楼下了。韩弼德说要走一走，众人便都下了车陪他，两辆空车一先一后地将他们夹在中间，一行人便朝湖边走去。走了一两刻钟，路便渐渐地开阔了起来，楼房也越发稀疏了。幸好是个月亮夜，路边的景物满满地溢在亮光里，清晰可辨。风无遮无挡地刮了起来，卷起漫天尘土。后来路就彻底断了，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的空地。空地上见不着光的地方，就深深地黝黑着。见着光的地方，风一吹就起了些褶皱。韩弼德愣了一愣，才猜出来，自己大概就在水边了。
众人到了水边，才知道天真是冷。寒气穿过厚厚的棉衣棉裤，冰一样地贴在肉上。韩弼德忍不住原地小跑起来。小涓一边将手放在嘴边哈着，一边吸着清鼻涕，说：“那就是了。”
湖边是块狭窄的低洼地，没出多远湖面便很是开阔起来。四下死了似的安静着。有一只水鸟从湖面掠过，扑啦扑啦地带起一些水来，冷不防吓了众人一跳。湖滩上黑黝黝地布满了枯枝，大约是隔年的芦苇。洼地上有一棵极丑的老树，早落完了叶子，光秃秃地立在岸上。老树身上，拴着一只木船。
韩弼德指着那只船，问李书记可不可以进去看看，李书记说船主不在，怕不方便。小涓低声说，船是我爸的。李书记只好点头，让众人在岸上等着，自己和小涓带着韩弼德跳上了船。船左右摇晃了一阵，方渐渐平稳下来。船身上用竹篾编了个小篷，三人弓腰钻进去，勉强坐直了，头就碰到了篷顶。小涓将篷口的棉布帘子放下来，风就被挡在了外边。黑暗中小涓窸窸窣窣地找着了一盒火柴，将一盏煤油灯点着了。又从一个竹篓里铲出几勺木炭，倒在一个旧脸盆里，团了几张旧报纸引火。没一会儿工夫，新炭便毕毕剥剥地燃了起来。三人将手放在炉上烤着，身上才有了些暖意。李书记就解释给韩弼德听，这样的船都是从前遗留下来的。现在矿区条件好了，湖上作业用的都是机帆船。韩弼德却说，条件再好，也该留着这样的船，做个纪念。
韩弼德看见船篷里搁着几个鱼篓和一瓶开了盖的老白干，壁上挂着一件男人的衣服，就问小涓：“你爸爸常来这儿？”小涓将头垂了，却不说话。韩弼德这才发现小涓的辫梢上系的是白头绳，便知道自己问错了话。愣了一会儿，才低声说：“我爸爸也不在了。”三人便都不说话。
小涓从兜里掏出几个红薯，放在炭火上煨着，香气很快就漫了一船。韩弼德将布帘子揭了一条小缝，探出脸来看湖。月色落到湖里，被风搅成一团胡乱颤动的碎银。刹那间韩弼德仿佛觉得他跨过世界上最宽的一汪大洋，其实就是要找这么一个夜晚，这么一个湖，这么一条船的。早先的烦躁不安渐渐地隐退了下去，心里很是宁静清朗起来。回过头来看小涓，小涓正拿了火钳子拨弄红薯，炭火将她的鼻尖和两颊烤得粉粉的，一根长辫子耷拉在胸前，几乎落到火里。她腾出手来将辫子甩到身后，却不肯抬头看他。
韩弼德就是在那一晚开始构思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矿工的女儿》的。尽管最后完成这本书的是马姬，而不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