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
近来杂志上的“书评”，似乎偏向指摘谬误的方面，很少从积极方面介绍新书的。今日（七月二十四）火车在贝加尔湖边上行，一边是轻蓝色的镜平的湖光，一边是巉巉的岩石；这是我离开中国境的第三日了，怀念国中几个治历史的朋友，所以写这篇短文，介绍他们的几部新书。
陈垣（援庵）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附西历、回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价四元这是一部“工具”类的书，治史学的人均不可不备一册。陈先生近年治中国宗教史，方法最精密，搜集最勤苦，所以成绩很大。他的旧作《一赐乐业教考》、《也里可温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火袄教入中国考》，都已成了史学者公认的名著。他在这种工作上感觉中西回三种历有合拢作一个比较长历的必要，所以他发愤作成一部二十卷的《中西回史日历》（不久也可出版）。他在做那部大著作之先，曾先考定中国史上二千年的朔闰，遂成这一部，《二十史朔闰表》。有了朔闰，便可以推定日历；故此书实在是一部最简便的中史二千年日历。
此表起于汉高祖元年（罗马五四八年，前206）每月有朔日的甲子，故推下月朔日的甲子，便知本月的大小；闰年则增闰某月，也记其朔日的甲子。
汉平帝元年以后，加上每月朔与西历相当之月日。如晋惠帝永平元年（西291）下：
正二
乙酉
二16
甲寅
三17
我们便知是年正月初一等于西历二九一年的二月十六，二月初一等于三月十七。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以后，添注回历的岁首等于中历某月某日。回历系纯太阴历，月法有一定，单月皆三十日，双月皆二十九日，无有闰月，逢闰年则十二月添一日，故平年为三百五十四日，闰年为三百五十五日。其计算最容易，故但注岁首便够了，闰年则旁加黑点。
故此书不但是中史二千年日历，实在是一部最简明最方便的“中西回三史合历”。
西历与回历皆有礼拜日，因有置闰或失闰的历史的原因，推算须有变化。
此书附有七个“日曜表”，按表检查，便知某日是星期几。
此书在史学上的用处，凡做过精密的考证的人皆能明了，无须我们一一指出。为普通的读者起见，我们引陈先生自己举的几个例：（1）例如陆九渊之卒在宋绍熙三年，据普通年表为西历之一一九二年，然九渊之卒在十二月十四日，以西历纪之，当为一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苟欲实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长历为工具不可。
（2）西历如此，回历尤甚。……回历则以不置闰月之故，岁首无定，积百年即与中西历差三年。……洪武甲子（1384）为回历七八六年。《明史》历志，由洪武甲子上推七八六年，误以中历计算，遂谓回历起于隋开皇己未（599）！不知以回历计算，实起于唐武德五年壬午（622）
六月三日也。盖积七百八十六年，回历与中西历已生二十三年之差异。不有中回长历，何以释《明史》之误耶？
我们应该感谢陈先生这一番苦功夫，作出这种精密的工具来供治史学者之用。我们并且预先欢迎他那二十卷《中西回史日历》出世。这种勤苦的工作，不但给杜预、刘羲叟、钱侗、汪曰桢诸人的“长术”研究作一个总结束，并且可以给世界治史学的人作一种极有用的工具。
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北京景山东街朴社出版，平装本价一元八角，精装本二元四角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
的精神。治历史的人，想整理国故的人，想真实地做学问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味的书。
这一册的本身分为三编：上编是顾先生与钱玄同先生和我往来讨论的信
札；中编是民国十二年《读书杂志》上发表的讨论古史的文字；下编是《读书杂志》停刊以后的论文与通信。三编共有六十四篇长短不齐的文字，长的有几万字的，最短的不满五十个字。
为普通读者的便利计，我劝他们先读下列的几篇：
（1）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页34—37）
（2）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页59—66）
（3）答刘胡二先生书（页96—102）
（4）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页102—105）
（5）古史讨论的读后感（页189—198）
读了这几篇，可以得着这书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方法，然后从容去看全书的其他部分，便更觉得有趣味，更容易了解了。
但无论是谁，都不可不读顾先生的自序。这篇六万多字的自序，是作者的自传，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自传。他在这篇自传里，很坦白地叙述他个人的身世，遭际的困难，师友的影响，兴趣的变迁，思想的演进，工作的计画。我的朋友Hummel 先生读了这篇自序，写信给作者，说此篇应该译为英文，因为这虽是一个人三十年中的历史，却又是中国近三十年中思潮变迁的最好的记载。我很赞同这个意思。顾先生少年时曾入社会党；进北大预科时曾做几年的“戏迷”；曾做古文家的信徒，又变为今文家；他因为精神上的不安宁，想求一个根本的解决，所以进了哲学系；在哲学系里毕业之后，才逐渐地回到史学的路上去。他是一个真正好学的人，读书像“瞎猫拖死鸡”一样，所以三十年国内的学术思想的变迁都一一地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又是一个“性情太喜欢完备”的人，凡事都要“打碎乌盆问到底”，所以他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肯浅尝，不肯苟且，所以他的“兴之所之”
都能有高深的成绩。他的搜集吴歌，研究孟姜女，讨论古史，都表现他的性情的这两方面：一方面是虚心好学，一方面是刻意求精。
承顾先生的好意，把我的一封四十八个字的短信作为他的古史辨的第一篇。我这四十八个字居然能引出这三十万字的一部大书，居然把顾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终身事业的大路上去，这是我当日梦想不到的事。然而这样“一本万利”的收获，也只有顾先生这样勤苦的农夫做得到。当民国九年十一月我请他点读《古今伪书考》的时候，我不过因为他的经济困难，想他可以借此得点钱。他答应我“至慢也不过二十天”（页6）。但他不肯因为经济上的困难而做一点点苟且潦草的事，他一定要“想对于他征引的书都去注明卷帙，版本；对于他征引的人都去注明生卒，地域”（页14）。因为这个原故，他天天和宋元明三代的辨伪学者相接触，于是我们有《辨伪丛刊》的计划。先是辨“伪书”，后转到辨“伪事”。颉刚从此走上了辨“伪史”的路。
到民国十年一月，我们才得读崔述的《考信录》。我们那时便决定颉刚的《伪史考》，即可继《考信录》而起（页22）。崔述推翻了“传记”，回到几部他认为可信的“经”。我们决定连“经”都应该“考而后信”。在这一方面，我们得着钱玄同先生的助力最大。
到十年的六月，颉刚早已超过《辨伪丛刊》的计划了。他自己想做三种书：
（1）《伪史源》；（2）《伪史例》；（3）《伪史对鞫》（页36）。
这三种之中，他的“伪史源”的见解于他这五年的史学研究有最大的影响。
他说：
所谓“源”者，其始不过一人倡之，……不幸十人和之，展转应用，不知其所自始，甚至愈放愈胖，说来更像，遂致信为真史。现在要考那一个人是第一个说的，那许多人是学舌的，看他渐渐的递变之迹。这是这部《古史辨》的基本方法。他用这个方法，下了两年的苦功，然后发表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有三个涵义：（1）可以说明为什么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2）可以说明为什么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我们在这上，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他应用这个方法，得着一些结论：（1）春秋以前的人对于古代还没有悠久的推测。
（2）后来方才有一个禹。禹先是一个神，逐渐变为人王。
（3）更后来，才有尧舜。
（4）尧舜的翁婿关系，舜禹的君臣关系，都是更后来才造成的。
（5）从战国到西汉，尧舜之前又添上了许多古帝王。先添一个黄帝，又添一个神农，又添一个庖牺，……一直添到盘古。
这些结论，在我们看来，都是很可以成立的。但几千年传统的思想的权威却使一班保守的学者出来反对。南京出来一位刘掞藜先生；连我的家乡，万山之中的乡村，也出来一位胡董人先生。这些人的驳诘却使颉刚格外勤慎地去寻求新证据来坚固他的壁垒。结果便是此书中编的讨论和下编的一部分。这些讨论至今未完。但我们可以说，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中国的古史是逐渐地，层累地堆砌起来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决无可讳的事实。崔述在十八世纪的晚年，用了“考而后信”的一把大斧头，一劈就削去了几百万年的上古史。（他的补《上古考信录》是很可佩服的）。但崔述还留下了不少的古帝王；凡是“经”里有名的，他都不敢推翻。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胆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带舜）都送上封神台上去！连禹和后稷都不免发生问题了。故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
颉刚近年正在继续做辨证古史的工作，他已有了近百万言的稿本了。他的《古史辨》第二册已约略编成，第三册以下也有了底子。他将来在史学界的贡献是不可限量的。他自己说：我在辨证伪古史上，有很清楚的自觉心，有极坚强的自信力，我的眼底有许多可走的道路，我的心中常悬着许多待解的问题：我深信这一方面如能容我发展，我自能餍人之心而不但胜人之口。（自序）
他的结论也许不能完全没有错误；他举的例也许有错的。（例如他说“社祀起于西周”，这句话的错误，他自己在自序里已更正了。又如他自序，页七一，说“阎罗”与尼罗的声音相合，这是大错的。阎罗本为阎摩罗，梵文为Yamaraja；raja 为王，言是Yama 天之王，此为印度古《吠陀》时代的一个天神，本在极乐天上；后来逐渐演变，从慈祥变为惨酷，从最高天掉到地狱里。这与埃及的尼罗河绝无关系）。但他的基本方法是不能推翻的；他的做学问的基本精神是永远不能埋没的。他在本书的首页引罗丹（Rodin）的话道：
要深澈猛烈的真实。你自己想得到的话，永远不要踌躇着不说，即使你觉得违抗了世人公认的思想的时候。起初别人也许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决不会长久。你的同志不久就会前来找你，因为一个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读颉刚这部书的，不可不领会这种“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
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下册，商务印书馆出版，价一元一角近年以来，研究中国的史学者颇有逐渐上了科学方法的路的趋势；但研究西洋史的中国学者却没有什么贡献。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学者觉得这条路上不容易有什么创作的机会，所以不能感觉多大的兴趣，所以不曾有多么重要的作品。
依我看来，其实不然。研究西洋史正可以训练我们的治史方法，正可以增加我们治东洋史的见识。著述西洋史，初看来似乎不见得有创作的贡献，其实大可以有充分创作的机会。
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我们治西洋史，在科学的方面也许不容易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但我们以东方人的眼光来治西洋史，脱离了西洋史家不自觉的成见，减少了宗教上与思想上的传统观念的权威，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我们正多驰骋的余地。试看今日最通行的西洋通史只是用西洋人眼光给西洋人做的通史；宗教史只是基督教某派的信徒做的西洋宗教史；哲学史只是某一学派的哲学家做的西洋哲学史。我们若能秉着公心，重新演述西洋的史实，这里面的创作的机会正多呢。
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倚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然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功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说，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
可惜我匆匆出门，不曾带得此书的上册。单就下册说，陈女士把六百年的近世史并作十个大题目，每一题目，她都能注重史实的前因后果，使读者在纷繁的事实里面忘不了一个大运动或大趋势的线索。有时候，她自己还造作许多图表，帮助文字的叙述。
在这十章之中，有几章格外见精彩。“宗教革命”的两章，“法国革命”
的一章，要算全书中最有精彩的。陈女士本是喜欢文艺的，所以她作历史叙述的文字也很有文学的意味。叙述夹议论的文字，在白话文里还不多见。陈女士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很可以给我们开一个新方向。我们试举第三章的两段作个例：
总而言之，亘中古之世，宗教不啻是欧洲人生的唯一元素。它如天罗地网一样，任你高飞深蹈，出生入死，终休想逃出它的范围来。但这个张网特权，也自有它的代价。教会的所以能获到如此大权，实是由于中古初年时，它能保护人民，维持秩序，和继续燃烧那将息未息的一星古文化。换句话说，教会的大权乃是它的功绩换来的。但此时它却忘了它的责任，但知暖衣美食，去享它的快乐幸福。这已在无形中取消了它那张网的权利了。而适在这个时候，从前因蛮族入寇而消灭的几个权府却又重兴起来，向教皇索取那久假不归的种种权势。于是新兴的列国国君便向他要回法庭独立权，要回敕封主教权，要回国家在教会产业上的收税权；人民也举手来，向他要回思想自由权，读书自由权，判断善恶的自由权，生的权和死的权；一般困苦的农民更是额皮流血的叩求教会，去减少他们的担负。可怜那个气焰薰天，不可一世的教会，此时竟是四面受敌了。
但这又何足奇呢？教会的实力，本只是一个基督教义。它如小小的一颗明珠，本来是应该让它自由发光的。可恨此时它已是不但重锦袭裹，被它的收藏家埋藏起来，并且那个收藏家又是匣外加匣，造巨屋，筑围城的去把它看守着，致使一般人士不见明珠的光华，但见一个围城重重，厚壁坚墙的巨堡；堡外所见的是守卒卫兵的横行肆虐。所以宗教革命的意义，不啻便是这个拆城毁壁的事业。国王欲取回本来属于他们的城砖屋瓦，人民要挥走那般如狼如虎的守卒，信徒又要看一看那光华久藏的明珠。于是一声高呼，群众立集，虽各怀各的目的，但他们的摩拳擦掌却是一致的。他们的共同目的，乃是在拆毁这个巨堡。因此之故，宗教革命的范围便如是其广大，位置便如是其重要，影响便如是其深远了。
这样综合的，有断制的叙述，可以见作者的见解与天才。历史要这样做，方才有趣味，方才有精彩。西洋史要这样做，方才不算是仅仅抄书，方才可以在记叙与判断的方面自己有所贡献。
叙述西洋近世史，最容易挑动民族的感情。陈女士是倾向国际主义与世界和平的人，所以她能充分赏识国家主义的贡献，同时又能平心静气地指出国际和平是人类自救的唯一道路。
用十万字记叙六百年的西洋近世史，本是不容易的事。陈女士的书自然不能完全避免些些的错误。例如第一章第四节中，前面（页36）已说加立里（Galileo）发明了望远镜，于是哥白尼（Copernicus）的学说“乃得靠了科学的方法而益证实”，下文（页37）却又说“科学的方法却仍不曾改良；他们所用的仍是亚里斯多德的演绎方法，……直到勿兰息斯培根（Francis Bacon）时，科学方法才得到了一个大革命”。这是错的。科学方法的改善是科学家逐渐做到的，与培根无关；没有一个科学家是跟培根学方法的。页二九一说哈阜（Harvey）发明血液循环之理在十八世纪，也是错的。可惜我行箧中没有参考书，不能细细为此书校勘了。
此书是一部很用气力的著述。它的长处在于用公平的眼光，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叙述西洋的史实。作者的努力至少可以使我们知道西洋史的研究里尽可以容我们充分运用历史的想象力与文字的天才来做创作的贡献。
十五，七，廿七，车到Tiumen 时脱稿
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至十一日《现代评论》第四卷
第九十一、九十二期，收入《古史辨》第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