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由低调到抗战
1937年7月7日深夜，黑暗笼罩着多难的华北平原。在古都北平的西南，永定河幽咽泣诉着，从卢沟桥下流过。桥两边石栏上精刻的485只狮子，瞪着大眼凝视着：
日本强盗的铁蹄踏上了卢沟桥头。中国守军实在忍无可忍了，奋起反击，揭开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第一幕。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胡适离平南下，去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邀集的谈话会。16日谈话会开始，蒋介石致辞谈到这次事变，还在说：
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来求得卢事的解决。
同时，讲话也号召全国人民：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①
蒋还徘徊在和战二策之间。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于19日返回日本，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坚持“不扩大”与“外交解决”两大方针。这就是蒋介石定下的调子。他从不抵抗转到了“应战”，但仍幻想对日妥协，希望“和平”。
胡适在谈话会上，便也慷慨激昂大谈教育问题，提出“国家高于一切”和“教育独立”的主张。在山上，蒋介石请吃茶，冯玉祥送煎饼，汪精卫邀聚餐，又与陈诚、卫立煌、胡宗南等武人会见，与陈布雷、吴铁城等文官晤谈，又到庐山暑期训练团讲演颜习斋的哲学。他的应酬颇多，高兴之余，还写了一首诗：
那有猫儿不叫春?
那有蝉儿不鸣夏?
那有蛤蟆不夜鸣?
那有先生不说话?②胡适是当教员的人，以说话为职业，平素又喜好演说，他在山上自然也到处说话，锋头十足；只是在抗日问题上仍唱低调。
7月28日，胡适下山去南京，又做过不止一次的所谓“和平的大努力”。他与高宗武、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过从甚密，据说他们都是当日南京“低调俱乐部”的成员。③7月30日，胡适与高宗武等人“深谈国事”，决定由高宗武去打通与日本“和平”交涉的路线。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宣布决定作战，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胡适对蒋的抗战决定仍持怀疑态度，但又“不便说话”，直到告辞的时候，他才向蒋进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并推荐高宗武去负责进行。他一直在做着“和平”交涉的迷梦。④
但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也使胡适的和平梦想逐渐动摇了。7月31日，他复蒋廷黻的信，中说：
你说的话诚然不错。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今日政府比二十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⑤
胡适的思想开始有些转变，他看到了避战只是梦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然而以乐观主义著称的胡适，在抗日问题上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悲观论者。他并没有从“和平”迷梦中完全醒来。
8月2日，胡适记下了他还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方案，如下：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
(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1)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2)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可分两步：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⑥
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对日全面抗战开始。胡适等人的和平幻梦便彻底破灭了。到9月初，仗打了一个多月，胡适的思想也逐渐乐观一点。他离国赴美前，去看汪精卫和高宗武，还劝他们“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哩。他对高宗武说：
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⑦
从此，胡适抛弃了和平的梦想，走向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倾向于支持政府抗战了。
①蒋介石的这篇谈话全文，载1937年7月19日《中央日报》及各报。
②转引自胡健中在台北传记文学社召开的“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我和适之先生诗文上的交往》。其中说，庐山谈话会上，他和胡适坐在一起，听了胡适的发言，即席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他。诗云：
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胡适的诗乃是和胡健中的。见《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③参看J.H.博伊尔著《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JohnHunterBoyIe:“ChinaandJapanatWar,1937—1945”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8月出版)
一书第9章“低调俱乐部”。
④参看胡适1937年7月30、3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76页。
⑤胡适1937年7月30日致蒋廷黻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63页。
⑥胡适的这个方案，据台湾《中国时报?人间》1979年6月16、17日所载后羿的文章《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看，似系胡适8月2日的日记。查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的日记》，胡适留存北京的1937年日记，8月2日无此记载，这天日记似不全；8月3日至9月6日原缺，胡适当另有所记。现据后羿文录存。
⑦胡适1937年9月8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下册，第581页。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赴美欧作国民外交
1937年9月，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赴美国及欧洲，进行国民外交。
9月8日，他便乘船西上汉口。在船上，给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并请转告校中各同仁。那时北京已沦陷，故信以一个商人的口吻，隐喻说：
弟与端、缨两弟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姑尽人事而已。……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我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口之计也。①
胡适的思想虽仍不免有些悲观，“明知时势不利”，但还要去“尽人事”，努力为国事奔走，爱国之心，抗战救国的责任感，跃然纸上。
9月13日自汉口乘飞机，经香港、菲律宾、关岛、中途岛、夏威夷，于26日上午10时飞抵旧金山。
到了美国，胡适便大忙起来。当天午饭后，他便到大中华戏院演说，讲题是“CanChinaWin?”(中国能战胜吗?)30日，又出席加州大学校长的招待会，并有演说。10月1日晚，又到哥伦比亚电台作英语广播演说，题为“WhatChinaExpectsofAmericainthePresentCrisis”(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当时美国正处于孤立主义时期，全国上下厌恶战争。因此胡适婉转地批评了他们的孤立主义，并说：
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②
这次演说，还发生过一点波折。胡适9月30日晚上从加州大学回寓所，已经半夜了，匆匆吃了一点宵夜，凌晨一点开始写广播演说稿，直到天明才写完，交给了电台。那时美国的新闻似乎也要检查。下午，有人来转告说，电台嫌胡适的演说词太厉害，要他修改。胡适听了大为生气，告诉电台中人说：“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这样一坚持，电台中人反而更客气了，稿子也不要求修改了，按时于晚上7点45分播出。当他10点回到寓所时，便收到了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和美国朋友布朗(M.I.Brown)夫妇的贺电，祝贺他演说的成功。③
10月8日，胡适到达华盛顿。12日，便与王正廷去白宫谒见罗斯福总统，报告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实际情况，希望得到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罗斯福对战局甚为关心，问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胡适答以定能支持。罗氏又说到九国会议及美国中立法案的困难；临别时，嘱胡适不要悲观，态度很诚恳。从此至第二年7月，胡适即在美国、加拿大各地作巡回演讲，说明日本侵华的暴行及中国抗战的决心，争取美国朝野和世界公论的同情与支持。
胡适在美国的演说和活动，颇有影响。据那时住在日本的杨鸿烈致胡适信说：
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按，指胡适)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器)，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④
1938年7月，胡适又往欧洲游说，对英、法、瑞士诸国说明中国抗战的意义。8月4日，他住在伦敦的旅馆里，突然想起国内的好朋友周作人，尚陷身在日本侵占的北平，甚是放心不下，便写了一首诗，其词云：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⑤
胡适对周作人，可以说是很讲友情的了，君子爱人以德，劝他要识得“重与轻”
，勿为日人所利用。但那时的周作人，“事变未久，即借口于米盐蔬笋诸事而向人宣称‘准备出山’了”。⑥收读了胡适寄赠的诗，似亦有所愧悔，曾略仿藏晖体作答诗一首，其词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⑦
周作人虽然在诗末作了这样的声明，并把他与胡适的赠答诗，竭力向友人间传播，似乎也想借此表示忏悔；但他仍借口米面问题，未能听从胡适的诚心劝告，终于附逆当了汉奸!历史竟是这般严厉，毫不容情啊!
①胡适此信作于1937年9月9日，曾载《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转引自吴相湘著《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载《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75～176页。
②这篇演说，载《远东杂志》第1卷第1期(TheFarEasternMagazineV.1,N1.)，有郭博信先生译文。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19页。
③关于这次演说的事，参看胡适1937年9月30日及10月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91～592页。
④杨鸿烈1937年7月16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75～376页。⑤此诗当时曾在一些友人中间传观；后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及《尝试后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71年2月印行)，均题为《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⑥参看邓广铭1938年11月30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88～389页。
⑦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出版)第161则“北大感旧录(七)”；其中也录存有胡适寄赠的诗。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书生大使
正当胡适赴欧洲游说期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连续致电胡适，敦请他出任驻美大使。胡适颇有些踌躇。他曾经打定主意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总是劝他不要走上政治的路上去。这一年恰恰是他们结婚20年。这20年中，胡适早谈政治了；政界虽然也沾些边，却始终不曾正式出山做官。现在出山，觉得对不住妻子；但是国难当头，眼见民族危机，炎黄子孙能不勉力奔走吗?经过反复考虑之后，胡适还是复电政府，答应出任。电文略谓：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唯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①
同时，给夫人写信说：
那20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20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20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②
9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表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就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当官，是在国家民族最困难的时期，当最困难的官。他曾作白话小诗一首，其词云：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③
当时正是广州陷落，武汉失守的危急时刻，胡适以一介书生，担当驻美大使的重任，就任后即致电行政院长孔祥熙，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
后来，又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④这种以国家民族为重，拼命向前，吃苦效力的精神，自属难能可贵。
就职伊始，国内因战事节节失利，和战问题又起，主和派大有市场，并且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出面“主持和平”上。10月18日，胡适收到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内称：
日本似知武力无法解决问题，一再央请德意调停和平(按，此是面子话)；但中国人民深信惟有美国政府为惟一可以为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谋致远东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
⑤
16日，蒋介石又致电胡适，希望美英“合作干涉”。翁文灏致胡适的信中则说，“言和之事不但孔王二公(按，即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对合众社记者谈话盼美总统调停而已，且闻某要员(文官)已派人在上海与日人板西谈判”，翁自己也认为：
盖目前仅赖“抗战必胜”之信念实犹不足。……实际出路，似又莫如由美国严重压迫日本，联络英法，召开会议，共图解决。国命存亡，关系至巨，兄能否与美国要人面商具体办法，以达救国目的。⑥
由此可见国内主和空气之一斑。
自日本侵华以来，胡适对国际局势十分关心。他多年主张和平交涉，是希望得一个喘息备战的机会。1935年6月，他曾与友人通讯，评论形势，估计两种情况以为决定国策的方针：
(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裁判。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
(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⑦
以这种分析和预见为前提，故胡适主和以待变，应该说是有他的理由的。而他审察世界两三年来的情势，已经完全改变了主和的立场。7月30日在伦敦，他曾给傅斯年一信，已经提出“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⑧10月20日，他便向蒋介石电陈“和谈比战争更难百倍”的意见，反对和谈，指出：
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就目前情形论，此言已得印证不容再有存疑。苏俄不愿我谈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状言：
惟有等待时势演变。⑨
他所提出的“苦撑待变”的主张，对世界形势及我国抗战前途的分析，大致是切合实际的，对国内和谈妥协的空气有所抑制。12月29日，胡适又致电汪精卫，反对他的和谈路线。电文如下：
铁如兄亲译请转汪院长：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18个月的牺牲。适6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
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适。⑩
但这时汪精卫已经秘密离开重庆，潜往河内转香港，已发表了向日寇投降的“艳电”，无法挽救了。
胡适接任大使时，既无外交经验，也无外交天才，他又是一个最不愿意向任何人或任何方面作任何请求的人。他只是一个书生，主张一种“诚实与公开”的外交，或所谓“水鸟式”外交，却居然以他的诚恳态度和学问声望，受到美国朝野的敬重，完成了他肩负的外交使命。
他所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汉沦陷后不久，促成美国政府给予我国2500万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现在看来，这数目不算大，但在当时却是国际间相当大的一笔贷款了，而对于当时万分困难的国民政府，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对我国的士气民心也起了相当的鼓舞作用。那时的美国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制，我国原任驻美使节是一位老外交家，曾多次向美交涉借款，迄无成就；而胡适就任短期内便告成功。后来又签订了“滇锡借款”的合同。由此可以想见，他配合专责谈判者作了何等艰难的努力，也可见美国政府对这位“书生大使”的相当尊重。
那时，罗斯福总统昼夜忙碌，许多盟国大使很难有晋见的机会；而胡适却得到他的相当敬重与信赖，晋谒晤谈也颇多便利。1941年10月，日本东条内阁成立，派野村、来栖赴美国，以谈判遮人耳目，实则加紧对美作战的准备。在这紧急时刻，胡适多次拜谒罗斯福，就远东局势的最近发展情形交换信息。12月6日，他在纽约演说，得到华盛顿电话：罗斯福总统约见。胡适当晚返回，7日上午至白宫，罗斯福见面便说：美国已拒绝日本的要求，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胡适回到双橡园中国使馆，刚坐上饭桌，电话铃又响了，罗斯福亲自打来电话，告诉胡适说：“日本飞机已在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胡适闻讯，真为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他提出“苦撑待变”已经四年，至此总算实现“变”了。
胡适作大使，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他熟悉美国的历史，了解美国的民情，又颇擅长演说，所以能赢得美国朝野的普遍同情。如有一次，胡适在纽约市哈摩尼俱乐部演讲，讲题是“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他根据美国的历史及康奈尔留学时游览独立战争战场的经验，把美国的独立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相比较。他说：美国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华盛顿领导军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誓达独立目标的决心和行动；一方面是得到了法国对美国的精神和物质援助。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独立战争，在历史的背景上虽有若干不同，但两者艰苦奋斗的精神与誓求独立自由的目标却是相同的。因此，中国期待美国友人的援助，而美国也有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义务。胡适又说：华盛顿当年在佛尔居山谷苦战，需要用七辆车满载钞票才可换得一车麦粉；而中国今日情形还未有如此恶劣!如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抗战必定胜利成功。他这篇演说，后来又在别的重要场合讲过，被人称之为“佛尔居山谷”演说。这佛尔居山谷的演说，还有一个中美人民友谊的动人故事：1938年12月5日，胡适在一个午餐会上演说，讲到美国独立战争最初的困难，说1777年12月17日，华盛顿领导的军队退至佛尔居山谷时，兵士衣履皆破，往往赤脚赶路，流的血洒在雪地上。他怕人家说他卖弄自己的记忆力，故解释说：“我记得这个日子(12月17日)，因为那是我的生日。”当日演说后，胡适因心脏病住进医院。而当时在座的客人Ylayier，回家对他的夫人说，“中国新大使的生日和我同一天。等他生日我们送点花去。”后来听说胡适病了，到生日的那天，托李国钦送了一张百美元的支票，由胡适把这钱捐给美国的“医药助华会(ABMAC)”，胡适自己也捐了一百元，李国钦也捐了一百元。不幸第二年这位Ylayier死了。到12月17日，他的夫人又送一百美元来，纪念她丈夫的生日，胡、李二人也各捐一百元；第三年四年亦如此。连续四年中，ABMAC共收得一千二百元。这是胡适演说中一句闲话引出的一则佳话。
后来，胡适又因心脏病住院70多天，体质转差，却仍经常赴外地演说。1942年5月17日，胡适致王世杰信说：
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六月以后，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
四个多月里，“演讲百余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讲，由此可见胡适为国拼命效力精神之一斑；而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得为美国朝野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应该说与这位“书生大使”的演说也是分不开的罢。
但是，胡适又毕竟是个书生。且不说在强权外交及尔虞我诈的国际交往中，他那书生式的“诚实与公开”的外交，难以对付；即就国内来说，自胡适任美使以来，便有各种议论，反对和责难，也是书生胡适颇难应付的。据他的学生和好友傅斯年归纳，当时熟人中之传说，有可注意的几点：
一、馆中staff(职员班子)始终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故efficiency(效率)难说。……又言馆中纪律亦缺乏，先生看到人家打牌，自己也加入。此事似值得考虑也。
二、对介公(按，即蒋介石)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说是介公有一电，先生回电径告以不可行。当然介公的想法不见得做到，然此等对付法，非其习也。
三、近日高贼宗武夫妇常住大使馆，此则此间友人大有议论。
这些确是书生的见识与行事，被人议论，怎可奈何?傅信还说，反对者又有指责“先生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的，这也不无根由。胡适任大使以后，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慕名趋奉，请演讲，赠学位，胡适也素好虚名，乐此不疲，4年间竟领得27个荣誉博士学位，占他一生所受荣誉学位的70%以上。正如傅斯年所说：“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胡适不如此想，被人当作话柄，岂不是好名太甚之过吗?
国内对胡适使美的议论，在1940年达到高潮。这一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去世，评议会推举胡适等三人为继任院长候选人，供蒋介石圈定。因之谣言纷起，美国的《中国日报》上“中国要闻”栏登出重庆航讯：“最近我驻美大使易人消息，此间又有所传”，谓胡“患失眠症甚剧，有回国暂事休息之意”，将任其为中研院长，而以颜惠庆继任美使。胡适看了这条消息，在报纸上划了许多“?”，实为不满。他自己说：“以私人论，中研院长当然是我国学者最大的光荣；但为国事计，我实不想在此时抛了驻美的使事。”胡适还想为国效力，但政府却派来了宋子文等一群“太上大使”，使胡适的使事增加不少困难，也受了不少闲气。
到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他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本来无心作官，是为国家民族的危难才勉力出来任事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便想寻一个机会，决心求去。收到免职电报的当天晚上，即复电中枢，表示感谢。9月8日，便交卸了差事。18日便离开双橡园使馆，告别华盛顿，移居纽约，重新开始他的学术生涯，打算留住美国续写《中国哲学史》。
①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3册，1938年7月27日。（三版注）
②胡适1938年7月30日致江冬秀信。1948年12月，他逃离北平时，留在寓所的大批书信、电稿、笔记、文稿和日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曾经“中华民国史组(研究室)”整理出版了部分“往来书信”和《胡适的日记》；尚有一批重要文稿书信未刊。此信转引自耿云志编《胡适年谱》，附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的耿著《胡适研究论稿》一书。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函电，均据此。
③此诗作于1938年10月31日。作者在华盛顿，题在照片上，送给当时也在华盛顿谈判借款的陈光甫先生。后收入作者1952年9月初步选编的《尝试后集》，题为《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诗后有跋云：
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八年后，在卅五年(1946)的国民大会期中，我为人写了一些单条立幅，其中偶然写了这四行小诗。后来共产党的文人就用“过河卒子”一句话加上很离奇的解释，做攻击我的材料。这最后两行诗也就成了最著名的句子。
按，1946年重题此诗，情过景迁，自有新意，共产党的文人解释是否离奇，将在本书67节里再说。1964年12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一书，所收作者手迹已有跋，大约便是1952年编《尝试后集》时写的。诗的一二句为“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此处引诗，据作者1939年题在照片上的手迹，诗后署有“去年11月自题小照”一行字。
④此信写于1939年9月21日，参见注①。
⑤此电文转引自吴相湘撰《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见《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78页。
⑥翁文灏1938年10月21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83～384页。
⑦同注①第12册，1935年6月19日后所附胡适致王世杰(雪艇)信。（三版注）
⑧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册第1640页。
⑨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20页。
⑩转引自台北《中央日报》记者李青来采写的《当国家艰危时的胡适先生——
罗家伦讲的三个故事》，载1962年3月2日该报。
当时王世杰致胡适等信中说：“罗总统复介公函(即7月23日函)于适之兄信赖倍至，弟阅之不胜快慰。”又朱家骅、顾翊群致胡适信，都说到美借款对国人和战事的鼓舞，感谢胡适之功绩等，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中册，第449、498～499页。又可参看李青来采写的《王世杰谈胡适与政治》，载台北《中央日报》1962年3月1日；又载台北《中国一周》第620期。
这篇演说，曾译载重庆《大公报》1939年2月10日、11日，改题为《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曾经蒋介石阅过。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81页，曾引雷格曼(HaroldRiegelmam)先生回忆当时胡适演说的情形，说：
他(胡适)将中国当时情形比作美国革命战争中美国军队在佛尔居山谷的处境，他以充分的信心预料美国之参战和中国的最后胜利，以后的演变果然如此。在哈摩尼俱乐部宴会演说后，他和我同到东70街，我已故的法律事务所伙伴摩利斯?古柏第二世的家中和几位朋友宵夜。我们同坐在一张小沙发上，他忽然站起来说他身边感觉到剧痛，他的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苏打酒，他一饮而尽。我劝他离开，并且委托在座的彼德?格林顺路亲送他回到大使饭店去。这是胡适第一次患心脏病。他此后在医院住了99天。但是他不肯遵守医师的命令，在发心脏病的第二天，他还坚持在另一个重要场合再度发表他那篇“佛尔居山谷”
演说，然后才进医院。他的医生告诉我：人家好意递给他的那杯威士忌苏打酒，也许救了胡适的命。
雷格曼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当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馆法律顾问。
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1942年1月22日记。（图文版注）
此信未见，引自王世杰在台北传记文学社“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胡先生的政治人格与政治见解》，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傅斯年1940年8月14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77～478页。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旧金山--伦敦--北平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和英美联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亚洲，中国艰苦地坚持了对日抗战，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占了明显的优势。这年秋天，便由中、美、英、苏四大国在华盛顿郊区乔治城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为发起建立联合国做准备工作。1945年2月，雅尔塔苏、美、英首脑会议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由美、英、苏、中四发起国，于3月5日向已加入《联合国家宣言》的反法西斯国家，发出了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名单，包括顾问共11名，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的董必武；胡适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①
4月25日，正当美苏两国军队在德国领土会师的这一天，胡适出席在旧金山开幕的创建联合国的会议。会议开了整整两个月，于6月25日在旧金山歌剧院召开全体会议，无保留地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天又在退伍军人纪念堂会议厅举行了签字仪式。然而胡适却借口反对极权政治，不同意《宪章》中五个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的规定，而没有在《宪章》上签字。
旧金山会议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英美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对日作战，6月22日美军攻克冲绳，并于8月6日和9日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中国军民转入全国规模的对日大反攻，苏联也于8月8日对日宣战。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于是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之间，在关于战后和平、民主问题上，斗争复趋激烈。
胡适使美以来，仍始终抱着反共立场，曾为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辩护，说“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需之举动”。②1944年9月，美国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名义来华，调处“国共关系”。他与蒋介石一唱一和，提出要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换取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的阴谋计划，抵制和反对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8月中下旬，蒋介石又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去重庆举行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当时任驻华大使的赫尔利也为此专程飞到延安。
胡适自然也十分关注“国共关系”。③旧金山会议期间，他曾与董必武讨论战后政治问题，也劝中共放弃武力，从事“和平奋斗”，遭到董必武的驳斥。8月24日，胡适又致电毛泽东，电文云：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18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50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
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胡适，八月二十四。④
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国内和平，决定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后，便收到由王世杰面呈的胡适这个电报。重庆谈判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正是胡适电报所说的“武力”问题。在谈判中，毛泽东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坚决拒绝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的无理要求，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也作了一些让步。经过43天的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于17日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其中谈到关于军队“武力”的问题，说：
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我们先提出把我们的军队由现在的数目缩编成48个师。国民党的军队是263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我们又提出缩编到43个师，占七分之一。……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⑤
这是对蒋介石的答复，也可以说是对胡适电报的答复。
这时的胡适，又成了文化教育界名声大噪的风云人物。人还没回国，舆论却造得很响了。8月30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电告胡适，拟请他出席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即后来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9月，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返国就任前，由傅斯年暂行代理。9月13日，蒋介石致电胡适，希望他“早日回国主持校务，并图良晤”。10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颁给胡适胜利勋章一座。11月1日至16日，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⑥在伦敦出席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参与制定了该组织的宪章。会议期间，他曾提议于1949年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周年；并往牛津大学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直到1946年6月5日，胡适才由美启程返国，在海上航行30天，于7月5日抵达上海。他在南京、上海勾留20余日，会见了许多朋友、政客和名流，京沪两地住所都积有两寸厚的名片。月底才到北平，住进东厂胡同1号一所十分阔绰的宅院里。9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回国的这段时间，蒋介石正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破坏停战协定，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部署并发动全面内战。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又被推进了战争的深渊。国民党政府又在全国加强法西斯特务统治，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就在胡适回抵国门十天之内，知识界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二位先生，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一般有良心的人都感到失望苦闷乃至忿怒，盖原意中事”。⑦而胡适却与“一般有良心的人”
都不同。7月20日，他在上海文化教育界名流举行的欢迎茶会上，还劝人不要悲观，说：
我们文化界，教育界，应当在这五年十年之间，咬紧牙关，尽力挽救和改善目前的局面，如果我们自己先就悲观，觉得世事不可为，那末国事真更将令人悲观，令人觉得不可为了。⑧
如果说这是胡适的“乐观主义”，那么，他在北平对记者谈话，竟宣称“中国民主有了进步”!⑨这样颠倒的“乐观”，不迹近阿世吗?
10月10日，北京大学举行复员复校后的开学典礼。胡适以校长身份首次对全校员生讲话，便抬出南宋理学家吕祖谦的两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要大家深省；他提倡所谓“独立的研究”，要大家——
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⑩
可以说这便是胡适给“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加的注脚，并无甚么深意。而当内战硝烟弥漫，青年学生向往民主自由进步，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广泛开展的时候，胡校长却反复申说这些人所共知的道理，用意还不明白吗?
①中国代表团成员，除董必武、胡适外，还有宋子文(团长)、顾维钧(副团长)
、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霖、顾问施肇基。
②胡适1941年2月在纽约的演说，曾载2月8日重庆《大公报》。
③参看胡适1944年12月8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下册，第605页。
④胡适致毛泽东电曾载1945年9月2日重庆《大公报》。又附见胡适致王世杰(电稿)，《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1版，下册，第26至27页。
⑤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4卷横排合订本，第1106～1107页。
⑥中国代表团成员共五人，其他四人是赵元任、罗家伦、程天放、李书华。
⑦周炳琳1946年7月9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12页。
⑧胡适在上海文教界欢迎会上的讲辞，载7月21日《申报》；又载南京《教育通讯》复刊第1卷第11期。
⑨见1946年7月30日北平《华北日报》。
⑩见1946年10月11日天津《大公报》。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于是国共两党和平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了。
战争初起的时候，国民党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占着显著的优势，又仗着美国援助的大量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装备和作战物资，所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叫嚷3个月至6个月即可消灭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避开优势敌人的锋芒，曾主动放弃一些地方和城市，以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0月11日，国民党军进占张家口市，达到了他们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高潮。蒋介石兴高采烈，于当天下午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想借民主宪政来做面子，掩盖发动内战的罪责。
胡适当了这个“制宪国大”的代表。参不参加?他原也有些踌躇，曾对当时的《中央日报》记者又是绩溪同乡的叶由说过，一是因为“国内这个局面，闹不清”，想再等一等，看一看；二则是北大也离不开身，“到北大才几个月，复员以来，北大还是个乱摊子，非常复杂，要花大力气整顿。”①胡适心情又很矛盾，他觉得这是实现美国式民主宪政的一个机会，不可错过，准备去参加。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都坚决抵制，并声明它违背政协决议，是非法的；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几个小党派追随国民党摇旗呐喊。北京大学的同事周炳琳也劝胡适不要出席，说“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②而蒋介石却切盼胡适这位“社会贤达”出席，给他做做面子，故亲自电邀，电文云：
国民大会准于文(十二)日开会，先生为当选代表，德望允孚，举国景仰，务希即日命驾，莅京出席，藉慰众望，并盼电复。中正，蒸(十日)，府交。③
胡适便只好于11月11日飞南京，出席于15日开场的国民大会，还当上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大会的任务是“制宪”，胡适知道宪法草案早就有了，这种堂而皇之的文件，有各国的蓝本，不会有大问题。他便抱着厚本厚本的《水经注》出入于国民大会；又趁机去国学图书馆和中研院史语所看各种版本的《水经注》。12月25日，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发表声明，不予承认。只有美国的马歇尔、司徒雷登大加捧场。胡适也对记者说：“余对此次中国实验民主政治认为一大成功”；④又著文称赞大会通过的宪法“包含最高最美理想及35年来若干人的梦”。⑤
在南京开会期间，胡适与闻人名士、阔佬政客往来频繁，应酬颇多；还有些人请他题字。在为人写单条立幅时，他挥笔重题旧作“做了过河卒子”一诗。这首旧作原来没有发表过，当时被记者传抄出去，在报纸上刊登了。时过境迁，当日为国家民族拼命向前的卒子，现今却是为国民党蒋政权卖力了，旧作新题，也正好表达胡适为国民党政府卖力的心愿。
果然，国大开过不久，蒋介石准备“改组”政府，要倚重这可贵的“卒子”了。
1947年初，蒋氏多次约请傅斯年谈话，提出请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⑥又在南京两次接见胡适，多次亲致函电，说“中正对于延请先生参加国府，固出于平生向慕之忱，亦实以国家与政府殷切之需要为前提。”⑦实际上却正如傅斯年所说，乃是出于“美国之压力”，想借胡适这块“社会贤达”的牌子，为独裁政权涂饰一点民主的油彩。所以蒋介石曾坦白地说，是“撑面子，要如此”。胡适经过反复思虑斟酌，力陈衷曲，说：
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
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30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⑧
多么绝妙的自白!既感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愿意帮政府的忙，给他做面子，又要保留着“独立”的面具。这便是过河卒子特别聪明的地方!胡适终生未参加国民党，大约也与此有关罢。
胡适不入政府作官，仍留北京大学当校长，但北大已不是当年的中国公学，更不是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了，时世的变化，使北大真成了一副乱摊子。
当时，蒋介石政府政治黑暗腐败，贪污贿赂公行，加上内战军费开支浩大，便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把老百姓推到了饥饿与死亡线上。教育界人士的生活也是朝不保夕，诸多困难与忧虑。大学里正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年月。胡适出长北大，本来也想学习蔡元培的作风，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1947年，他曾提出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即发展高等教育的十年计划，建议政府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在第一个五年之内，办好北大、清华、浙大、武大和中央大学等五所重点大学，使它们成为学术研究的大本营；第二个五年再办五所，以求“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⑨应该说确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设想，也反映了胡适作为一位教育家执着教育学术事业的见解与态度。但是，当他在北大召开教授会，讨论这个十年计划的时候，他的梦想却在现实面前碰碎了。到会百余位教授，大家想的，谈的，“都是吃饭”!一位教授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这是实际情况。胡适当校长，为师生的粮食，教员薪水，以致冬天取暖用煤等奔走，竟花去不少精力。素以乐观著称的胡适也难免悲观起来，说：“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⑩这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展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北平的学潮，以北京大学为重要中心，更是来势不凡；也弄得胡适校长应付不暇，处在既不敢得罪政府又不能对不起学生的两难境地。
他虽然拥蒋反共，其实面对时局，内心也很矛盾，而对学生运动也大致还抱同情态度。1947年5月，他在答《经世日报》记者问时，仍说：
二十年来我发现一个通则，古今中外均可应用。即凡一个国家政治没有走上轨道，既不满人意，又无合法代表民意机关监督政府改善政治，干预政治，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学生的身上。
胡适主张“疏导”的方针，反对武力镇压。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奔走于行辕市府之间，希望避免惨案的发生，并极力阻止“军警入校捕人”。谈到南京学潮时，胡适还公然说“学生与政府双方均动了感情”，且批评蒋介石告全国同学文内“显受反动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的说法，“立言不太公道”。以胡适之聪明与阅历，岂不知道当年反内战反饥饿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与中共的领导和影响分不开，但他仍扬言“不相信学潮为中共煽动”，而强调是“由于客观环境所造成”。由此可见他心境的矛盾。
当年还有一桩美国水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案，轰动全国。对于此案，胡适也非常愤慨，曾对记者说：“此次美军强奸女生事，学生、教授及我自己，都非常愤慨。同学们开会游行，都无不可，但罢课要耽误求学的光阴，却不妥当。
”他以北大校长作为学生监护人的资格，聘请著名法学教授燕树棠、费青、蔡枢三位为沈崇的法律顾问；并亲自赴美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军事法庭旁听审理。
法庭判皮尔逊强奸已遂罪，胡适对记者谈话时，肯定“此案判决极为公正”。后皮尔逊上诉，美海军部军法检察官长，取消其罪状，胡适曾对英文版《时事新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余对此新发展，表示不满”，并“希望美海军部长不会批准”。然而后来竟经批准，将皮尔逊无罪释放，胡适也便无可奈何了。
蒋介石鉴于政治局面不可收拾，后来又想请胡适出来当行政院长。胡适为此甚为焦虑，且数度失眠，仍坚辞，抱定不入政府的主意，以在野的独立身份，为政府说“公平话”。他作为学者和校长，曾邀集京津各大学的一些教授及名流，组织“独立时论社”，对“重要的时事问题”，各人发表所谓“独立与公正”的意见，将文稿寄发国内外各地报馆同时发表，在舆论上给蒋介石政府以帮助。
对学生运动，胡适所主张的“疏导”方针，反对军警入校捕人等，固有同情爱护学生的一面，但也是为国民党政府当局着想。他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联合致朱家骅电，说得最明白：
若以军警入校，则适、琦以为不可行，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混乱，无法收拾，政府威信扫地，国内则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转而反对政府，国外舆论一致攻击政府。论者或以为美国亦有清共法案，必能谅解。殊不知美国清共全用法律手续，决不能谅解军警入校捕人等等现状。试设想最近云南大学的怪象若重演于北大、清华等校，国家所蒙有形无形损失固不可胜计，而全校学生骚动，教员解体，适、琦等亦决无法维持善后。故敢本平日忧虑所及，以去就谏阻此事。
胡适不像蒋介石及其他官僚一样，简单地说学潮是共产党煽动的，赤裸裸地责骂一通，甚至武力镇压，造成流血惨案。他主张“疏导”，一方面劝导学生，反对罢课；一方面奔走于行辕和市府之间，尽力避免惨案发生，果然也收到效果。以至有的学生竟相信“胡校长已渐渐接近青年了”，相信他是“爱惜学生”，“和学生站在一起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也致电胡适，说“主席(按，即蒋介石)对兄竭力安定北方教育，极表感佩”。如果胡适进政府当了官，能发挥这种作用吗?
6月2日，北大工学院学生邓世华写信给胡适，信中表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尤其恨蒋介石“一味迷信武力统一，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及民意，一味地进行残酷的内战”，说他是“国父的叛徒”。但邓缺乏政治头脑，对共产党也不了解，对国共两党都恨都骂，以致感到悲观、苦闷、彷徨。胡适觉得这个青年的苦闷悲观有相当的代表性，便于当天深夜给他回信，劝他不要悲观，要谅解国家的困难，说“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叫喊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易卜生说过：‘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此外都不重要。’”胡适又特别为蒋介石辩护，说：
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外国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
胡适就是这样给蒋介石吹嘘“做面子”，为蒋政府帮忙，他对蒋介石是何等体谅忠心!随后，胡适又根据复邓世华的这封信，引申改写成《青年人的苦闷》一文发表，希望把一切苦闷的青年，都“疏导”到脱离现实政治，只关心“把自己铸造成器”的道理上去。蒋政府的官僚政客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然而，历史的车轮并不因少数人的阻拦而停止转动，它总是碾碎了一切障碍，滚滚向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不断高涨。到1948年，国民党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连美国也对它失望了，总统杜鲁门说：“中国政府是一自私自利者的集团，所以美国无法帮忙。”
蒋介石无可奈何，心急乱投医，企图再祭起“民主宪政”的法宝，来挽救行将坍塌的政权，便匆匆忙忙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的第一次“国民大会”。胡适又是“国大代表”，又匆匆忙忙飞赴南京。3月27日在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经5轮投票，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3月29日，国民大会开幕。第二天下午，王世杰来见胡适，转达蒋介石旨意，谓“蒋公意欲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议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蒋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并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4月4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全会，蒋便声明不候选，而提议由国民党提出一个无党派的人来做候选人，并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
（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对中国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5）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
蒋介石没有说出姓名，但大家都清楚明白，指的就是胡适。而胡氏初听此言，很觉惊异，自认“实无此勇气”，却又觉得蒋的想法“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胡适倒也想试一试，但没有自信心。3月31日，他与周鲠生、王世杰商谈了很久，直到晚上8点一刻，竟决定接受；到4月1日又“还是决定不干”。4月4日国民党的临时中全会开了六个多钟头，会场上乱成一锅粥，中委们七嘴八舌都不赞成蒋的提议，有的竟痛哭流涕劝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
其实蒋的提议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花招，他怎么会让别的人凌驾于自己头上来当总统呢。而胡适却实在书生气十足，还以为“蒋公是很诚恳的”，被蒋玩弄于股掌之上犹不自知。最后，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帮着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并以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蒋致送当选证书。这次大会原来不过是为国民党政权尽送丧的礼仪了，胡适却还要为这次丧礼式的大会吹嘘，说是什么“真正自由意志的表现”。然而，他们的“自由意志”表现之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便风雨飘摇，土崩瓦解了。
1948年12月15日，因北平已被我人民解放军围困成了孤城。胡适见大势已去，便同他的夫人江冬秀乘蒋政府专机，仓皇飞往南京，做了北京大学的一名“不名誉之逃兵”。临行时，东西也来不及收拾，只捡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真是凄凄惶惶，好不惨伤。17日，自身也难保的蒋介石，特邀胡适夫妇晚餐，在惶恐中为胡适做58岁生日。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引退”。4月，胡适也乘船逃亡美国，踏上了他晚年飘零而凄惶的途路。
①参看叶由的《我对胡适的印象》，载《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2～28页。
②周炳琳1946年11月9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1版，下册，第140页。
③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41页。
④见1946年12月18日天津《大公报》。
⑤《宪法与宪政》，见1947年8月15日天津《大公报》。
⑥参看傅斯年1947年2月4日，2月22日，3月28日，4月7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8～170、174～175、190～192、195～196页。
⑦蒋介石1947年4月2日致胡适电(抄件)，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93页；并参看同书第179～180、196～197页。
⑧胡适1947年2月6日致傅斯年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3页。
⑨见《独立时论集》第1集，北平独立时论社1948年4月版，第143～145页。
⑩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5册，1947年9月23日。（三版注）
见1947年5月20日《经世日报》，转引自《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同年5月18日后所附剪报；引文中“发现”二字系胡适所改。（三版注）
同注。
参看北京大学学生高炳生等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00～303页。
参看《申报》1946年12月31日，1947年1月7日，1月17日，1月19日，1月25日，6月22日，及天津《大公报》1947年10月29日有关沈崇被污辱案的报导和胡适对记者的谈话。
参看《独立时论》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4月印行)《序》，署“独立时论社同人”，疑为胡适所作。据该书卷末所附之《作者介绍》陆续参加独立时论社的作者，列名的共有42人。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417～418页。
可参看胡适6月3日致北京市长何思源信(稿)，6月1日《华北日报》所载《胡适赞扬“疏导政治”》，及高炳生等致胡适信，分别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3～206、300～303页。
朱家骅1947年6月19日致胡适电(抄件)，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10页。
胡适1947年6月2日复邓世华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1～203页。
《青年的苦闷》一文发表于1947年6月21日，后收入次年4月出版的《独立时论》第1集。
转引自高宗武1948年4月6日自美国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75页。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8年3月29日至31日、4月1日至8日。（图文版注）
胡适1948年5月10日对记者的谈话。转引自1955年5月4日《大公报》所载胡华的《批评胡适派为封建买办统治服务的“民主”“自由”论》一文。
胡适于1948年12月17日参加在南京的北大同学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在会上致辞，一再说“我是一不名誉之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见1948年12月18日《申报》所刊《胡适自认逃兵》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