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新青年》、北大、陈胡（1）
当袁世凯请出孔子的幽灵，准备窃国称帝的时候，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2卷改称《新青年》。创刊号卷首发表陈氏的《敬告青年》一文，便向全国青年“谨陈六义”，倡导科学与民主，①反对宗法传统旧文化，举起了新文化的旗帜。
胡适当时尚在美国，即与陈独秀书信往还，并向《新青年》杂志投稿。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新青年》上便登载了胡适的第一篇文字，是用白话翻译的俄国泰来夏浦的小说《决斗》，这是《新青年》上的第一篇白话文。不久，胡适又陆续发表倡导文学革命的一系列文章和通信，成了《新青年》有影响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与陈独秀虽未谋面，却志同道合，成为神交了。
这年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虽是科举出身，点过翰林，却是革命元勋，且思想上能毅然冲决樊篱，接纳新潮。民国元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便明令停止祭孔尊孔。接掌北大以后，又锐意改革，采取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并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来校任教，掌管校务，力约当时著名的新人物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
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也把《新青年》从上海迁来北京编辑。他把主编《新青年》与改革北大结合起来，并帮助蔡先生罗致人才。在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写道：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此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②
这年7月，胡适返抵国门，8月即北上，也进北大当了教授。
当年的北大，还在景山东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马神庙的“四公主府”。
这里的正门尚未落成，平常总是从西头的便门出进。进门往北一带是讲堂；往东一带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做“卯字号”。卯字号里聚集着陆续进入文科的许多名人。其中有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故事。前者指的是陈独秀和朱希祖，他们二人是己卯年(1879)生的“老兔子”；后者指胡适和刘半农、刘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生的“小兔子”。③胡适当年还不满26岁，真是翩翩年少的教授哩。
胡适进了北大，便直接参与《新青年》的编务活动，与陈独秀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也向蔡先生推荐人才。蔡元培曾说：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④
与胡适、陈独秀同年进北大的，有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先后进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陈大齐、朱希祖、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许多人；稍后，鲁迅也来北大兼课。真是新人荟萃，北大气象为之大变。他们都为《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阵容也更加雄厚强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汹涌澎湃，不可遏挡。
1918年，《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扩大编辑部，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轮流编辑。同年底，陈独秀又邀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商议，另创一个《每周评论》，仍由《新青年》同人主持，以便及时发抒议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思潮。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也组织新潮社，第二年1月创办《新潮》月刊，响应《新青年》，作新文化的有力宣传。于是，形成了一个围绕《新青年》的新文化团体，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这《新青年》团体，事实上又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北大也就成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了。
不久，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亲日派，震悚全国。新文化运动，也因政治的助力，而涛起风从，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汇集成了全国规模的伟大文化革命的洪流。陈独秀和胡适是当时运动的最有力的倡导者，他们两人齐名，时人称之为“陈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五四”时期的陈胡，虽是志同道合，却也各有长短。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员，但比起李大钊、陈独秀来，他较为温和，不怎么坚决，却也不武断。胡适自己承认，陈独秀当年确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家”，他的主张和言论，总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⑤有时他不免偏激，对顽固势力却决不妥协。1919年1月，陈独秀为了回击顽固派各方面对《新青年》的非难与谩骂，写了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我们不妨抄录几段精彩的在下面：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新青年》、北大、陈胡（2）
……西洋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⑥
这样的答复，旗帜鲜明，态度决断，毫不妥协退让，不是胡适所能写得出来的。不妨再做一次“文抄公”，把当年钱玄同批评胡适思想的信，抄录一段来作证：
老兄(按，指胡适)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可知道外面骂胡适之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我这是对于同志的真心话，不知道老兄以为怎样?⑦
胡适就是这么一个与人周旋，调和妥协气味较浓的人，跟陈独秀恰成对照。
但是，胡适与陈独秀那时毕竟是共同奋斗的同志。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北洋政府的密探逮捕，住宅亦被查抄。⑧胡适于当晚即写了《“威权”》一诗：
“威权”坐在山顶上，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⑨这么激烈地抨击专制统治的诗，是《尝试集》里所罕见的。陈独秀留下的《每周评论》，也由胡适接过来继续编辑，一直出到这一年8月30日，印刷第37号时，被军阀政府封禁才停刊。
①陈独秀在《敬告青年》文中所陈“六义”是：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行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在逐项解释这“六义”时，鼓吹“人权平等之说”，并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因而“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人权平等说，即是民主。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出版。
②此信约写于1917年1月，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6页。
③参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一卯字号的名人(一)”。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出版。
④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出版。
⑤胡适《逼上梁山》(1933年12月3日)，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出版。
⑥见《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出版。
⑦此信约写于1918年2月，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5～26页。
⑧陈独秀这次被捕的事，可参看毛泽东写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载《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陈氏所散发的传单，为《北京市民宣言》，据当时北京警视厅、署的档案所存，原件有16开纸大小，分上下两半排印，上半中文竖排，连标题共16行；下半英文横排，连标题共13行。中文全文如下：
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
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总司令两机关。
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以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⑨《“威权”》一诗，原载《新青年》第6卷第6号，篇末注“八年六月十一夜”。后《尝试集》增订四版，增“是夜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后，某报馆电话来，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的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