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昭和二十九年）秋天，在我六十寿诞的前一个月，为了撰写小说我投宿伊东温泉，当时看到了一本旅游指南《伊豆掌柜》，竟在其中发现了我的祖先。
根据族谱上的记载，我最早的祖先“豆州伊东之乡，平井十郎右卫门，寿百十三岁，殁于贞享二丑年”。每次我去伊东温泉，总想仔细调查一番祖籍地，却一直未能实现。而在刚才提到的旅游指南中，我的祖先中有一位名平井于光（应该念成O-Mitsu）的女性，她的一生不平凡，出仕平步青云，被时人尊为“冷川夫人”。她的遗物保存在东向寺——位于伊东与修善寺之间公路上的冷川村。此外，乘务员小姐在旅游指南中也提到了冷川夫人的名字。
我立刻飞车拜访东向寺，会见第三十代住持杉本弘道先生，住持找出了寺院世代传承的古籍供我阅览。当中有一篇《冷川夫人略历》，完成于明治初期。文字虽然稚拙，但详述了我的祖先平井于光的勇妇情状，我将之抄录于下。
元禄时期，伊势国津之城主藤堂和泉守高久公，为疗养前往该国热海温泉。调养期间，暇时消磨而漫游四方之时，见一嫫女（丑妇）对川涤垢衣，遂出手调戏。嫫女瞋胆，泼水高久公，旋奔逃不见踪影。高久公大为所感，赞叹此真一勇胆佳女，命人寻其所在。闻此女乃该国贺茂郡冷川村平井嘉兵卫之妹，名于光，受热海某户雇为婢，遂遣使求其为妾。元禄十一年（一六九八）寅年，嘉兵卫送于光入藤堂家为妾。此即冷川夫人之素籍，后藤堂家德配，贞懿贤淑，温和怜下，虽为嫫女，智才兼备，并通权通变，实高久公慧眼独具。元禄十五年（一七零二），冷川夫人为报父母重恩，将父母灵位纳于故乡菩提所之东向寺，并于同寺境内建行基菩萨作之正观世音灵像堂宇，捐经卷珍器。
对照我家以及藤堂家的系谱，这段记述有诸多谬误。藤堂家初代为高虎，二代高次，三代高久，四代高睦。根据我家的族谱，于光侍奉的是二代高次，为四代高睦公之生母（这一点与寺院古籍上所记载的相同）。而四代高睦公是二代高次公之子，因此于光侍奉的肯定不是三代高久公，而是二代高次公。此外，还有年代的问题，于光的弟弟平井友益由于其姐之故成为高次公的御用针灸医师，是宽文九年（一六六九）的事，因此于光出仕非得是在这之前不可。
于光的弟弟友益身为针灸医师，俸禄微薄，但其子平井陈救在宝永四年（一七零七）于光殁后，扶摇直上，坐拥千石俸禄。应该是于光的儿子四代高睦公为了孝养生母，为陈救增加了俸给吧。此后平井家代代担任武士，领取千石俸禄，直到七代平井碹右卫门陈就出仕至明治四年隐居为止。平井碹右卫门陈就是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服侍伊势藤堂家，代代居住在三重县津市，我父亲平井繁男也在那里出生。但伯父当中出了个纨绔子弟，在祖父殁后败光了家产，父亲靠着半工半读，从大阪的关西大学法律系毕业，他是第一届毕业生。毕业数年后，撰写了一部八百页的大作《日本商法详解》，由大阪駸駸堂出版。最初他在三重县名张町（现已改制为市）的名贺郡政府部门任职，后来调到同县的龟山，接下来到名古屋市，历任东海纺织同盟会的书记长、名古屋商业会议所顾问、同市的财阀奥田正香商店的经理。不过家父在明治三十年代末期独立，开了一家贩卖各种进口机械、煤炭的商店，店里有十几名店员，有一段时间生意极为兴隆。可惜这家店在明治四十五年就破产倒闭了，父亲远渡朝鲜马山从事土地开垦事业，后来回归内地。他的一生做了许多工作，大正十四年虚岁五十九岁过世时，是大阪一家棉布批发商的挂名干部。
父亲在第一份工作——担任三重县名张町郡政府的书记——时娶了母亲，明治二十七年，我在当地出生。搬到名古屋市时我虚岁四岁，而父亲破产时我虚岁十九，是中学毕业那一年。过去我过着衣食无缺的富裕生活，祖母也还健在，我小时候是她带大的，娇生惯养的我真应了那句话，在家一条龙，出外一条虫。
听说我两三岁的时候话非常多，很善于模仿，但随着年龄渐长，懂事的我竟不再饶舌了，越来越喜欢独处幻想的我沉默了下来。我时常于黄昏时分一边走在镇里的街道上，一边大声说出自己的幻想。我不喜欢与人对话，打小就喜欢独自任思绪天马行空。说好听些是喜好思考，说难听点儿就是热衷妄想。长大成人以后，这个习惯仍旧没有变。
我是祖母带大的，从小就被惯坏了，又是家中的小霸王，所以进小学以后，第一次接触到生人时，竟成了胆小鬼一个。只敢独自戳在校园角落的樱花树下，愣愣地看着大家奔跑玩耍。但我算是悟性高的了，在当时的寻常小学四年期间，不是担任班长就是副班长。
依当时的规定，念完寻常小学校后，还要再念两年高等小学，然后才能参加中学入学考试。进入高等小学以后，有霸道的同学欺负我，让我在心灵和肉体上都痛苦不堪，痛恨起上学来。上了中学以后，我同样又遭到同学的欺负，学校于我形同地狱。其实也不是对方不好，我想我天生就是个“招人欺负的孩子”，因此我嫌恶社会生活、喜爱独自胡思乱想的毛病更是变本加厉了。中学时代，我经常装病请假，实际上我也的确是个体质孱弱的孩子。中学五年我出席的课时大概只有规定的一半，成绩也因此落到中游。当然我也不参加运动，是个既不会玩单杠也不会跳木马的病恹恹的小鬼。体育是我最痛恨的课程，尤其是器械体操和赛跑，最叫我头皮发麻。
就这样，我不是因为课业本身，而是出于完全不相干的原因厌恶起学校来，结果我的学业也越来越糟糕了。我上的是名古屋市南伊势町的白川寻常小学，然后进入附近的市立第三高等小学，我是爱知县立第五中学（后来改称为热田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
父亲破产后去了朝鲜，无所事事的我也就陪着一起去了，在马山住了一阵。由于我不愿意只念到中学就放弃学业，便请求父亲让我继续升学，说即使不资助我学费也可以，我会自力更生半工半读，然后只身去了东京。以一个懦弱受欺负的孩子来说，这真是令人讶异的勇敢决定，原来我的血管里也流着这种爱好冒险的血液。父亲的破产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打击，反倒是激起我对半工半读方式的极大兴趣。
明治四十五年（大正元年）夏天，我通过早稻田大学的预科插班考试入了学，在大学部选了政治经济系，主修经济学。至于打工，一开始我在汤岛天神町的一家小印刷厂打杂，接着当抄写员，不久后认识了同乡的政治家川崎克先生（前厚生大臣川崎秀二的父亲），帮忙编辑川崎先生出版的政治杂志，接着寄居在先生家。在先生的介绍下，我进入东京市立图书馆当管理员，又担任证券从业者家的英语家教。
如此这般，我几乎没有体验到所谓学生生活的乐趣，学生时代就这么过去了。我没有零用钱，所以在图书馆看书成了我唯一的乐趣。除了大学图书馆以外，我也经常去上野、日比谷、大桥等地的图书馆。我不太常去上课，经济学之类的书也是在图书馆看的。我等于是“图书馆毕业生”。除了专业书籍以外，那阵子我沉迷在爱伦·坡及柯南·道尔等人的英文侦探小说中。
少年时代我读完了黑岩泪香的全部作品，其作品情节老套，风格颇似加博里奥、柯林斯等人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之不太能令我满足。相较之下，爱伦·坡、柯南·道尔、切斯特顿的短篇就像浓缩了谜团与推理的精华，没有多余的杂质，让我耳目一新，自此爱上了他们。此外，爱伦·坡的《金甲虫》（The Gold Bug）、《暗号论》（Cryptography）等作品引发了我对西方暗号的兴趣，甚至在图书馆查遍了有关暗号史的书籍。当时积累的知识，成了日后我处女作《两分铜币》的基础。
大正五年，虚岁二十三岁的那年夏天，我从早稻田毕业了。即将毕业时，我梦想着前往美国。我计划在美国洗盘子打工，学习英文写作，在美国成为侦探作家。当时日本没有半本侦探杂志，侦探小说丝毫不受重视，而当时美国侦探杂志上的作品也都是些无聊玩意儿，我有自信能够写出更精彩的作品。可是当时前往美国，除了路费以外，还需要一笔巨额的“保证金”，我凑不出那笔钱，于是便成了一场单纯的美梦。
毕业后，在川崎克先生的介绍下，我进了大阪的南洋贸易公司。最初工作很有趣，我也做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但不到一年我就厌烦了。最要命的是，在那家公司就职需与同事同住一室，完全没有独处的时间，因此前文提到的独自思考的癖好丝毫得不到满足，这比什么都叫我难受。因为这一点，我竟在不知不觉间怠惰起来，开始酗酒，也学会了玩女人，终于在工作上犯了错。我未经许可就离开了公司，开始流浪之旅——这后来成为我终生的爱好之一——趁着手头还有点儿钱，在伊豆的温泉四处走访、投宿。那时候，我第一次读到谷崎润一郎的小说。
自大正五年从早稻田毕业到成为职业侦探小说作家的大正十四年，这八年之间我做过的职业有多达十四五种。如果加上学生时代的兼职，我从事过的职业近二十种。搬家比换工作更频繁，从小时候的故居到四十岁定居于现在的池袋，这期间我搬过四十次家。很难得，我在池袋定居之后已过去了二十几年。但在这之前，不管是职业还是住家，我都像个流浪汉似的换个不停。
这八年之间的工作，做得最久的是一年半，短的只有半个月，平均一份工作做半年左右。先前提到的大阪的贸易公司，我做了一年就跑了。后来流浪到了伊豆半岛的时候，我初次邂逅了谷崎润一郎的小说，那是一则叫《金色之死》的短篇，内容近似于爱伦·坡的《阿恩海姆乐园》（The Domain of Arnheim）或《兰多的小屋》（Landor\'s Cottage）。我原以为日本就只有自然主义小说，没想到竟也有这样的作家，为此惊异不已。从此以后，只要是谷崎的小说我必定阅读，接着又爱上了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宇野浩二。
这场流浪之后，我失业长达半年，之后在手提式打字机的商行工作了约两个月。后来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进入三重县鸟羽造船厂电机部的庶务股工作，在现在的鸟羽市住了一年多。不过在此期间，我也一天比一天懒得出勤，在单身宿舍的房间壁柜上层铺了被褥，大白天也躲在里头睡觉。因为柜门关着，同事都以为我上班去了。我就这样盯着壁柜的天花板发呆，满足我天马行空的癖好。这时候的经历与后来的《天花板上的散步者》这部小说的创作不无关系。此外，我也曾经有过一些奇特的行为，比如三更半夜失踪，把众人吓得人仰马翻，结果却在镇上禅寺的大厅里一直坐到早上。
“人为何存在？”“人为何而生？”当时我净思考这样的问题。
在鸟羽造船厂工作期间，我第一次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日文版，深受感动。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就读过不少小说，但这一生中最能让我感动的，想来还是爱伦·坡、谷崎润一郎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后来我在鸟羽也待不住了，就去了东京，靠着区区千圆的资金，和两个弟弟在团子坂的街上开了一家名为“三人书房”的二手书店。
这时期的经历后来反映在小说《D坂杀人事件》上。经营这家店时，我与在鸟羽造船厂时认识的妻子结了婚。当时的财务已经够窘迫了，我却还为浅草歌剧的名歌手田谷力三成立了后援会，花了不少钱。后来终于走投无路，无可奈何之下接了漫画杂志《东京PACK》的兼职编辑工作，但也因为种种因素，持续了不到三个月；最后实在穷途末路，开始吹起风笛，拉起摊子，开起中华拉面摊来。这是个在深夜营业的辛苦生意，钱是赚了不少，但身体实在无法负荷，只做了半个月就放弃了。
我再次厚着脸皮向川崎先生求助，请他安排我到东京市政府当差，可还是干不下去，我经常无故缺勤，半年就被炒了鱿鱼。然后我逃到大阪，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成了《大阪时事新报》的记者，可也只做了半年。
再次回到东京的我在前辈的介绍下，成了日本工人俱乐部技师工会的书记长，编辑工会的杂志，这份工作做了一年半。工会委员里有个叫春田能为的人，我与他相当投缘，他就是后来几乎与我同时涉足侦探小说创作的甲贺三郎。
之后我进了介绍我去工人俱乐部的前辈的公司，一家名为郊北化学研究所的发油制造商，在那里当了半年经理后又逃到大阪去了。但这次没能很快找到工作，从大正十一年的夏天到秋天，我在父亲家无所事事了半年左右。那时候我已经有孩子了，一家三口赖在穷困的父亲家里，委实如坐针毡。为了排遣无聊，我把纸箱翻过来当书桌，写了两篇短篇侦探小说，寄给《新青年》的总编森下雨村先生。《新青年》经常刊登翻译过来的国外侦探小说，这一点刺激了我。我寄去的是《两分铜币》和《一张收据》，森下先生对这两篇作品赞不绝口，甚至附上宣传文章说日本也出现了不输给外国作家的侦探小说家，在大正十二年四月号先刊登了《两分铜币》，两三个月后再刊登了《一张收据》。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两篇作品实在不值一提，但因为当时没人写侦探小说，才能先声夺人，一直到后来，这都让我蒙受其泽。
可是拨拨算盘，稿费一页一圆，即使一个月能写出一百页，也只有一百圆的收入，这实在不够吸引我成为专业的侦探小说家。写完这两篇稿子之后不久，我就被大阪的律师事务所雇去帮忙，做了半年左右，再经人介绍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的广告部。那里即使是新进人员，除了月薪以外也还有奖金，一个月可以多领到五六百圆（月薪的五六倍）。所以一页一圆的稿费，实在无法打动我，让我下定决心转业。因此处女作发表之后的两年之间，我只在工作之余写作，仅发表了五篇短篇而已。
可是大正十三年底，我写下《D坂杀人事件》、《心理测验》（隔年发表）时，稿费已经涨到两圆左右，其他杂志也开始向我约稿，这段期间的行情甚至涨到一页四五圆。我想这样的收入维持生活应该没问题了，便辞掉了每日新闻的工作，在大正十四年正月搬到东京，成为专业作家。
于是，在接下来的大正十四、十五年的两年之间，我共发表了二十九篇短篇，四部连载长篇，不过在结束东西两边的《朝日新闻》上的《一寸法师》连载以及《新青年》的《帕诺拉马岛奇谈》连载后，我便印刷明信片分寄给众亲朋好友，告知众人我将停笔一阵子。同时安排内子在早稻田大学前面经营学生宿舍的出租，使其能自食其力，然后踏上了没有目的地的流浪之旅。因为这两年之间，我将所有的灵感全用光了，《朝日新闻》上的《一寸法师》内容一无是处，这让我陷入了强烈的自我嫌恶中。
这次停笔长达一年半，其实我都想过不继续写作了，但我败给了讲谈社热情的约稿以及高额稿费的诱惑，自我嫌恶之余继续惭愧无比地卖文鬻粥。因为有这样的原因，只要一有余裕我就想休息，时不时宣布停笔，给自己一段时间什么都不写。第二次的停笔是昭和七年三月，历时一年八个月；第三次是昭和十年五月，历时八个月；第四次是因为战时情报局的方针，使我无法发表侦探小说；终战后我也近十年无法写作小说，所以合计起来，我停笔了约十七年。
我从大正十四年成为专业作家，到现在已有三十一年余，但当中有十七年是停笔状态，算起来等于我只工作了十四年多。比起写作，休息的时间更长，所以创作量也相当少。若将战后写下的作品也算进去，共有长篇二十二，中、短篇四十六，少年作品长篇十二，短篇一篇，随笔评论换成书籍有八册，整体概算下来，还不到两万张四百字稿纸。我从执笔处女作开始，前前后后已有三十五年，然而把随笔都加上去，竟然只有两万张稿纸的成果，这纪录算是少的，可是出版的册数倒是很多。同一部作品有好几个出版社的版本，全集也出版了四次，连同文库本算下来，现在我已经出版了两百七十三册作品。（到昭和三十五年五月，已有三百六十五册。）
从战后到昭和二十九年十月的六十寿辰之间，我几乎没有创作过小说，我沉迷于英美侦探小说中，发表了大量的相关介绍及评论，甚至将这些作品的笔记集结成一本《类别诡计集成》。战前我只出版了《恶人志愿》和《鬼之言》两本随笔集，但战后除了《幻影城主》、《随笔侦探小说》、《幻影城》、《续·幻影城》四册以外，还将在《宝石》连载中的《侦探小说三十年》的前半内容整理成一本书出版。另外，早川口袋推理丛书的解说文也累积了一册多的量，将在最近出版。战前战后加起来，我等于共写了八册随笔评论。（后来又出了两本随笔集。）
昭和二十九年十月，侦探作家俱乐部、捕物作家俱乐部和二十七日会东京作家俱乐部为我的六十寿诞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席上我宣布将以一甲子为契机，重新拾笔创作小说，隔年三十年算是某种程度兑现了诺言。此外，我也在同一个活动上公布了将创立江户川乱步奖并捐赠基金百万圆给侦探作家俱乐部的消息。奖品是堀进二先生制作的福尔摩斯像（高二十四厘米的铜像）以及奖金五万圆。去年度由《侦探小说事典》的作者中岛河太郎获得。
自我开始写作以来，日本的侦探小说历经了四轮盛衰。第一轮热潮期是昭和四年到七年。期间，改造社、博文馆、平凡社、春阳堂四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国内外的侦探小说全集（各二十卷或二十四卷），个人全集则有《亚森·罗宾全集》、《小酒井不木全集》、《江户川乱步全集》等。
第二次热潮由小栗虫太郎、木木高太郎和甲贺三郎展开过关于“侦探小说”的论战。两位作家催生。春秋社、黑白书房、日本公论社、柳香书院出版了许多国内外侦探小说选集；至于个人全集，有我在平凡社的全集改订本、《甲贺、大下、木木三人全集》二十四卷（春秋社），以及《江户川乱步选集》十卷（新潮社），都是在这个时期推出的。
第三次热潮是战后的昭和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左右，出版社如雨后春笋，但大多数都是相当外行的小出版社，这些社出版了无以计数的侦探作家旧作。日本作家的全集有雄鸡社的《推理小说丛书》，翻译作品中让人瞩目的有《黑色选书》、《雄鸡推理系列》，个人全集则有《甲贺三郎全集》、《歇洛克·福尔摩斯全集》、《亚森·罗宾全集》。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号称“战后五人”的五位新人：香山滋、岛田一男、山田风太郎、高木彬光、大坪砂男。
目前正值第四次热潮，早川口袋推理丛书已经出版了一百五十册书籍，远远超出过去的纪录。以此为契机，实力雄厚的大出版社纷纷计划出版国内外的全集。正值第四次热潮期却没有实力派新人崭露头角，令人遗憾，但在如此强烈浪潮的影响下，我想距离划时代新人现身的时日应该也不远了。（其后日本侦探文坛果然又刮来一股小旋风，由松本清张、有马赖义、菊村到等推理小说文坛的作家打头阵。另一方面，获得江户川奖的仁木悦子、多岐川恭（还获得了直木奖）、新章文子等人也大受瞩目，上述作家的单行本中有几册成了售出十几万册的畅销书。推理小说界盛况空前。在《周刊朝日》及《宝石》共同主办的征文活动中得奖的佐野洋、《宝石》出身的大薮春彦等人也都热心撰写推理小说，较特别的有剧评家户板康二、工学博士桶谷繁雄，两位的作品说是业余其实十分突出。（户板先生以“老演员雅乐侦探谈系列”获得了直木奖。））
（收录于桃源社《欺诈师与空气男》、青蛙房《乱步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