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真行提到了一个人，名叫梁子明，其实是一名当地土著。这个东国语名字也是几里国解放后搞全国居民登记时，他自己新起的。
据他本人解释，子既有子夜之意，也有东国史上百家诸子之意，那么“子明”的寓意已不言而喻。
梁子明出身当地望族，早年出国游历去过西方很多国家，拿到了社会学与教育学博士学位，快四十岁才因为父亲去世要继承遗产回到几里国。
他并没有像很多类似身份的人那样，处置资产后就带着钱移民海外，而是留了下来，将精力都投入到乡村建设改造以及土著儿童教育上，在各地搞了不少实验与宣传项目。
他可能不善经营，很快就荒废了父辈留下的产业，但他又很善于筹资，通过各种关系求得国内外的捐助，持续自己的事业。
梁子明是几里国顶尖的学者，还得到过联合国某机构的表彰，在国际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有关黑荒大陆民生问题的研究论文，还曾受邀到多所知名大学搞学术演讲。
先后三任几里国总统都宣称是他的好友，但梁子明本人并没有同样的宣传。他今年已有五十多岁，堪称德高望重，恐怕是海外知名度最高的几里国公民。
几里国新政府成立后，当然也要团结全国可以团结的民众，吸纳各方爱国人才，其中就包括梁子明这样的人。
梁子明本人并无劣迹，从修养角度绝对是几里国难得的好人，多年来可能只感觉有些怀才不遇吧。
他热情支持与赞扬新联盟领导的解放运动，声称看到了解救这个国家的希望，为几里国的新生感到振奋与鼓舞。
加入新政府后，梁子明原本意属教育部长这个职位，但经过讨论，夏尔最终将其任命为外交部长，而教育部长是沈四书。
像他这样的人，不太可能公开对夏尔表示出轻视之意。所以华真行想说的，只是一种难以描摹的感觉。
见夏尔不接话，既不承认又不否认，华真行又说道：“真正的重点，并不是他们怎么看你，而是你自己怎么看自己，你在不在意或者怎么去在意。
你肯定有缺点，也不能让所有人都对你没看法，更不要因此去迁怒。但我今天要郑重告诉你，你成为新几里国的领导人，是当之无愧。
这个国家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换谁来都可以的。几里国的革命成功并不是必然的结果，至少不是这个时间与地点的必然，你足以为傲。
很多人可能都有一种心态，不论看见谁坐在今天你的位置上，难免都会想一想，假如换成我会怎样、怎样才能比他干得更好？你要鉴别两种情况，它们是不同的。
第一种是换位思考，把自己放在决策者的角度，去考虑能否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这是一种真正积极的参与感，往往很幼稚片面但并不可笑，甚至值得鼓励。”
夏尔点头道：“这我知道，就像当年在非索港撸串喝酒，听见好多东国工人在那里谈论天下大事，只要酒到位了，那口气比总统还要总统。”
华真行：“就别开玩笑了，我说的可不仅仅是这个意思！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单纯地认为不应该，认为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不应该是你而是他。
这种人往往都故意忽略了一件事，你是怎么坐到这个位置上的，为此都做了什么？
他们自诩满腹才华、智慧过人，可能认为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退位让贤，让他们来施展才华治理这个国家。
这本质上还是一步登天、不劳而获的妄想。有人认为自己学过怎么治国便擅长治国，难道就要给他一个国吗，那国又算什么？
杨总教我，治大国如烹小鲜，夫子又教我，治国如治病！他们曾以治国教人，但他们有看不起你吗？我是他们的学生，我有看不上你吗？
夏尔呀，你必须要保持虚心，但并没必要心虚，既然要政治家的风度，也要有政治家的底气。至少事实证明，你已经做到了几里国有史以从没人能做到的事情……”
夏尔俯过身来，重重地拍着华真行的肩膀道：“我真应该早点来找你聊聊，见到你心里就舒坦了，但你今天说话咋这么严肃呢？”
华真行板着脸道：“正在开国务会议呢，不说点严肃的，难道在这里讨论撸串喝啤酒？”
夏尔眉毛一挑：“你既然都这么说了，要不，我们夜里溜出去撸串？”
华真行：“你？别让人给认出来！”
夏尔：“不会的，我让古水门安排，找个熟悉的店铺，路边的角落摆上小烤炉。”
华真行：“我看还是让郎校民安排吧，他现在对这里更熟。”
夏尔：“一言为定！晚上十一点半？”
华真行并没有在几里国新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但参加这次会议的大部分几里国高层都清楚，他才是这场国家解放运动的发起者与推动者，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他这次参加会议还有另外两个重要身份。
其一是养元谷的总导师、世界养元师总部的负责人。世界养元师总部并不是官方机构，虽然与当地政府有半官方的合作关系，但仍是一个非官办的民间团体。
养元术已在几里国各地进入重点推广阶段，包括新政府中的各级干部，很多都是各地养元术中心培养的学员，有的已经成为养元谷中的导师。
身为总导师的华真行虽然极少在公众面前露面，普通几里国人也几乎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其影响力是巨大的，这次也以咨政专家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以往担任这种角色的，都是三位老人家中的一位，近来三位老人家渐渐不再干涉具体的事务，很多事都让华真行自行决断。
华真行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欢想实业的全权代表。
欢想实业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它不仅是几里国目前最大的企业、税收的重要来源，也是当初新联盟在全国解放运动中最主要的支持者。
三年前的非索港供销社，就是欢想实业与新联盟地方政府共同设立的，虽然新联盟地方政府占了股份的大头，但绝大部分投资与骨干人员都来自于欢想实业。
新联盟在大后方组织生产、调配物资，而非索港供销社则充当了全国解放运动的后勤保障部门。随着新联盟军每解放一地，供销社的网点就随即跟进铺开。
解放后参照非索港供销社模式，新政府在全国各地都设立了供销分社，并在此基础上统一成立了全国供销总社。
至此欢想实业的股份已全部退出，供销总社已实现了国有化，但欢想实业仍是它的最大合作伙伴，其大部分工作人员也都有欢想实业的背景。
在几里国的革命改造过渡时期，供销社发行的购物券还充当了临时货币的角色，为稳定各解放区的民生与市场起到了重大作用。
华真行这次也带着“风自宾”的全权委托，以咨政者的身份参会。
利用会议间歇与夏尔单独交流，回到后场后华真行向主持会议的夏尔总席举手申请，发表了一番即席讲话。会议事先并没有这个议程，华真行是临时意动，全文摘要如下——
“我这两天与在座的很多人都有交流，刚才也和夏尔总席聊到了一些事情。
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有些同志在全国解放后多少有些困惑，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新联盟正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们今天聚在这里开会，为了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五年计划，决定这个国家将来的发展方向。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搞好公民教育、维护社会秩序，加强国防与外交建设，这些都很重要。可是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做所有这些事，都要围绕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这是首先要明确的宗旨，否则很多同志就不会真正清楚，这个新的国家与曾经的几里国有何不同？
我们的各级政府门前都挂着五个字，‘为人民服务’。有人说这是在仿效东国，但它就是几里国新政府的宗旨。
所以今天做出的任何决策，首先都要看是不是符合这个宗旨？
我是一名修士，而在座的诸位大部分人也都是修士或预备修士，就算不是修士也应该早就了解养元术修炼，所以有些话可以在这种场合说。
我小时候经常会思考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世界真的需要我们存在吗？
刚才和夏尔总席聊天时，还提到了另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发起这场革命，几里国今天的革命成功真是一种必然吗？
我在非索港的街区长大，后来还曾进入过传说中的神隐之国。那个世界与当时外面的非索港完全不同，一派和平与安宁，因为根本就是一无所有。
也不能它是说一无所有，那里也有山川、水流、阳光、空气，有各种动植物与生机，只是没有人，几百年前迁居到那里的古代部族早已灭绝。
这段经历也许给了我答案。世界本身并不一定需要我们，甚至人类的出现，都只是一种结果而并非目的，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就像意识的存在，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清醒的思考与认知本身！我们出现的意义，都要自己去实现，世界不会给你安排。
这个世界上不仅有我，还有很多人，他们构成了我们自己的世界。每个人都是与我一样的人，就像一个个我，包括在座的，也包括会场外面的。
现在回头看，说句实话，我从小在非索港、在几里国，就没见过几个好人，包括当年的夏尔总席，说是举国无好人也不为过。
他们既然就像一个个我，无数的我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那我的世界也是地狱。怎么办，放弃吗？那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世界。
还能怎么办，报复他们吗？新联盟确实镇压了很多人，但这不是报复只是惩罚，应有的惩罚。其实所有人都早已受到了惩罚，因为我们曾生活在地狱里。
新联盟事业是自我挽救，让每个人都可以自我挽救，因此创建了这个新国家。我现在可以说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今天的革命成功并不是一种必然。
这句话要看怎么理解，假如它是一种必然，那我们无需努力只要等待即可，而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早就已经得到解救，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是怎样的存在，我们的世界就是怎样的世界，这是要首先明确的答案。
我也了解旧几里国的贝克莱总统，夏尔总席和他见面的谈话记录，想必在座的很多高层领导都看过，也组织过专门的学习。
说句实话，贝克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坏人，他甚至拥有这个国家民众曾罕见的善良品质，他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并相信自己能做到。
但事实证明了他做不到，为什么？新联盟没有镇压这个人，而是给他在文史馆安排了新工作。面对这种人，我们要解答，我们推翻了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又为什么要推翻它？
假如只是夏尔想取贝克莱而代之，在座的各位也只是想取代贝克莱政府中的高层权贵，那么对这个国家毫无意义，我们甚至还不如贝克莱呢！
贝克莱也许是个好人，但他代表了另一个阶层，带领国家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假如一开始方向就出了偏差，那么想改正错误就会越来越困难。
我知道夏尔总席小时候的愿望，就是想当社区帮派大头帮的头。他当时想的是，假如自己当上了大头帮的头，肯定比原先的金大头更能干！
但是然后呢？没有什么然后了，大头帮还是大头帮。我们现在当然已知道这个故事的后续，夏尔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这个国家，所以才有今天的新几里国总席。
我们经常见到各种人说自己的愿望，将来要成为什么人？有人说要当国防部长、有人说要当总统，还有的人说想成为国王——嗯，这是很多古代野心家的愿望。
假如你问为什么，他会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你，因为这还用问吗？
当上国王本身就是答案，能得到无尽的财富与享受，有控制与摆布无数人命运的权势，令他得到满足。他将成为与其他人不一样的、践踏于人上之人。
没有人天生就愿意做人下之人，被踩在泥泞中践踏，于是他们的奋斗方式就是竭尽全力使自己成为人上人，从而可以去践踏他人，假如看不到这种希望，那就生活在混沌中。
这条所谓的自我解救路径，就是这个世界的现实，但它代表的逻辑本身却是矛盾的。既然不愿意成为人下人，为什么又想着成为人上人，将他人踩在脚下吗？
假如是这样，那我要恭喜诸位，你们已经能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踩在脚下了！但这不是新联盟的宗旨，我们仍在重复这个地狱。
新几里国的宗旨，就是要打碎这个旧世界。我们不希望有谁再成为人上人，反对以此为社会奋斗的标准，要去定义成功的另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或者精神层面的自我麻醉，不是空喊生而平等的口号，而是追求现实意义的公平。
话说到这里，为人民服务是什么意思？在座的诸位也都是人民，但并不是与外面的那些人民所不一样的另一种人民！
抱歉，我的话有点多了，可能意思也有些乱。说这么多的目的，还是要讨论这次的五年计划草案，我们首先要围绕什么标准去决策？
今天上午的会议，讨论的主要是教育议题，大家的争论很激烈，源头主要在于我。教育口徐娟委员的提案，我表示了坚决反对，很多人并不明白我的反应为何那么激烈。
非索港除农垦区外，各街区目前已设立了二十所学校，方案是小学衔接中学，学制都是五年，为将来全面落实十年制义务教奠定基础。
这个方案当初是柯老定的，没有搞集中的少数大型学校，而是根据人口分布和交通条件分散到各个社区。
这里的大多数人没有接送孩子的习惯与条件，那些年纪很小的孩子都是自己步行上学，不可能将学校建在离家太远的地方，否则等于让大多数孩子无法去上学。
徐娟委员的提案，是集中教育资源在发达社区打造三到五所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我是坚决反对的。
然后徐娟委员又说，就算小学不这么搞，将来中学也是要搞的，先集中资源打造几所重点中学，我同样不赞成。
在非索港市政的能力范围内，我们办了这二十所学校。这不是撒胡椒面，现有的资源只能办这么多，那就要每办一所都是合格的，而且在投入上、模式上是公平的。
假如我们搞资源倾斜再打造一所重点学校，与原先南部海滨的格饶丝学校有什么区别？
今天在座的董泽刚委员就是格饶丝学校毕业的，那所学校已经被改造成非索港南岸学校了，也是目前我们办的二十所学校之一。
要说区别肯定也是有的，格饶丝学校过去是民办的，如今的南岸学校是公办的。在座的不少人也是非索港的居民，那么都可以想办法将自家或亲朋好友的孩子安排进南岸学校了。
那样一来，不论监督再严格，权力总有寻租的渠道，就比如这个例子，因为在做上层设计时就留了寻租的渠道。
让所有的孩子都接受公平的教育，包括自家的孩子，想让他获得的学校教育更好，那就去推动整个教育系统的进步，这就是我想说的公平。
老师和老师有差异，孩子和孩子也有差异，天赋各不相同，所谓公平并不是抹平这种差异，而是机会的公正。
在上午的讨论中也有人提到，教育投入的公平可以做到，但是师资力量的合理调配却很难做到。
比如使用统一的期末试卷，各个学校之间会有排名差异。差异不大就不必调整，假如差异太大，将某些明显不合格的老师派出去进修，然后再调派更优秀的老师接任。
这些都可以讨论，制定一个可行的方案。
范达克委员现场弄了个算法模型，就是个不错的思路。不要调动那些教学成绩最优秀的老师，学生学得好反而导致老师被调走，这也不公平，取排名中位的调派。
我觉得这个模型可以继续完善一下，让算法更合理，标准也更明确。
范达克委员发言的时候，很多人也提出了质询，认为这么做太麻烦了，不仅增添了教育系统的工作量，也给一些老师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不便。
按他们的观点，在自然情况下，就算每所学校的起步标准是公平的，在发展中肯定也会形成差异，某些学校的优势会越积累越明显，人为的手段是很难去干涉的。
按这种思路，我们将来是不是必须要放弃大部分的人口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可是在座的诸位别忘了，在所谓自然情况下，整个几里国都是被这个世界放弃的，我们又要放弃谁？
还有的委员说，根据几里国现有的状况，先集中资源发展精英教育是最合理的选择，过去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过去的事实？它还证明了更多我立志推翻的东西！
这种观点的实质，并不是最合理的选择，而是最简单的选择。
曾经的几里国公民教育彻底烂透了，但是一小撮精英阶层缺优质教育资源吗？他们从不缺少，哪怕是高等教育也可以去海外。
我们已经从泥潭中挣扎了出来，这么困难的事情都做到了，难道还要继续用躺在泥潭中思维方式吗？只做最简单的，不做更公平的？
我们先要明确宗旨，围绕这个宗旨制定方案、落实具体的项目，然后去分析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这才是正确的思路。
所以我以为范达克委员上午搞的算法模型，至少代表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
假如师资力量需要平衡调派，会给相关教师带来生活和工作的不便，那就采取措施帮他们解决困难、给予足够的补助，这才是市政和教育部门该考虑的政策。
非索港不算农垦区，其实并不大，人口也只有五十多万，二十所学校离得也不远，这种平衡调派是可行的。个别情况下可能需要教师搬家，那么就制定相应补助政策。
还有人说几里国很大，大区域的调派是很难做到的，我也承认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所以我们制定政策时，先从能做到的方案开始，划定一个合理的区域范围。
制定具体政策的同志们，不要因为想反对这个政策，故意就制定不合理的实施方案。
比如根据我的提议，就搞全国范围的中小学师资平衡调派，那不可能做到，从而证明这项政策不合理，然后再推翻它所代表的公平原则。
搞跨邦区、大地域的中小学师资公平调配，目前是做不到的，只能划定合理的范围，比如非索港这二十所学校就是一个合理的区间。
非索港模式从来都被全国借鉴，所以这里的工作首先就要搞好。再次重申我的立场，我们在非索港不搞重点小学，也不搞重点中学！
但是不搞重点学校，并不代表我们不想把学校搞好，而是我们给教育工作定下的目标，怎么能在此基础上把教育搞好？
上午还有委员说了，这么做可能不利于发觉与培养那些真正有天赋的孩子？我认为这是在偷换概念！
你所说的天赋是什么，是更适合修炼养元术，还是更擅长解数学题？假如哪个孩子有这种天赋，难道你看不见他们的成绩吗、发现不了他们吗？
公民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培养的是基本素质，教学大纲要求的学识水平、思维水平、社会与道德认知，完成了就是合格的，而有的人还可以特别优秀。
假如做不到公平，那么无数有天赋的孩子才会真正被埋没。
假如发现了孩子某一方面的天赋，首先就要正常地去培养，不要让它荒废，也不要揠苗助长，让他们在某一条成长路径上能走得更高更远。
教育部门包括学校可以想别的方式，从天赋角度去培养这些人的兴趣爱好，这是另一个维度的问题，也是在教育公平的基础上，另一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能否定教育公平的原则，而是恰恰要建立在教育公平的基础上。
我刚才举的例子，比如特别适合修炼养元术或者特别擅长解数学题，是属于这个范畴的。但是有人如果说，有的孩子特别擅长打高尔夫，我想不属于今天的讨论范畴。
在座的都是几里国的高层领导，有些明显偷换概念的观点，我不希望在这个场合听到。
当然了，徐娟委员，这句话绝不是针对您的！我虽然反对您的某些意见，但也感谢和钦佩您的很多工作。您的一些思路是借鉴了东国模式，只是几里国并非东国。”
徐娟是雷云锦的儿媳，原先是东国汇英学校的接洽人，后来也进入了几里国教育部门工作，华真行对她还是很尊重的。
这时徐娟插了一句话：“我的思想多少是有些过时了，东国这几年也在搞教改呢，很多思路跟您刚才说的差不多，只是实施起来很难。”
华真行倒没有纠缠这个话题，又喝了口水道：“我代表养元谷还有一个提议，养元谷派到各个学校的养元术导师也遵循同样的原则，他们同时还兼顾校风校纪监督维护工作。
不要担心他们的能力，中级养元术导师至少也有四境修为，而且受养元谷和教育部门的监督，假如他们不称职或失职，养元谷也会进行撤换和处罚。
刚才是解释上午的争论，从我们的政策思路和投入原则上，不搞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长期中要注意各所学校的均衡发展，制定的措施都要围绕这个目标。
今天讨论的主要是教育议题，也包括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127计划’。‘127计划’其中的‘7’，就是建立七所职业技术学校，每个邦区都有一所，也是兼顾了上述的原则。
几里国不是东国那样的大国，但它也不算很小，如今有接近一千二十百万人口。
我们不可能建成很多的高等院校，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把这十所学校建成、搞好。但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上，将来的发展思路，也要尽量遵循公平原则。
不论是看东国还是看整个世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既然是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原因之一，也是后果之一。
高等院校，或者说高投入、高水平的高等院校，集中某些城市，客观上不断地虹吸周边地区的人才，包括生源所属家庭经营的产业、资金以及各种资源。
高材生回去建设家乡，这当然很好，值得鼓励。但现实的情况，假如某个地区缺乏高等教育资源，高素质的年轻人就会不断流失，其中大部分走了就不会再回来。
中小学的义务教育，影响的是一种城市的各个街区，而高等教育，影响的是一个国家的各个邦区。
就像曾经的非索港，只有三个街区还算是所谓的高尚街区，难道其他二十多个街区的人都被开除出高尚的行列，或者说失去了高尚的可能吗？
这是历史造成的，也是资本推动的结果，同时还有国家层面的规划原因。我们要从一开始，注意尽量避免或减少这种情况的负面影响。
几里国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也就不用解决历史遗留，可以在一张白纸上重新作画，那么就更需要从头开始做更合理的规划。
既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不可能建设太多的高等院校。那么在建设数量有限高等院校时，我要做到资源投入上的相对公平与均衡发展。
甚至没必要像东国大学那样搞一本、二本、三本的区分，至少在几里国先不要搞这些，不按这个思路去搞，不要从一开始就划出人为的档次。
有人可能觉得很奇怪，‘127计划’本身不就分出了档次吗？一所综合大学，两所专科院校、分别是工程类与师范类，七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几里国的适龄生源，能考上大学当然是最好了，假如成绩差些，便争取考上职业技术学校，这的确是事实，但我讲的是另一个层面问题，以及怎么去实现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新建的三所大学，包括一所综合大学和两所专科学院，它们之间在创办时，就没有哪所大学是重点、非重点的区分，只有专业方向上的不同，学制都是五年。
另外七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我们在创建时也参照这个思路，先不要人为的区分它们之间的重点与非重点，至少在资源投入上应该是公平的，学制都是两年半。
每所学校、每个专业的入学考核，必须要公平，遵循择优录取的原则。考生愿意报那个学校、哪个专业，都是个人的选择，可以参照东国的高考志愿制度。
有人说我过于理想主义了、思想太激进了！但这正是几里国的现实，既然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才可以更好的开始，请问我们还能失去什么？
我在这方面的想法还不太成熟，也并没有参照如今世界各国现有的模式，在座的诸位可以继续补充完善。
分小组讨论的时候，也有人指出我的想法不现实，并举了很多例子。
比如热门学校的热门专业，报考的人数必定很多、录取的分数也必定很高，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差异，不是重点也会被人视为重点。
我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所以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想反问，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
我能想到三点原因，大家可以一起思考。其一就是这个国家特别需要或特别急缺某一方面人才，这就是我们的学科设置的问题了，是可以进行调整改善的。
其二就是某些专业的要求特别高，智商、技能、经验达不到一定的水平，便无法胜任具体的工作，这没什么好说的。
高等教育之后的继续进阶教育，本身就不是大众化的，就像我们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成为中级养元术导师，更别提高级养元术大师了。
就我观察到的第三个原因，却值得好好讨论。
比如都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有些专业好像比另一些专业档次更高，或者说毕业后的社会地位更高，更确切的说赚得钱更多。
同样接受了十五年的教育，工作时同样的努力，为什么回报如此不同？比如说搞金融的，难道就比搞农业的更高尚吗？
当然不是！这不仅是学校教育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分工与社会分配的问题，是需要另行讨论的议题，也涉及到这个国家将来的发展思路。
以上说的是教育方面的议题，我讲的都是一些个人的观点。再看看这份五年计划草案纲要，接下来就是经济方面的议题了，我也有一些原则性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