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埃里克松，”梅兰德放下一大沓报告说，“说来就话长了，你一定已经知道他的一些事了。”
“就假设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从头告诉我们吧。”马丁·贝克说。
梅兰德靠回椅上，开始填烟斗。
“好，”他说，“就从头说起吧。埃里克松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是家中独子，父亲是车床工人。他一九五四年高中毕业去服役，退伍后申请到警队工作，同时在候补军官夜校及警校上课。”
他仔细地点燃烟斗，在上空吹出朵朵烟团。坐在对面的勒恩皱眉咳着，梅兰德置之不理地继续吞云吐雾。
“嗯，”他说，“那是埃里克松前半生比较无趣的简历，一九五六年，他开始在卡塔力那辖区担任巡警，接下来几年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我所知，他是个很普通的警员，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坏，没人对他有抱怨，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想不出他在哪方面特别杰出。”
“他一直都在卡塔力那辖区吗？”马丁·贝克站在门边，一手搭在档案柜上。
“不，”梅兰德说，“最初四年里，他差不多换了三四个不同的辖区。”
他停下来，皱皱眉，然后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用烟嘴指着马丁·贝克。
“更正一下，”他说，“我刚提到他没有哪方面特别杰出，其实我说错了，他是个很杰出的枪手，比赛总是得高分。”
“是的，”勒恩表示，“我也记得，他的枪法很准。”
“他的长距离射击也很厉害，”梅兰德说，“这段期问他常自愿去接受军官训练，一放假就跑到候补军校去。”
“你刚才说他最初几年待了三四个不同的辖区，”马丁·贝克说，“有没有到过尼曼的辖区？”
“有的，他待了一阵子，从五七年秋到五八年一整年。接着尼曼就换辖区了。”
“你知道尼曼是怎么对待埃里克松的吗？尼曼可能会把他不喜欢的人整得很惨。”
“看不出尼曼对埃里克松比对其他年轻警察更严厉，而且埃里克松对尼曼的控诉跟那段期间没什么关系。不过照尼曼那种‘训练男子汉’的方法，我想埃里克松应该不会好过到哪儿去。”
梅兰德刚才的话是向马丁·贝克说的，说完他看着缩在访客椅里随时要睡着的勒恩。马丁·贝克循着他的眼光望去。
“来杯咖啡如何，勒恩？”他说。
勒恩直起身子。
“好啊，我自己去倒。”
马丁·贝克看着他踉跄地走出房间，心想不知自己看起来是否也一样狼狈。
等勒恩端着咖啡回来，再次跌回安乐椅时，马丁·贝克看看梅兰德说：
“继续说吧。”
梅兰德放下烟斗，啧啧有声地喝着咖啡。
“妈呀，”他说，“真难喝。”
他把塑料杯推到一边，接着抽最爱的烟斗。
“一九五九年初，埃里克松结了婚，老婆比他小五岁，叫玛亚，是芬兰人，不过她在瑞典住了很多年，在摄影公司当助理。她的瑞典文不是很溜，也许后来的事与此有关。他们在结婚那一年十二月生了个宝宝，玛亚便辞职当家庭主妇。孩子一岁半时，也就是在六一年的夏天，玛亚死了，那件事你很难忘记的。”
勒恩难过地点头表示同意——或者他只是在打盹而已？
“是啊，不过，还是跟我们说一说吧。”马丁·贝克说。
“哦，”梅兰德说道，“斯蒂格·尼曼大概就是这时出场的，还有胡尔特，当时他是尼曼辖区的巡警。玛亚死于他们辖区的酗酒犯牢房，时间是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到二十七日的夜里。”
“当晚尼曼和胡尔特在局里吗？”马丁·贝克问。
“他们把玛亚带进局里时，尼曼在，可是他后来回家去了，确切时间不详。当晚胡尔特出去巡逻了，可是玛亚被发现死在牢房里时，他刚巧也在局里。”
梅兰德把一根曲别针拉直，将烟斗里的灰清到烟灰缸里。
“警方做了调查，重建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六月二十六日白天，玛亚带女儿到维克休找朋友，因为她的摄影师老板请她帮忙两个星期，而玛亚的朋友答应帮忙照顾孩子。当天傍晚玛亚又回到城里，埃里克松当晚七点下班，玛亚想赶在他之前回家。对了，埃里克松当时并不在尼曼的辖区做事。”
马丁·贝克的腿开始发麻了，因为房里的两张座椅都有人坐了。他离开档案柜，走到窗边半坐在窗台上。他向梅兰德点点头，请对方接着说。
“玛亚有糖尿病，需要定时注射胰岛素。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她那位维克休的朋友就不知情。玛亚对注射的事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她大意不得，不过出事那天，她偏偏把针筒忘在家里。”
马丁·贝克和勒恩两人紧盯着梅兰德，似乎努力在估量他对此事的看法。
“两名尼曼辖区的巡警晚上七点刚过时看到玛亚，她坐在长椅上，好像连站都站不稳。他们试着跟她说话，最后认定她嗑了药或喝得烂醉，便把玛亚拖进出租车带回警局。他们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们把玛亚带到局里时，不太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因为她根本没有反应。事后出租车司机表示，玛亚用外语，也就是芬兰语说了些什么，三人在车里好像闹了一阵子，不过两名巡警自然是矢口否认。”
梅兰德停下良久，去弄他的烟斗。
“据这些巡警最初的供词，尼曼看了玛亚一眼后，叫他们暂时先把她关到酗酒犯牢房。尼曼否认见过玛亚，后来的听证会上巡警又改变说辞，表示他们把玛亚带到警局时，尼曼应该是在忙别的事。他们自己则因为有紧急任务在身，不得不立刻离开。据牢房守卫说，是两名巡警自行决定把玛亚关起来的，也就是说，大家互相推诿。在牢房里的玛亚一直没发出半点儿声响，守卫以为她睡着了，而且接下来的三个钟头内都没将她转移到刑事组去。换班时，值夜的守卫打开牢房，发现她已经死了。当时胡尔特也在，他打电话叫救护车，可是他们没送她去医院，因为她已经没有呼吸了。”
“她几点死的？”马丁·贝克问。
“看起来是一个小时前死的。”
勒恩在椅子上坐直身体。
“糖尿病患者——”他说，“我的意思是，患有这类疾病的人，身上不都会带张卡或什么的，表示自己有疾病吗？”
“没错。”梅兰德说，“玛亚身上也带了卡，放在她皮包里。不过你们大概也知道，他们根本没去搜她的身。分局里没有女职员，如果她去刑事组就会被搜身了，可是她一直没去。”
马丁·贝克点点头。
“后来在听证会上，尼曼说他从没见过玛亚或她的皮包，所以两名巡警和守卫只得把责任全部扛下来。就我所知，他们只被记了个警告。”
“埃里克松知道后有什么反应？”马丁·贝克问。
“他崩溃了，请了两三个月的病假，此后对一切均不感兴趣。当时他等不到妻子返家，又发现玛亚没带注射筒，就先打电话找遍各医院，随后开车出去找她，因此玛亚死了一段时间他才得到消息。我想他们一开始并没告诉他实情，但最后他一定知道出了什么事，因为埃里克松在九月寄出了第一封对尼曼及胡尔特的控诉信，可是当时调查案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