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真的想被抓，就去杀警察吧。
这个法则放诸四海皆准，尤以瑞典为甚。瑞典的犯罪史上有许多悬而未决的谋杀案，但其中没有一起涉及弑警案。
只要有同事遇害，警方办起案来就似乎有如神助。平时抱怨的人力不足、援助短缺等问题，突然都不见了，他们可以火速动员几百名人力来调查一件通常最多由三四人承办的案子。
在警察头上动土的人，最后一定会被绳之以法。倒不是因为社会大众跟英国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力挺捍卫法律秩序的人民保姆，而是因为这批警察首长的私人军队突然知道自己要什么了，更有甚者，他们还要得非常迫切。
马丁·贝克站在里洁林街上，享受清晨的舒爽。
他并没带枪，但外套右仂口袋里有一封警政署的信函，那是最近一份社会学研究的复印本，昨天他才在办公桌上看到的。
警方对社会学家很有意见——尤其最近几年他们开始大量研究警察的活动及态度问题之后——警方高层对他们的报告总是抱有极大怀疑。也许那些高宫发现，光是给那些搞社会学的人扣上共产党或破坏分子的帽子，是很难让自己站得住脚的。
社会学家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马尔姆督察最近才愤愤地破口大骂。马尔姆算是马丁·贝克的长官。
也许马尔姆说得对。社会学家什么点子都有，比如，他们宣称分数只要到达及格线，就可以进警校就读，而且斯德哥尔摩的巡警平均智商已经掉到九十三。
“胡说八道！”马尔姆怒斥道，“完全是在胡说！咱们的智商再低，也不会比纽约的警察还差！”
马尔姆刚刚从美国考察回来。
马丁·贝克口袋里的那份报告提出了几项有趣的新发现，证实警务工作未必比其他职业危险，许多其他职业的风险反而比当警察高。建筑工人和伐木工人的工作风险就高出很多，更甭提码头的装卸工、出租车司机或家庭主妇了。
可是一般人都认为警察工作的危险特别高且特别辛苦，而且薪资偏低。没错，大家确实这么想，但那是因为其他职业所扮演的角色不像警察那样醒目，而且每天都必须经历一些风风雨雨。
报告中的数据充分，比如受伤的警员人数与每年遭警方凌虐的人数相比，前者简直无足轻重，诸如此类的。
这情形不仅见于斯德哥尔摩，以纽约为例，死于执勤的警察每年平均七名、出租车司机每月两人、家庭主妇每周一人，而失业人士则是平均一天一个。
对这些讨厌的社会学家而言，没有什么是值得尊重的。有一组瑞典社会学家甚至还拿英国警察开刀，说是因为英警没有配枪，所以才不像其他国家警察一样煽动暴力，所以他们也不用太得意。就连丹麦当局也发现了这项事实，因此警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获准携枪。
不过斯德哥尔摩的情形就不一样了。
昨天马丁·贝克看着尼曼的尸体时，突然开始思考这个研究报告。
现在他又在想那份报告了，马丁·贝克发现该研究的结论相当正确，更荒谬的是，他觉得那些结论跟他目前接管的这个谋杀案，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
当警察并不危险，其实会造成危险的正是警察，不久前他才看过一具被屠杀的警察尸体。
马丁·贝克发现自己的嘴角竟然开始抽搐，有那么一会儿，他很想坐在里洁林街的台阶上放声大笑。这整件事实在太荒谬了。
他突然想到，自己最好回家拿枪。
他已经一年多没瞄准了。
一辆空出租车从斯蒂勒广场驶过来。
他挥手将车拦下。
黄色出租车身两边涂着黑色条纹，按以前规定，所有斯德哥尔摩的出租车都得漆成黑色，最近才放宽的。马丁·贝克坐进司机旁边的位子上。
“科曼街八号。”他说。
话才说完，马丁·贝克便认出了司机，他是那种在下班时间开车赚外快的警员。马丁·贝克会认出他纯属巧合。几天前他在中央车站外看到两个笨警察，把一个年轻的酒后驾车的司机从心平气和搞到暴跳如雷，最后这两人也失控了。眼前这位开车的司机就是两名笨警之一。
他年约二十五，极为饶舌。
这人大概是天生多嘴，加上他的正职不容他乱发牢骚，所以全倾诉给车里的客人了。
一辆卫生局的扫洒车暂时挡住他们的去路，兼差的巡警焦躁地看着一幅电影海报，那是理查德·阿滕伯勒的《里灵顿街十号》。
“《里灵顿街十号》？”他说，“这破片儿有什么好看的，还不是你杀我我杀你，惨不啦唧，一堆倒霉催的，没意思极了。”
马丁·贝克点点头。这位巡警显然没认出长官，以为他点头是表示赞同，随即又口若悬河地说：
“你知道吧，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耶群外国人造成的。”
马丁·贝克没说话。
“不过也不能一竿自打翻一船人，那样做可不对。比如，跟我一起开这辆车的就是葡萄牙人。”
“哦？”
“是啊，你哪儿都找不到比他好的人了啦，人家工作努力又老实，而且开车技术一流！你知道为什么吗？”
马丁·贝克摇摇头。
“嘿，因为他在非洲开了四年坦克。葡萄牙有个叫安哥拉的地方在打仗，人家在那儿为了自由打得你死我活，可是瑞典这儿什么都不知道。这家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四年里至少打死了几百个共产党。你在他身上，真可以看到军人钢铁般的纪律呢。人家工作一丝不苟给你做好，赚的钱比我认识的人都多。就算碰到喝醉酒的芬兰人，钱一厘也不会少赚。那些领社会福利的游民越来越多了。”
幸好这时车子停到马丁·贝克住的大楼外，他要司机等等，让他上楼回公寓一下。
那把七点六五毫米的沃尔特枪就放在书桌锁好的抽屉里，弹匣则放在另一间房的锁屉里。他把弹匣安装到枪上，在外套右袋又塞了一盒弹匣，然后翻找了五分钟，才在衣柜的一堆旧领带和T恤中找到插枪用的肩套。
马丁·贝克回到街上，多话的巡警正靠在黄色出租车边愉快地哼歌。他客气地拉开门，坐进驾驶座，正想开口接着往下说，却被马丁·贝克打断了。
“请到国王岛街三十七号。”他说。
“可是那里是——”
“没错，是刑事组，麻烦你走斯克邦街过去。”
司机寺刻涨红睑，一路上一声都不敢吭了。
随他怎么说吧，马丁·贝克心想。斯德哥尔摩再不好，他还是深爱着这个城市。此时此刻也许是这个都市一天中最美的时候了，朝阳照射在斯多曼河上，水面舒缓而平静，全然感受不出都市的人口密集与杂乱。他年轻时——事实上，一直到不久前——都还可以在河里游泳。
城市码头边有艘旧的货运汽船，船上有高直的排气管，主杆上是黑色的桅木。这年头不太看得到这种东西了。一艘早班渡船驶过水面，船头顶出小小的浪花。马丁·贝克注意到烟窗上全熏黑了，旁边的名称也被白漆盖去，但他还是看得出上面写着“笛卡五号”。
“要收据吗？”司机在警局门外问。
“是的，谢谢。”
马丁·贝克走到凶杀组办公室，看了一些文件，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写了点儿东西。
一个小时后，他整理出尼曼的生平概略，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斯蒂格·奥斯卡·埃米尔·尼曼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六日生于塞佛
父：奥斯卡·亚布拉罕·尼曼，伐木工工头。
母：卡林·玛丽亚·尼曼
教育：在塞佛上两年小学，两年初级学校，在亚曼上五年二级中学。
一九二八年进入职业步乓团士官学校一九三零年一等兵，一九三一年下士，一九三三年任巡警。
毕业后尼曼便成为警官了，一开始在瓦恩德担任副警长，然后在斯德哥尔摩当普通警员。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尼曼的军事背景大受青睐，很快获得升迁。
二次大战之初，尼曼重披军袍，而后得到晋升，接受了许多奇怪的特殊任务。战争后期，他被调到卡斯勃，一九四六年转到后备部队，一年后又重回斯德哥尔摩警界服务，担任巡警。
马丁·贝克看到他一九四九年时的履历，那时尼曼已经是副组长了，几年后便担任辖区的组长职务。
尼曼在不同时间曾调到市里不同辖区任职，中间偶尔因特殊任务而调回亚聂街的总局。
他大半生都在军警界服务，长久来仕途平顺，一直担任警界高层。
只是碍于环境，才无法更上层楼，成为常任的首都刑事组长。
什么环境？
马丁·贝克知道答案。
五十年代末期，斯德哥尔摩警方进行重整，开始采纳新的领导风格与新风气，军事化思维不再流行，反动的想法也不再珍贵。总部的变革多少对辖区发生影响，升迁不再会自动轮替，有些旧例也在民主意识抬头的气氛中消失了，许多人的仕途因此走到了尽头，看不到前程何在，尼曼便是其中之一。
马丁·贝克觉得六十年代前半期是斯德哥尔摩警政历史中极为璀璨光辉的一段。一切似乎都在进步，僵化与结党结派的歪风有望被合理的判断所取代，招募增员，就连与大众的关系也在改善当中。然而一九六五年国家化之后，这种良好风气便中断了，从此美景不再，所有善意的主张都被束之高阁。
然而对尼曼来说，这一切来得太迟了，他最后一次掌管辖区已经几乎是七年前的事了。
那时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民防工作。
他维护纪律的能力口碑绝佳，而且六十年代末期常有大型示威活动，警方常得频频向这位专家请教。
马丁·贝克挠挠脖子，看着自己写的几行笔记。
一九四五年结婚，子女二名，女儿安娜洛特生于
一九四九年，儿子斯特凡生于一九五六年。
因病于一九七零年提早退休。
他拿起圆珠笔写道：
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死于斯德哥尔摩。
马丁·贝克前后又念了一遍，看看时钟，六点五十八分。
不知勒恩那边进行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