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底，湖南境内的湘江战役，是红军史上最惨痛的一仗，部队由8万多减到3万。然而这样的战乱并没有让城市的生活停止下来。
就在红军奋死突破湘江的同一天，12月1日，上海的《良友》画报举办了一次标准女性的评选。她们当中有尽心尽力孝敬长辈、帮助丈夫事业成功的古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有受过现代教育、多才多艺、热爱运动的时髦女性。30岁的女作家丁玲被放在了十位女性中的第一位。此时的丁玲已经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走红文坛。这位进步女性还没有对红军，或者她在其后几年内，到达的延安，有着任何预感。因为她刚看到，红军仍在流浪与被追杀的边缘。
1935年6月27日夜晚，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成为本城最大的新闻。第二日《民报 》登出专文，对娜拉的扮演者蓝苹（也就是后来到了延安与毛泽东结婚的江青）的表演大加赞赏。报纸的推波助澜令市民们狂热地涌进了戏院。这一年甚至被称为上海的“娜拉年”。这位其后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女性，对于毛泽东还没有任何认识。甚至没有听到过他的夫君的名字。至少，在遥远的关于红军与匪的传言中，摩登的上海人，对于阿拉乡下们并不会有太多的关注。
同一天，1935年6月27日，长途跋涉的毛泽东和他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事们刚结束在四川小金县城两河口的会议，决定了红军北上陕甘，大批部队正在做爬雪山的准备。而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则在这一天翻越了长征的第二座雪山——梦笔山。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在当时中国人的生活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有一段时期，关于共产党的红色军事力量在中华民国逐渐退出主流话题。由于消息的闭塞，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长征这回事，只有极少留意战事的人或许知道有股“共匪”正在逃窜。
大多数时候，红军这支漫长的队伍只是默默地在人烟稀少的山区里行进。
20世纪的三十年代中期，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均已陆续登场，并且在文化上创造了一次繁荣。站在历史的某个部分看去，中国史上的黄金时代正在三十年代开端。文化奇迹，政治变迁、战乱、西方常识、英雄、 汉奸、国难，这一切如此令人目不暇接，奇迹与失败的声音如此交替，光荣与梦想，至少在那个时代令人恍如茨威格所描述的群星闪耀。这个奥地利人所宣称的“……我想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那些群星闪耀的某些时刻——我这样称呼那些时刻，是因为它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那些星辰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在闪现。
如果把眼光从长征转移，切换镜头做一个时间的蒙太奇，那么在在红军们默默地长征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其他精英人物又在忙些什么事情呢？
胡适：1935年1月胡适应邀到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所得35个名誉学位的第一个。接下来他就前往广西游历，此时红军正结束遵义会议，向赤水挺进。胡适的身份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在1935-1936年间，他也在奔走忙碌，足迹遍布南京、上海、香港、梧州、南宁、柳州、桂林、阳朔、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四处演讲和出席会议。1935年7月还专门走平绥路旅行。
梅兰芳：在莫斯科向列宁幕献花圈。1935年2月梅兰芳以国宾身份应邀去苏联演出，为期两个月，以独特魅力征服了苏联观众，并与戏剧大师斯坦尼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会面。接着再赴波兰、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等国进行戏剧考察，后经埃及、印度回国。
丁文江：1935年12月地质学家丁文江视察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和学校，登衡山勘测，赴谭家山勘矿，走下斜深170公尺的矿井，因煤气中毒于1936年1月5日逝世。胡适说他是“最科学化的中国人”。
李叔同（弘一法师）：已经出家多年的弘一法师抱着病躯四处宏扬佛法，他主要活动在福建的厦门、泉州 、惠安等地开讲《一梦漫言》和《律学要略》，此间仍撰写了《净宗问辩》。
沈从文：由于小说《边城》1934年在《国闻周报》开始连载，此时沈从文已在文坛受到关注。1935年5月19日 他发表反映共产党人遭屠杀的小说《新与旧》。第二年初他路过南京，特意到丁玲被软禁处看望，这一年他还出版了《湘行散记》。
顾颉刚：1935年初顾颉刚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7月，调查河北省古迹，编纂《北平志》； 第二年5月，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不久转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傅斯年：1934年8月刚离婚的傅斯年与俞大彩在北平结婚。1935年5月，从北平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一起赴安阳视察殷墟最大一次的发掘情形。
邹韬奋：因为《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查封，流亡国外的邹韬奋在英国、苏联、美国进行社会考察，撰写了30多万字的国外通讯。1935年8月由美归国后，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由于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的爱国运动，这本杂志发行量达20万份，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
陶行知：1934年11月，陶行知主编《小先生丛书》。“小先生制”迅速推广到全国19个省市，这种“即知即传”的教学方式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期他还参加创立中国新文字研究会，起草中国新文字宣言。
徐悲鸿：1934年8月，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国外巡回展览的徐悲鸿从苏联回到中国。1935年春节，徐悲鸿家门口的春联上联是“中立不倚”，下联是“隐居放言”。是年为营救田汉，徐悲鸿四处奔走。此时，徐悲鸿与蒋碧微的关系也不断恶化。这一年蒋介石曾想请徐悲鸿画一幅肖像，被徐断然拒绝。
丰子恺：这两年在杭州租了别寓，经常往来于沪、杭、石门之间。
阮玲玉：1934年阮玲玉主演了《人生》和《神女》，被认为是中国无声片时期表演艺术的高峰。1935年，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公映再次轰动，还在这一年3月8日，她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服毒自杀。同月14日，上海举行出殡送葬仪式，沿途送葬者30万人之多。
曹禺：在这两年时间里，曹禺完成了他的三部重要作品《雷雨》、《日出》（获得《大公报》文艺奖）和《 原野》。
梁漱溟：1934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进行到第4年。1935年8月梁漱溟夫人黄靖贤在邹平因难产逝世。
张元济：1934年68岁的张元济老来丧偶，他的精力主要放在《四部丛刊续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书的出版上。1935-1936年期间，张元济还在陕西、河南、四川成都、重庆等地做了旅行。
黄炎培：黄炎培在这两年四处奔波旅行。1934年，分别旅游浙东、考察赣南，1935年，又去考察鲁、豫、陕三省政治和教育；1936年，漫游四川、飞绥慰问。
林徽因、梁思成：1934年10月，林徽因、梁思成应浙江建设厅邀请，到杭州商讨六和塔重修计划，之后又去浙南武义宣平镇和金华天宁寺做古建筑考察。1935-1936年，林徽因写了不少诗歌小说和古建筑论文，冬天林徽因经常与费氏夫妇到郊外练习骑马。1936年5月28日，林徽因再和梁思成等人去到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开封及山东历城、章邱、泰安、济宁等处作古建筑考察。
林语堂：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吾国与吾民》一书在美受赛珍珠协助出版，一举成名，自此享誉欧美文坛。1936年9月与人合办《西风》，以“译述西洋杂志菁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为发刊宗旨。
冯友兰：1934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下卷，暑假后赴英讲学，与维特根斯坦访谈。1935年冯友兰满40岁，这一年他主要访问法国、瑞士、德国、苏联，在布拉格出席国际哲学会议第8次会议，作“哲学在当代中国”讲演 。回国后介绍苏联见闻，10、11月间遭国民党当局逮捕，押往保定行营，后获释。
竺可桢：1934年与翁文灏等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5年派人设立拉萨测候所。1936年起任浙江大学校长 。一年后由于日军迫近杭州，竺可桢率领浙大西迁5000里，其行进方向，与前不久红军长征路线大体相同，途中将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共36000余册，转辗运到贵阳。这支大学队伍后人因而也有称其为“文军长征 ”。
齐白石：1934年72岁的齐白石老年得子，取名为良年。1935年携眷还乡，散财乡里，以济荒年，5月份齐白石因屋前铁栅跌伤腿骨，几个月才治愈。1936年3月应友之邀，与妻、子往成都住了半年，9月才回到北平。
钱钟书、杨绛：1934年秋尚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读书的杨绛写了一篇作业，即短篇小说《潞潞，不用愁 ！》，描写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爱心理，受到朱自清赏识，并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此时钱钟书正在光华大学教书，1935年春他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同年，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府举行正式婚礼。
巴金：30岁的巴金1934年11月赴日本横滨写作，并于第二年3月起移居东京，8月回到中国，翻译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格克曼的《狱中记》，1936年开始创作《春》，并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萧珊。
吴清源：1934年刚满20岁的吴清源升到六段，并作为“日满华围棋友好访问团”的一员从日本回到中国，被安排在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面前下了一盘棋。
俞平伯：1934年夏俞平伯邀约嘉兴曲师陈延甫来京为拍曲撅笛，是年夏在清华园蕴酿结集曲社，9月还与夫人在江浙同乡会迎新大会上偕唱昆曲助兴。1935年初“清华谷音社”成立，俞任社长，自1935年春至1936年夏谷音社共公开清唱曲集5次。
费孝通：1935年费孝通翻译《社会变迁》一书。到北平清河军营对那里的士兵进行人体测量。8月赴广西大瑶山做特种民族研究的课题。12月16日在转移调查地点途中，误踏捕虎陷阱，身负重伤，新婚妻子王同惠觅援求救途中失足落入山涧，溺水遇难。
陈独秀：国民党以“危害国民”罪，判处13年徒刑，至1935年为止，陈独秀已在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度过了3年。
傅抱石：自从大受好评的首次个展《傅抱石中国画展览》在东京银座松板屋举行后，篆刻《离骚》又夺得全日本篆刻大赛冠军，在日本留学的傅抱石可谓春风得意。
张爱玲：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就读的张爱玲1936年秋在女校的小型刊物《国光》发表了处女作《牛》，其文名很快在校园里传布开来。
闻一多：1935年初，国立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与俞平伯等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30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何香凝：1935年，何香凝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附上一诗《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 ，换你征衣去。”
钱穆：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1935年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黄仁宇：此时正在天津南开大学就读。
田汉：1935年春田汉被国民党逮捕，是年秋经营救保释。
周作人：1935年，50岁的周作人发表《五十自寿诗》，引发了30年代左翼青年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
郁达夫：1934年12月开始在《人间世》陆续发表自传。1935年7月，在杭州官场弄般若堂边购地兴建“风雨茅庐”。
郭沫若：正在日本流亡，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
李四光：1935年李四光赴英国伦敦、剑桥、伯明翰等地的八所大学主讲《中国地质学》。同年，他撰写了《扬子江流域第四纪冰川期》。
李惠堂：1934年，李惠堂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场上，李惠堂以点球战胜了日本队，荣获 了“亚洲球王”称号。1936年初李惠堂再任队长兼运动员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
宋庆龄：1936年春，促成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5-6月间，与沈均儒、邹韬奋等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冰心：1935年怀胎十月的冰心产下长女宗远（吴冰）。同年还在北新书局出版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
聂耳：在日本生活了3个月的聂耳，1935年7月17日下午在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遇难。
1935年4月9日
“中央社贵阳九日路透电据被俘共匪称，朱德即共匪中三大领袖之一，已于三日前阵亡，查朱为黔省匪军总司令，近曾拟袭击贵阳，但今已事败身亡矣，向东窜走拟与湘省贺龙部下联络之共匪，已被国军截断退路。 ”
1935年4月16日
朱德阵亡渐证实“……据匪兵私谈，我们朱先生死了，既是匪魁朱德。又据探报朱匪系在茅台作战受伤，此次在猪头山作战毙命。”
1935年4月19日
“匪首朱德阵亡一事，兹复查有贵阳属水田坝乡间土民王正详因赴新场被匪捉去抬尸，确闻共匪云，朱先生此次在猪头口作战阵亡。当时有坐轿子之匪，见着朱先生死后，同时大哭，经多匪官相劝始止。”
有研究表明，在“第一个公开如实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范长江还没发表关于长征的报道以前，《大公报 》在1935年7月的31天中，有24天发表了关于红军的报道。
在这24天发表的有关红军的报纸报道中，有这样几种内容：
1、关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动态的。如7月2日报道：四川军阀刘文辉因防守大渡河未先事体置，“致匪越险窜入，扰害数县”，蒋委员长特严加申斥，予刘文辉“记大过一次。”又报：“徐向前日前在茂县曾受伤，现已痊愈，徐部一部分潜渡岷江西岸，谋与朱德部会合。”如7月20日报道：“共匪因所占地域物质缺乏，气候奇冷，回窜不易，故拟窜往甘青，以冀实现打通国际路线之迷梦。据报匪已退出懋功，向草地集合。”如7月x日报道：“懋功之匪已越过六千公尺之巴郎山向北进行，理番之匪亦节节北退，似进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类似报道还有许多，不再赘述。
2、关于陕北红军状况的。如7月7日报道：“共匪刘子丹辈乘机蛊盛，多方煽动，利诱威胁，成群结伙，烧杀劫掠，蛮干横施，从此陕北陷入万劫不复之境，无数生灵遭受流亡颠沛之苦矣云云。”又7月23日国内新闻版头条大字报道：“陕北赤匪愈严重化，全陕北23个县几尽赤化。其中完全赤化8个县，半赤化10余个县。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赤军者2万。张学良已飞赴西安，与于学忠、杨虎城、邵力子等会商剿匪军事。”
3、关于红二方面军状况的。如7月4日报道：“肖克、贺龙两匪溃窜拜施椒园芭蕉铺一带，连日经我军迎头夹击，毙匪甚多，夺获枪支800余杆，……。”
4、关于留守苏区红军状况的。如7月7日报道：“共匪张鼎丞部窜扰平和县，焚屋数百座。后又窜大坪等乡，大肆掳勒，保安八团陈岜部已驰往兜剿。”7月24日报道：“赣闽赤匪亦近清。当时留守苏区的我党高级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不幸在长汀被俘，后被枪杀。”大公报7月5日还配发瞿秋白照片发表了千字通讯《瞿秋白毕命记》，作者的立场似乎同情瞿秋白，文笔相当生动感人。
5、关于红25军长征动态的。如7月6日报道：“陕南各县自徐匪海东由豫窜入后，往复蹂躏，洗劫一空，… …。”
6、关于红军“投城”状况的。7月4日，报道了两起福建红军“投诚”事件。
从以上《大公报》1935年7月份的报道内容看，不仅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而且还有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并还有留守苏区红军的，可以说，所有红军各个方面的动态、现状和趋向，《大公报》都给予了及时的报道，尤其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去向，《大公报》更是特别关注，一有新动静，立马作出回应，对于当时来说，国共两党在军事方面的此消彼长，确实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在大肆调动兵马对红军的围剿战争同时，1934年2月中旬，蒋介石还在江西省城南昌亲自发动了“新生活运动”。有人分析说这次运动主要目标就是为了抵御共产党的思想意识的吸引力。蒋介石在一次群众集会的发言中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的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他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维 ”（礼义廉耻）、“八一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
“新生活运动”亦提倡简朴风俗。有激进分子热烈响应，遂组织“摩登破坏团”，标榜“爱国”传统，以“排洋兴华”、“提倡国货”为行动指针，到处手执利剪，对过往行人身上所穿西服“动刀”。最初以杭州、北平活动为频繁，后逐渐蔓延到南京。
然而即使是大知识分子胡适对新生活运动的反应却是无动于衷的，但也没什么特别仇恨。他只是很温和地评论说，这场运动很难指望能达到政府的期望；告诉人民系好上装的扣子，刷子，勿在公共场所吐痰，这都不错，但是真正的进步不应与这种使中国人培养起最低限度人的样子的努力混淆起来。相反，国家的拯救与民族的复兴，完全取决于最高水平的知识与技术。政府必须明白什么是它能做的，什么是它不能做的。这个新生活运动历时15年，到1949年以国民党失败撤退到台湾后无疾而终。
图为著名画家陈逸飞创作的鲁迅给红军写信的油画，名为“祝贺长征胜利”。鲁迅手里捏着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信。这是一个虚构的场景，取材于鲁迅给红军发贺电的事情。
鲁迅与长征的这段秘密关系，后来在宣传鲁迅的时候成为津津乐道的一段典故，不过也有人质疑其真实性。到底如何只有当事人和经手人知晓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5年年底，鲁迅的朋友史沫莱特，当时她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的特派记者，来到鲁迅家，秘密地告诉鲁迅一个消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病榻上的鲁迅于是在第二天与来访的茅盾商议联名发一份电报给红军，祝贺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最后这份电报据说是由史沫特莱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发到陕北，联名发电报的茅盾在回忆中说确有此事，但自己并未见到过鲁迅起草的电报原文。遥相呼应，毛泽东后来也把鲁迅视为文化旗手。他曾这样评价鲁迅 ，“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鲁迅与红军的渊源甚深。1932年，红军将领陈赓因伤到上海治疗。和鲁迅作过一次长时间的促膝相谈。鲁迅从陈赓处了解了红军和延安的故事，陈赓给鲁迅画了幅红军作战形势草图甚至被鲁迅收藏起来。据传鲁迅曾计划写一部《铁流》式的反映红军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实现。红军抗日先遗队总司令方志敏被俘入狱后，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替他保存、转送了他在狱中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和文稿。其中包括著名的《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等文章。
1935年秋末，鲁迅曾作旧体诗《亥年残秋偶作》：“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此时正值毛泽东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之时。解放后有研究得出结论，该诗前半部分明写国民党军官在日军威胁下纷纷南逃，结尾暗写红军长征胜利，北上抗日。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去世。
鲁迅和茅盾发给红军的祝贺电报内文：
“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