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毛泽东在完成长征后的延安，讲述白求恩来到中国的意义的时候，许多外国人 ，早已在长征的路上成为他的战友。
真正参加长征的外国人仅在红一方面军里有：李德、毕士悌（又名杨林） 、武亭、洪水。除李德是欧洲人外，其他三人均为亚洲人。李德的国籍是德国，毕士悌和武亭来自朝鲜，洪水 则是越南人。他们四人都在红军部队里担任高级军官的职务。李德在长征初期的地位自不待言，毕士悌长征前是红一军团参谋长，是在红军官衔最高的外籍将领，武亭则任军委纵队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洪水在长征前是“工农剧社”首任社长。
有一个未经考证的说法是，在长征开始时，红军部队里其实30余名来自朝鲜的革命者，到达陕北时只幸存毕士悌和武亭两人。
由于身份比较特殊，武亭在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上的资料出现不多。长征后武亭以朝鲜独立的名义在中国创办了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他的声望很高，在1946年被选举为北朝鲜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但是他也不幸成为朝鲜的政坛流星，他的故事在后面还会讲到。
而从朝鲜人武亭和越南人洪水两人的发展路程，后来他们回到各自的祖国效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分别担任了高职，则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胸怀与远见，以及与朝鲜和越南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亲密的渊源关系。
此外还有一位外国俘虏R·A·勃沙特，他是来自欧洲的英国籍基督教传教士。和他一起被俘虏的还有他的同事阿诺利斯·海曼。
由于其他几位都是东方国家的，勃沙特也只走了长征的一部分路程，因此李德成为唯一走完二万五千里征途的西方人。李德，制定长征计划和长征初期指挥中央红军的“三人团”的成员之一。李德对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的失败和长征初期中央红军遭受的严重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的名字被写入遵义会议的决议，受到严厉地批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回忆录中无一例外地提到这个具有神话般传奇色彩的人物，李德被冠以“独立房子”的主人，红都的“太上皇”，“图上作业的指挥家”的雅号。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李德为“那个外国智囊”。
李德在中国工作7年，其中有6年是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分活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
李德于1900年出生，原名Otto Braun（奥托·布劳恩），曾用名李特罗夫，在中国期间还有个名字叫华夫。 他出生于慕尼黑，于孤儿院长大。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征召入伍，但未参加战争。
许多史料披露1932年初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而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派遣来华对付日本间谍的战略情报军官。1933年，李德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洛甫邀请作为军事顾问派往中央苏区。之前博古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尤尔特专门发电向莫斯科请示，得到了共产国际批准。
1933年秋，李德刚到中央苏区，博古就拱手将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李德。实战经验并不丰富的李德在接受这个如此重要的权力时并没有谦让。一个不通中文、不了解中国也未曾有过指挥作战经验的德国人，却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官，这被后来研究历史的人总结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幼稚所致，但同时也说明那群探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年轻人对信仰的虔诚。
李德对红军宣布，运动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发展苏联式的正规战。
1934年，他以短促突击战术作指导，指挥了旷日持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接下来，在长征路上，由于李德的错误指挥，使红军在突破湘江一役中，全军由8万人减少到3万人。
李德在红军的声望逐渐下跌，就连最温和的周恩来也不给他好脸色。在遵义会议后，李德彻底失去了他在红军的权力。但李德在遵义会议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仍然心中不服。红军再次出发时李德要求跟随林彪的红一军团行动，他本来以为林彪会尊重他，却没想到得到了林彪的冷漠。据李德回忆，“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李德只好又回到了中央纵队。
公正地说，李德无疑是一位小有才能的军事战术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军中就暂露头角。后来 他担任俄国红军指挥官，曾在莫斯科的一所红军学院学习过。因为他是德国人，红军将士都注意听他对德国顾问向蒋介石提出的战略战术分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战术分析是有几分道理的。
而李德也并非总在做错误的判断，在张国焘搞分裂的关键时刻，李德挺身而出，演出了一出“李德捉李特”的绝妙好戏，用自己尚存的领导身份，揭穿了张国焘手下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煽动分裂的举动。毛泽东、彭德怀也随后到了现场，赞赏了李德。
到延安后，李德不再被邀请参加中央的任何会议，他以学习汉语来打发时间。他被安排到延安军事学院工作，与外籍人马海德做邻居，两人经常闲谈以消磨时光。生活艰苦，失落、孤独、寂寞的情绪，使身处异域的李德感到无聊和痛苦，不想再呆在中国，想到苏联去。但直到1939年他才成行。
这一年秋天，周恩来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胳膊骨折，造成重伤。限于延安的医疗条件，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疗伤。李德听说后，要求同机前往。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李德突然接到了中央通讯员送来的纸条，上面只有张闻天写的一句话：“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延安机场，有不少人向李德告别，毛泽东也礼貌地祝李德一路平安。就这样，李德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军事生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
在苏联，李德受到一系列的审查，但他还是比较幸运地没有遭到严重的处分。共产国际监委会与中国协商后对李德的处理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为：李德仅是顾问，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做出决定，他提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 ，所以李德可以免予处分。但从此共产国际不会再重用他。
此后不久，李德离开了原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的岗位，并严格遵守某些人告诫他的“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的规定。开始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恢复了奥托·布劳恩的原名，被分配到苏联的外文出版社工作，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从德文译为俄文、将列宁、斯大林原著从俄文译为德文的工作。
苏德战争爆发后，李德被抽调到战俘营去从事战俘管理教育工作。据说李德“以渊博的知识和有说服力的、不容置疑的论据，对被俘德军的军官、将领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原来的德国战俘都很感谢布劳恩为其治好了纳粹病”。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本单位重新去做文学出版工作，并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文学作品的翻译家。他将许多著名的苏联长篇小说译成了德文，如《收获》、《茹尔宾的一家》、《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后来他还当上了东德作协的第一书记，达到了他一生当中仅次于在中国时的另一个事业巅峰。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已经63岁的李德突然不再遵守他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规定，重新“顾问”起国际事务，特别是中国问题来了，开始大讲特讲关于中国的事情，尤其是许多世所罕知的属于中国党和国家乃至于共产国际机密的事情。
1964年5月27日，他在作为东德党的主要喉舌的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讲话》的署名文章，在其中他大肆歪曲谩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公开向中国党及其领袖以至领导政策宣战。
随后又对其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作了大量补充修订，于1973年正式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纪事》，里面详细记载了长征，这本书很快在苏联等国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成为了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歪曲和攻击的重要书籍。《中国纪事》出版后还不到一年，1974年8月16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讣告，宣布“奥托·布劳恩同志于1974年8月15日逝世，终年73岁”。
李德在中国7年的岁月里，曾经结过两次婚。第一位夫人名叫萧月华，两人是在瑞金结婚的，由组织上安排，为了解决李德在华期间的个人生活问题。萧月华是广东大埔一个农民的女儿，当时在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两人语言不同，婚姻生活很不愉快，经常吵架，两人曾经有过一个小孩。但这段“涉外婚姻”在长征后就解散了。新中国成立后，萧月华被授予大校军衔，享受正师级待遇。1983年11月因癌症病逝于广州。
李德的第二任妻子李丽莲是1937年底同江青一起从上海投奔延安的舞蹈演员，年轻漂亮，活泼开朗，文化层次高，李德对她十分倾慕。李丽莲则看中了李德特殊的身份和他在延安还算优越的生活待遇。经过一段接触，他们相爱了，1938年，李德找到了中央组织部书记陈云，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便参加党的生活；另一个是申请同李丽莲结婚。对这两个要求，陈云代表组织同意。由于李德的第二次婚姻有一定的感情基础，所以还算比较平静和幸福。但当1939年李德离华返苏提出带李丽莲走时，因为手续未全没有得到批准。李德只好和结婚不久的李丽莲挥泪告别，独自远归。谁想此一去竟成永别，两人再未谋面。
李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并没有提到萧月华这个名字，他只写及了与李丽莲的婚姻。其实李德和李丽莲相处的时间要比与萧月华的短暂。李德在来华前结过婚，他的妻子名叫奥尔加·贝纳里奥，两人曾一起被关入莫阿比监狱。
朝鲜人武亭，在长征出发时任第一纵队第三梯队司令员。黎平会议后，部队整编，武亭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
武亭于1905年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在汉城长大，真名叫金武亭。1919年，14岁的他参加了著名的“三·一”反日爱国运动，这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1923年3月，为了寻求复国的途径，他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经东北到了北平。从此一呆就是二十多年。
1924年他进入北方军官学校（一说是东北讲武堂），学习炮兵专业。由于军事才能过人，年仅22岁就成了炮兵中校。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早是参加了上海工人暴动，此后辗转回到内地，成为彭德怀的部下，他和彭当时部队里唯一会用炮的两个人。后来他还到苏联学习过炮兵技术，这点尚无更多史料证实。
1931年他担任了红军中央军委炮兵团团长，在红军时期，战功赫赫的武亭升迁很快，最后竟进入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对于一个没有政治后台的外国人来说，这的确是破格的晋升。
长征时，武亭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炮兵部队指挥官，是典型的救火队，不论是在进攻，还是在断后时，都广泛地担任了火力支援任务。不久武亭出任军委纵队第三野战梯队司令，指挥包括炮兵营、工兵营、运输第一大队和附属医院在内的技术兵种，后又改任红三军团炮兵营长。
长征开始时，红军还有30余名朝鲜革命者，但是在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了武亭和杨林（即毕士悌）两个人，而杨林也在1936年强渡黄河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因此，武亭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
武亭的一生中最传奇却还是他在长征之后的经历。
就是这个红军出身的武亭，曾经在1946年被选举为北朝鲜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不过他的政治地位下降得很快，他在北朝鲜的政治舞台上出现而又迅速地消失——就像一颗流星。
据武亭回忆：“杨林牺牲后，彭德怀在党委会上发言：‘太多的外国革命者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如果我们继续让他们在中国死去，还会剩下谁来为他们祖国的革命事业战斗呢？我们无法为那些已经死去的同志做些什么，但是我们不应该再浪费外国同志的生命了。’”在彭的呼吁下，军委给武亭下了休息命令。
武亭先是在红军大学进行战略学和党的工作研究。尔后于1938年初出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长。武亭再次由于过度疲劳，健康受到损害，司令部再次命令他休息。在康复后，他担负了新的任务，集中了为了寻求对日作战而来到延安的朝鲜青年，着手朝鲜义勇军的建军工作。
1941年8月，在山西桐峪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干部训练班，武亭担任校长，专门培训从事抗日武装斗争的军事干部。接着，又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朝鲜青年干部学校和朝鲜武装宣传队。在10月26日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武亭的画像作为外国抗日领袖之一同毛泽东并列。
后来，武亭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早进入南泥湾，1941年1月末2月初，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团长武亭率领两个营开进南泥湾。大约用了半年时间，从榛莽丛中开出了一条6米宽的公路，这条路成为运输物品往抗日前线的要道。
武亭的传奇形象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原来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朝鲜义勇队有89%的成员从洛阳、重庆等地辗转来到太行山。1942年7月，作为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和义勇军司令的武亭辞去了炮兵团长的职务，成立了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并专心训练和指挥这支还很弱小的队伍，相信终有一天会率领他们光复自己的祖国。
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签署命令，着武亭等率领朝鲜义勇军迅速北上，配合苏联红军光复朝鲜。但是日本三天后就宣布投降，使得这支军队失去了解放自己祖国的荣誉。
1945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武亭等人乘坐一列老式的蒸汽机车回到了平壤。但他们遭到了苏联人的限制行动。他们对平壤的政治氛围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未来的计划，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军队，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就象一群过客，只能等待苏联人的安排。武亭是朝鲜人民的英雄，但是在苏联人看来，他是个讨厌的家伙。
苏联对武亭和他的义勇军非常冷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他不熟悉，而他却又享有很高的声望，苏联人比较热衷于由文人而不是军人来担任朝鲜的领导职务，即使非要选个军人不可，他们也宁愿选比较熟悉的金日成 。
在武亭回国之前，1945年10月28日，新成立的北朝鲜五道行政局选举中，武亭被选为第二号领导人——行政局副委员长（第一号领导人是民族主义者曹晚植），武亭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46年4月。1948年2月，朝鲜人民军成立，武亭正式担任炮兵总司令，中将军衔。同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武亭被任命为民族保卫省副相（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仍兼任人民军炮兵司令。
朝鲜战争爆发后，武亭的军事表现被认为是很不好，被批评为具有“个人主义”倾向，后来他被命令保卫平壤，但他手下只有两个不足万人的预备师团，武亭不甘心被围歼或当俘虏，他在政府北撤后只做了比较轻微的抵抗便率部撤走。但是轻易放弃首都的行为无疑将严重打击他的声望，他最终被调职了。1950年12月，武亭因为“战争中的严重错误”受了处分。
也许就是因为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双重失意，才造成了他后来的悲剧性结局。一天，武亭带着一位受伤的军官来到医务所，他是武亭在八路军时期的部下。武亭要求正在忙碌的医生立即来照顾他的朋友，那位倒霉的军医刻板地告诉武亭：伤员很多，他的朋友必须排队等候。这一“傲慢”的态度激怒了武亭，他掏出手枪当即把医生打死。这一罪行是严重的，他立即被解除了指挥权，后来又被开除军职。
不久以后，他在长征时期的旧疾胃溃疡剧烈发作，正在朝鲜指挥中国志愿军的彭德怀立即把他送到东北最好的医院，但是已经无力回天了。武亭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够死在他的故土——朝鲜，于是，在1952年10月，他被接回朝鲜，不久以后，在一间普通的军人医院里去世。他死后，朝鲜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在走完长征全程的外国人中，洪水身兼两个唯一：他既是唯一的经历了中国人民军队从建军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过程，又直接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外国人，还是在1955年中国首次授予军衔时唯一获得将军军衔 （少将）的外国人。
洪水，原名武元博、阮山，生于1908年，出身背景为越南河内的地主家庭。15岁洪水以河内师范学生到法国考察，在那认识越南后来的领袖胡志明，并成为亲密战友。1924年他追随胡志明来到中国广州，成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毕业后留校工作，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洪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见证了工农红军的建立。随后洪水跟随毛泽东的指挥，亲历了第一次反“围剿”等战斗，曾任红12军第102团政治委员等职务。1932年，洪水调入苏区担任红军学校的宣传科科长。这年秋天，多才多艺的洪水与李伯钊、赵品三等创办了红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洪水任社长。
长征前夕洪水被左倾领导人批评，被认为是高级特务，开除了党籍。在朱德和刘伯承保护下，洪水被编入红军干部团直属队，除了作战之外他还负责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表演节目、写标语成为洪水在长征中做得最多的事情。在遵义他终于被恢复了党籍。在四渡赤水中洪水因为作战勇敢获得了奖励。
以后洪水的发展顺利，在延安和晋察冀八路军军区都从事宣传的工作，并和毛泽东、朱德都建立较好的朋友关系。1945年他被调回越南胡志明身边参加抗法战争，任越南第四、第五战区司令员，1948年他被授予越南当时最高的军衔——少将。1950年10月，洪水回到中国。1956年洪水得知自己患了肺癌，时间不多，就提出了归国的要求，当年10月，因病医治无效在越南去世。
毕士悌立下了许多战功。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在新中国应该也能踏入将军的行列。
毕士悌的朝鲜名字为金勋，来到中国后曾名杨林。1901年他生于朝鲜平安北道。1919年参与汉城反日起义后流亡中国，1924年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教。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叶挺独立团任三营营长，参加过南昌起义。
1927年毕士悌赴苏联，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到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赴上海开会后调中央苏区工作，作为周恩来后方工作的助手，主要负责训练和补充新兵，担任劳动与战争动员委员会参谋长，及红一方面军补充师师长。
1934年春，考虑到毕士悌曾三次进过国内外军校，便调他到红军大学主管教务，此时他改名毕士悌。长征时，红军大学改为干部团，毕士悌担任团参谋长。四渡赤水时红军减员太大，全由干部组成、原准备尽量保护的这支特殊队伍也参加了战斗，毕士悌又同普通战士一样亲自在火线拼杀。1935年4月末，中央决定从滇北抢渡金沙江，毕士悌等亲自带前卫连一昼夜强行军180里，在守渡口的敌军鼾睡时如神兵天降般到达，不费一枪不损一人便占领了渡口并缴到船只。为保护渡口安全，次日晨，他又率一个排迅速北上通安镇，以伤亡12人的代价便击溃敌一个团，俘敌数百。
1935年秋到陕北后，调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时他率一个营作为先锋首先登岸，腹部被碉堡中射来的子弹打穿，抢救无效。
1934年10月初，英国籍传教士R·A·勃沙特等人在贵州黄平县旧州被转战中的红军第六军团遇见，当时红军对传教的外国人印象都不好，认为勃沙特是“间谍”，把其他人都放了，只扣留了他和同伴罗达·海曼二人 。原因是红军的行动需要保密。
勃沙特，当时他的中文名叫薄复礼，跟随红六军团一起在湖南、贵州、云南等省境内走了大约9600公里，在外宿营达300多处。他为红军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帮助带领队伍的萧克翻译了一张法文版的贵州地图。
在随军16个月的时间之后，勃沙特于1936年4月被释放，他回到了昆明。几个月后勃沙特撰写了有关这段经历的回忆录《神灵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同年12月在英国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公司 （London Hodderand Stoughton）出版。这本书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还要早一年出版发行， 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的著作。
他在书中“自序”中写道：“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
勃沙特，1897年出生于瑞士，长征期间他38岁，已经来到中国12年。被红军释放后，他的大部分时间仍活动在中国，在昆明和贵州，只在中间回欧洲休养了两年多。1939年勃沙特再次来到中国，在贵州省盘县传教，同时也为老百姓看病和办学。他有一本英文版的草药书，常爱不释手地学习。在盘县他持续地呆了10多年的时间。从中可看出勃沙特是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他只是一个虔诚布道的宗教职业人士而已。
新中国成立后，勃沙特还到过台湾，继续他的传教活动。直到20世纪50年代应召回到英国。1966年从教会退休后一直闲居在曼彻斯特的郊区。
1985年11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作者索尔兹伯里辗转找到勃沙特并采访了他。在书里，索尔兹伯里将勃沙特称为“长征队伍里的局外人”。
1987年底，中国驻英大使馆的官员也特意前去拜访了已经年届9旬的勃沙特，并带去了当年俘虏勃沙特的红军将领萧克的信笺。萧克将军在长征途中和勃沙特有过交谈，建立了友谊，此前也几次寻找这个曾经帮过他的外国传教士。
事实上，在长征途中还有其他的几个被俘虏的外国传教士。根据勃沙特的回忆以及索尔兹伯里的记述：“在博萨哈特（注，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勃沙特被翻译成此名）被俘的同时，中国内地教会一位名叫福开森的老传教士也被俘，后来，就毫无音讯了。”1936年1月，勃沙特的同事海曼被释放以后，另外一个传教士在贵州东北的石阡被俘了。他叫海因里希·凯尔纳，是圣新会的一位德国教士。勃沙特说28岁的凯尔纳才到中国两年，他的身体不结实，适应不了长征中缺衣少食的艰苦生活。有时，他们俩有马或骡子骑，但大部分时间是步行。最后凯尔纳在勃沙特获释10天后在长征途中去世。红军没收了一个有钱地主的一口制作考究的棺材，雇佣脚夫把装有凯尔纳的棺材抬到山坡上安葬，谁知却成为了土匪和野兽的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