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合时宜的。我应该提请（那些有可能忽略历史背景的人们）注意，在当时，教堂不是禁地，但是时常出入教堂也并非没有危险。
这并非那么难以理解。曾为他们称之为革命之举而斗争的那些人，保留着一件十分骄傲的事，站在阵线正确一方的骄傲。十一二年之后（我们的故事大约发生在这个时期），阵线以及和它一起的正确方和错误方开始消失。因此昔日的革命者感到失落并急于寻求替换的阵线也就不让人吃惊了。多亏宗教，他们可以（在他们反对信徒的无神论者角色中）再次站在正确的一方，以使他们那习惯的和珍贵的优越感完整无损。
但说实话，这个阵线的替换对其他人而言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阿丽丝就是其中之一，现在透露这一点恐怕并不为期过早。正如女校长希望处在正确一方，阿丽丝希望处在对立一方。她爸爸的商店在所谓革命的日子里被国有化了，而阿丽丝反对对爸爸搞这一套的那些人。但是她如何表现她的仇恨呢？让她拿起刀子去为父亲报仇？这在波希米亚行不通。阿丽丝有表现她反抗的一种更好方法：她开始信仰上帝。
善良的上帝就这样拯救双方，也多亏他，爱德华受到了左右夹击。
星期一早晨，当女校长到教师办公室找到爱德华时，他感觉极其不自在。事实上，他不能求助他们当初第一次见面的友好气氛，因为，从那天以来（因为幼稚或者疏忽），他就从来没有叙说过他们风流的对话。女校长于是可以带着露骨的冷笑问他：
“我们昨天碰上了，是不是？”
“是的，我们碰上了。”爱德华说。
“我不明白，一个年轻人怎么可以去教堂？”女校长接着说。爱德华看起来有些窘迫地耸耸肩，而女校长摇着头说：“一个年轻人啊。”
“我去参观教堂内的巴罗克艺术。”爱德华抱歉地说。
“啊，是这样！”女校长讽刺地说，“我还不知道您对建筑艺术感兴趣。”
爱德华完全不喜欢这样的对话。他想起哥哥围着女同学绕了三圈后狂笑着离去。家族的厄运似乎在重演，他害怕了。星期六他给阿丽丝打电话道歉，说因为感冒，他不去教堂了。
当他们下一个星期里见面时，阿丽丝责备他说：“你太软弱了。”而爱德华觉得年轻姑娘的话缺少同情心。他开始对她讲（令人迷惑地和含糊地，因为他羞于承认他的恐惧及其真正原因），人们在学校跟他过不去，可怕的女校长无缘无故地迫害他。他想唤醒阿丽丝的同情心，但是，她对他说：
“我嘛，我的女老板很帅。”她开始嘻嘻哈哈地唠叨起她工作中的闲话，爱德华听着她愉快的喋喋不休，越来越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