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渴望的短篇小说与经验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相对说来，我所喜爱的好的短篇似乎是“不及物”的。因为“不及物”，所以空山不见人，同样是“不及物”，所以但闻人语声。有时候，我认为短篇这东西天生就具有东方美学的特征。东方美学是吊人胃口的美学，我经常用一个庸俗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一块羊肉，你把它烤一烤，它散发出来的香味让你直流哈喇子，简直要了你的命，可是，你真的把它送到嘴里，也就是那么回事。这里头还有一个“大”与“小”的关系，一块羊肉能有多大？然而，只要在街头烤了那么一下，神话马上出现了，“羊肉”变得巨大无比，十里长街它无所不在，你看不见它，可它却放不过你。是眼不见为实的，它具有了压倒性的、统治性的优势。这就是“味道”的厉害。“味道”是事物的属性，却比事物大，比事物大几百倍。短篇就是一块羊肉，不同的是，它被“烤”了那么一下。
短篇是怎么“烤”出来的呢？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短篇难以回避它的技术性。在艺术问题上谈技术是危险的，它不如“主义”超凡脱俗，更不如“主义”振聋发聩。但是，技术有它的实践性，艺术同样有它的实践性，你可以无视它，但是，只要你从事，你绕不过去。写作和美术不同，和音乐不同，和竞技体育更不同，那些东西没有专门的细节训练是不可想像的。写作不一样，写作有它的宽泛性，有时候，会写字就可以了。这种宽泛性容易掩盖写作的技术。所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事件”多，思潮多，口号多，好的小说，尤其是好的短篇小说却不多。这和写作的宽泛性有直接的关系。写作不再是艺术生产，而直接是艺术股市，甚至于，是艺术期货，带有买空卖空的性质。几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文章说，好小说一定是最不像小说的小说。这是标准的回避常识的说法，这同时还是好大喜功的说法。西瓜不像小说，液体牙膏不像小说，浮肿不像小说，鼻涕也不像小说，这又能说明什么？只是一句空话。所以我坚持这样的观点，好小说应当经得起“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的考验，同样也要经得起技术性的文本考验。
我所渴望的中篇首先应当具备分析的特征，分析的特征确保了事物的本质能够最充分地呈现出来。本质总是坚固的，可信赖的。有了这样一种底色，你想描绘的人物大多不会游移，从而使人物一下子就抵达了事件。
这不是什么深刻的道理，我们所缺少的是坚定不移的实践，实践的愿望、能力与勇气。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放纵的创作，放纵的作品大多是人浮于事的。一些批评家们跟在后面起哄，把“人浮于事”的创作上升到了自由的高度。放纵和自由是完全不可对等的东西，它们是貌合的，却更是神离的。
王安忆有一个说法我十分地赞同，她强调小说的“推导”功能。“推导”这个词带有形式逻辑的学究语气，但是，在我看来，“推导”是小说中——尤其是中、长篇——必不可少的“判断的控制”（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由人的行为（或内心）到人，到人的关系，再由人的关系到人，到人的内心（或行为）。
与短篇小说相反，我所渴望的中篇与经验有着血肉相连的关联。它是“及物”的，伸手可触，一开口说话就带上口红和晚餐的气味。
“我”是新时期小说的第一人称。有人说，“我”应当是所有小说的惟一人称。这句话气派宏大。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甚至愿意承认，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但是，这和结论是两码事。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李敬泽，那是“多年以前”了，我和敬泽在一间房子里枯坐，他翻着一本杂志。敬泽突然丢下手里的东西，说，怎么离开“我”都不会写小说了？敬泽没有说下去，我也没有再问，但是这句话在我的心里留了下来。
怎么离开“我”就不会写小说了？是“我”大了？还是小说“小”了？朱苏进说，作家应当比作品大。这句话我同意。可是我想了又想，朱苏进的话和“人称”似乎并不相干。
现实主义是我非常鄙视的东西。那是没有想像力的标志。在我做了父亲之后，我的看法有些变。徐坤说，做父亲改变了男人的内分泌，徐坤一语中的。做父亲之前，我想像着儿子，做了父亲之后，我凝视着儿子。这就牵扯到想像力与观察力的问题了。观察是有意义的，它会提醒你，你对别人有用，说得文气一点，它会让你有价值感。想像力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观察力的价值就在于，它有助于你与这个世界建立这样一种关系：这个世界和你是切肤的，你并不游离；世界不只是你的想像物，它还是你必须正视的存在。这个基本事实修正了我对艺术的看法，当然也修正了我对小说的看法。观察的结果是这样的：它使我看到了世界的不安全，奇怪的是，我却比任何时候更关注这个世界。一个人在想像的时刻，他的眼神通常是不聚焦的，而在他观察的过程中，他的眼里布满了警惕。在我睁大眼睛四处张望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是一个男人了，一个不能不关注未来和命运的男人。所以，我要说，现实主义不完全是小说修辞，它首先是凝视和关注。
叙述不是叙述，是你处理关系，以及你的处世方式。所以叙述的第一要素是你介入事件的通常心态，然后才是语言。我写小说的时候时常对自己怀着一种不良的动机：小子，你说吧，我看你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