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你们这次干得非常干净利落，回去我会向上峰给诸位弟兄请功。”翁百龄大喜道。
“可是……”一个人吞吞吐吐道。
“可是什么？还有什么问题吗？”翁百龄的脸色顿时就变了。
“黄四毛服毒自杀了，我们只顾抓捕嫌犯了，没有注意去控制住他。”那人低下头满脸羞愧道。
这是他们的行动失误，本来至少应该有一个人最好是两个人守着黄四毛，可是他们都想着出去抓捕共-产-党的交通员。
因为直接参与抓捕是立功行为，所以全都跑了出去，结果就出事了。
“该死，你们是怎么干活的，一个杂货店主都看不住？”翁百龄怒气冲冲道。
黄四毛也是他们这次行动要抓捕的主要人犯，现在死了，这次行动就只能算留下了遗憾。
黄炎宁小声道：“站长，咱们不能在这里久留，还是尽快撤出去，不要让共-产-党察觉到这个联络点已经暴露了，以后说不定还能守株待兔，抓到几个重要人物呢。”
“对，赶紧撤走，留下两个人守着这里，外面再留两个人。”翁百龄说道。
一行人迅速撤出了小巷，那个叫侯亮的交通员已经被堵上嘴，装在一条麻袋里，像货物似的被搬运出去。
外面的街道上停放了几辆小汽车，一群人分别上了车，然后迅速开走了。
这里，只留下一条空空的小巷和淅沥的细雨，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回到复兴社上海站大楼，翁百龄吩咐把那个交通员带到地下刑讯室，然后带着黄炎宁和赵元良来到顶楼的办公室。
几个人来到原来路鸣的办公室，门外站着一位副官。副官看到他们过来，笑了一下，指指门，示意他们进去。
三个人推门进去，却见路鸣的办公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正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
“怎么样，人抓到了吗？”戴笠站起来，急切地问道。
“报告戴长官，人抓到了一个，地下党上海市工委的交通员侯亮，那个杂货店小老板黄四毛服毒自杀了。”翁百龄说着，头上冷汗都冒出来了。
“混蛋，那么多人看着，怎么会让他服毒自杀了？”戴笠差点跳起来，拍着桌子道。
“那个交通员拒捕，激烈反抗，所以杂货店里的弟兄都冲出去抓他了，结果就忘了留人看着黄四毛，没想到已经被铐上双手，竟然还是服毒自杀了。”翁百龄说道。
“那个交通员身上搜查过了没有？”戴笠问道。
“已经仔细搜查过了，就连口腔、肛门都查过了，没有携带毒药。”翁百龄道。
“那就好，死了一个黄四毛虽然是不小的损失，但是能抓到侯亮就是大功一件，接下来就是怎么撬开他的嘴巴了，这些共-产-党可都是死硬分子。你们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戴笠冷着脸说道。
说完话，戴笠挥挥手示意三个人退出去，抓紧安排刑讯的事。
按说上海的行动戴笠不必亲自赶来坐镇，尤其是抓捕交通员这种小事。
不过这件小事比较特殊，据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内线传递过来的情报说，那个神秘的A，似乎跟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戴笠敏锐地感到这其中大有文章，因此对上海发生的每一桩案子都特别关注，他希望能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案子中发现A的影子。
然后就紧追不放，直到让A显出原形。
抽丝剥茧是戴笠查案的基本方法，只要发现一根线头，抓牢了它，一点一点地收，有时候也会故意松一下，慢慢地，或许就能牵出一头大象。
黄四毛杂货店作为联络点，也是那个内线刚刚传递过来的情报，地下党上海市工委启用这个联络点，很快就被奸细掌握了情报。
这个内线传递出的情报还指明，先前撤出上海的地下党上海市工委的一些骨干分子已经重新秘密潜入上海，准备开展一项重大行动，行动内容不详。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叠加在一起，才促使戴笠急忙坐车赶到上海，亲自安排翁百龄等人执行秘密抓捕行动。
抓捕行动还算顺利，尽管那个黄四毛死了，从完成任务的角度看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但实际上无关痛痒。
据他多年跟地下党打交道的经验来看，这种杂货店联络站只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跟别的联络点不会有横向联系，接触到的人物也很有限，属于整个情报系统的边缘。
那么，黄四毛所能掌握的情报也就十分有限，从他这里已经起获了正在传递的情报，任务就算基本完成了。
现在就看从交通员嘴里能挖掘出什么秘密了，这才是关键。
地下室刑讯室里，翁百龄等人都兴奋异常。
这是他们抓捕到的第一个活着的中-共地下党员，如果能从这人口中得到有价值的口供，那就是立了一大功劳。
翁百龄带领着手下并没有急着进去审讯，而是在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商量审讯方案。
戴笠已经明确告诉他们，尽量少用或者不用刑具，哪怕实在不得已也要确保这个人活着，决不能一不小心弄死了。
虽然没人知道一个交通员能掌握多少秘密情报，但是他肯定有上线、有下线，这样就可以顺藤摸瓜，多抓一些人，案子就能顺利扩展开来，直到把这条线上的人物全部抓干净。
戴笠的抽丝剥茧法，作为抓捕和审讯共党嫌犯的工作方法，已经印成了工作纲要，发给了复兴社每一个成员。
“关于侯亮的资料咱们掌握了多少？”翁百龄问道。
“不多，不过这些共-党分子几乎都是一个德性，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这是一场硬仗啊。”赵元良皱眉道。
“即使我们已经掌握了重要证据，他们同样拒不承认。”黄炎宁说道。
虽然他们以前没审讯过中-共地下党成员，但是从兄弟部门得到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共-党分子的嘴巴都跟焊死的一样，想用刑具撬开很难。
当然也有一些特例，极少数地下党怕死，或者是熬不过酷刑，叛变了自己的组织，向敌人招供了。
顾顺章就是这极少数叛徒中的典型代表，他的叛变给党组织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顾顺章是中央特科行动科（三科）的负责人。当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4月24日，叛徒尤崇新碰巧在汉口游乐场发现了自己以前的领导顾顺章。
顾顺章此时化名化广奇正在舞台上表演魔术，台下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注意，就在一个昏暗角落里，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
还没进行刑讯呢，顾顺章就先开口了，美其名曰愿意与国民党展开“合作”，国民党方面当然很欢迎这种“合作”。
顾顺章随后供出了他所掌握的所有中共机密。
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了党中央机关。
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及江苏省委由此经历了一次亡命生涯，算是躲过了这场劫难。
“黄副站长，你在警备司令部时也审讯过中-共地下党成员吧，你觉得应该怎么审？”翁百龄问道。
“当然是先礼后兵，先把好话说尽，把条件开出来，争取对方的合作，如果他们死活不肯合作，那就只能用刑具说话了。”黄炎宁说道。
“如果刑具也撬不开他们的嘴巴呢？”翁百龄问道。
“这是很常见的，十个共-党分子里能有一个开口的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也别抱太大的期望。”黄炎宁说道。
“那怎么行，必须把这人的嘴巴撬开，这可是关系到共-党地下组织在上海展开秘密行动的关键，咱们必须从他的嘴里得到有用的线索。”翁百龄急了。
“站长，每个共-党分子嘴里当然都会有情报，可是能不能让他说出来是另一回事，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黄炎宁冷静道。
“如果他不肯说，就是戴长官来了，他也同样不会说的。”赵元良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