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所产生的进步充分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因此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接受欧美文化，必要时可借助于武力。
一场将至的极具破坏力的灾难迫使欧洲国家认识到了它们在亚洲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截至目前，由于死守固有的保守观念，欧洲国家对它们在亚洲利益的认识和美国随时代进步形成的行为标准是格格不入的。
美国人民是欧洲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他们和欧洲大家庭有着紧密联系。日本也与此类似，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体现了它的优秀品质，因为实行这种转变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它要求很大的决心和毅力。日本没有忽视或贬低自己的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而是看到了外来事物的优越性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制度和文化体系当中。假如只是明显的物质进步构成了日本发展的全部内容，那么，这种情况将令人不安。不过，日本在促进物质发展进步的同时也看到了欧洲文化方面的优势，这是值得肯定的。日本的巨大变化，将会引导亚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去寻找能使自己新生的变革力量。
日本的变化是我们条顿祖先经历的再现，而对条顿产生影响的是罗马的政体和基督教。今天欧洲文明给日本和我们带来了种种好处，这使人认为这种文明没有进入政治和道德的衰败状态。而这种衰败曾经发生在罗马身上，就是在当时开始扩散的基督教对其也没有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所以，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勃勃生机不仅未衰减，还朝更好的方向发展，这表明西方文化在亚洲也是可以发挥好的影响的。不过，与日本物质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相比，基督教的观念在日本的传播时间不长，还未达到完美的地步，因此不能独立发挥影响。日本需要借助可见的物质成功鼓励国民接受外来观念，而这些观念隐藏于物质表层之下，只有努力观察、认真分析才能认识它们；通过长期实践及新思想的变革力量才能使其真正为我所有、为我所用。为此，日本必须虚怀以待，发自内心地接受它们，这样做，也会得到欧洲国家的善意对待。因为它们并不想在亚洲建立自己的翻版，而是希望曾使它们进步的力量也能让亚洲获得重生。是什么使一个国家不同于另一个国家呢？欧洲国家的健康发展说明了两个因素：一个是国内进步和个人完善；另一个是对外来影响的积极反应，这一点的缺失则预示着衰败业的开始。
当前我们仅在日本看到了亚洲人民对欧洲文化的热烈欢迎。如果可以通过结的果实来判断一棵树，那么在这种欢迎态度中我们看到了日本人民对能够促进他们幸福的条件的巨大希望。这个条件就是个性自由，它与法律相结合就能满足增进普遍福利的需要。从日本与大陆的亚洲人民对待欧洲文化迥然不同的态度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岛国环境对日本的影响，这种环境促进了民族个性的演变。同时，它还可以产生令人振奋的力量，凭借这股力量，日本采纳的新的政治制度可以在其他亚洲国家中得到扩展，从欧洲国家学到很多而迅速崛起的日本也会成为亚洲的榜样。岛国带来的安全和孤立会使一个国家具备很强的个性，这比任何品质对国家的影响都大。但是，我们不能将个性强等价于裹足不前，更不能把坚定和偏执相互混淆。不过，亚洲国家的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是消极有害的。这就好比石头虽然坚硬无比，但风化却能使它变得脆弱；石头没有生死也不会开花结果，但侵蚀使它处于自我消亡之中。
虽然中国受到所有欧洲大国、美国和日本的关注，但当前的形势限制了它们为了共同的目标采取行动。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各国所执行的政策只是在表面上发生了变化，局势在本质上并没有大的改变。北京政府的残暴和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遭遇的不幸（指义和团运动），只是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暴露了隐藏在表层下鲜为人知的情况，在东方，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没有发生变化。今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件在1000年前的东方也可能发生过，因为东方一直是止步不前的。在我们身上也可能发生相同的事情，将隐藏的残暴显露于世。不过，与500年前相比较而言，这类事情发生在今天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不会得到宽恕。这类事情大部分是隐藏在漠视之中的恐惧的产物，这种漠视在文明基督教国家的最落后的地区也会发生。不过，与滞后的亚洲相比，这种情况在这些地区发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且也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
尽管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各国产生了影响，但决定各国政策的根本形势没有发生变化，即中国之外的全球范围内的状况没有改变。目前，各国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使得它们为了各自的荣誉，不得不对中国采取切实的、步调一致的反击行动，并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证。在进行这些行动时，为了利用正义的惩罚实现当前局势下的共同目标，它们终止了利益竞争并使用共同的方针掩盖了政治分歧。不过，一旦对中国的反击成为过去，各国之间的利益纠纷又会成为现实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如此，各国不会忘记过去的经历，它告诉我们相互对抗和利益冲突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当前局势下，欧洲各国已经认识到了它们在亚洲的利益有一致也有冲突。一致性体现在它们都希望亚洲国家加入基督教国家的行列，而且是通过国家内部的进步实现的。就思想和实践两方面而言，这个设想切实保护了各国的利益。因为它针对的是未来，这个目标不是一个幻想，而是和不断因时变化的过程相一致的。
美国政府也同意上述观点，还用书面形式说明了两个相互补充、相互矛盾的认识：一是必须强调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的利益不受侵犯；二是尊重中国政府及中国的独立。美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很有意义，虽然它针对的是最近的事件，但它的主要用意是表明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态度。该态度强调了我国人民一直以来的普遍倾向，并就最近的情况做出了政策规定。在美国的立场中，我们看到了理想主义和务实才能的完美结合。后者使前者看清当前局面，并为此做出修正。就像水手看到前面出现了一个未做标记的浅滩时，要转舵绕道而行，待看到深水区时再恢复自己的航向。
上述做法体现了美国领导者的聪明才智，进而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不过，普通大众作为这些行动的最终评价者，它们对近年发生的各种事件也要特别留意。通过分析当今的政治局势，我们能够发现它为我们提供的机会和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一定要履行这些责任，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的领导人在行动时要考虑人民的意愿，为了使这些意愿与现实紧密联系，领导者一定要对现实了如指掌，并根据各种情况判断未来走向。这个过程一方面要观察现实，另一方面要做出合理的推论。国家政策的方向就是根据它与现实的结合制定的。假如做到了这些，国家的措施就有了保障，政府就能很好的运行，人民也会支持、拥护它，它就会变得无比强大。连我们在内的普通大众经常被人们抱怨反复无常，但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本质上变幻不定，而是现实常有不同的表象，从而导致人们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准确地认识现实。
现实又是怎样呢？19世纪末，形势的发展变化已使商业成为了所有强国的竞争目标。即使有的国家不敢奢望自己成为商业霸主，但也希望增加至少保持自己已有的商业份额，这一方面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力，另一方面取决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竞争中，大多数的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状况不满意，而有些国家在这方面却有着明显优势，例如美国就有丰富的原材料及对它们的使用能力。仅从商业角度来说，这就使得各国的起跑有着明显的优劣之分，而由自然资源造成的差异是很难消除的，绝不会因人的急切心情有所改变，于是，许多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自己侵占的地区内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进行兼并或者培养强大的政治势力，但这两者均意味着使用暴力，从而会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因为谁也不愿意自己的权利被剥夺。这就使竞争转化成了冲突，而陆地或者海上的军事力量就成为斗争的工具。
在欧美地区，领土已经分割完毕并且固定下来，而且疆界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不会改变全世界的商业形式。澳洲大陆也被分割完毕，文明国家也安排了它周围海中岛屿的政治归属权。非洲大陆的状况也与上述情况相似，只有极少的地区例外，该地区的商业由在那儿有着稳定权力的强国所操控。不过，非洲居民的稀少和落后使得它在商业上的地位无关紧要。
现在就只剩下亚洲了。上文已从世界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亚洲的局势，在此有必要对各种结论做一个总结，以便能更好地进行我们的考察，尤其是美国提出的政策。如前所述，当前亚洲正处于动荡之中，容易受外来影响进而发生改变。在地理上，它位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包括亚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大部分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华帝国的绝大部分。在两条纬线的南北，英国和俄国分别握有主宰性的、稳固的政治权利。由商业控制促成的军事力量使得这两个国家一个以陆地为根据，另一个以海洋为依托。同样已经说过的是，依靠政治渗透而不是商业竞争在远东谋求商业控制的行为左右着陆权和海权的抗争。就亚洲问题而言，在俄国和英国身上充分体现了军事力量的作用。它们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而它们发展商业的手段也形成了强烈对比，一个提倡自由贸易，另一个则主张通过一切方法进行独占。
前文还曾提及，亚洲之外的一些强国，它们和英国的目标及实现手段都非常类似，而且，与英国一样，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遥远和在世界其他地方有着关键利益，它们也不能在中国境内充分使用军事力量。这是早已存在的一个缺点，如今得到了更好的印证。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受到的影响要小：一是经由最短的航路，美国离东亚更近；二是美国可以凭借海洋航线，自如地采取对外行动；三是美国的财富巨大且日益增长；最后一点是，美国在亚洲有位于海上的菲律宾这个根据地，它对美国的防卫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由于太平洋航线到东亚的距离比较遥远，美国难以对东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而它也尽量避免这样做。日本虽然距离亚洲大陆很近，但是它有限的幅员、稀少的人口、不足的财富会使它的力量长期受到限制，因此也无法对亚洲采取行动。
基于上述原因，海上国家要想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就不能通过武力解决，虽然多少需要一点暴力手段，而是发挥各自的优势。这种优势最明显也最令人信服的表示就是来自商业的种种好处。我们希望道义精神可以借助商业进行传播，人一旦拥有这些，他们就会意识到人的存在不仅仅为了物质享受，也要担负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样亚洲的复兴就有了希望。目前，除了英国和法国，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以海权为后盾争夺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优势地位的。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洋商业上，海上国家期望从中获益，并通过合作影响中国；另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军力量上，海上强国依靠它来维护它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和权利，防范其他国家使用武力将它们部分或者全部排挤出中国的企图。针对这种企图，前文对当前的军事特征和政治形势做了探讨，在此无须赘言，但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这个例外针对的是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商业上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多做介绍。长江深入中国内地，很大的轮船可以从海上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位于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要依靠长江与外界进行交往。地理上，长江位于中国南北之间，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均有重要影响。所以，在长江流域建立了势力就是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能通过长江与海洋进行沟通；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对其他方面地位的提升也会有所帮助。由此可知，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谁就具备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因此，海上国家应积极地对长江流域施加有效的影响，中国由此得到的好处也会扩散到全国。因为在长江流域播下一粒种子，就会结出100倍的果实，其他地区也会有30倍的收获。
不过，商业好处只是欧洲国家如今对中国施压的一部分原因。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相互影响的问题不能一直被忽视，也不能因所谓的独立国家拥有自主权而延误彼此间的交流。因为这种相互影响已经开始，既不能折回去也不能被阻止，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引导这个过程，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这两种文明自由发挥各自的影响。各国坚持要求中国给予它们自由买卖的权利，但并不要求中国人一定与他们进行贸易，中国人可根据自己的获利动机决定如何行动。这样，我们的思想也要求能在中国自由传播，而中国人有自由交流的权利，我们并不强迫他们倾听或者接受什么。后一种思想的要求与前一种贸易的要求没有多大差别，也不应该被否定。如果我们得到的好处只是中国商业上的开放，那么，一方面中国会因为我们向它提供的物质上的好处变得富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我们的精神和道义力量缺乏准确的了解，它对上述力量的运用又让人无法把握，这对于我们和中国都是相当危险的。当然，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未能履行我们的原则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则会失去合理性，而且应承认的是，即使未能很好地遵循它们，我们照样能获益；但是，在履行准则方面的缺失会使我们无法达到圆满。回顾历史，我们也许会受到鼓舞，因为忠于理想的人产生的影响一直在发挥作用，并将持续下去。
处理中国问题的目标是：一、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处于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地位；二、坚持广义上的门户开放。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要在商业上开放，也要对来自欧洲的思想和各个领域的欧洲教师开放，但后者必须是自愿来华者，不能是国家政府的代理人。就实际意义而言，对中国进行思想影响远比给它物质帮助更重要；对欧洲国家来说，如果中国变得强大，但没有被它们凌驾于物质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观念所熏陶，那确实是件危险的事。所以，对传教活动的强烈反对是荒诞的，也不符合追求和平发展的目标。在欧洲，基督教教义和任何哲学或者科学一样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共同构筑了欧洲文明。虽然基于量和质两方面的认识，人们对基督教在欧洲产生影响的性质和程度有不同的意见，但影响的确存在。单就政治观点而言，基督教思想和欧洲其他形式的活动有着同等进入中国的权利，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不满也不应该作为将基督教排除在中国之外的理由。另外，修筑铁路并非基督教的活动，却触怒了中国人，只是由于政府的关系敢怒不敢言罢了；而中国政府同意传教活动的做法，并不能使中国人对基督教士的话洗耳恭听。在中国贸易开放的每一步进展都是施压促成的，而施压的方法就是战争。商业可以借助直接或间接的暴力进行，而思想却只能靠言论的自由传播。
既然现在的世界发展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而中国漫长的变化趋势也处在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上，美国的公民有必要考虑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并为此做好准备。这种准备体现在目标和能力两个方面：目标上的准备是精神和道德过程，它使我们分清何为正义、何为不当，然后选取行动方向形成政策，它是粗线条的但目标必须明确。能力上的准备是物质行为，包含两个相关要素：做好必要的武力准备；按政治形势的需要减少义务。这会使我们节省力量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我们应着重考虑政策和能力这两个主要方面。针对中国最近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我国政府就它的目标和原则发表了一个宣言，申明我们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执行在过去行动中有所体现的政策。对我国人民来说，他们要做的不是制定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良知，是否符合他们的是非感，是否体现了他们对于现实的期望。我对我国现行政策的阐释如下：我们坚决要求获得平等的商业权力，同时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及独立选择政治制度和制定政策的权力，我们绝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只要不发生在国际范围内难以忍受的事情。
在阐明这个政策时，我们就意识到了该政策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并不一致。对于这些差异不必大惊小怪，但也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将其当作可能会对我们政策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考虑。这种影响不会使我们对中国的政策发生改变，只是提醒我们针对这些分歧做好充足的准备，并判断哪些是不重要的问题，不值得去计较。因为在不必要的问题上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不仅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且可能削弱我国的实力。
简而言之，我们没有把握能得到随“门户开放”而来的商业利益，除非我们为争取中国的开放采取相应的手段；我们也没有把握能使中国的领土保持完整，除非我们不仅发挥道义影响，必要时也采取一切手段反击任何排挤我们的商业、削弱我们的影响的专断行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影响是正义的，它来自于一个尊重他国人民自主权并尽力发扬自己信仰的国家。不过，如果我们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中国的代表人物认识到我们愿意而且有能力帮助他们抵制各种不合理的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短期利益，而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虽然我们与这种利益是不可分割的。这些原则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会有具体的体现，但我们可以先在一般的意义上肯定它们，使它们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还要被他人普遍了解。最近我国政府向别国发出的声明就体现了这些原则。
我们要告诉那些国家，美国政府不会让中国的问题放任自流。中国应该接受外来的正确政治观点和高深的思想，并把它们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进而从内部实现应有的变革。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新生，仅凭外来压力也不可能使个人身上的素质被国家组织所拥有，变化只有始于内部并以其固有的或者植入的活力为条件，才可能取得成功。不过，今天的中国还不具备自我更新、从外界自觉吸收和消化精神营养的内在动力，但日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具备了这点。当然，日本并没有主动去寻求压力，只是迫于外界压力才进行的变革。日本只是曾经排斥过外来思想，而中国在与外国有了长期的接触之后，还是反对吸收那些可以使自己重获生机的东西。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利益，必须让中国对欧美文明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无论美国的态度如何，上述工作一定要进行。不过，我们能无视对上帝和人类的责任，拒绝给予我们的支持么？况且，我们对国家和个人的尊重能够使我们提供真正无私的支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尽管形势紧迫、任务艰重，但菲律宾的获得为我们赢得的充分准备使人们相信我们是上帝的使者。神圣的使命使我们不能不顾现实情况莽撞行事。由于方案众多，计算各种方案得失时要考虑或协调的利益广泛，所以我们的决定关系重大。决定是为目标服务的，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为了在关键时刻展示我们的实力，我们要轻装前进，抛弃任何会分散我们力量的种种牵挂和偏见，就算会有牺牲也在所不惜。因为要想成功就要集中精力于一处，用拿破仑的话来说就是：“排除任何杂念”。
如果我们一定要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力并使其发挥作用，我们决不能篡夺中国人民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目前，长江流域是我们的利益中心位置，但是假如再发生像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那时候我们采取的行动也可能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虽然商业和思想上的门户开放应该是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最容易实现的地区是中部，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因为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稳固地存在。汽轮从海上可以驶至距离海洋600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大的港口，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功效，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抵制外来侵略行为的后盾力量。
目前，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集中在长江流域，因为将一个地区控制在自己影响范围内的最好方法，是找到一个中心点而非四面出击。在此，我们发现几个强国的利益斗争有演变为对抗的危险。不过，这不表示我们需要建立会限制我们自由行动的联盟或者明确反对某个国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行动上的自由无限放大，但我们的言语常常会有这种倾向，体现了我们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过，这个能力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这个限度还想继续行事，合作就是必要的了。这种情况下，利益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是行动得以协调，关系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和我们在东方有关系的国家中，英国和我们在利益的性质、法律法规、道德规范方面有着最多的相同之处。因此，英美之间的合作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合作并不意味着放弃无处不在的选择自由的道义责任。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保证行动上的独立，而无条件的条约可能危及我们的自由，因为它要求我们为一无所知的未来作保证。
为了确保门户开放目标的充分实现，不仅要在中国显示我们的力量，而且要在海洋交通线上显示，尤其是经巴拿马地峡的最短航线上。任务的广泛要求相关国家分工和合作。因为在目前陆权和海权的对抗中，没有一个海上强国有能力独自制定并抵御俄国的庞大计划，即使只在几个关键地区与俄国相抗衡也会令一个国家疲惫不堪。
欧洲和美洲都是通往远东的交通要道，前者取道苏伊士，后者经由太平洋。然而，目前我国的国内财富分布状况和海外交通状况要求我们开辟由我国的大西洋海岸经中美洲地峡通往远东的航道。这样，美国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将经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就像欧洲航线经苏伊士一样；对欧洲航线而言，地中海、埃及、小亚细亚、红海和亚丁都是有关键意义的地点，而加勒比海、将来出现的中美洲运河的周边地区、夏威夷和菲律宾对我们也有类似的意义，它们的重要性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但是，我们保护这些地区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还因为我们对于未来的责任感使我们背负起这个任务。在这里我不是想说我们有义务为那些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强国服务，而是想表明在未来的太平洋商业上，在中国的发展上，我们和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和他们应该相互扶持，并且应耻于得到比我们给予多的东西。随着我国实力的逐步发展，我们有能力要求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峡拥有主宰地位；而且在我们曾经遭遇抵制的地区，我们已获得了英国的默许。这是我们外交胜利得到的好处呢，还是我们应该承担的另一份责任？答案当然是后者。这不是因为英国的利益与我们有所关联，而是共同的利益和对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的责任使得我们和英国需要相互支持。仅仅在东方达成协议是不够的，我们双方还需要维护从各自海岸延伸出来的交通要道，只有这样，我们在远东的实力才不会因为必要交通受到封锁而有所下降。因此，我们必须在太平洋保持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大西洋也要如此。一方面为了防卫我国海岸，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加勒比海保持我国海军的主宰地位十分必要，这不仅可以确保运用地峡运河增进我国的贸易，还能促使我国海军迅速进入太平洋。
总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显而易见，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并不是加大我们的分量就能实现的，还要衡量天平两端的现实状况。不过，当前的情况可以说明，我们想提高我国世界地位的想法不是一支无关轻重的海军力量可以实现的，它也不能免除我们作为国际大家庭一员的义务。在这个大家庭中，各国经常相互冲突的利益必须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并通过实力得到维护。我们还要考虑这种情况，巴拿马运河投入使用后，我国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支舰队只能借助一条人工航道相互支援，而且这条航道又特别容易被切断。这样，中美洲运河并不能像一条天然海峡那样具有一条陆地间通道所应具有的军事价值。凭借这种价值，一支部署于中央的海军力量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有效行动，从而稳定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形势。就像一支部署在马耳他的强大舰队既可对直布罗陀，又可对苏伊士施加影响，因为它通往这两个地点的海上通道是畅通的。这种情况下，仅有的问题就是这支海军力量的大小了。从苏伊士向印度和地中海施加影响就既取决于军事力量，又取决于运河的开放情况。不过，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地势天然平缓，它遭到切断的可能性要低于依赖船闸的中美洲运河。
在加勒比海巩固美国的海军地位有利于地峡运河的使用，而地峡运河可以缩短美国的大西洋沿岸与东方的距离，使美国的商业在东方顺利发展。不过，由于这是一个军事问题就一定具有所有军事共有的特征，那就是足够的安全绝对不会等同于绝对的安全。因为军事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危险都会存在。不过，通过各种手段可以获得一种对自己绝对有力的局面。
要想获得这种局面，我们建立一支实力强大的海军是有必要的，它可以应付各种紧急情况，也可以确立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统治地位，使其他国家明白我们的权威力量是不容挑衅的。因为只有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立场得到所有国家的普遍认可，我们才有把握地峡运河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为我们的商业发展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就获得了一种对我们而言最安全、最有利的局面。
另外，直到今天为止，只有英国曾经试图挑战我们在加勒比海的主宰地位。而英国对西印度群岛和南美的兴趣起源于18世纪，当时英国的主要出口贸易商品就有南美的糖，所以英国人才一直想把西班牙的殖民地据为己有，在他们眼中它是有利可图的宝地，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因此，在四五十年前的加勒比海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的英国与我们美国是对立关系，毫无疑问，我们的门罗主义政策也无法使英、美的利益进行有效的调和。但是，近半个世纪中发生的事件改变了这种情况，英国对这些变化有了充分的认识。这些变化在印度和南美这两个地区也有所体现：在19世纪初期，英国贸易额的四分之一来源于印度，而今天的印度对于英国来说却是可有可无的地区；虽然南美的情况不像印度那么糟糕，但它为英国带来的利益远远比不上正在日益发展的其他地区。
基于上述情况，英国默许了我们在加勒比海处于统治地位，这种倾向将会继续提高。这是两个长期存在的事实促成的，一是英国放弃加勒比地区更有利于它在其他地区利益的顺利发展；二是我们与英国有着部分的共同利益，这就要求英、美进行合作，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所以，我们会为英国的利益竭尽所能提供我们的帮助，我们也衷心地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和援助，尤其是当我们在加勒比海与其他国家发生政治冲突时。
显而易见，英国在近期的美西战争中给了我们美国道义上的支持。曾经有位值得我信赖的权威人士说过，英国不仅不会参加任何一个限制我国使用武力的国际联合声明，而且它还会积极地反对这种活动。英国人已经用行动向我们证明了它的诚意，这要比任何华丽的说辞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可以把英国的态度称为友谊或者谋略，不论哪种称呼都体现了我们有共同的利益，需要相互扶持、相互帮助。虽然我们不能指望华盛顿曾经说过的每句话都是金科玉律，因为有些话只能在特定环境中使用，但有句话却是在任何时代都适用的：“根本用不着想象政府会一直按照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标准行事。”因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国家谋取福利，它没有理由也没有义务去做其他的事。
道义支持作为一个政治因素，它的基础是利益的一致性和政治策略的相似性，这就会引起人们的怀疑，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它是否还会产生其他的作用。例如，它是否会转化为物质上的互利互惠，它是否会促成某些国家的结盟等等。英国和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对立关系已经消失，传统的敌对情绪被现实中的共同利益所取代，它们都在为如何使中国进行广泛的门户开放而努力。就目前中国的状况而言，英、美均不希望它被外来势力控制、兼并或者瓜分，这既与美国的门罗主义有关，也因为中国保持统一对它们在中国的利益更有帮助。这个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英、美的合作，而它们在中国的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础。但是，美国为此所做的准备还不够充分，只有在军事上有了充足的准备，才能应对各种突发的状况，这样目标才可能真正的实现。
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人认识到了两国为了共同利益合作的意义，但是另一部分人对对方还存在着过去的敌对情绪，这会成为英、美前进道路上的阻碍。我们无法消除那些人的偏见，但我们可以不受他们想法的影响。虽然有时候情绪产生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它是短暂的、一时的；而基于现实基础为了共同利益采取的一致行动，却是长期的、持久的。谁能赢得最后的胜利是显而易见的。
门户开放政策对于英、美都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它能使美国的对华出口贸易额占到最大比重，那美国将会成为中国门户开放的最大受益者。除此之外，英、美的行为准则也十分相似，他们都认为瓜分和兼并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虽然英国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的行为好像违背了上述准则，导致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对英国的偏见更深，但他们总有一天会明白英国这么做只是使德兰士瓦共和国有更好的发展，就像我们攻占菲律宾及100年前合并南部邦联一样。今天存在于美国人中对英国的偏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历史遗传，就像当初为了加勒比海问题英国对我们的敌意。不过，这些情绪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它与美国的利益是相悖的，这就使得它总有一天会消亡。但是，这种情绪对我们要建立一支力量得当的海军会产生消极影响，而海军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就如蓝天对于雄鹰的意义，在紧要时刻它会发挥关键的作用。
欧洲社会与赤道以北的大西洋相邻，我们认为它对于未来世界的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这个地区内的领土边界情况已基本确定，而且它不会受到国家利益冲突的影响，由此形成的政治局面也是相对稳定的。而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则是大相径庭，因为各个国家对它的关注刚开始。400年前，随着美洲和好望角被人们探索发现，地中海在世界中的主宰地位由大西洋取代。在过去的50年中，亚洲成为各国注意的焦点，它们都想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去挖掘里面可能存在的宝藏。人们随之而来的担忧是，各个方面均有差异的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时，一定要强调欧洲文化的优越性和实时性，它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各个方面。它的生命活力和价值不仅在盎格鲁—萨克逊种族身上完美体现，在英国持续健康的发展中和英、美殖民地区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今天欧洲文明具有的特征，是传统文化与现实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在很久以前的传统中就有它的雏形，把它和具体的行动相融合，经过不断的传承发展，在今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英、美的责任是使它更好地发展，不仅造福它们，也为推动世界的发展贡献力量。美国是多民族聚合的国家，由于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法律传统，他们才能够团结一致、扶持发展。这种传统在孤立的环境中衍生、保持、发展，还从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古老家园中吸取养分。它具有强大的改造力，吞并了与它有着政治联系的所有种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由于美国的政治力量充满活力，它有责任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这份力量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当然，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肯定会遭遇其他国家的阻挠，因为这种做法可能损害到一些国家的利益。不过，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即使要有所牺牲，我们也是心甘情愿的。
我们贡献力量的区域很明显应该是太平洋和东方，因此，我们绝对有必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保证我们在加勒比海的主宰地位不受威胁。上文已经说到由于共同的利益我们和英国进行了合作，我们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因此我们不用担心会有国家对加勒比海下手。这种局面不仅有利于我国的安全，也能减少在海军上的支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思考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还对英国存有偏见应该吗？产生这些偏见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有些人是否也该放下呢？与时俱进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为了我国未来的顺利发展，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从大局出发，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英美两国基于利益的一致性和传统的相似性建立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结盟可以体现的。反之，同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不值得大力提倡。英美两国在亚洲会与许多国家相遇甚至产生斗争，这就要求它们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要有明确的认识，尤其要小心应对与它们的观点相悖的国家，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虽然我们和英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我们两国的政治体制却是完全不同的，这两方面决定着我国海军的运用。但它们却向以前提出的原则发出了挑战，因为那个原则可以决定海军的规模。我认为那个原则在今天也是对的，就如同以前那样。我并不是否定我国这几年的进步，也无意否认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只是想说那个原则是正确的，虽然它在新形势下产生的影响会有所不同。我们要想正确地分析今天的形势，就要把它与很久的以前相对比，找到制度形成的根源，挖掘出它里面蕴含的民族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谁与我们是真正不可分割的，更好地指导我们将来的行动，使我们找到利益的中心点。
在当前的形势下，由于我们和英国为了共同的利益有着合作关系，而一方力量的强弱会对另一方的利益产生影响，在我们尽力帮助英国的同时，我们衷心地希望英国强大的海军在英、美合作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海军对于英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在维护国家安全、保持领土完整方面有巨大的意义。而我国就不是这样，一方面由于我国在海外没有获利巨大的领土；另一方面我们不担心与外界的交通被切断，因为我们仅仅依靠自己就能保证国内的发展。所以，单单针对我们的国内发展而言，海军是可有可无的。不过，为了我们和英国的合作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愿意倾尽全力组建一支规模较小的海军，为英美两国的合作服务。
但是，由于英国需要用到海军的地方很多导致它不能在我们有需要时及时给予支援，所以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创建力量足够强大的海军。它可用在以下几个地方：一、可能出现敌对力量的东方和加勒比海；二、必须握有控制权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三、极易被暴力阻断的将要建设的中美洲运河。我国海军力量的强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大，它只会随着我们对亚洲认识的深入而改变。
影响海军力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人员，这点常常被我们忽略。由于操作各种机器的人员是过剩的，我们可以把他们编织在一起形成常备力量，在必要时他们就能发挥作用。在100年前的帆船时代，任何一个商船水手都会使用枪炮，所以，当时很容易招募到海军的预备人员用于突发的战争。
但现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的商船上的大多数人不会使用枪炮，他们对于战争没有多大作用。在战争时，一艘舰船上的人员中这种人最多占到三分之一。而常备军的计算要以战争时为标准，战争时所有人员的三分之二组成和平时期的常备军，另外的三分之一在战争来临时临时招募。
为了使我国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我们有必要考虑扩大我国的责任。具体体现在：为了在太平洋和亚洲获得更多的利益，去反对欧洲国家侵占南美洲顶端国家的做法是否明智、是否符合道义精神？虽然英国忙着扩张领土、占领亚马孙河流域以南的国家，但这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与那些国家没有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况且众所周知的是，他们讨厌我们。这可能与我们干预欧洲侵占它们的事情有关，我们的立场在战争时会受欢迎，平时则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但是，由于中美洲地峡对我们的意义非比寻常，我们绝对不会允许任何力量控制属于它范围内的地区。我们却不会关注美洲南端，因为它远离我们的本土，对于我们的价值不大，而我们需要把精力放在更有利益的地方，比如亚马孙河流域。它对我们的商业发展有重要影响，它表现出的商业价值是很明显的。由于国际谅解的功劳，这个地区被迫向所有的国家开放，而我国也要在此争得一席之地，把它作为门罗主义在各地区是否适用的分界线。
注释
①条顿是古代日耳曼的一个分支，公元前4世纪时分布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地区，后来逐渐和日耳曼其他部落融合。后常以条顿人泛指日耳曼人及其后裔，或是以此称呼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