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面的中华帝国、西面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及波斯的政治局面和社会前景都无法确定，它们就成为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攻击对象。
陆权对亚洲中心地带（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未来的影响，使得俄国特别偏爱实行领土独占。而其他国家即使在俄国领土上享有权力，也只是偶然的，而且权力的使用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但也有例外情况，后文会涉及。凭借着自身的军事力量，俄国在海权范围外为所欲为。不过，虽然在一些地区不能对俄国直接抵抗，但可以通过其他地区的力量对它进行限制。这种力量可以是海上的也可以是陆上的，要以实际情况而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施加上述压力，因为各国力量均是多样且广泛分布的。在一个地区的行动总是受到在其他地区虚弱地位的牵绊，作为军事行为，这类约束方式被称作“转换”。
如果俄国妄想推行独占政策，就可能产生上述压力，分散它的军事力量，削弱它的实力。这不仅与俄国的地域辽阔、交通不发达及因利益得罪的国家众多有关，也因为这些国家拥有许多“转换”行动的有力地点。而这些地点或者其他容易被占领的地区，都位于俄国侧翼附近。假设不考虑其他情况，施加于侧翼的压力与攻击比中间地带的更有效，因为两翼之间的距离比中间到任意一翼的距离远得多，而集中力量的进攻或防御行动在中间与一翼之间比在两翼之间更容易进行。所以，和俄国对立的国家之间进行的结盟或者合作虽然虚弱无力，但由于有上述优势，跟俄国军事力量集中的情况相比，有了略微的弥补。不过，海权和陆权也可能达成某种平衡，而这是决定亚洲永久和平的两个要素之一。
另一个要素是“摩擦的消失”，由于极难实现显得更为重要。完全可以确定，焦虑不安是产生摩擦的原因，这在各国政府中均有体现。为了预防这种不安导致最坏的结果——战争，我们必须认清当前的形势，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如果做不到这点，国家的行动就会失去目标。如果国家没有认识到自身及他方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形成这种优势和劣势的原因，那么国家和政府就会误判当前形势，当断不断或者贸然行动。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多少会产生危害。相反，如果国家和政府能够把握当前的局势，根据局势的变化制定相应的对策，时刻做好应对各种变化的准备，国家之间多沟通相互考虑，这样做出的决策就会更准确，从而杜绝战争的发生，维持和平的局面。毫无疑问，对国家间相互力量的分析有助于国家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认为引起冲突是损人不利己的事，这也是和平能在欧洲国家存在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如果与亚洲未来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家，也能对各自的优缺点、利益所在以及与东方合作的可能性有着正确的认识，并对自身的能力进行正确的评估，那么亚洲问题也能被和平解决。根据各自的现实情况进行力量协调，做到相互理解、心照不宣，那么摩擦就不会产生。这样，今天在欧洲上演的战争就不会再次发生，相互竞争的意愿之间会有一种适当的制衡。接着，在了解了俄国固有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我们将考察那些本能地对俄国的主宰地位进行限制的国家。在进行考察时，要涉及自然状况以及人为的联合或者同盟。建立联盟对于国家的利益是否有帮助，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只会简单提及。
商业控制是将海洋由自然状态转变为具有海权形式的最直接的方式，与海权相对应的是陆权——对内陆地区的独占性统治，它们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海权存在于海洋的表面，它无法在陆地上立足。海洋本身并没有什么产出，但作为主要的商业通道和交通场所，却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海洋的价值体现在被运输的商品上，商品交换的利润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发展。因此，海上强国不可能放弃对海权的控制，放弃海上帝国的权力。由于海上强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有着共同的利益，面对着日益高涨要求放松海权控制的呼声，海上强国应慎重考虑做出多大让步。但由于它们推行必要政策会受到各种限制，因此保持海权优势就很有必要，所以对于各种呼声不应过早响应，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放弃长期被认可的海权绝非易事。毫无疑问，海上帝国是一个世界帝国，让它放弃海权的做法明智吗？掠夺所谓的私人财产是商品冒险时代就有的现象，不过“私人”的定义却有待商榷。例如像“战时违禁品”这样在本质上很难把握的概念就没有一个精准的定义。如果认为这个概念是说海上敌方的物资可由中立国承运，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过，“私人”这个词的一般含义是属于个人，但运往其他国家用于交换的商品不是“私人”的。众所周知，钱是战争的血液。在对外贸易中，个体公民的钱财对国家财富的增加有着重要作用，由此可得出个人财富对于战时国家的血液循环必不可少。而这与国内贸易不一样，后者在本国进行，没有外国的参与，这就好比是生物体内的活动，把自身拥有的东西分给不同的部位而已。不过，一个有机体不能自己养活自己，要吸收、分配、消化来自外部的东西，这些外部东西就类似国家的对外商业活动，这些活动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海运是外部资源的主要流通渠道，对支撑战争的进行特别重要。扰乱国内贸易不一定会对战争的目标产生影响，但肯定会因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引起抱怨。假如对外商业活动由于“私人”财产被掠夺而阻断，这种影响就很大了，绝对不会只是简单的怨愤而已。所以，为了本国战争的胜利去干涉敌国的对外贸易活动，使对方损失惨重被迫顺应自己，这种活动代价小、收获大，不失为一种好的手段。
上文说到，对于亚洲中心地区而言，俄国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国家，它的扩张一直以来都是从两翼进行的，事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因此，要想扼制俄国的侵略扩张行为，就只能针对两翼下手。这种做法的好处正如前文所言，攻击两翼针对的是俄国的海岸，即面向海洋的出口。而内陆地区要与这些海岸保持畅通无阻的联络以便获益，必然会被地理位置优越且力量强大的海上强国所左右。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俄国两翼的形势：一方面由于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目标和政策目标有密切的联系，大家都想得到它们；另一方面，各国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及所处位置，有的进行侵略有的阻止俄国的扩张。
如果俄国的地理状况及所要达成的目标如上文所言，它获得利益的方法是：尽可能地寻找宽阔、开放的通向海洋的入口。东部的目标是中国海岸，西部是经波斯抵达波斯湾，还可以经黑海或小亚细亚涉足地中海。据俄国政府的消息显示，没有自然阻碍或者人为因素能够阻止俄国按照上述计划进行侵略扩张。此外，有人推测俄国对印度也有企图。假如推测成立，那俄国就是从中间地带扩张而不是两翼了。我们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俄国在波斯的扩张除了会使它接近海湾，也可能让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脉，如果不考虑阿富汗的艰辛环境和居民强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难。这样，俄国就能在阿富汗以及它与北部地区的交通方面获益匪浅，并以阿富汗为翘板侵略印度。
俄国的这一系列活动将会对其他国家的利益产生严重影响，从而激起它们强烈的敌对情绪，它们将会采取一切行动去对抗俄国。海权虽然是这些活动的基础，如果不加强管理，也无法跟地理位置优越且陆上实力强大的俄国抗衡。此外，由于俄国的政局稳定及领土广阔，其他国家对俄国实施的攻击对它而言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有些国家认识到，为了维护争执地区的共同利益，它们有必要团结协作，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政策，维护国家的利益。因为共同利益促成了国家间的合作，所以对当前情况认识得越清楚、分析得越全面，国家间的合作就会越顺利、越长久。
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都想统治政治局势动荡及社会前景不确定的国家或者地区，因此，这些地区的未来发展是由统治它们的国家实行的政策决定的。这些地区主要有东面的中华帝国，尤其是汉族地区；还有西面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及波斯。后两者相邻，分界线是一条虽然高大但没什么阻隔作用的山链，从亚美尼亚山地向东南延伸将至波斯湾。因为没有铁路，该地区商业比较落后。它的面积（如不包括阿拉伯地区）大约是100万平方英里，南邻地中海与波斯湾，北依黑海与里海，南北宽度大约是500英里，相当于纽约到芝加哥距离的一半。该地区的发展潜力巨大，可修建两条铁路，一条从地中海到波斯湾顶点，另一条经过波斯直抵印度边境。如果这一计划可以实现，肯定会带动该地区经济的发展。
但在上述地区甚至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安于现状，从来没有想过发展进步。因此，这些问题很难处理，就只能等到发达国家有需要时再来解决。不过，中国现在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它成为各国急于瓜分的对象，每个国家都想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为自身将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不管各国的方法如何，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要获得某种优势，要握有实权，还要控制地盘。这就是某些亚洲人认为的强国想要获得特权的原因。假如南北两个国家的这种动机十分明显，其他国家必然会效仿。当然，强国不能完全剥夺当地人的权力，这不现实也没必要，他们只要让当地人接受新方法、新技术即可，这些方法、技术将会促进他们的进步，也会给强国带来利益。如何实现这一局面，是逐渐接管对当地的统治（如在印度），还是像在埃及那样对名义上的政府实行控制，这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而定，决不能不顾实际生搬硬套原来的方法。
在早期，上述变化一般是私人商业企业先进行的，由于当地政府的软弱无能还导致了许多违法行为的发生。这时就需要外国政府干预当地的政策以维护外国公民的权利，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当地政府承诺不再犯以前的错误，另一方面还要求得到某种担保，比如说被给予某种程度的地方统治权，有利于他们在当地的发展。这就像播种一粒种子，它的生长速度是由其自身的条件决定的而非土壤，而且一旦扎根，就很难拔除。另外，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控制一块土地的因素不是当地人民的抵抗，而是与它实力相当的国家的阻挠。
这种情况在印度的历史中得到印证（当克莱武与杜布雷各自代表的英国和法国之间对抗出现时，印度就处于紧张状态），在当今也时有体现。在埃及，各国的对抗刚刚结束，与人们开始的预料大相径庭，形成了一国主宰的局面，与印度的情况一样。在中国，上述过程已经开始且还在继续，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否会像印度和埃及那样由突发事件扭转整个局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至于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可能会出现上面的情况。虽然我们不能预测出现的时间，但现在的局势表明，这个过程必然会开始而且产生相应的结果。
无论这类过程会产生什么结果，事实表明它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应该研究现今的局势看清未来的发展状况，做好必要的准备。这个研究要基于两个基本情况：第一，如今的斗争是在亚洲中心地带的两翼进行的，而且会因俄国的扩张而延续下去。第二，局势明显表明上述斗争是在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展开的。即使认识到这两大竞争者也不要忽视一个事实，即海权与陆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陆上强国也要向海边扩张利用海洋为自己服务，反之，海上强国也有必要控制陆地上的居民。不过，法国是第二种情况的例外。因为法国是俄国的同盟国，素有海上强国之称的法国成了俄国在东方的支持者。此外，天然的利益也决定了国家的发展倾向，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所以，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有着一致的利益绝非偶然，某些局面也可能会长期存在。
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些局面。上述四国以及俄国共同决定了侧翼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在这四国中，英国、日本和美国是海上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海军方面。德国与它们三国不太一样，但它近年来的商业发展情况使得它也想在不发达地区实行自由贸易。与其他国家相类似，德国肯定也会反对独占性控制，因为独占对它非常不利。德国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体现在了海军扩充计划上。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一旦形式允许，四个国家均可以以海军为后盾对中国采取行动。它们可以用手中的基地作为后援支持这种活动，强大的海军也可以防范陆军对这些基地的进攻。但德国的情况有点儿不同，它的胶州湾基地容易受到攻击。日本由于是岛国比较安全，占据菲律宾的美国也有安全基地。不过，中国的香港远离陆上敌国的重心位置，也不易受到攻击。
以上情况保证了海洋处于海军力量的控制下，在基地、舰船、攻防力量、基层官兵以及上层决策者等诸多方面，四国的海军都胜过了俄法海军。而且，四国海军随时可以得到陆军的支援。俄国的一翼是日本陆军，在5000英里外的另一翼则是德国军队。另外，俄国易受攻击的两翼之间还没有铁路联系，而菲律宾和香港与俄国的东翼只有一小段绝对安全的水上距离。除此之外，长江还为海上强国进入内陆提供了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距离海洋230英里的南京，颇具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400英里的汉口，而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入距离入海口1000英里的宜昌。
军事形势反映了政治形势，对它的正确认识有助于和平发展。尽管海上强国有着种种优势，但不能利用海上优势进行侵略扩张，无论它们在战争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因为海军的攻击力绝对比不过陆军，所以只能用它们来扼制凭借武力进行商业垄断的不正当竞争。不过，海上强国也有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北京的位置。海上强国由于自身力量不足，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统治中国，企图控制统治者但不能取代他们。海上强国希望中国政府迁往长江流域，最好使长江沿岸成为中国的枢纽地带。这种情况实现的条件是北京政府迫于压力迁都，否则可能在长江流域产生与北京对立的革命政府。中国中央政府的软弱会促进这种革命的发生，而这种革命是已经崭露头角的地方独立运动的另一种形式。另外，中国经历一段政治分裂时期也许有利于爱国主义的产生，因为法国革命之前的法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在当今时代，爱国主义将人们汇聚为比现有民族更广泛的集团。中国的统一或者分裂不是人为可以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这两种情况。
由我们的阐述可知，上文提及的四个海上国家凭借它们在东亚的殖民地，能够抵制来自北方的扩张。但在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及地中海畔的利凡得盆地的西翼，情况尚不明确。这里距离俄国的力量中心很近，俄国的黑海舰队也容易得到法国海上力量的协助，这些均有利于俄国在此地主宰地位的形成，这个地位也是法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奋斗目标。意大利由于它在当前国际联盟问题上的倾向性及基于明显利益的民族情绪，它会积极支持任何能保证地中海地区的均势及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行为。意大利人民凭借出众的政治眼光认识到，由于靠近马耳他及位于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依靠自身强大的海军力量，在本地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使意大利成为连接欧洲与远东的交通链条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日本和美国，由于在地中海没有关键利益也就没有优越的地位，因此没必要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该地区。另外，美国不可能帮助土耳其苏丹维持其被滥用的权力，况且美国不愿破坏与俄国的传统友谊，只要后者不推行明显违背美国利益的政策。尽管如此，美国人仍需接受他们已经介入了世界事务的这一事实，因为他们发表了门罗主义，接着占领了以菲律宾为主的一些岛屿，在中国又有了关键利益，所以美国人不可能摆脱如利凡得或波斯湾入口的力量平衡这样的问题对它产生的影响。这些地区与美国的利益紧密相关，至少现在如此，因为美国从大西洋海岸到达新获得的地区的最短路线要经过红海，而这条路线对于英德两国更是意义重大，这两国对中国的相同策略将对美国有益。所以，某个地区影响到英德两国的因素也必然会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
从我们观察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亚细亚的问题关系到英国、德国、美国与它们的共同利益所在地之间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过，因为它不是这些国家的唯一通道，显得也不是太重要。更因为这条通道战争时易遭围堵，经过的又是狭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狭长的红海及连接这两者的易受攻击的苏伊士运河，这使得它的价值更小。再说地中海的长度（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是2000英里，地中海南北岸是强大的法国海军，了解了这些情况，不仅不会对英国放弃上述危险航线的做法感到不解，而且会同意英国的主张，即苏伊士运河仅可在和平时期提供便利。不过，如果有关国家继续扩大它们的地盘，尤其是沿着现在的航线扩张，那么，这条航线受到的威胁减少，就可能达到一种平衡。这样，相对于安全但遥远的需绕过好望角的航线而言，它就可能成为一条临时的军用航线。
毫无疑问的是，海军力量是军事安全的先决性条件，要想实现上述意义上的军事安全，海军不仅需要获得上述航线的中心地带——东地中海区域作为基地，还需要获得一种政治局面，这种局面既能保障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样的据点的安全，也能通过利益联盟赢得民众的支持。这种局势在英属地已经存在，例如印度和菲律宾，它既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好处，又给了它们努力的动力。如果苏伊士运河不太安全，英国就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在战时它也能畅通无阻，而保证埃及的稳定将有利于这种情况。另外，还要对河上的船只及引水业务进行严格军事管理，以防人为的沉船行动造成运河的堵塞。不过，即使运河受堵，也可以找到短的通道把部队或军火运过狭窄的陆上颈状地区，及时完成军事任务。
在战时，土耳其亚洲部分的长期政治倾向可以决定埃及的归属权及通往东方的最短路线的安全问题，而波斯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作用。假如亚洲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是高度发达的、拥有训练有素的陆海军的现代国家，就自然会有上述认识。因为，即使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国对许多问题的影响也没有这样的国家影响大。这样的国家如果存在，埃及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证（如同奥斯曼帝国处于盛世时的情形），因为埃及在各个时期的战略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这个国家濒临黑海、波斯湾、红海和利凡得，对这些地区甚至外部世界的事务都产生有力的影响。虽然这样的国家现在不存在，但这样的政治实体能否形成并健康发展是亚洲的重要问题，和有关中国的问题同样重要。但是，中国是一个产出国家，而前者在交通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世界利益而言，它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中国。
为了在上述地区建立可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必须从外部入手逐步取代现在不合理的统治政策，因为当前情况充分地表明，国家内部不存在进步动力。不管未来将会如何发展，现在的居民一定会继续存在，由于国家政府要承受来自外界的强大压力，所以有可能不再存在。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军事组织和经济管理参考的是外国（俄国或西方）的模式，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中国驻扎的舰队将会是外国的而非本国的。因为海军是最具技术性也最专业化的军种，所以中国海军短时间内不可能发展成熟并投入使用。不过，在监管期内，军事战略领域受到的影响并不会因中国陆海军的不正式而有所不同。假如学习对中国的陆海军起到了积极作用，那么两者的结合将使中国人掌握自己的命运。
显而易见，在中国、埃及和任何有着大量人口的国家，要想实现全面的发展就只能依靠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就这些地区的现状而言，不管是民众还是政府都不具备变革的能力。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变革要有什么样的推动力，在什么样的组织的指导下进行？这个答案取决于外部环境是和平的还是竞争的。变革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各国的政治立场是对立的，而政治立场是国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斗争的表现形式怎样、性质如何，是发生在争执地区本身还是其外部、在陆上还是海上、是通过和平竞赛还是战争，问题的解决终究要取决于力量的均衡。不能预测变革时间并不表示不需要分析当前形势，因为决定结果的除了未知的因素还有人的思维倾向。面对不断出现的紧张局势，通过认真分析问题的重要性，认清事情的本质，明确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就能给予上述倾向以慎重的引导。这点对于有着共同利益的海上强国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领导，能否协调行动就在于对问题的认识是否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得地区，没有一条水道像中国的长江那样能够连接内地与海洋，但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内陆的海湾。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这是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能依靠陆上交通，以铁路为主。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时，文明就沿着铁路传播并向四周扩散。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主要由私人企业承担，优先建设的将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段，特别是位于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更是如此。铁路的走向是由当地具体情况决定的，但它在政治和战略上发挥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必然会促使各个国家由于军事或商业等原因对筑路权进行争夺。
海上强国如果认识到它们有着共同利益，就应该尽力防止它们之间的和平竞争演变成敌对矛盾。假如真的这样做了，就说明长远的观点对目前的行动产生了有益的影响。铁路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好处也会对邻近的国家产生影响，促使后者也加强铁路建设，从而使得大片土地资源得到开发。如果这些资源被一个海上强国所拥有，它的控制力就会更强。毫无疑问，在所谈论的地区，都有丰富的军事原料。
上述分析说明处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可能发生的变化。从中可知：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各地均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它的未来值得研究。但以利凡得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更有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由于英国和德国不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所以它们不会让利凡得与波斯湾成为潜在敌手的海军基地所在，特别是敌人在太平洋地区与它们发生严重对抗时。依托上述航线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能对它进行控制的原因是这条航线相对狭窄，即使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无法抵消这些据点的作用。在地中海西部，法国在地理位置上握有主动权。一旦过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海上形势会随着地理变化及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发生变化。这一地区的国家目前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至于未来会不会有主要由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波斯的发展状况来决定。
有些人反对英、德在利凡得存有海军力量，并且不赞同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的做法。因为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这种情况下的交通运输存在很大的缺陷，而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了该航线的强度。因此，这种反对是有道理的，这虽然不能改变现有的事实，但它表明了在利凡得建立陆上基地的重要性，以便为海军提供给养。与此相关，埃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东西方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包括运河淤塞在内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埃及在运河开凿之前就成为有关航行的必经之路。在帝国主义时代，埃及由于适宜居住的地区有限，导致力量薄弱，必然要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国。究竟会成为哪一个国家的呢？是否由距离的远近来决定，近距离更容易操控的想法是否正确？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英国在利凡得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整个地中海。对于地中海这个面积不大的海域来说，一支处于中心地带的优良舰队可以操控整个海域并轻而易举地完成一般的军事任务。不过，在地中海两端拥有港口对于这支舰队不是十分必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可以开往直布罗陀或者苏伊士并从那儿获取补充，而且不必驻扎在当地保卫它们。所以，只要在利凡得、意大利或马耳他拥有稳固基地，上述舰队就能主宰从东到西的整个地中海区域。
英国为了自己的强大需要掌握埃及。此外，对于整个东方世界而言，埃及也处于枢纽地位，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各个地区的物资均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兵家必争之地，任何海军也无法完全切断从四面八方进入埃及的物资，因此，在埃及集中力量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进行攻防行动是很好的做法。物资供应至少可来自两个方向，即红海和地中海，任何一支舰队都无法同时切断它们。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锁，红海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来说依旧是最短的支援路线。在上述情况下，英国还可以使用经过好望角的航线，由于这条航线过长，就更没理由舍弃苏伊士航线，因为英国经由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进行调动很保险。假如由于某种原因或者灾害使英国海军长期处于劣势，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不管在何时何地，英国的抵抗都会被瓦解。
总而言之，以军事眼光来看，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航线选择好望角是为了防御并非进攻。对于一个掌握了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国家来说，抓住埃及加强对它的统治是有必要的，还要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建立供应必需物资的基地，这样，即使英国运输的物资被切断，也可以及时给予补充。在英国独立称霸的时候需要如此，在意大利、德国与英国具有一致利益的今天更应该如此。
不管依据国家能力应做出怎样的决定，利凡得的战略中心对上文讨论的潜在侵略的几个特点有着决定性的长远意义。上述几个特点也可能出现在该地区，在过去的时代中围绕的是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地方，这两地有着众多的复杂事实。而今天，“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体现了这种意义，主要是因为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决定了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前文过多谈论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的原因是，它们与苏伊士连通，这些地区的重要性体现在对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苏伊士航线的最关键点是连接了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那么，经过好望角的漫长航线是否可以被放弃？换言之，较短的航线对各国而言是否是唯一有用的航线？在各国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是否正确？还有，英国长期享有的全人类施惠者的荣誉是否与日俱增地体现在了苏伊士航线上？
以现在局势来展望未来可以得知，世界的同化进步运动是东西向进行的，而非南北向，这是因为东亚和西亚是发展潮流的最大推动力。而巴拿马和苏伊士这两个地峡对东亚和西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它们是人力克服自然障碍的体现。这两条运河也是南北地区的分界线，分界线以北地区的商业情况和政治活动比较活跃。另外，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大于巴拿马运河（尽管巴拿马运河也很重要），不仅因为以前没有近期也不会有像横跨北美大陆铁路这样的交通途径替代它，也因为在苏伊士附近有着直布罗陀海峡、黑海、达达尼尔海峡、红海及曼德海峡，而美洲地峡没有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则是土耳其衰弱的原因。此外，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对有些国家对于苏伊士运河的觊觎心理起到一些预防作用。
上面的分析会引出下面这个问题：上述情形是否会影响政治思维习惯？答案是这些情形是决定对外政策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其他因素要服从前者。英国对南非的认识以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关注就受到这种情况的左右。对美国而言，必须时刻注意与中美洲地峡邻接的加勒比海各方面价值上升可能对它的政治产生的影响。另外，也可以从美国大陆的南端对地峡施加影响，因为门罗主义失去了往日风采。虽然继续执行门罗主义可以维护美国的荣誉，但由于世界机会及注意力转移到了亚洲，不管对于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而言，很显然利益中心发生了偏移。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要立刻着手处理，需要考虑的是请求与我们无关的国家的政治保护是否会削弱我们的实力。因为推行国家政策、进行军事活动取得成功的条件是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如果推测无误，东西半球南端形势的意义不如其他地区发生的重要进程的意义大。
以上我们的讨论以亚洲之外的国家和民族及人口众多的中部争执地带为主。显而易见的是，后者好像连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只是使相关国家变得更强大的赌注而已。但这与事实不符，虽然争执地带的民族、国家很像没有牧羊人的一群羊，但这群羊却不属于任何人。这些国家的国民特性体现在个人身上可能是坚强也可能是果敢，只是发展的停滞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应有的力量，也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如果这些推论大体上正确，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这些国家在将来的某段时间内仍会停滞不前，这是无法想象的糟糕结果；即使有进步，那动力也是来自外部而非内部。后一种情况，外来推动力的来源以及特点甚至由此引起的变化，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斯拉夫式的、条顿式的或者亚洲式的推动力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另外，一个种族的成员是生活在一个国家内，还是由于各种原因分成几个独立的国家甚至敌对的集团，这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中国的4亿居民都能够接受现有的政治体制，而且共同生活在一块并不宽敞的土地上，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文化将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国家的影响，这也会对世界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意义。总而言之，外来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不是体现在物质发展上，而是体现在个人性格的变化上及由此而来的国民性格的改变。
因此，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十分重要，从这点出发，外来竞争者的特性及相对能力就值得我们关注。这方面的差异决定着如何开始一段长时期内的历史进程，而归宿往往蕴含在开端之中。所以要具备长远的眼光，即使现在无法预测结局。由于影响未来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因素很多，所以更要对现在的情况认真观察、仔细探索，再采取积极的行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令人措手不及的局面，上述做法为我们赢得了时间，而充裕的时间是做事稳妥的保证，它将引领我们看清整件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排斥其他种族产生的作用，而是将这种影响与自身的特性相融合。就像条顿①文明的一些因素通过渐进的过程注入了罗马文明之中，使本质上不同的种族特性相互影响。这个至今依然有参考价值的历史结果要归功于恺撒的高瞻远瞩。不过，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他只是看到了当时罗马潜在的危险，认为应该扩张罗马的边界、巩固罗马的边防来阻止敌人的进犯，这一切只是从防御出发，为罗马建立一道可靠的屏障。
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时期的欧洲文明也需要进行对外交流。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它会以毫无共同之处的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汇而结束。尽管大家都希望欧洲文化应该保持它的独特性（也如拉丁人和条顿人已在做的），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元素，尤其是受欧洲深刻影响的中国文化的元素，它们的融合将会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虽然这些并不要求各国的文化趋于同一，但它们确实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而这一过程的发展变化将会比物质进步更为缓慢。当拉丁文明与条顿精神相碰撞时，拉丁的特色就体现在了罗马法和帝制思想上，即教会集权是其自然衍变形成的，欧洲尽管有许多国家，它们却有着一致的神圣基督教传统。这既不是一成不变继承下来的，也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时刻发展的精神信念与传统思想的完美结合，它的生命力已体现在了世代沿袭之中。
虽然我们和东方国家有了接触，但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却仍是一窍不通，因而让它们了解我们的文明进而促成两种文化的融合是人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不过，对此我们不必心存疑问也不用恐惧，因为有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参考。例如，拉丁文明和条顿文明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时又未丧失各自的独特性及影响区域。这主要是因为一种精神渗入了这两种不尽相同的文化中并成为它们共有的东西。两种文明的融合打碎了它们之间的分隔之墙，消除了它们长期的对立关系，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的特性。所以，我们应该明白，要解决长期的隔离、理解的缺乏、不易实现最终的统一等问题，仅仅从商业利益角度（围绕眼前利益的短期观点）考虑是不够的。当然，短期考虑有助于解决近期需要，但必须与正确的目标保持一致，而这个目标必须单独考虑。对于所有文中提及或者即将提及的因素，既要顾及眼前的得失，更要考虑长远的利益。未来的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将具有权利意识并用适当的欧洲方法管理，它们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分享普遍的利益。未来的东方国家还将认识到——不过我们对它们的责任要求我们现在就认识到，它们的发展对世界的进步有着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意义，而且它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吸收基督教几百年的发展成果。
现今的世界由许多独立的国家组成，而非处于一个权威力量的统治之下。恺撒曾为这种统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没有真正建立的原因是罗马公民的个人主义倾向使更英明的体质难以确立。由于恺撒及后继者的英明睿智，使得长久失去活力的罗马体制得以继续维持下去，而内部的变化（通常指动乱）使该结构在纷争中仍然能够存在并使其免于陷入衰亡之中。罗马时代的集权统治就像一座大厦，它的稳定性不是取决于坚实的地基，而是所有瓦片决定的平衡。上述例子可以提醒那些人，他们以国际组织增加导致国家活动减少为由，希望把世界置于一个权威统治下，实现某种统一，这样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我们的世界已经有了某种规范，各个政体已经牢牢地存在了，都有各自应有的位置，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虽然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瓦解，从而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将查理曼帝国推入了混乱之中。可是，分裂的、战争频繁的欧洲却有能力击退阿拉伯人的入侵，并逐步确立新的社会秩序，而该秩序为国家间的长期竞争创造了有益环境。
想凭借中央权威解决难题以及调节利益的做法，对当代文明国家甚至文明本身来说都是致命伤害，这就好比是政府操纵个人的“家长式作风”。和公民社会一样，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也取决于个体成员的素质，这主要由成员的理性的自我实现能力所决定。国家间的利益斗争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竞争，使得各国在民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差异长期存在。而在冲突中形成并能够保持的民族特性，一方面有利于亚洲国家的团结，另一方面也会激起他们对外的强烈敌对意识，防止被外部同化的局面出现。如果这种局面仅有形式而没有完美的本质，它的过早出现就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