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帮废物！天下还没一统呢，仅仅是休战两年半，就腐朽成这样！他们以为这样的日子能一直过下去？
南京的明人就真那么懦弱，会跟南宋与咱的祖先一样，相安无事百年？我八旗子弟，才领两年铁杆庄稼，就学会提笼架鸟了？
把今日逮到那几个逃匿操练的士卒，连通收受他们好处的牛录，统统拖去菜市口斩了！以儆效尤！整肃军纪！”
这一幕，发生在顺治四年六月的一天。这天一早，清国摄政王多尔衮难得去巡视了一趟很久没关注的两白旗操演，结果就发现操练时人手不齐的问题很是严重，
一群群装病告假的满人八旗士兵，还有那些收受士卒好处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腐朽牛录军官，让摄政王非常愤怒，当场就发作了，吩咐把其中的典型都拖出去砍了整肃军纪。
当然，那两个收好处被砍的牛录，多多少少也算是带点私人恩怨了——两年半前，多尔衮的亲弟弟多铎把两白旗主力白给覆灭在江南。
如今的两白旗，是从原两白旗的预备役家属里抽调兵源、并从济尔哈朗和豪格控制的两黄旗派来资深军官，重新整合编练的。
兵是两白旗的兵，将却是两黄旗来的将，很多军官甚至到了两白旗，私下里依然效忠豪格和济尔哈朗。对于这些人，多尔衮既然逮住了明显的错处，按律可诛，就没必要网开一面，正好杀鸡儆猴，肃清异己。
……
过去这两年半的休战期里，多尔衮又黑了不少，可见其操劳，不过倒是没瘦。他大部分的精力都扑在了编练绿营新军之上，以及筹措军备、控制百姓。
他计划中的六十万绿营，倒也初具规模，当初第一批征募的二十万人，已经经过了两年半的训练，加上原本也有一定的基础，战力已经明显可观，比汉军旗老兵也不差太多。
后续两批总计四十万的绿营预备役，虽然素质稍差，但也有了正规军的样子，远非当年的农民军可比。
这一切的代价，则是北方半壁江山，被多尔衮的残酷压榨，变得愈发残破，人口累计下降，每年都达到了一百多万之巨！
山东的满家洞之乱，涉及的村落何止数百上千，那些反抗激烈的地方，几乎被清军屠戮殆尽，民间剩余财富也全部抢光，直接充作军资，颇有竭泽而渔之态。
只要不怕杀人不怕抢劫，哪怕在一个残破多灾的基本盘上，打强心针一般聚敛起资源、支撑军队，也是绝对做得到的——
比如汉末时的关中，被董卓残害两年多，又被李傕郭汜残害了足足长达七年之久，才算是导致关中“生民百遗一”，人口几乎尽绝。但这个过程中，关中的钱粮一直支撑着十几万之多的西凉军，可见这条路短时间内也是行得通的。
多尔衮也是实在没办法，当初多铎刚覆灭，他确实没能力再组织南征，只好是搞内部剥削，把逼反者抢光，田地征收搞军屯，征税比例能远高于普通田地，大大扩充军粮。
这二十万绿营嫡系老兵、和四十万绿营预备役背后，是大约两百万人因为苛捐杂税被饿死或反抗被杀、还有超过一百万人南逃到了大明那边。
顺治二年初时，多尔衮初步试图彻查，当时认定北方一共还有一千九百万人口，其中满人约百万，蒙古人约百万，关外汉人和新抬旗包衣汉人总计三百万，压榨剩下的一千四百万纯被统治汉人。
两年半下来，到顺治四年夏秋之交，北方的总人口下降到了一千六百万，前三部分人口种族构成倒是没什么变化，最后面第四部分的榨油分母却连年萎缩，只剩下一千一百万左右了。
具体到每个省的人口变化，山东和淮北是人口锐减最剧烈的地方。在两年半前，这两个地方还算是清廷治下相对的人口密集区，好歹都还各有两百万人以上的规模，如今差不多都户口减半了。
山东是因为鲁西平原的满家洞农民军跟清军之间反复洗来洗去屠戮得太惨烈了。淮北则是因为军屯压榨比较厉害，同时离大明又近。很多百姓实在活不下去，知道只要偷偷渡过淮河就有活路，于是不断南逃。
指望这剩下的一千一百万被统治关内汉人、去养前面的两百万满蒙，还有一部分汉人包衣中上升到统治阶级的人，显然这个供养比已经支撑不下去了。
多尔衮很清楚，既然新军已经练好，他和阿济格两人手上掌握的嫡系武装的战力加起来，重新盖过了豪格和济尔哈朗、阿巴泰等各方联手，那再次南征就势在必行，
否则大清就能直接自己把自己吃死、放血放死了，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也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挟绿营压过了济尔哈朗，他最近才重新开始逐步试探、变得强势，又开始关注两白旗的日常操练整训，看到该严惩的腐朽堕落八旗子弟就绝不手软，以重新立威。
若是倒退个半年，绿营战力和规模还没那么强时，多尔衮是不敢的。
……
多尔衮一反常态，重新强势插手两白旗的日常整顿，还行军法杀了几个由济尔哈朗选调过去、原属豪格旗下的军官。
这事儿说大不大，但也绝对够在平静了两年半的北京满八旗亲贵之间，掀起相当的波澜。
嗅觉灵敏的人，都知道这是摄政王又要展示肌肉，展示自己对朝局的绝对控制，暗示辅政王别在涉及大清前途命运的根本性决策上指手画脚。这次立好了威，后续肯定会有大动作。
对面的济尔哈朗也不傻，当天下午得到消息后，他气得直接就摔了两个品茶的建盏：
“这是冲着本王来的，又知道跟本王龇牙了！莫非是觉得绿营新军已经练成，又要寻机私开边衅立威？”
济尔哈朗在清廷中的地位，历史上一直不如多尔衮，主要是多尔衮建立了带兵入关的定策之功，夺了北京，入主中原。
满人最重军功，无论黄台吉死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原本的地位如何，单看后续多尔衮的功业，那些一开始不服他的诸王贝勒，也都慢慢服了。
历史上到了眼下这个节骨眼，也就是顺治四年春夏之际，济尔哈朗原本应该因王府逾制的理由，被多尔衮处分，趁机罢免了其辅政职务。
而实际上就是因为多尔衮权势渐渐熏天，军功彪炳，随便找的借口罢了——历史上当时多尔衮自己都用上了皇帝仪仗了，要说逾制，济尔哈朗在他面前简直是小儿科。
如今多尔衮被济尔哈朗牵制、收敛了两年半，无非还是之前的战败，让他不得不暂时分权以安抚人心。
但不管怎么说，多尔衮执政的时候，好歹让大清得到并保住了北方中原，偶有战败只要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满人亲贵还是会重新支持多尔衮的。
……
济尔哈朗意识到多尔衮的重新强势后，倒也没敢造次，当下只是找了个机会，跟多尔衮“友好协商”。
次日朝议结束时，济尔哈朗就拦住了多尔衮，要私下说道说道：
“摄政王近日可好？听说摄政王最近治军好杀人，莫非是肝火太旺？既荷国之重，还是要好生调养才是。”
多尔衮被叫住，表面上也看不出丝毫表情，只是云澹风轻：“王兄莫非是说前几日整治旗务的事儿？那是我们正白旗的内务，本王想怎么处置便怎么处置，难道不妥么？”
济尔哈朗微微一噎，法令纹也稍稍抽搐了一下。多尔衮这样跟他公事公办地说，他还真抓不住什么问题。
因为旗主处置旗务确实跟外人无关，这两年多尔衮允许他渗透两白旗，说到底只是一种潜规则交换。济尔哈朗用允许多尔衮搜刮更多钱粮向组建绿营上倾斜，换取的上述条件。
现在多尔衮要讲台面上的道理，他也是没法直接阻止的，最多只能是把此前的私底下交易条件作废，从此不再在钱粮上倾斜支持绿营进一步扩军、增强武器军备。
所以，济尔哈朗也就只是不卑不亢地说：
“两白旗的日常整顿，自然是旗内私务。不过两白旗部分军官懈怠至此，说到底也是这两年朝廷开支不足，无法时时维持兵马整训备战所需钱粮。
那些钱粮，可都是拿去扩建绿营了。我满八旗没有战事捞功劳，日常那点军饷又怎够维持士气？只要朝廷进一步倾斜，允许多圈地，多给铁杆庄稼，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济尔哈朗这几句话纯属扯澹，压根儿逻辑上就说不通任何因果关系，但他就是要把两件事情强行牵扯到一起，说白了就是拿此前的利益交换默契提醒多尔衮：
你要是在上一件事情上跟我公事公办，那我也只能在这一件事上跟你公事公办了。
然而，预想中多尔衮跟他重新妥协分赃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多尔衮肯走到这一步，显然是积蓄实力已经积蓄得够了，觉得可以突破临界点了。
只听他并无波澜地说：“我满八旗儿郎，确实这几年过得有些憋屈，军饷是不缺的，只是缺了劫掠、赏赐，才过得比往年颓废些。
】
不过北方百姓已经苦不堪言，指望扩大圈地、铁杆庄稼来提振人心，那是不可能的。为今之计，他们既然要过好日子，就该从南蛮子头上去取！”
济尔哈朗童孔略微缩放：“摄政王真想重开边衅？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么？如今这节骨眼突然重新开战，时机未见得比去年或明年更有利于我大清！
本王自也不是反对开战。事到如今，南明与我大清势成水火，势必不能长久共存。可眼前毕竟停战稳住了，何时重开，自然要挑一个对我大清最有利的时机！本王没看出来今年对我大清有什么特别有利的地方！
听说这两年，从南边陆续传来几种米麦之属，如玉米、土豆，为古时所无，产量远高于稻麦。去年只有淮北数处私下尝试军屯，果然解决了一部分军粮。今年扩大了推广，还往山东、河北蔓延。
据说南明推广这些东西，最久的已经七八年了，一开始是在随黄、后来扩大到整个湖广，据说四五年前逐步推广到整个南方。
南蛮子得其利已经七八年，我大清得其利却还不满两年，今年才第二年，推广面积不够大，收成也还没下来。如此，南北国力受益于玉米土豆之多寡程度，明显是南方远胜于北方！我大清若是再多休养生息数年，让北方也渐渐自发能种玉米的都多种玉米。国力岂不是也能相对于南方扳回一些，到时候再开战，岂不是更加有利？”
济尔哈朗也不说别的，随口只针对粮食和人口的问题，跟多尔衮辩驳了一番。
他提到的玉米土豆这些，也确实是中间明清和平休战种田那几年，渐渐扩散开来的。这东西朱树人也没法管控，因为一旦一种粮食普及到普通老百姓人人都种，都能弄到种子，那么被私贩到淮北，渗透进入沦陷区，就是必然的。
一种数百万人都能接触的东西，还谈什么技术保密？无非是有个扩散过程，清军要实验、要推广，要繁殖留种，都需要时间。
大明占的只是一个时间差的利益，我比你提前多种了六年玉米土豆，这六年的积蓄就能形成巨大的国力差距。
济尔哈朗终究年纪大了些，已经虚岁五十了，从四十七岁消磨到五十岁，自然再没有年轻人的莽劲，想求稳。
多尔衮却比他年轻得多，今年三十六，还想搏一把大的。更关键的是，他看问题比济尔哈朗全面，他意识到国力的发展对比不是这么简单算的。
“国力之消涨，岂能看粮食的多寡！为今之计，粮食只要够吃，便能稳住国力。至于指望靠着余粮，重新繁衍人口，那得何止十几年才能看到效果？
此前我大清为了编练绿营新军，已经竭泽而渔，这几年山东、淮北户口减半，被压榨的汉人南逃之势已成，再拖下去，对我大清只会不利。
眼下唯有立刻军事上跟南蛮子血战胜之、重新立威，震慑天下汉人，让他们知道投明没有机会！无非是再被我大清多杀一遍！还不如一开始就乖乖当我大清顺民！”
两年前刚休战的时候，说实话，多尔衮也没料到休战期会有那么多百姓不堪压榨而南逃。主要是之前清朝对明连胜了几十年，他觉得天下人都应该看得清，明没有前途，不会有人去投明，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
但他终究是低估了多铎覆灭、淮南尼堪刘良左毙命这几波的后续长远影响力了。
哪怕南明最后给他了一个“面子”，假装试图强攻收复凤阳失败、退兵，让清军貌似抢到了“休战前最后一战的胜利”，心情相对轻松地下了牌桌。
但随着两淮百姓冷静下来，还是有很多人渐渐认清了跟着大明混的前途，认清了“此大明非彼大明，有了圣君贤相在位，大明跟先帝崇祯在位时那个大明，已经截然不同了，现在的大明是有前途的，值得效忠的大明”。
这个人心的觉醒，是多尔衮最害怕的，比战场上的任何一场具体惨败都严峻。他不得不稍微积蓄起点力量，就全力把这股想法扑灭！
……
济尔哈朗原本没有想那么深入，被多尔衮反复强调后，他站在为了大清国的整体利益的角度，倒也不得不承认多尔衮有点道理。
不过随之而来，就是另一个麻烦。
济尔哈朗不得不提醒：“纵然要重新开战，如何鼓舞人心士气，找到开战借口呢？我大清倒是不在乎信义，想杀蛮子便杀蛮子，想南侵便南侵。可终究是已经休战数年，总要给将士们一个近因。”
南征的最大大义名分，当然是“统一天下，结束内战”，这是任何改朝换代都能用的。说白了就是为了统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随时想打就打。
但那只是远因，不是眼前迫在眉睫的近因。要鼓舞好士气，远近结合的动机，让普通士兵都能代入，也是很重要的。
部队不知道为何而战，为何此时突然重新打仗，就麻烦了。
尤其是满八旗已经没有三年前那么血性，那些在北京城里提笼架鸟的社会垃圾已经逐渐变多了，你必须得给他找个原因。
对于这个问题，多尔衮显然是有备而来，提前想好了。
他直截了当摊牌：“这几年，南蛮子一直在吸纳我大清逃奴！这个理由，随时都值得用来激起我八旗儿郎同仇敌忾，南征抢回子女玉帛！
至于眼下，就编造一些挑衅摩擦，但说今年夏收或秋收时又有淮北屯户大批南逃，我大清天兵要追击抓捕！一旦开战，后续水到渠成！
至于进兵路线，本王自会慎重，不会再如三年前那般选择从淮扬直插南京了——当时让十五弟直插淮扬，无非是看在南明立足未稳，且有内耗，根基不深，挟福潞之争直捣腹心。最后也因冒进，功亏一篑。
如今南明根基已稳，求快奇袭已无意义，自当以自古南征的兵法正道，争取徐徐夺上游之利，而后扫平吴越！
或从南阳进兵，破襄阳，或顺势先取信阳淮南之地，全据大别山之险，再步步蚕食，或沿大别山东路，由凤阳取寿县、合肥，由淝水巢湖直插江北。这些路线，都好过从淮安、扬州争邗沟道南下。”
济尔哈朗看多尔衮能认清三年前的战略失误，倒也对他又恢复了一些信心。
确实，从淮安直捣扬州、再从镇江渡江，那是抢时间时的打法，求一个先声夺人。自古一旦南北对峙稳住多年后，再要南征，就没人走这条路的。
争取上游之利，才是自古南征的正道，只是现在要从长江的最上游、也就是四川地区下手，有些不太可能。
毕竟秦岭险要彻底在明朝之手，大明在四川地区的统治如今还非常稳固。听说有可能要升任总督的巡抚方孔炤，也治理百姓很得人心，没有可乘之机。
四川守将秦良玉也是老成名将，为清军所忌，唯一美中不足的，只是秦良玉年事已高，听说这两年时长重病——隆武三年，秦良玉已经七十四岁高龄了（历史上还能再活一年多就要老死了）
四川眼下的局面，让清廷完全没法下手，何况陕西的吴三桂也还在那儿游离呢。
多尔衮放弃了扬州路，没考虑做不到的四川，专注南阳、信阳、合肥三地，说明他好歹稳重了些。
清廷高层内部又磋商了一番，对于再次开战的大方向，倒是形成了统一。
剩下的只是部署细节、各路军兵力人事如何分配的问题，都可以商量。
另外，既然要开打，就还得做点内部团结的准备工作。多尔衮就以顺治的名义下旨，让各省督抚送嫡亲儿子进京当人质，以便战时兵权下放时，能更好地掌控挟制地方。
当然，实际操作时，清廷的拟旨官员当然不会这么鲨臂，直接把真实目的说出来。
所以旨意明面上的文字是这样的：
“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在外官员总督、巡抚、总兵，各送嫡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史实，原文一字不差。唯一的出入是正史上这道旨意下发于顺治四年三月，现在拖到了五月）
明面上说是要给督抚们的儿子一个额外考验升官的机会，不是当人质的。而且在督抚之前，额外加了“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好像主要是针对京官子弟多给个机会，督抚只是捎带似的。
实际上稍有政治觉悟的都知道：针对督抚才是真，京官不过是个烟雾弹罢了。
旨意下发之后，各地汉人督抚降将自然也都要照办，尤其是新编入绿营的将领们。
陕西的吴三桂，山西的姜瓖，也都在收到之列。
只不过吴三桂名义上一直不说自己是清臣，位置微妙，收到清廷的示好，一时也难以委决，要不要送吴应熊去北京。
山西的姜瓖却是已经实打实做了清臣多年，而且他地处清国控制区腹地，也没得选，只犹豫了几天，就把嫡长子送去北京。姜瓖的服软，进一步让压力完全到了吴三桂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