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编 清代之部 第四十四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下之士气 清代乾嘉以前之学术

一、明末遗民之志节

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

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微薄的,因其非世家贵族。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随于社会文化传播之广,北宋不如南宋,南宋不如明末。

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此种观念,远自春秋时代已极鲜明。

能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常愿一视同仁,胞与为怀。故说:“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反过来说:“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这是极端重视民族文化的表示。故曰:“闻以夏变夷,未闻变于夷。”既主放弃偏狭的、侵略的国家主义,而采取文化的、和平的世界主义,则自然可以有此态度。

两汉的对待匈奴、西羌诸族,招抚怀柔,引之入塞。南北朝时北方士族与诸胡合作,大率多抱有此种思想。

辽、金的割据,虽则他们亦都慕向汉化,然而那时中国北方社会的文化基础,本已削弱,所以同化异族的能力,不够深强。因此北朝对中国史上尚有贡献,而辽、金则无。

元人以武力自傲而鄙视汉化。清人则并无可恃的武力,一进中国,即开科取士,公开政权,依照著中国传统政体的惯例作实际的让步。

北方一部分士大夫,便开始与清政权妥协。这在他们是承认一个异族君主,而交换到传统政体之存在与参政权之继续。

但清室煞有手段,一面公开政权作实际的让步,一面厉行剃发令,要中国士大夫内心承认一个文化的屈服。因此激起了南方的反抗。非叫中国人承认一种文化上的屈服,满清统治权亦难久存。当时南方士民拥护明政权之热心,远不如其拥护衣冠制度之甚。只要政体不变更,王室推移,无关重要。至于衣冠文物,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轻变。

惟南方士民临时义愤的结合,抵不住汉奸手下三十年有训练、有经验的正规军队。结果中国士民在自身组织不健全的痛苦下屈服了。然而大部分南方士民反抗清廷的心理,却依然存在。当时南北两方对异族统治的心理上之反应,正与他们社会经济文化之相差成正比。

中国社会机构,自汉武以下,不断以理想控制事实,而走上了一条路向,即以士人为中心,以农民为底层,手工业与兵士为农民之分化。而商人只成旁支。因此社会理想除却读书做官,此种人在唐以前即为门第中之家长,宋以下则为社会大众学业上之师长。便是没世为老农,市井货殖,不是一条正道。此种倾向,自宋以后更显著。宋人所讲学问,与经商牟利意义极端冲突。因此好利贪财者,亦盛置田产,而不事货殖。

民族文化正统的承续者,操在读书人的手里。而读书人所以能尽此职责,则因其有政治上的出路,科举仕宦。使他们的经济生活,足以维持在某种水平线之上。中国社会自汉以下,宗教势力始终有限制,亦为此故。

若使读书人反对科举,拒绝仕宦,与上层政权公开不合作,则失却其经济凭藉,非躬耕为农,即入市经商,而从此他们亦再不能尽其负荷民族传统文化之职责。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其门第家业皆可退守,又寺庙亦可藏身。宋、明以来,士大夫不能有退守之基业,而寺庙亦再不占社会上文化之重要性。

所以一个士人,要想负荷民族传统文化之职责,只有出身仕宦。即专以教授为生,而来学者之出路,仍以仕宦为终极,否则此教授一业即无生源。明末遗民,虽则抱有极强烈的民族观念,到底除却他们自身以外,他们的亲戚朋友以至他们的子孙,依然只能应举做官,这样便走上与异族政权的妥协。亦惟有如此,他们还可负荷他们最重视的民族文化。

顾炎武本昆山世家,然鼎革以后,家奴叛变,使其不获安居。在南北朝、初唐,奴隶部曲盛行时,其情形便不同。又清初江南奏销案,缙绅无或幸免,西晋、北魏户调均田,岂有此力量?这可见后代的所谓“故家”,与中唐以前的门第大族,势已大异。顾氏浪迹北方,对耕殖经商,均甚留意。以故其私人经济,可无问题。然欲从此中打出一个基础,长与政治绝缘,而来担任文化事业的营养,则其事非易。

明末遗民的生活状况,大体如下列:

一、出家。如方密之等。(元代全真教盛行,亦由此背景来。)如是则中国士阶层传统之文化理想及文化事业,即及身而绝。寺庙本不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结集之所,要在寺庙中传播中国传统学术,殊不容易。

二、行医。如吕晚村等。(金、元两代医术发达,亦从此背景来。)医业好则妨其志业与学术,医业坏则不足维持其生业。故张杨圜屡劝晚村不要因此荒了自己工夫,如晚村友高但终,则竟以医师毕世;而吕晚村亦复以此意劝之。

三、务农。如孙夏峰、颜习斋、张杨圜等。此项生活,极刻苦,仍不能发皇完成其学业传统。汤潜奄学于夏峰,出而仕宦。李恕谷学于习斋,出而游幕。杨圜则晚年在吕晚村家处馆。若来学者依然归耕,则耕渐勤,学渐荒,而传统绝。

四、处馆。如张杨圜等。来学者多要学八股应举,则是间接的妥协。惟晚村则借八股制案来发挥民族思想,身后竟获奇祸。

五、苦隐。如徐俟斋、李二曲、王船山等。此等生活以及身而止。复有避地海外,如朱舜水之至日本,文化传至异邦,自国则无影响。

六、游幕。如李恕谷、刘继庄、顾景范等。此等虽志节皎然,然踪迹近人,过一关即入仕宦之途。

七、经商。如顾亭林在晋北垦牧、吕晚村刻书等。此方面最少。纯粹规商,便与学术文化事业脱离。

社会机构不能激励变动,则“遗民不世袭”此徐狷石语。的话,很容易在当时人口中吐出。顾亭林与人书谓:“人人可出,而炎武不可出。”若纯以民族观点论,则人人不可出也。当时遗老,非不能唱高调,惟事实有所不许耳。若埋头从事反抗工作,则遗老们多半是从反抗工作中退身下来,才致身于学术文化事业的。

中国以广土众民之故,政治一稳定下来,便不易激动。故明末遗老,多主张恢复封建,甚有主张恢复氏族大门第者。因封建则国体分割,易于摇动。社会有大氏族、大门第,则易于揭竿而起。他们以力量单薄的书生,而要来发动广大民众从事于大一统的政权争夺,其势实不易,故辗转而思及于此。

中国社会,实已走上了一条比较和平而稳定的路,而适为狭义的部族政权所宰制。

然明末遗民,他们虽含荼茹蘖,赍恨没世,而他们坚贞之志节,笃实之学风,已足以深入于有清一代数百年来士大夫之内心,而隐然支配其风气。直到清末,还赖藉他们人格之潜力,来做提唱革命最有效之工具。明末一般社会风气之堕落,学者之空虚欺诈,名士之放涎风流,经历亡国之惨祸而态度激变。刻苦、坚贞、强毅、笃实、博综,遂为晚明诸遗老治学为人共有之风格。诸老大抵皆少历艰苦,晚臻耋寿。(如夏峰年九十七,梨洲八十五,二曲七十九,船山七十四,亭林、习斋皆七十。)此皆民族之元气,岿然独存于凶丧耗散之余。彼辈莫不有体有用,形成多方面圆满完整之人生。其为人立身与成学著书、皆卓然有以起后世之敬慕。北宋诸儒无其刚毅,东汉诸儒无其博实。实中国学术史上一段极有光辉之时期也。(关于诸儒学术详情,请阅拙著《近三百年学术史》。)而清廷虽因势乘便,以一时的兵力,攫夺到中国全国的疆土,亦终不能不顾忌到社会上文化的和平势力,而公开解放其政权。此即蒙古与满州易地而处,亦不得不然。明末南方一般文化传播,较之南宋已远过;而北方的文化情形,在明代三百年统冶下,较之辽、金沿袭下来的北方,亦不可同日而语。故纵使蒙古人在明末入主中国,恐亦不能不学满洲人的办法。

清初诸帝努力汉化的程度,亦相当可赞美。

尤其如康熙之好学。年十七、八时、以读书过勤咯血,犹不肯废。初,讲官隔日进讲,帝令改按日进讲。三藩变起,帝犹不肯废进讲之制。修葺宫殿,则移居瀛台,仍令讲官进讲。二十三年南巡,泊燕子矶,夜至三鼓,犹不辍诵。于天文历算,皆所通晓,为清代帝王中第一人。

而屈膝清廷的中国士人,因遗民榜样摆在一旁,亦足使他们良心时时发露,吏治渐上轨道。师生如孙夏峰之于汤潜庵,朋友如吕晚村之于陆稼书,亲戚如顾亭林之于徐乾学兄弟,此等举不胜举。清初的政治情况,所以比较明中叶以下犹算差胜者在此。然言世运物力,则实在清不如明。康熙五十年所谓盛世人丁者,尚不及明万历时之半数。

康熙五十年各直省丁口数:

省名人数备注直隶3,274,870较万历减99万余。(按:万历六年各省人口统计已详前)奉天83,450 吉林33,025 山东2,278,595较万历减335万余。 又屯丁26,210 山西1,727,144较万历减355万余。 又屯丁33,219 河南3,094,150较万历减209万余。江苏 江苏较万历减641万余。江宁布政司1,056,930  又屯丁33,032 苏州布政司1,599,535  又屯丁813 安徽1,357,829  又屯丁40,855 江西2,172,587较万历减368万余。 又屯丁2,179 福建706,311较万历减101万余。 又屯丁20,426 浙江2,710,312较万历减243万余 又屯丁4,277 湖北433,943较万历减362万余。连湖南合计 又屯丁719 湖南335,034  又屯丁1,290 陕西2,150,696较万历减187万余。连甘肃合计 又屯丁106,693 甘肃368,525(民屯) 四川3,802,689较万历增70余万。(按:各省人口,惟此一处较万历为增)广东1,142,747较万历减388万余。 又黎丁1,182  又屯丁6,736 广西210,674较万历减97万余。云南145,414较万历减129万余。 又军丁29,893  又舍丁8,394 贵州37,731较万历减25万余。

在长期丧乱凋残之余,社会秩序,以比较容易维持。

循而久之,社会元气渐复,清室的帝王便不免渐渐骄纵起来。如乾隆已不能如康熙、雍正之操心深虑。

而一辈士人则事过境迁,亦渐渐的腐化。

二、乾嘉盛世之学风

那时的学术文化,却渐渐与政治事业宣告脱节。

江、浙一带,本为南宋以下全国经济文化最高的结集点,亦即是清初以来对满清政权反抗思想最流行的所在。

他们以鄙视满清政权之故,而无形中影响到鄙视科举。在明季将次覆亡时,已有一辈学者感觉科举之可鄙贱,无实用。又因鄙视科举之故,而无形中影响到鄙视朝廷科举所指定的古经籍之训释与义训。

因此宋、元、明三代沿袭下来对于古经籍的义训,一致为江、浙新学风所排斥。亦有因激于乱亡之惨,而猛烈攻击传统学风者,如顾炎武之于王守仁,颜习斋之兼及程、朱等。(时苏州有唐甄,其议论态度与颜相似,可见不论南北,皆激于时变而然。)因有所谓“汉学”与“宋学”之目。“宋学”的后面,是朝廷之功令,为科举取士之标准。

当时江、浙学者间,有不应科举以家传经训为名高者。如吴学领袖惠栋,其家四世传经。其第一代名有声,字朴庵,明岁贡生。明亡,即足迹不入城市,与徐枋为莫逆交。其子周惕,孙士奇,曾孙即栋,治经皆尊汉儒,遂有“汉学”之称。亦有一次科第,稍经仕宦,即脱身而去,不再留恋者。如钱大昕、全祖望等,此辈已到乾隆时代,与遗民渐无交涉矣。要之,在清代这一辈学者间,实远有其极浓厚的反朝廷、反功令的传统风气,导源于明遗民,而彼辈或不自知。

所以他们反朝廷、反功令的思想不至露痕迹者,一因顺、康、雍、乾历朝文字狱之惨酷,使学者间绝口不谈朝政时事。

清臣不敢自刻奏议,恐以得罪。清代亦无好奏议。又不敢记载当代名臣言行。如尹嘉铨即以著名臣言行录遇祸。乾隆八年,杭大宗以进士应御史试,偶及朝廷用人不宜分满、汉畛域,即遭严谴,几至不测。放还终身,更不录用。全祖望与杭略同时,著书刻意收罗乡邦宋、明遗民,此其意态之有所郁结,极可想像得之。

二因清代书院全成官办性质,以廪饩收买士气。

袁枚《书院议》谓:“民之秀者已升之学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书院。升之学者岁有饩,升之书院者月有饩。士贫者多,富者少,于是求名赊而谋食殷。上之人探其然,则又挟区区之廪假以震动黜陟之,而自谓能教士,过矣。”按:书院厚其廪饩,卧碑严其禁令,开其为此,抑其为彼,士非愚痴,岂有不知?

一时名儒硕望,主书院掌教务者,既不愿以八股训后进,惟有趋于笃古博雅之一途。

如卢文弨、全祖望、钱大昕、李兆洛等一时通儒,无志仕宦者,惟有居一书院,尚可苟全生业。其所教督,既不肯为科举俗学,又不敢涉于人生实事。明人如良知家社会讲学风气,亦不为清儒所喜。不媚古研经以自藏,复何以自全乎?

三则江、浙一带经济状况,继续发荣滋长,社会上足可培植一辈超脱实务的纯粹学术风气。

明万历六年全国户口六千零八十九万余,而江、浙已占一千零五十万。乾隆时,直隶一省,不敌扬州一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各省,均不敌松江一府。明季以来,江、浙两省藏书家之多,尤胜前代远甚。而扬州为盐商所萃,其经济力量,足以沾润江、浙学士者更大。乾隆朝《四库全书》凡七本,内廷占其四,文渊在紫禁城内东南隅,文源在圆明园,文溯在奉天,文津在热河。而江、浙亦占其三。文汇在扬州,文宗在镇江,文澜在杭州。此亦可见当时学术偏聚江、浙之一斑。

四则自印刷术发明,书籍流通方便之后,博雅之风,自宋迄明,本已每展愈盛。

唐人博学,以当代典章制度为主,如杜佑《通典》之类是也。宋学之博,远超唐学,只观《通志堂经解》所收,可见宋代经学之一斑。至史学如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其博大精深,尤非唐人所及。而南宋尤盛于北宋。即易代之际人物,如王应麟、胡身之、马端临等,其博洽淹雅,皆冠绝一代。世疑宋学为疏陋,非也。即如朱子,其学浩博,岂易窥其涯涘?明代虽承元人绝学之后,又深中科举八股之害,然博雅之夙,亦且掩且扬。清代考证学,,颇亦承袭明人。社会书本流传既易,博雅考证之学,自必应运而兴。惟宋、明更有气魄大、关系大者镇压其上,故南宋必先数朱、陆,明代必先数阳明,而博古之家,只得在第二、第三流地位。不得谓宋、明学者皆疏陋,至清始务笃实也。惟清儒承宋、明之后,更易为力,又无别路可走,只得专走此一路,遂若清代于此特盛耳。顾亭林《日知录》尝渭:“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才,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而潘次耕序《日知录》,则谓:“自宋迄元,人尚实学,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兴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明代人才辈出,而学问远不如古。是书(《日知录》)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顾氏《日知录》为后来博雅一派所推,然其师弟子自相称许,亦不过在宋、元之间。然清儒即如吴学惠家,以汉学治经负盛名,其为学亦兼及文史。同时如全祖望、钱大昕等,其文史之学亦皆足继踵宋贤。专以经学夸清儒,亦复失之。

故江、浙考据汉学,其先虽源于爱好民族文化,厌恶异族统治,带有反抗现实之活气。其后则变为纯学术之探衬,钻入故纸堆中,与现实艳不相干。

三、政治学术脱节后之世变

江、浙学风这一种的转变,虽于古经典之训释考订上,不无多少发明,但自宋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却渐渐消沉了。至少他们只能消极的不昧良心,不能积极的出头担当,自任以天下之重。

清代虽外面推尊朱子,自康熙命李光地等编纂《朱子大全书》,至五十一年朱子在孔庙升祠十哲,特表崇重。但对程朱学中主要的“秀才教”精神,则极端排斥。

乾隆有《御制程颐论经筵札子后》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使为人君者,以天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所用若韩、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所用若王安石、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学者惟一精神所寄,而为清廷所最极端反对。

又如雍正时,谢济世注《大学》,不从《四书集注》本,顺承郡王锡保参其谤毁程朱,雍正批谕渭:“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九卿议榭罪斩立决,后得旨免死,发往新疆充军。

又乾隆时尹嘉铨案,罗尹罪状,有尹著名臣言行录序列本朝大臣,谕谓:“朱子当宋式微,今尹嘉铨欲于国家全盛之时,妄生议论,真为莠言乱政。”又尹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作“相国”,谕谓:“明洪武时已废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临御,自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复何事藉大学士之襄赞?昔程子云‘天下治乱系宰相’,止可就彼时阘冗而言”云云。大学士等拟尹凌迟处死,家属缘坐,特旨改绞立决,免其凌迟、缘坐。则清廷之所谓尊程朱者,其情居可见。

他们只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得程朱招牌,他们决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

四库馆臣作四库全书提要,对程朱宋学,均滥肆慢骂。此非敢显背朝廷功令,实是逆探朝廷意志,而为奉迎。东吴惠氏有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清廷科举功令,只是六经尊程朱而已。另一面则推波助澜,假意提倡江、浙考据之学,务期学者只埋头不张眼,则是百行法服郑也。清廷能自以私意操纵学风,正为其对中国学术文化有相当了解之故。

此等风气,恰恰上下相浃洽,而学者精神,遂完全与现实脱离。应科举觅仕宦的,全只为的是做官,更没有丝毫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存在胸中。清代中叶以后学术虽日盛,而吏治却日衰,正为此故。

清代统治中国的传统政策,一面钳制士大夫,社会中层而一面则讨好民众。社会下层

清代讨好下层平民最有名之著例,莫如丁赋摊入地粮,自康熙五十年以后,永不加赋一事。王庆云《石渠余纪》谓:“清初丁徭之法,悉依明旧。顺治十八年编审,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万有奇,至康熙五十年编审,二千四百六十二万有奇。五十年间,滋生不过十分之二。盖各省未以加增之丁尽数造报也。先是巡行所至,询民疾苦,或言户有五、六丁,只纳一丁,或言有九丁、十丁,止纳二、三丁。于是康熙五十年定丁额,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亩未广,应将现今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惟五年一编审如故。’雍正初,定丁随地起之法,直省丁赋以次摊入地粮,于是丁徭口赋,取之田亩,而编审之法愈宽。”

今按:以丁归田,其实唐杨炎两税已如此。然自杨炎以后,仍自有差役。王安石令民输钱免役,而绍兴以后,户长、保正催钱复不免。李心传谓:“合丁钱论之,力役之征盖取其四,而一有征事,征夫之事又仍不免,是取其五矣。”及明代一条鞭法,实亦地丁合一也。清之田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惟除崇祯、天启诸加派,则丁粮固已在租中,而复有丁徭,是正如唐行两税而五代、宋室复有差役也。及将丁粮摊入田赋后,其后仍不断有差役,则亦仍是一种朝三暮四为狙公之赋芧而已。

清代赋役,较之晚明固见轻减,若以与唐代租庸调制之确立一代规模者相比,则未可同日语。且清代此项政制,其先亦起于不得已。其时各直省对丁粮各有积亏,江苏巡抚所属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积亏地丁钱粮至一千十一万。甘肃自康熙末至雍正初,亦亏帑金一百六十余万。清赋本重,民力已竭,故康熙五十年诏,有“户口渐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给之虞”之说。此后丁粮既不加征,则惟有摊丁于地之一法。且清初征纳钱粮,照例有“火耗”。每两加三分。官吏舞弊滥收。据东华录:“康熙二十四年,山西各州、县每两加至三钱、四钱不等。三十六年谕:‘山、陕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雍正元年谕:‘火耗日渐加重,每两加至四、五钱。’”

田文镜最为雍正依信,亦谓:“山东钱粮积亏二百余万,雍正六年应届完限,完不及五成,实由火耗太重,私派太多。”清廷虽时颁禁令,而民间未见实惠。其后乃明定其额而归之公。当时争者谓:“耗羡归公,即为正项。今日正项之外加正项,他日必至耗羡之外加耗羡。”清廷不纳,而其后果然。火耗之外又继之以“平余”。火耗犹可说,平余则明为不平矣。又复有“重戥”。钱粮又有所谓“浮收”。始乾隆三十年后。未几而又有“折扣”。始犹每石折耗数升,继乃至五折、六折不等。仍有“淋尖”、“踢脚”、“洒散”,多方糜耗。此皆在雍、乾盛时,更不论中、晚以后也。

则清之讨好民众,固仅胜口惠,与确立一代规模之善政有辨。又清代有捐纳之制,官吏可以赀进。其始盖以初入关,中国士大夫意存观望,清廷藉以网罗社会雄于资财之一部分人,亦可减削一时反对之气势,而补开科取士之所不足。文官捐始于康熙十三年三藩事起之后,既可不加税而饷足,又以官爵饵社会、安反侧,其用意至深毒。然其后寖失本意,乃专为弥缝一时经费之急需。捐例大率不出三途:曰拯荒、河工、军需。名器不尊,登进日滥,仕途郩杂。清廷徒守“永不加赋”之美名,而捐例迭开,不啻纵数十、百饿虎豺狼于民间,其害较之加赋为更烈。

但到士大夫腐化了,吏治振作不起来,则民众只有受苦,绝对沾不到惠泽。因此待到士大夫阶层反抗清代的意志渐渐消灭,即钳制成功,而士大夫趋于腐化。即下层社会反抗清廷的气焰渐渐炽盛。因吏治败坏,民不聊生。嘉庆十八年,蒋攸铦疏:“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乱民愍不畏法,此皆由于吏治不修所致。”可渭道破此中消息矣。这是狭义的部族政权不可避免的一种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