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隋唐五代部 第二十六章 章盛运中之衰象(下) 唐代政府官吏与士人之腐化

唐代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结束了古代的社会。其政府组织和科举制,则开创了后代的政府。但后两者亦各有其流弊与缺点。

一、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

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即是广泛的开放政权。此制度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员多之患。而且唐初入仕之途极广,科举选不过是其间的一项。

高宗时刘祥道疏:“岁入流千五百,经学、时务比杂色人,三分不及一。”玄宗时杨瑒言:“唐兴,二监指两京之国子监。举者千百数,当选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谓经明行修,故无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经、进士岁百人,二监之得无几。且以流外及诸色仕者岁二千,通明经、进士十倍。”按:贞元十八年又赦:“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取明经不得过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

于是“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人随岁积”。高宗显庆二年,黄门侍郎刘祥道奏语。

刘祥道奏谓:“今内外文武宫,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万五千人,已有剩无少。”而当时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武后时纳言魏玄同上疏:“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羣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东汉以二十万人举一孝廉,即最盛时亦不逾三百人。

其势循至于为人择官,而非为官择人。其时则“官倍于古,士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士。于是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玄宗时刘秩语。

通典云:“按格令,内外官万八千八百五员;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已降,凡十二万余员。其外文武贡士,及应制、军功、使劳、征辟、奏荐,诸以亲荫等,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

在此情势下,政府的用人,遂至于徒循资格,推排禄位。

开元时选人渐多,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裴光庭为吏部尚书,乃定循资格之制。自下升上,限年蹑级。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按:此制崔亮已行之于后魏,裴光庭以后,遂莫能革。

然而禄位仍有限,资格仍无穷。在政海角逐中,渐渐分成朋党,而使在上者亦束缚困制,无可展布。

唐宰相犹得不次用人。代宗时,崔佑甫为相,日除十数人,未逾年,除吏八百员。或谤其所除多涉亲故,佑甫曰:“进拟庶官,必量能补任,若素不知闻,何由察其言行?”识者是之。宪宗时,李吉甫为相,谓学士裴垍曰:“吉甫自尚书郎流落远地十余年,后进人物,罕所接识。君多精鉴,幸闻今之才杰。”垍取笔疏其名氏,得三十余人,数月之内、选用略尽。当时翕然有“得人”称。自文宗以下,朋党议兴,由是进用一官,迁除一吏,各相顾瞻,恐涉讥议。

以前的弊害,在于社会有特殊阶级门第。之存在,政权不公开,政治事业只操于少数人之手。现在的弊害,则因特权阶级逐步衰落,社会各方面人平流竞进,皆得有参政之机会,而政权一解放,政治事业时有不易督责推动之苦。

德宗时沈既济言近代之失“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此即申说当时政局之此种病象也。

以上所说,其先并不即是科举制之弊病,只是科举制亦在此种政权公开之趋势下存在。此后科举制逐步推进,入仕之途,逐步集中到科举一门之下,则上述种种病痛,亦全由科举制来保留。

照理论,国家一面公开政权,一面便应实施教育,好使两者分途并进,此在贞观初年颇有其意。

贞观五年以后,太宗屡幸国学,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髙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其盛为近古所未有。

但一到高宗、武后时,此风凌替。

旧唐书儒学传:“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醇醲日去,华竞日张。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新书儒学传谓其时“诸王、驸马皆得领祭酒”,其腐败可想。故刘祥道上疏,谓:“永徽以来,庠序诸生,未闻甄异,奖励之道未周。”

而中宗时,韦嗣立上疏,谓:“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幸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盖武后“重用刑,轻用官”。杨嗣复语。

韦氏当国,亦“擅擢士大夫”。杨瑒语。至太平公主亦常推荐天下士,谓儒者多窭狭,厚持金帛谢之,以动大议,远近翕然归向。经此数番捣乱,士风激变,儒业骤衰,而学校之政终于不振。唐太宗尝问王珪:“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唐高宗、武后以后之弊象,王珪已逆知之矣。

国家既无教育,而空悬一格以为考试。此犹专據科举言。诸色人流,以及世胄门荫,并以无之。而考试标准又渐渐趋重于进士科之诗赋。

隋大业置进士科,试策问。唐初亦因之。髙宗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无实才。”遂诏进士先试杂文两篇,通文律然后试策。所谓杂文,即诗赋之类。玄宗天宝十一载,诏:“进土帖经既通,乃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乃试策。”可见进士科在永隆以前止有对策;天宝以前有策、有诗赋;天宝以后有帖经、有策、有诗赋。说者谓隋以诗赋取士,未是。惟对策多可抄袭,帖经惟资记诵,别高下、定优劣,以诗赋文律为最宜。故聪明才思,亦奔凑于此也。

开元以后,成为风气。

开元以前,未尝专尚进士枓,故天下名士杂出他途。开元以后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其后则公卿非进土出身不为美。开元二十五年敕:“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是当时未尝不知其流弊,而无以为变。

全国上下尚文之风日盛,尚实之意日衰。

此亦武后时开之。史称:“永淳以来,台阁髦(máo)彦无不以文章达,‘而中书舍人尤为朝廷盛选,诸官莫比。’相传武后天授元年,寿春君王盛器兄弟初出阁,同日受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阙礼,宰臣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勃立召小史五人,各令执笔,口授分写,同时须臾俱毕。词理典赡,时人叹服。当时所艳称之故事率如此。又,自王通至王勃,一家学术之变,即可以觇世尚也。”武后诏张昌宗撰三教珠英,文学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谋等二十六人助成之。阎朝隐为武后祷疾少室山,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宋之问等至为易之奉溺器。二张诛,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皆坐窜逐。后之问又谄事太平公主见用。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此可见当时朝士风习矣。

诗赋日工,吏治日坏。

杜佑通典论此,曰:“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天下编户合踰元始之间,而名籍所少三百余万。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职事委于羣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长庆初,给事中丁公著高穆宗:“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处群饮,以喧哗沉湎为乐。届重位、秉大权者,尤杂倨肆于公吏之前,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此可与杜佑之言相参证。重艺文,习奢靡,其事亦相因也。

唐代政治界的风习,大有从北朝经术转向南朝文学的意味。这亦是唐代盛运中衰征之一。宋神宗讥唐太宗“为文学庾信”,郑毅夫谓太宗“文章纤靡,不与功业称”。炀帝雎好文,而犹能矫南土之弊;太宗转溺南风。南方之文采风流,终于战胜北人之朴厚,为隋、唐统一盛运中一极可注意之亊,又会昌四年中书门下奏:“齐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初风俗,犹近梁、陈:卿相大臣,颇遵此教。”即孔颖达诸人为五经正义,亦多行南废北。

二、政府组织之无限止的扩大

政权无限制解放,同时政府组织亦无限制扩大。时则有三省、九寺、一台(御史)、五监(国子、少府、军器、将作、都水。唐代的政府组织,其第一可见的缺点,即为重规叠矩,有许多骈拇无用的机关。

范祖禹谓:“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书省,是政出于二。既有尚书省,又有九寺,是政出于三。本朝裕陵神宗。好观六礼,元丰官制尽用之。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机事往往留滞,上意亦颇以为悔。”

六部与九寺,职权即多重叠。

太常、宗正、鸿胪可入礼部,光禄、卫尉、太仆可入兵部,大理即廷尉。入刑部,司农入户部,少府入工部。大体均可消并。

北周书:“太祖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通典谓:“后周依周礼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习已久,不能革其视听,故隋氏复废六官,多依北齐之制。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加六尚书似周官之六卿,又更别立寺监,则户部与太府分地官司徒职事,礼部与太常分春官宗伯职事,刑部与大理分秋官司寇职事,工部与将作分冬官司空职事。自余百司之任,多类于斯,欲求理要,实在简省。”今按:九寺乃古代封建政治之遗骸,为王室之仆佣。南北朝中央势微,王室衰替,则九寺职权日失其绪。西魏王室最为单孤,故北周君臣独有意于模古更新。惜乎隋代不能完此美意,隋文存心蔑其前代,改袭北齐,而六尚之制,实则仍蹈北周六卿之体貌,则无怪与九寺为复沓,有如杜氏之讥矣。

唐兴诸儒,亦未能穷究治要,遂使九寺骈拇,依然存在。玄宗时制唐六典,虽亦意准周礼,不知九寺固非周礼所有,仍不能荡涤更新,是则北周君臣一番创作之精神,实未为隋、唐所接纳也。故隋、唐而后,中国史上虽不复有古昔封建时代之贵族,而仍存古昔封建遗蜕之王室。其详见论汉制。下益卑,上益崇,君尊臣屈,一成不革,又岂独官职之重叠而已!是亦读史者所宜大与惋惜之事也。

新机关产生,旧机关不取消,造成冗官坐食,不仅有损国帑,同时还妨碍整个政治效能之推进。

唐官有流内、官置九品,品各有正、从,四品以下又分上、下,共三十阶,谓之“流内”。视流内、流外九品以外别置九级,自勋品以至九品,无正、从。谓之“流外”。“视流内”亦自勋品至九品。之别。

又有职事官与散官、散官不带职事,给律禄,与朝会,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罢剧就闲者居之。如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膘骑三司,是也。

勋官出于周、齐交战之际,本以酬战士。其后渐及朝流。如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轻车都尉、骑都尉等。之别。

又有正官、阶高官卑称“行”,阶卑官高称“守”。官、阶同,无“行”、“守”字。试官、未为正命,始于武后时,藉以收买人心。当时谚曰:“补阙连车载,拾遣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脱校书郎”,其滥可想。

员外郎俸禄减正官之半,亦始武后时。李峤为尚书,员外郎至二不余员。卢怀慎神龙中疏:“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又有“同正员”,禄俸赐与正官同,惟无职田。之别。中宗时,韦后、太平公主用事,于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亦数千员。李朝隐为吏部员外郎,执罢千四百员,怨诽哗然。

贵族门第特权阶级逐步取消,政权官爵逐步公开解放,引起了官僚膨胀的臃肿病。

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员。此據百官志。新书曹确传则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而杜佑通典计唐文武官及诸色胥吏总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元和六年宰臣李吉甫奏:“自汉及隋,十有三代,摄其官员,皆少于国家所置。”

历代官数:

汉130,285员。哀帝时数,兼诸府州郡胥吏在内。后汉7,567员。晋6,836员。宋6,172员。齐2,063员。后魏7,764员。北齐2,322。后周3,989员。随12,576员。内官2,581,外郡县官9,995员。唐18,805。内官2,620,外郡县官16,185。

与官员日增相因并起的现象,便是官俸日高。

唐初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钱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开元时一品月俸至二十六千。天宝数倍于开元,大历又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倍于大历。大历中,权臣月俸至九千缗。元载为相,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厚增外官外官俸,刺史月给或至千缗。至常袞相,乃加京官俸,岁约十五万六千缗,又加诸道观察使、都团练使、副使一下料钱,使上下有叙。李泌为相,又增百官及畿内官月俸。复置手力资课岁给钱。左右卫上将军以下,有六项杂给:一粮米,二盐,三私马,四手力,五随身,六春冬服。射生、神策大将军增以鞋。州、县官有手力杂给钱。至会昌,三师至二百万,三公百六十万,侍中百五十万,中书令、两省侍郎、两仆射百四十万,尚书、御史大夫百万,节度使三十万,上州刺史至八万。建中时,沈既济言:“天下财赋耗数之大者惟二: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

这一个趋势,愈走愈失其本意,遂致做官只是发财分赃,而不是办事服务。

一方面又因用人进退之权,完全集中于中央,欲求精密而反不精密。

汉有辟除,故选部不劳。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官悉归于吏部,唐承而不革。唐代仕宦多由科目,而辟署亦时有之。有既为王官而被辟者,如张建封辟许孟容、李徳裕辟郑畋、白敏中辟王铎是也。有登第未释褐入仕而被辟者,如董晋辟韩愈是也。有强起隐逸,如乌重允之于石洪、温造,张搏于陆龟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如裴度于柏耆、杜慆于辛谠是也。所谓隐逸智略之士,亦多起于白衣。故刘攽言:“唐有天下,诸侯自辟幕府,惟其才能,不问所从来。而朝廷常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却。宋时虽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未历任者不可辟;对辟者复拘以资格,埘限举主,去古法愈远。而倜傥俊驰之士,少得自远矣。其法始于孟冬,终于季春,天下之士奔走往来,秋往而春归。归装未卸,选期又至。是以远者、贫者、老者多不能至。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禄者。羣天下之士,决于一、二有司之目,察其貌言,考其书判,任公力所不逮,容私何所不至。请托纵横。奸伪百出。然唐之考课,尚为后世称美。其法有四善、以著其德行。二十七最,以著其术数。相为乘除而分九等。上者加阶,次进禄,下夺禄,又下解任。置知考使,常以宰相董其任。每能以物望取人而不疑于有司,故唐贤每言选举之弊,而于考课无异议。卢承庆考内外官,一官督运漕,风失米,卢考之曰:“监不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旣无喜容,亦无媿词。又改注曰,“宠屛不惊,考中上。”此尤唐代考课中之嘉话也。

而授官任贤之事,渐变为挨资得官。

刘秩云:“古者封建诸侯,自卿以降,各自举任。汉室佐史,皆牧守选辟。近则一命拜免,必归吏部,按名授职,犹不能遣,何暇采访贤良,搜核行能?”

中央政府规模扩大,政权集中,官僚充塞,阶资增多;地方官权位日落,希求上进的自然羣趋中央,遂连带引起重内轻外之习。

此弊贞观时即甚显。若推溯言之,则远始晋代。晋李重杂奏议(群书治要、艺文类聚引):“秦、汉倚丞相,任九卿,虽置五曹尚书令、仆射之职,始于掌封奏以宣内外,事任尚轻。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汉宣称‘所与为治,惟良二千石’。其有殊效,玺书勉励,或赐爵进秩,礼遇丰厚。及至东京,尚书位渐优显,然令、仆出为郡守,锺离意、黄香、胡广是也。郡守入为三公,卢延、第五伦、桓虞、鲍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满宠、田豫、胡质等,居郡或十余年,或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节犹不去郡。此亦古入‘苟善其事,没世不徙官’之义。内官之贵,于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补群郎,亦径补黄门中书郎,今皆数等而后至。百事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能否无以着,黜陟不得彰。为万治之大弊。夫阶级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马周上疏:“古者郡守、县令,皆选贤德,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今独重内官,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张九龄玄宗时疏云:“京辅近处州刺史,犹择人,县令或备员。其余江、淮、陇、蜀、三河等处。但于京官中为闲散者,或身有累,在职无声,用于牧守,以为斥逐。”武夫流外,积资得官,书为刺史。县令以下固不胜言。

中央政府固易趋腐化,而地方政权更难整顿。唐代的地方吏治,因此不易与西汉相比。

西汉选用分于地方;唐则专于吏部,因此选择不精,并不负责。西汉官少,阶位疏阔,故能久于任职而专责成;唐则官多阶位密,故速于迁调,而又多掣肘。卢怀慎中宗时疏:“比来州牧上左,及两畿县令,罕终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據即迁除。”其弊至此。又桉:梁朱异立法,分诸州为五品,以大小为牧守高下之差,而定升降之等。凡异国降人边陲之地悉为下州,论者谓:“以安富遂巧宦之欲?而使顽懦者困边民、开边衅。后世南荒、北鄙寇乱不息,莫不自守令召之。”

唐制州、县有畿、赤、望、紧、上、中、下、雄之别;明则有边、腹、冲、疲繁简调除之法。然边重于腹,瘠重于饶;而任官者腹、饶为上,边、瘠为下,何以劝能吏而贱贪风?此等皆多为阶级,又重官位而不重官职之病也。汉县令有迁郡守者(王遵、魏相),有迁刺史者(朱博),有迁谏大夫者(刘辅),有迁京辅都尉者(赵广汉),有迁御史中丞者(薛宣),亦有吏民所爱,增秩复留者(焦延寿)。地方下级官吏之地位,乃为后世不可想望。

在这一种繁委业胜的政治情况之下,很容易叫人放弃了宏纲阔节,而注意到簿书案牍上去。

牛弘问刘炫:“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覆治。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则此种景象,自隋巳有之也。张九龄云:“始造簿书,备人遗忘,今反求精案牍,不急人才,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求?”

一面在分别流品,看不起吏胥;诸司令史皆“流外”。一面却把实际的政务,都推放在吏胥手里,薄书案牍,皆其所掌。这一个情形,自唐以下遂莫能革。

政府的扩大现象中,更可诧骇的,是王室生活之奢靡。太常所属乐人有数万员。

唐书礼乐志:“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按:李峤疏:“太常乐户已多,复求访散乐,独特鼗(táo)鼓者已二万余员。”此在中宗时。至宣宗大中初,尚有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

供膳至二千四百人。汉太官司令宰士二百人。

齿簿用二万二千二二百二十一人。详唐书礼乐志。

宦官、宫女之盛,遂为唐政腐败一要端。详另述。

种种病痛,自贞观以后,经过高宗之懈弛,武后之放恣,历中宗韦后之乱,到玄宗时陆续呈露。然苟有大有为的政府,尽可革新,并非死症。不幸玄宗在盛大光昌的气运之下,始则肆意开边,继则溺于晏安,上述各病痛,反而加甚益厉,遂致终于激起安、史的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