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秦汉之部 第十一章 统一政府之对外 秦汉国力与对外形势

中国自秦汉统一,大体上版图确定,民族抟成,中国史遂开始有其对外问题。以前只是中国内地华、夷杂处,部族相争,不成为对外。

中国以民族之优秀,疆土之超越,使中国国力常卓然高出于四围外族之上。因此中国史上对外之胜负、强弱,几乎完全视国内政治为转移。外患只是内政动乱所招致之一种事态。严格言之,只要国内政治有办法,国外绝不足患。

讲述中国史上历来之外患,毋宁应该多注意于国内之自身。

一、两汉国力之比较

两汉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因统一而臻国力全盛之时期,但因种种关系,东汉国力已不如西汉。

先就建都而论。

中国古史活动场面,大体上主要的在黄河流域。其西部上游武力较优,东部下游则文化、经济较胜。此种形势,自虞、夏、殷、周直到秦并六国皆然。

西汉承秦而都关中,长安为全国之头目,东方的文化、经济不断向西输送,使与西方武力相凝合,而接着再从长安向西北伸展。驱逐匈奴,开通西域。西汉的立国姿态,常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

光武中兴,关中残破,因王莽末年乃至更始、赤眉的大骚扰。改都洛阳,从此东方的经济、文化不免停滞,不再向西移动。中国国力以政治推动,则常向西北发展;由外寇强敌所在也;此如西汉与唐皆是。若社会自由进展,则常向东南,以气候较佳,土壤较肥,又无强敌临前;如东汉、宋、明皆是。而西方无力失其营卫,亦不免于转弱。因而虽小小的西羌,竟成东汉西边之大患。东、西两方人口密度不调节,社会经济易生动摇,正如在一端极热、一端极冷的不调和空气下激起了大旋风,东汉国运遂于东方的饥荒黄巾。与西方的变畔凉州的兵与董卓。两种势力冲荡下断送。东汉的立国姿态,可以说常是偏枯的、静的、退守的。

此乃两汉国力盛衰一总关键。

自秦以及西汉,都有大规模的向西移民。

秦徙东方大族十二万户于咸阳。汉高祖又徙楚昭、屈、景,齐田旧及燕、赵、韩、魏诸强族于关中。文帝听晁错谋移民实边。武帝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一次凡七十余万。

汉诸帝并有陵寝徙民的制度。

景帝五年作阳陵,募民徙陵,户赐钱二十万。武帝初置茂陵,赐徙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昭帝为母起云陵,募徙者赐钱、田、宅。此仅徙民,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辅富人平陵,始专徙富人矣。宣帝募吏民赀百万以上徙于昭帝平陵,以水衡钱为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丞相下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赀百万以上者,则为高官矣。元帝筑寿陵,乃勿徙,曰:“今所为陵,勿置县邑。”成帝为昌陵,又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者。哀帝作义陵,又诏勿徙。帝王厚葬固非美事,然汉都长安,屡移东方户口实之,主父揠谓:“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奸猾”,此与秦徙东方大族用意正同。惟长安充实而后西北武功得继纩发展,不如东汉一存边警,即议弃并、凉,弃三辅。故前汉夺朔方,开西河,而匈奴、西域皆服;东汉视关陕如塞外,而羌祸遂日蔓延,东方食少而有黄巾,西边多事而有董卓。此诚两汉兴亡一大关键也。

至东汉便不然。

东汉诸儒,对边防空虚,亦屡有论奏。虞翊请三郡疏谓:“禹贡雍州之域,厥田上下,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羣羊塞道。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三郡未复,园陵单外,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

时在顺帝永建四年。前因羌寇徙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此言“后三郡”,当以陇西尚远,故未及之。书奏,汉廷始复三郡。

又崔寔政论谓:“古有移人通财,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皆不垦发。人情安土重迁,宁就饥馁,犹群羊聚畜,须主者牧养处置。置之茂草,则肥泽繁息;置之硗卤,则零丁耗减。”

又仲长统昌言损益篇:“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世俗安土,有死无去,君长不使,谁能自往?”蔡邕上封事陈政要谓:“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四方有事,未尝不取办于二州。顷连年荒馑,榖价一斛至六、七百,故护乌桓校尉夏育出征鲜卑,无功而还,士马死伤,弓兵散亡殆尽。”据蔡文,东汉末叶幽、冀二州均见荒残;崔氏政论则幽已荒旷,而冀尚稠实。东汉边区凋荒,盖自西北逐步侵向东北矣。与移民运动相应者,尚有筑路、开渠、垦殖诸端,亦西汉盛而后汉衰。史、汉皆志沟洫、河渠,而范书无之。

兹略举两汉西北边区户口变动显著的数字如下:

(一)关中三辅

三辅名西汉户口及辖县数(地理志平帝元始二年)东汉户口及辖县数(郡国志顺帝永和五年)京兆户 195,702
口 682,468辖县:12户 53,299
口 285,574辖县:10冯翊户 235,101
口 917,822辖县:24户 37,090
口 145,195辖县:13扶风户 216,377
口 836,070辖县:21户 17,352
口 93,091辖县:15合计户 647,180
口 2,436,360辖县:57户 107,741
口 523,860辖县:38 

蔡邕京兆尹樊陵颂碑:“长陵前汉户五万,口十七万,王莽后十不存一,至光和灵帝。领户不盈四千。

(二)西北沿边诸郡

郡名西汉户口及辖县数东汉户口及辖县数 户辽东户 55,972
口 272,539辖县:18户 64,158
口 81,714辖县:2 户辽西户 72,654
口 352,325辖县:14户 14,150
口 81,714辖县:5 户右北平户 66,689
口 320,780辖县:16户 9,170
口 53,475辖县:4 户渔阳户 68,802
口 264,116辖县:12户 68,456
口 435,740辖县:9 户上谷户 36,008
口 117,762辖县:15户 10,352
口 51,204辖县:8 户代户56,771
口 278,754辖县:18户 20,123
口 126,188辖县:11 户雁门户 73,138
口 293,454辖县:14户 31,862
口 249,000辖县:14 户定襄户 38,559
口 163,144辖县:12户 3,153
口 13,571辖县:5 户云中户 38,303
口 173,270辖县:11户 5,351
口 26,430辖县:11 户五原户 39,322
口 231,328辖县:16户 4,667
口 22,957辖县:10 户朔方户 34,338
口 136,628辖县:10户 1,987
口 7,843辖县:6 户西河户 136,390
口 698,836辖县:36户 5,698
口 20,836辖县:13 户上郡户 103,683
口 606,658辖县:23户 5,169
口 28,599辖县:10 户北地户 64,461
口 210,688辖县:19户 3,122
口 18,637辖县:6 户金城户 38,470
口 149,648辖县:13户 3,856
口 18,947辖县:10 户武威户 17,581
口 76,419辖县:10户 10,043
口 34,226辖县:14 户张掖户 24,352
口 88,731辖县:10户 6,552
口 26,040辖县:8 户酒泉户 18,137
口 76,726辖县:9户 12,706
口 未详辖县:9 户敦煌户 11,200
口 38,335辖县:6户 784
口 29,170辖县:6 户

右表惟渔阳略增,余均锐减。敦煌一郡六城,仅有七百余户,尤觉荒凉。

东汉边郡荒残至此,此又东汉国力不如西汉一大原因。东汉人口较西汉特见激增者,一为今湖南、江西两省;一为今河南南部南阳一带;其次为江苏三吴平野;又则岭南及云南地带。郡国辖县亦三辅、边郡皆激减,而长江流域县数有增。

再就人才言之。

西汉适当古代贵族阶级破坏之后,各色人物平流竞进,并无阶资,亦无流品。即以汉武一朝言,儒生如公孙弘、儿宽、大将军如卫青、霍去病、李广,理财如桑弘羊,司法如张汤,出使如张骞、苏武。大抵是一个杂色的局面。东汉则渐渐从杂色的转变成清一色,即以光武一朝论,其“云台二十八将”已大半是书生出身。此种转变,己起西汉末叶。两汉儒、吏未分,贤能儒生不嫌以吏进,东汉吏职渐轻而尊辟举。两汉文、武一道,大臣韩安国之徒亦出守边;东汉流品始分,故刘巴轻张飞。人才走归一路,为东汉国力向衰之又一原因。其他次要者不列举。

西汉用人不分流品,视其才能、勋绩为等第,无有限格。张释之十年不得调:扬雄三十不徙官;贾谊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公孙弘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将军长史,三岁至光禄大夫,亦不如后世资历之严。

然其入仕之始,亦自有品节。其以明经文学进者,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严助、朱买臣、疏广、平当之徒是也。其以材武勇猛进者,率除太仆或中郎将、骖乘,如夏侯婴、公孙贺、卫绾之徒是也。张汤以法律进,则始为内史,后为廷尉,皆法官也。黄霸以入粟补官,则始为卒史,后为均输长,皆掌财也。然其始虽有分别,而积功累勋则无不可任。此种风气,东汉后渐不可见。

经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而后有所谓“流品”之目。太宗置官品令,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不可授之官秩。”贞观六年马周疏:“致化之道,在于求贤审官;为政之本,必于扬清激浊。王长通、白明达本自乐工,韦槃提、斛斯正则独解调马,岂得列在士流,超授高爵?”贞观十二年渚遂良疏:“为政之本,在于择人。汉家以明经拜职,或四科辟召,市井子孙,不居官吏。大唐制令,宪章古昔,商贾之人亦不居官位。”此皆所谓“流品”之辨也。惟金、元浅化,颇不知此,然唐代适当南北混一之际,其一时人才亦颇不拘一格,至宋则又有淸一色之趋势。唐、宋国力进退,正犹两汉之比也。

二、西汉与匈奴

中国史上的外患,因地势及气候关系,其主要者常在北方。

北方乃一大草原,其居民游牧为主,易于团结。又其地高寒苦瘠,居民强悍,常思南侵。西南山岭崎岖,其居民散隔,不易团结;又地气温暖,生活较易自给,亦减其侵略之野心。

秦、汉大敌便是北方匈奴。

史记匈奴传:“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其说信否不可详论。又谓:“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猃狁、荤粥、匈奴盖一因异译;又称昆夷、犬夷,则胡之音转。此族盖自古即与汉族杂居于大河流域者。迭经驱攘,至战国晚季,遂有围绕于秦、赵、燕三国外之诸戎。史记匈奴传谓:“自陇以西有归诸、绲戎、今甘肃天水县。翟、豲(huán)之戎。在今陕西南郑县。岐、梁山、泾、漆以北有义渠、今甘肃宁县、庆阳县。大荔、今陕西大荔县。乌氏、今甘肃泾川县。朐衍之戎。今甘肃灵武县。而晋北有林胡、今陕西马邑县。楼烦之成。今山西岚县。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百有余戎,莫能相一。”是也。按史记秦厉公十六年,“伐大荔,取王城。”又秦惠王时,“拔义渠二十五城”。昭王时,义渠始灭。则义渠、大荔西北诸戎,在战国初年均已城郭化矣。东北诸狄之城郭化,己详前春秋章。又如赵襄子灭代,魏文侯灭中山,皆以城郭为国。此诸族之见并于中国而同化者必不少。其奔迸外窜者,则失其城郭耕稼之新化,而复归于游牧之故习。此如春秋时山戎皆徒步作战,及战国晚年赵武灵王乃以骑射破林胡、楼烦。民族演化未深,其生活极易受环境之支配而转变也。(如匈奴郅支单于西迁,乃为城居;元人为明所驱,仍返游牧是也。)

逮中国秦代统一,而北方诸族亦逐次统一于匈奴。若如上说,则秦、汉与匈奴之对峙,特为虞、夏、商、周以来中国华、夷杂处局面之正式剖分,即“耕稼”与“游牧”两种文化方式之各自判断独立,而最先民族血统之为同为异,转非所重也,史记以匈奴为夏后,氐、羌为姜姓,皆可以是观之。

秦始皇对付匈奴,采用一种驱逐政策。

秦始皇三十二年,统一政府完成后之六年。使将军蒙恬北击胡,斥逐匈奴,悉收河南地。河套以南。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充之。汉侯应议罢边塞事,曰:“北边塞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冒顿单于倚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據是则汉初匈奴居阴山中。本居河南,平夷无险,至是则依山为阻。又通直道自九原。河套。至云阳,陕西淳化北。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

汉高祖以一时轻敌致败,冒顿佯败诱汉兵,汉悉兵三十二万北逐之,多步兵。高祖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匈奴纵精骑四十万围高祖于白登。白登在今大同东。遂听娄敬策以和亲缓敌。

匈奴之对中国,一时尚无政冶上统治之野心,故高祖见围而得脱。其举众入塞,所重在经济财物之掠夺。和亲政策之后面,即为贿赂与通商。藉胡、汉通婚之名义,匈奴上层贵族,每年既得汉廷之赠遗,其下层民众,亦得定期叩塞贸易。其物质上之需要既满足,亦可暂时解消其武力侵略之欲望。此所谓“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其时匈奴所尤需者,为酒、米、缯絮之类。

但和亲政策终于不可久。

文帝时,宦人中行说降匈奴,教之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一大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之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然衣食美恶,人情所同,中行说欲强返刍豢于茹毛饮血,其事不可能。匈败既知通商之失利,苟汉边防稍疏,仍必出于掠夺。而汉国力充盈,自亦小甘出此屈辱而不彻底的和亲政策也。

汉、匈奴一旦破裂,则汉之形势实利攻而不利守。

汉与匈奴边界辽阔,匈奴飘忽无定居,乘我秋冬农稼毕收,彼亦马肥弓劲,秋高则马壮,风劲则弓燥。入塞侵掠,攻者一点,防者千里。中国疲于奔命。就匈奴全国壮丁言,不出三十万。史纪称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又云:“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又曰:“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则匈奴骑士至多不越三十万也。壮丁尽为甲骑不出三十万,以五口一壮丁计之,匈奴全部人口不出百五十万,故中行说谓“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一郡”。其社会组织并不如中国之强韧,则可以寻其主力一击而破。此所谓一劳永逸,较之消极的防御,为利多矣。大抵中国史上对外问题,莫不然也。

于是遂先有汉武帝之诱敌政策。

事在元光二年,用王恢策,使马邑人聂翁一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诱单于,汉伏兵三十万马邑旁,单于觉而去,自是遂失和。史称“马邑之谋”。

诱敌政策失败,于是不得不大张挞伐,开塞出击。

汉、匈奴失和以来,彼大寇边凡十六、七,此大出兵亦十五、六,大抵彼先发,此应之;则匈奴势尚强,未可聚服也。匈奴统于一单于,并亦父子世袭,其政治组织,已相当进步。中行说教单于左在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数。汉与单于书以尺一牍,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今传有甸奴相邦印,形制文字,均类先秦,然则并知用汉文,其文化程度,当不甚低。唐初突厥较之,为不侔矣。

汉击匈奴,采用两种步骤:

一是远出东西两翼造成大包围形势,以绝其经济上之供给与援助。

匈奴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今河北怀来境。以东,接濊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今陕西肤施境。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今山西大同。云中。今绥远托克托境。冒顿子老上单于击破西域,置僮仆都尉,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匈奴破西域在汉文三、四年间。汉置苍海郡,在元朔元年;马邑之谋后五年。张骞使西域元狩元年。马邑之谋后十一年。

一是正面打击其主力。

大者在元朔二年卫青之取河南地筑朔方郡,遂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徙民朔方凡十万口。是时汉都长安,匈奴据河套,实为最大压迫,自是始无烽火通甘泉之警。又按:汉、匈奴东西横恒,匈奴单于庭偏在东,汉都长安偏在西,故匈奴利于东侵,汉便于西出。汉既城朔方,而同时弃上谷之造阳地予胡,此为汉廷决计改取攻势后之策略。此后匈奴西部遂大受威胁。后六年,元狩二年。匈奴西方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汉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后分武威为张掖、酒泉为敦煌,在元鼎六年;此为河西四郡。遂开汉通西域之道,而羌、胡之交通遂绝。匈奴西方既失利,为防汉,且求财富接济故,不得不日移其力而西,主客倒转,为汉势有利一要端。

开塞出击之进一步则为绝漠远征。

中国之对匈奴,非不知出击之利于坐防,然而不能决然出击者,则以骑兵之不足为一要因。此下唐强、宋弱皆因此。史称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一车四马不能纯色。将相或乘牛车,马一匹则百金”。至汉武休养生息已七十年,其时则“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不得聚会”。汉武为伐胡,又盛养马,厩马至四十万匹。马畜既盛,骑兵之训练自易。匈败既失利,用汉降人赵信本胡小王,降汉。计,北绝漠,诱汉,汉乃发兵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令卫青、霍去病分击匈奴。卫青军出定襄,今绥远和林格尔境。遇单于,追北至寘颜山赵信城。去病出代二千里,封狼居胥,禅于姑衍,临瀚海而还。事在元狩四年,马邑之谋后十五年,史称“冒顿之盛,控弦之士三十万”,而是役也,两将所杀虏凡八、九万,是几耗其种三之一矣。然汉亦马少,自后遂无以远往。

自是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平蕃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以骑兵任先锋之扫荡,继以步卒屯田为后劲,步步为营而前进,匈奴乃不能复转侧。

到宣帝时,匈奴终于屈服,而汉廷一劳永逸之战略卒以见效。

亦会其时汉多人才,大将最著者莫如霍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少贵,年十八为侍中。初从大将军卫青出塞,为票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遂封侯,时为元狩六年,去病年二十三。其后屡以敢深入建奇功。匈奴浑邪王谋降汉,武帝恐其诈。命去病将兵往迎。去病渡河,与浑邪众相望。浑邪见汉军而多不欲降,颇遁去。去病乃驰入匈奴军,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四万。时为元狩二年,去病年二十五。史称去病为人少言,有气敢往。武帝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帝为治第,令视之,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其卒在元狩六年,时年二十九也。观去病之将兵,较之项王未多逊。故唐人诗“借问汉将谁?恐是霍票姚”,独数其人,非虚也。时李广亦称名将,卫、霍皆以亲贵任用,而李广则为豪杰从军。(时称“良家子”从军,即今之义勇队也。)卫、霍虽以女宠进,而重以建功绝域自显,其一种进取勇决无畏之风,亦可敬矣。惟当时亲贵与豪杰判为两党,卫、霍虽贵盛,豪杰不之重;李广父子愈摈抑,豪杰亦愈宗之。史公亲罹其祸,故为史纪抑扬甚显。然两党各有奇材,史公于霍去病虽了了落笔,而亦精神毕显矣,诚亦良史才也。

中国以优势的人力和财力,对付文化较低、政治组织较松的民族,采用主力击破的攻势,自比畏葸(xǐ)自守为胜。汉武帝挞伐匈奴并不误,惟惜武帝内政方面有种种不需要的浪费,如封禅巡狩等。所以匈奴虽败,而中国亦疲,故为后人所不满。

昭、宣以下,武士练习,斥堠精审,胡势巳衰,入则覆亡,居又畏逼,收迹远徙,穷窜漠北;乃汉廷不能乘武帝遗烈,而转师刘敬故智,启宠纳侮,倾竭府藏,岁给西北方无虑二亿七十万。后汉袁安封事云:“汉之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此据文献通考引刘贶说。赏赐之费、传送之劳尚不计。则尤为失策矣。观杨雄谏不许单于朝书,可见西汉晚年气弱志荼之象。然亦由武帝浪费国力太过,有以致此。大抵中国对外,其病每不在决心讨伐,而在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以及从此引起之种种浪费。此仍然是内政问题,昧者乃专以开边生事为大戒。

三、东汉与西羌

自匈奴主力为武帝彻底击破,直到东汉,实际上中国并无严重的外患。窦宪北伐(和帝永元元年),虽获胜利,并不像卫、霍之费力。

然而东汉却意外的遭受到西羌之侵扰。此乃东汉整个建国形势之弱点的暴露,以及应付的失策,并不在于西羌之难敌。

羌人叛汉,起和帝时,护羌校尉邓训卒后,由于边疆吏治之不整饬。其势并不能与西汉初年之匈奴相提并论,而汉廷早议放弃凉州。安帝永初二年庞参主议,嗣得虞翊谏而止。羌叛凡十余年,汉兵屯边二十余万,旷日无功。羌虏皆骑兵,汉以步卒追之,势不能及,则彼能来我不能往;西汉屯田之所以见效,以先有骑兵之驱逐扫荡,敌已远遁,乃以屯田继之。

军旅之费二百四十余亿,并、凉二州为之虚耗。

虞诩教任尚:“罢诸郡屯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以万骑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任尚竟以立功。可见西羌并非强寇,只在汉廷应付之不得当。

第二次羌变在顺帝永和后,羌寇遍及并、凉、幽、冀四州,用费八十余亿。

第三次羌变在桓、灵时,段颍前后一百八十战,大破东羌,用费四十四亿。羌祸虽歇,而汉力亦疲,接着便是不救的衰运之来临。

当时士大夫见朝事无可为,惟有拥兵以戮力边徼,尚足为功名之一径,如张奂、皇甫规、段颍,皆于此奋起。北虏、西羌斩首或至百万级,以其余力驱芟黄巾,汉之末造,乃转以兵强见。一时士大夫既乐习之,士民亦竞尚之,此乃东汉晚季清谈以外之另一风尚也。以此造成此下三国之局面。专务清谈,不竞武功,乃两晋事。

黄河西部的武力与东部的经济、文化相凝合,而造成秦、汉之全盛,所谓“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即足表示其意义之一部分。东汉以来,东方人渐渐忘弃西方,中央政府在洛阳,东方人之聪明志气至是而止。西方得不到东方经济、文化之润泽而衰落。而东方的文化经济,亦为西方武力所破毁。

郑太说董卓:“山东承平日久,民不习战;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天下所畏,无若并、凉之人。”皇甫规、张奂、段颍,亦皆凉州人也。一个国家,内部自身存在两种极相违异的社会情态,无有不致大乱者。

董卓领着凉州兵东到洛阳,中国历史,便从此走上中衰的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