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建立之后，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便是首都应该确定在全国范围内的那一个地理位置或者说区位上。从宏观的方面而言，这个位置必须是最有利的，其他地点都不如它。从微观的方面而言，这个地点的地理环境又适宜建设都城。
在中国古代，“京”特指的是大面积的向阳高地，“师”是军队的驻地，“京师”连称，则是因为一般是在高地处驻有重兵。而把国都称为京师，显然是因为国都一般都驻重兵把守。可见国都的确定、防守，或军事原因是十分关键的一点。事实上，古代都城的选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选择易守难攻之地。至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则都是在这之后。
楚汉相争，汉王刘邦靠着良将谋臣的支持最终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建立了西汉王朝。马上得天下，自然不能马上治天下。政权甫一建立，首要的任务自然是确定行政管理的中心。而助刘氏得天下的将士，多为山东人氏。秦汉时以崤山为界，其东皆为山东，与今天并不相同。他们当然愿意衣锦还乡。因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洛阳自然成为将士们的首选：这里既是天下之中，又离老家丰沛较近。看来，刘邦定都洛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不料，刘邦此时却有些犹豫不决。为什么？原来定都洛阳固然可以凭借交通便利管理疆域广大的西汉帝国。但是，此时汉王朝立足未稳，天下未定，东有异姓诸侯，西有匈奴虎视眈眈，这时最需要考虑的是军事安全。刘邦迟迟未决，显然是考虑到了这一原因。
其实，这之前的古人早已意识到地理形势在国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左传》中就有“国之大事，在祀在戎”。这里的戎就是指军事安全，意思是只有用兵力才能保障社稷，这是与祭祀同等重要的大事。而《易·习坎》中也有“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其实都是这个意思。因此，历来选择都城，其附近的山川形势自然也就在考虑之内了。
因此，就在刘邦迟疑之时，娄敬就很巧妙地向他提出了建议。当时得知刘邦欲建都洛阳后，娄敬去见了刘邦。汉初并不像后来，刘邦虽已称帝，但将士要想见他还是比较容易的。娄敬见到刘邦后，就问：“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高祖回答不错，娄敬接着说：“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为什么？刘邦不解道。娄敬接着分析。周室积德累善十余世，才有历年久远，而高祖您本人之得天下，靠的是“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尸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这样的状况下，刘邦“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不仅娄敬认为不可，刘邦自己也深以为然。话说到此处，那么，不建都洛阳，哪里又是最佳的建都选择呢？娄敬接下来给出了答案：建都关中。
娄敬是这样分析关中建都的有利之处。他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也。”娄敬在这里虽也提到关中是天府膏腴之地，实际上着重在讲秦地的地理形势。秦为四塞之国，早在战国时，苏秦已经提出这样的看法。唐人张守节对此作过解释，他说：关中“东有黄河，有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山及武关、峣山；西有大陇山及陇山关、大震、乌兰等关；北有黄河南塞，是四塞之国。”这里所说的黄河南塞是指战国时秦昭襄王所修筑的长城。这条长城由今甘肃岷县起，经今陕西北部，一直达于内蒙准格尔旗，正位于黄河北河之南，故称为黄河南塞。
正是因为关中地区有这样的形势，娄敬才提出这样的建都建议。甚至娄敬还以与人搏斗作为例子说服刘邦：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在这里娄敬所讲的是关中的地理形势，从经济上这里经过秦人的经营已有自足的可能，即“资甚美膏腴之地”；在军事上是退则“四塞以为固”，进则“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助刘邦得天下的张良对定都的看法与娄敬几乎完全一致。甚至他劝说刘邦的话也与娄敬差不太多：“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张良这是指关中的南、西、北三面都有崇山峻岭，可以阻隔外来武力的侵扰。而留出来的东方，有黄河与渭河以通东方，既可以借以供输关中，又可以在危急时刻顺流而下，平定诸侯。这样的话确实很能打动对局势了如指掌的刘邦。即日他便下令西都关中。
娄、张两人的话都说明了定都关中则可以控制全国形势，既使山东叛乱而失去控制，靠着关中的险固与富饶，也可自我保全。所以建都于西安一带，优于洛阳。从西汉的历史来看，他们的这个预测是正确的。果然，在其后不久的汉初异姓诸侯之乱以及刘邦的孙子景帝时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都是起初叛军声势很大，但不过数月，就被中央王朝彻底平定。可见，尽管秦汉的对手不同，但他们一致的是都要面对来自东方的威胁：秦国要对付的是东方六国旧贵族的潜在危险，西汉初期要对付的是东方各诸侯的割据势力。以控内而言，建都关中是当时最合理的选择。事实上，这一点不仅秦汉时如此，就是秦汉之际时也如此。当年项羽推翻秦王朝后，谋士韩生也对项羽说过娄敬类似的话。只可惜项羽目光短浅，仍然要回到离自己老家较近的彭城去建都，最终的结果是被从汉中起家的刘邦击败。
上述娄、张关于定都的议论还仅就关中内控全国的形势出发。事实上，就御外的角度看，秦与西汉时期最强大的外敌是西北的匈奴。首都建在关中还有利于抗击匈奴。秦代据之收复河套地区，又占据黄河以南地区建设新秦中，深度打击了匈奴势力。汉初虽然国力不强，只能以和亲政策与匈奴周旋。但汉武帝以后，国力强盛，以关中为基地而打击匈奴于西北，取得了压倒的优势，不但建设河西五郡，超越秦国疆域，而且开辟西域地区，将今天新疆地区的大部分纳入版图之中。这时的长安就不再过于西偏，而比过去相对靠近全国领土的中心了。
其实，关于定都的争论与犹豫，不只出现在西汉初年，后代也有多次这样的两难。唐代初兴，北方的突厥势力正强，渭河岸边常有胡骑巡睃。唐朝的一些勋臣策士对长安的安全没有信心，提出迁都。唐高祖竟然接受了这样的建议，打算迁到南山以南。这时秦王李世民站出来坚决反对，才最终打消了这一念头。李世民之所以能力排众议，除了考虑到自己的实力外，更多的也是考虑到关中的地利，并且只有积极组织抵抗，才能巩固边防，长治久安。
图3-1 秦汉关中形势图
明代初年也曾有过这样的游移。燕王朱棣久居北方，在对蒙古人的作战中，深知北方的蒙古人是威及国家安全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他与建文帝争夺帝位成功后，毅然决定迁居北京。因为留在南京，一方面会受到帝都旧有势力的制约，更主要是对北方边防不再施行有效的控制。国都紧邻劲敌，就不可能稍事麻痹，不敢有丝毫懈怠，以免养痈遗患，为害无穷。上面这些例子就引出了在国都确立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国都选址大约遵循哪些原则？
从政治地理角度来看，适宜建都的地点一般有这么几个层次的考虑：一是在全国领土范围内的地理区位如何；二是建都地点本身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条件与人文基础。事实上，在第一层次中的考虑又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选择全国的地理中心或是有利的控内御外的位置，二是与统治集团的发源地是否相近的原则。
从最简单最普通的思路而言，作为一国的政治中心应当位于国家的地理中心位置上，以便于对全国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如战国末年成书的《吕氏春秋·慎势》就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这里的国就是都城的意思。这是天下统一之前人们关于首都定位的基本思路。类似于《吕览》上述的话还有很多，如《荀子·大略》中也说：“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这又有所提升，也就是从礼制出发来说明天下之中的重要性。还有就是《管子·度地》中的话了：“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图3-2 洛阳形势示意图
其实，以地理中心为首都的思想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思路，并没有什么玄虚的地方。而从中国都城建设的历史来看，在唐代以前由于政治经济重心统一在黄河流域，宏观一点说，天下之中就在三河地区。如果学术一些，这就是政治地理学中的核心区。什么是三河地区？司马迁曾对这一地区有过解释：“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也就是说，三河是现在的晋东南、豫西北一带。如果更具体一些，天下之中就是指位于三河地区的洛阳。因此，从西周到唐代，历代都有在洛阳建都的事实或打算，显然是为了实现在天下之中治理天下的理念。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尽管王朝领土范围的中心位置是建都的理想区位，但有时却不一定是最合适的现实地点。因为理想毕竟是理想，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因素往往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实际作用。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一方面要控制内部的敌对势力，另一方面要抵御外部的侵略行为。在两种势力的平衡下，首都的选择就可能偏离地理中心。
在唐代以前，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居高临下，对当时的山东地区可以起到明显的控制作用。《盐铁论·非鞅》所说的“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就是这个意思。正如前面已讲过的娄敬所论述的四塞之固的地理优势，关中地区即使控制不了东方，也能据险保守独立。而位于四方之中的洛阳明显没有这个优势，万一四方叛乱，则难以保全国家政权。这是从控内的角度。而对于御外而言，唐朝以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敌威胁来自西北，如西汉的匈奴，如隋唐的突厥。此时首都设在御外的前线，当然有利抗敌自保。如西汉、隋、唐的长安都有这样的考虑。到了宋以后的外患则来自正北或东北，所以首都的定位也受到影响而发生变迁。
图3-3 隋唐长安形势示意图
还有一个与地理中心区位有矛盾的首都选址因素，就是政治根据地的位置。这在古代有一个专门的名词——龙兴之地。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统治集团都力图将首都定在与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据地不远的地方。这个因素十分重要，前面所讲的刘邦之所以中意洛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离他的老家丰沛较近，他的将士很多都是丰沛子弟。而最为突出的还是北朝及至隋唐的关陇集团与都关中的关系。
西魏与北周下启隋唐，其典章制度对隋唐多有影响。在都城方面，隋唐直接继承了长安为都。事实上，西魏、北周乃至于隋唐之所以以长安为都，则与他们都依赖关陇集团建立政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西魏政权的实际创立者宇文泰，曾随贺拔岳转战于关陇各地，所部多为关陇豪右。后来宇文泰在洛阳北部的邙山一带为实际控制北魏的高欢所败后，也是通过广募关陇豪右来增加自己的势力。关陇豪右当然就成为宇文泰建立政权的重要基石，国力所寄。此后，北周取而代之，也唯有依托关陇集团的实力。北周之后，隋杨氏继起，及于唐初，关陇豪右始终是这些王朝的主要支柱。然而西魏及北周初年，疆域局促于关西一隅，当然不能不以长安为都，论实力也不能不依赖关陇豪右。但杨氏代周后，形势已大不一样了。北齐已经灭亡，陈更是孤守江南。然而隋的国都却仍因魏周旧贯，难以离开长安，其中最主要的考虑则是关陇集团的实力。浸假于唐初，这一景况也没有大的改变。对此，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对此有过专论。
周秦隋唐如此，辽金元清其实也是如此。甚至后梁的朱温，明太祖朱元璋与其子成祖朱棣莫不如此行事。再到后来，中华民国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不能免俗。流传至今的“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说法，究其实，也是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权不愿离开政治根据地而泡制出来的。不过，政治基础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是保证王朝长治久安，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妨碍当权者的革新行为。所以，有时候反而要靠迁都来避开守旧势力的干扰。如秦孝公为了变法图强，将秦国都城从栎阳搬到咸阳，有摆脱反对变法的贵族们干扰的意图。北魏孝文帝将首都从大同迁到洛阳，更是明显地要减少汉化的阻力。
除了上面所说的各种政治因素，选择首都还需要注意的是所在地的经济地理条件。虽然在中国历史上，首都地区的粮食与其他用品从全国调配已成为惯例，但当地还需要有基本的粮食供应能力，否则极易生成大乱子来。如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命脉悬于江南糟粮的供输。唐德宗时就发生过一次糟粮迟迟无法运到长安，禁卫军几乎哗变，要炒德宗的鱿鱼。好在，糟粮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抵达长安。据称德宗父子相拥，热泪盈眶，大呼“吾父子有救了！”。鉴于这样的考量，于是都城所在地区要求有一块能生产粮食的平原就不算是非分之想。当初娄敬一定要强调关中为天府之国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在以上所说的五大都城中，应该说都基本具备这一特点。
但从唐德宗的故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与都城经济地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交通条件。毕竟首都是全国范围的政治中心，庞大的人口是无法避免的。再肥沃膏腴的土地也难以长期供应，所以必须位于交通枢纽处，这样才能保证物质供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不过不是经济考量，而是政治因素，即交通便利有利于对全国的政治控制。所以说，位于交通枢纽的区位，对首都来讲，可谓是一举两得。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北宋定都开封的决策过程中。
图3-4 北京地形示意图
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虽以开封为政治中心，但当时并没有决定建都于此。开宝九年（976），赵匡胤到洛阳巡幸，曾打算以洛阳为都。这时，他的弟弟赵光义与群臣都力主不可，极力谏阻之。赵匡胤只好退一步说，如果你们以为洛阳不行，那么长安建都如何？赵光义问他：为什么要选长安？赵匡胤说，他是想“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但不料，还是遭到赵光义等人的坚决反对，认为应该回到开封才是正理，因为开封虽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不能仰仗自然形势的优势，但可以用大量的兵力守卫来弥补，更重要的是开封“漕引江淮，利尽南海”，所以是建都的最佳选择。不过，这一选择当然是有代价的，北宋开封地区的戍卫兵力为历代都城之最，尽管如此仍在金人的铁骑下，不堪一击，最终导致了北宋灭亡。
正是从上述几个建都的一般原则考虑，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甚至分裂时期以及近现代的首都，主要设在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这五个城市及其附近。当然还有其他城市，但考量中国三千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这五个城市作为首都。而这五个城市中又有所区别，西安、洛阳、北京相对而言更重要一些，下来则是南京，为都时间最短的则是开封。因此，有学者认为开封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古都。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五个城市从地理位置上又可以分成两组：东西向的西安、洛阳与开封，南北向的北京与南京。这两组城市作为首都的历史恰巧也可以区别开来：前一组是中国历史前半段的首都，后一组则是后半段历史的都城。或者更明确一些，中国历史上国都的迁移，并非像以前学者所认为的，是从西安到洛阳，从洛阳到开封，再从开封转移到南京，最终落实到了北京。实际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往往在同一时期里有两个位置几乎同样重要的都城并存，甚至在一个朝代有两都并建的情况出现。如在西周到唐代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是西安与洛阳，在唐末到北宋二百年间是洛阳与开封，最后则是从金朝到今天是北京、南京，长达八百年。
今天的西安作为首都，始于周人。周的先人为了向东开拓，其政治中心从关中西部不断向东迁移，到周文王终于定于丰。不过，这时的周还只是商王朝的一个诸侯国。随后，武王再将政治中心迁到与丰隔水相望的镐。不久，武王伐纣，周取代商朝，统治了中原地区。君临天下的周武王，显然感到镐京作为首都过于偏西了，难以控制殷商旧地。而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阳，对控制东方更为有利，武王因此萌生了在洛阳建都的想法。《逸周书·度邑》中就记载了武王灭商后打算在伊洛一带建立都邑的故事。不过，洛邑的建设到周公相成王时才全面完成。《周书·洛诰》曾记载了周公对营建洛邑的描述，他是这么说的：“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这是说，他在营建洛邑时十分谨慎，为了获得合法性，不断向天求告占卜。
洛邑建成后，成为与宗周镐京并立的都城。不过，建成后的洛邑，实际上由两个城组成，一为王城，一为成周，其实是含有陪都的意味。因此，终西周之世，正式都城一直在镐京未迁，但成周始终是周人镇服东方敌对势力的重镇。
之所以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始终并存，是因为它们各有利弊：宗周位于关中，自然条件优越，粮食供应充足，这是第一。第二是四塞之地，有险可凭，也可以就近抵御犬戎等西北民族的侵扰。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这里是周人的发源地，是文化的渊源与政治的保证。尽管有这么多的优点，但丰镐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地处西鄙，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到了东周时期，王权衰落，内控外御力量削弱，就不得不将都城东迁王城，远离外敌侵扰，就近控制内部。
洛阳处天下之中，优势当然在于对全国行政管理十分有利，而且各地贡赋的调集，商贸上的往来也处于道里均衡的有利地位。优点突出，缺点也十分明显：中州平原是四战之地，伊洛小陈平原更是无险可守。后世所谓的东据成皋，西阻崤、渑，背倚大河，面向伊洛的形胜，只不过是主张建都洛阳之人的说辞。真正打起仗来，这里就如张良所说的：“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比起丰镐所在的关中来，无论是外御敌侮，还是内控叛乱，洛阳的安全性差之千里矣。
图3-5 洛阳周边地形示意图
尽管当时丰镐与洛阳两处对于定都而言，各有利弊，哪一个也不能说占了绝对优势，但相对而言，丰镐还是略占上风。
与周人相似，秦人一样是从西边迁来，秦国的都城从陇山之西迁到雍，再迁到栎阳，最后定于渭河之北的咸阳。秦国以咸阳为根据，一一击败东方六国，咸阳自然也就升格为统一王朝的首都。秦亡汉兴，刘邦们与周、秦不同，他们来自东方，这样就出现了本章最初的故事：定都何处的问题。其实，刘邦从东面而来，他的倾向是洛阳，这里既是天下之中，又离老家丰沛较近。所以，刘邦在洛阳呆了三、四个月，后来是在听了娄敬、张良的建议，才意识到要坐稳天下，只能西迁长安。
这里我们可以稍稍分析一下秦汉时的政治形势，就知道娄敬、张良之流目光如炬，刘邦的从谏如流也着实让后人钦佩。因为，从御外的角度，秦与西汉所面对的北面强敌都是匈奴，建都关中有利于抗击强敌。事实上，秦正是凭借关中而收复被匈奴占据多年的河套地区，并将这一新收复地区建设成新秦中。汉初，固然国力不强，先是只能以和亲政策与匈奴周旋。不过，到了武帝以后，国力强盛，以关中为基地打击匈奴于西北，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不但西取河西五郡地，而且开辟西域地区，将今天的新疆地区的大部分纳入版图之中，远远超过了秦的疆域。这显然是建都洛阳不可能做到的。到了这时，位于关中的长安自然就不显得僻处西隅，而是几乎成为全国领土的中心了。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不过，用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生出同样的感慨。数百年后，唐太宗又重演了当年汉武帝抗击匈奴的故事，甚至发生的场景都大致不别，结果也几乎一样，将唐王朝的疆域一直拓展到了帕米尔高原，只是对手换作了突厥。但是，试想如果西汉与隋唐建都在洛阳，于匈奴或突厥必定有鞭长莫及之感，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伟绩。
所以，若王朝进取则定都长安，若守成则定都洛阳，这几乎成为中国历史前期的一个定律。比如，东汉国力远逊于西汉，于匈奴于西羌均有力不能胜的难处，所以只能建都洛阳以求自保。随后的西晋比东汉更弱，也只能定都洛阳。介于东汉与西晋之间的曹魏仅有半壁江山，自然以洛阳为都城。
不过，此后的情形似有所改变。十六国之后统一北方的北魏，选择了洛阳作首都，这倒不是为了自保，而是要进取南朝。因此，也就不可能以长安为基地，洛阳显然有了极大的优势。倒是只有分裂后占据西部江山的西魏与北周只能再次以长安为都。不过，同时的东魏与北齐却也是弃洛阳而改就邺城。细想想，也很好理解。这几个政权或是鲜卑化的汉人、或是汉化的鲜卑人执掌，自然需要把都城建在更靠近原来鲜卑族的根据地。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搬迁为时极短，影响也有限。再到后来，隋代北周而起，自然继承了北周的首都长安。李唐再继隋而立，仍然拿来主义，把隋的国都、制度一并照搬，省却了不少气力，效果却出奇的好。但细比起两汉，情形已有些变化。
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虽然仍在黄河流域，但已经不占有绝对的优势。在东晋南朝的全力经营下，长江流域已显现出勃勃生机，江南地区成为平衡整个中国的重要法码，隋炀帝的南巡江南，并非仅是为了淫乐消遣，另一个用心是仿效秦始皇，宣示国威。因此，尽管隋代定都于关中地区，并精心修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兴城，却视洛阳十分重要，显然是考虑到这里控制长江流域更为便利。唐代也基本如此。所以，隋唐时期与秦汉已有所不同，洛阳与长安并肩，甚至还略占优势：隋炀帝以居洛阳为常，唐高宗干脆移居洛阳，称为东都。他的夫人武则天称帝后，正式定都洛阳，长安反倒成了陪都。虽然，后来李唐复辟后，还都长安，不过洛阳仍是割舍不掉的至爱，玄宗前期就曾五次移居洛阳。显然，这时长安的地理形势已弥补不了它的区位缺陷，需要靠洛阳的居中地位来补救。这当然也隐隐露出长安为都的败象来。果然，到了唐末，昭宗最终被朱温逼迫迁都洛阳，此后长安便永远失去首都地位，只有极为短暂地做过后唐的陪都西京。
北宋以后，长安即使从理念上也永远与都城地位告别了。尽管明初朱元璋在立都时，御史胡子祺认为“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朱元璋也颇以为然，还专门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似有立都之意。但事实上，朱标回到南京后却并无下文，看来，朱元璋对建都关中，也不过是一时的念头而已。长安为都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是在国民政府时期。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洛阳办公。鉴于南京地处前线，一旦中日战争爆发，首都地位难以保全。因此国民党于1932年3月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洛阳为行都的同时，再行设立陪都西安，并定名西京。甚至还委派了张继等人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这个西京筹备委员会从1932年3月至1945年6月，前后存在了13年之久。但最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陪都选的却是重庆，并非先前打算好的西安。
从西周到唐代大约两千年的时间，之所以首都一直在洛阳与长安之间徘徊，是因为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直到唐代中期之前，我国的文化、经济重心一直都在黄河流域。所以，早期的首都自然也就落在黄河流域了。而相比起其他地方，洛阳和长安地区文化积淀深厚，之前不论，仅从西周开始便是政治中心与陪都所在，朝纲典制衣冠威仪，积渐而下，这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
因此，在中唐以前，除非偏安或其他特殊的原因，统一王朝首都只选择在长安与洛阳之间。但中唐以后，随着文化、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经济中心的南移，使得长安作为首都已极为勉强，上面所讲的唐德宗的例子实在是很说明问题。不仅长安，从财赋所出的江南一带来看，洛阳此时也不再是四方之中了，因此，再往东方的开封，地位也就渐渐的重要起来，到了唐末开封就真的成为了政治中心。不过，这一转移并不是直接从长安到开封，而是借洛阳中转了一下。当时控制了李唐政权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先是强迫唐昭宗迁都于洛阳，待后梁篡唐而立以后，就直接定都开封了。
虽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后梁建都开封是一个以自己的根据地作为首都的典型，因为后梁是以开封为中心起家的。但实际上的原因，却是开封利用运河更加方便，可以直接把江南地区的财富漕运过来，经济上的优势十分明显。但是，由于洛阳长期为都，朱温定都开封多少有些底气不足，所以定都开封不过两年，朱温就西迁洛阳。只是洛阳为都至此时已是日薄西山，所以四年后后梁再次还都开封。这次只是五代时期首都在洛阳、开封之间徘徊的第一轮，之后又在后唐灭梁以后迁都洛阳，再之后，后晋灭唐两年后又回到开封。从此，一直延续到北宋亡于女真。
事实上，在北宋建都之时，开封凭借着发达的水路运输已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一直是当时各政治势力角逐的中心，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量人口的向南流徙，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因位于贯通南北经济命脉的大运河中枢，开封则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到了五代时，开封已成为“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舟车之所凑集”的北方大城市了。所以，开封取代长安、洛阳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便是必然的了。不过，开封的确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所以，尽管后晋以降定都开封直至北宋末年，但同时洛阳仍一直作为陪都。
图3-6 北宋东京附近河流示意图
北宋之后，开封再作为首都则是在1214年，金宣宗贞祐二年。女真人为了躲避蒙古人的压迫，将首都迁往陪都南京开封。此后，直到1233年（天兴二年）金哀宗出走，南京陷落，开封作为陪都与首都的地位最终也结束了。如果说开封还有可能作为首都，最后的机会是在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同时以开封为北京。据说，这是因为他仰慕宋朝的制度，不仅明代的行政管理制度模仿宋朝，比如都、布、按三司分立就是仿效宋朝转运、安抚、提刑诸监司分立，甚至还有过建都开封的想法。只可惜这时的开封周边水道淤塞，交通优势尽失，无法成为首善之区，朱元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尽管如此，开封的北京之称，在明初也保持了十年之久。
真正的将首都建在长江流域，应该说始自南朝。
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的都城建设开始有了离开长安洛阳一线而发生南北位移的现象，这可以算是后来首都偏离东西轴线之滥觞。当时对于北朝来说，依然有建都长安洛阳的可能，但南朝则只能建都于长江流域了。与黄河流域不一样，在长江流域可供选择作为首都的城市很少，几乎只有一个城市无论是从地理形势，还是从经济考量都符合要求，这就是今天的南京。
南京背依长江三角洲平原，农业发达，经济繁荣，占据着极为有利的经济地理区位。而从军事形势来看，前据大江，南连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所以，诸葛亮对此地的形势深加赞赏：“金陵，锺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在得到这样的评价后，历代帝王也认同了在长江流域南京是最合适做首都的地方。因此，自东汉末年起，最适宜做半壁江山首都的地方，几乎非南京莫属了。
东汉末年，孙权将当时称为秣陵的南京改称为建业，以此地作为吴国都城。除去其间曾有两次短暂地迁都武昌，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鄂城，东吴在南京建都算起来也有六十年的时间，比明朝与南京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时间还要略长一些。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晋室在由建业改名的建康立都，建立了东晋王朝。此后经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不变，南京作为上述六个朝代，也就是孙吴、东晋及宋齐梁陈的都城的时间长达330年之久，统治着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史称南京的“六朝古都”即是指这一段的历史。
不过，南北朝以后，南京几乎就丧失了作为首都的地位，与金对峙的南宋按照前朝的惯例似乎应该建都南京，但宋高宗却没有恢复全宋的雄图，宁愿躲到更安全的杭州，可以有长江与钱塘江两道防线。所以，南京再次作为首都则是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向北得天下的明初与民国年间，但也只维持了十分短暂的一段时间，而替代者都是地处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交界的北京。
今天看起来是首都的不二选择的北京，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却一直地处中原边缘，长期以来只是一个州郡级的首府而已，辉煌一点的历史是北京一带在西周时曾做过燕国的都城。尽管燕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但也只是北方的一个弱国。早期的北京之所以没有受到重视，还是因为对于华夏文化的核心区来讲，它的位置过于偏北，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只占据北半个中国的分裂王朝都没有考虑过用它作为都城。但是，随着中国北方政治地理格局的改变，北京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逐渐从一个边城发展成为中原王朝的陪都以至首都。
图3-7 南京地理形势示意图
中唐以后，威胁中原王朝，甚至最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主要来自于东北地区。比如契丹族就崛起于东北，先是建立契丹国，随后，其军事实力不断增长，势力逐渐进入中原，对中原地区的政权，无论是割据政权，还是统一王朝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就迫于压力把幽云十六州的土地割让给契丹，遂使契丹国的南界扩展到了今河北中部一线，并且把政治中心的一部分职能放在了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938年，契丹改国号为辽，同时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改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后来再改为析津府，作为陪都。因为这里曾为战国燕的地域，所以又称燕京。今天我们把辽作为与北宋、西夏鼎足而立的中原王朝之一，所以北京作为有影响的都城就是从成为辽的陪都开始。
十二世纪初，辽的部属女真族继起于东北，仅用了十几年就先灭辽，再灭北宋，建立了横跨北中国的金朝。金的南疆一直到了秦岭淮河一线，远过于辽，但由于根据地仍在东北，所以仍仿辽制，建辽南京为陪都，正式改称为燕京。显然是因为有鞭长莫及之虞，所以1153年，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金将首都从位于今天黑龙江阿城的上京会宁府，迁到了燕京，改称为中都大兴府。这是北京第一次成为首都。十三世纪初，蒙古人崛起于北方草原，迅速横扫北中国，灭金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就于1267年把首都从位于蒙古高原的开平府，迁到了金的中都城，随后改称为大都。从此以后，北京就从半个中国的首都到全中国的首都直到今天，其间虽有迁往南京的往复，但相对而言都比较短暂。
金、元的情况大致相同，既要南取中原，又要照顾到本民族的根据地。于是位于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交界处的北京，就成为最合适建都的地方。北京山前小平原处于华北平原的最北端，从北方而下，经过太行山山麓通道，可以直达中原核心区域；从此往北，通过燕山山地诸山口就进入到蒙古草原，再往东北可沿渤海边缘大路进入松辽平原。这种控扼天下的形势，对金元以后蒙古高原以及东北地区已纳入中原王朝控制的局势来讲，当然是建都的最佳选择。这一点，金人梁襄早已揭明：“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奥，而俯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诸关，东西千里，险峻相连，近在都畿，据守尤易。”其实，他说的就是一种地理上的气势。
图3-8 北京地理形势示意图
清人入主关内，出现的依然是辽金元以来不断重复的政治态势。清的龙兴之地在东北，在建立了全国性的一统王朝之后，舍北京之外，可以说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地方作为首都。所以清朝选择北京为首都没有任何迟疑之处，这与金、元时期思路完全相同。事实上，由于清代所建立的多民族大帝国北部几乎囊括全部蒙古人部落，西北包容准噶尔与回部，西南领有西藏地区，远远超过汉唐盛世，北京的地理位置也因此不像过去那样偏向北部，而显得相对比较适宜。而且这时的北京从辽代以来，已经有了近七百年的陪都与首都地位，除了中间明初的那数十年的中断之外，气势早已养成。
再往后，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以及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首都的定位无不依仗这一气势。可以说，除了西安/长安以外，全国再没有第二个城市可以与之相比。两个城市的区别仅在于，西安是以西驾东，而北京则是以北临南。这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格局所决定。唐以前，山东地区，即黄河下游地区是可以与关西抗衡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所在，当时的政治格局是东西对峙。宋以后，发生了九十度的转向，政治力量的对立是南北方向。当东西对峙时以西安为上，而南北对峙则以北京为上，形势使然。中国历史上的首都选择，形势往往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传统观念。这一点有时要胜过经济中心的重要性，也要胜过天下之中的实用性。西安与北京可以说是两个最突出的以形势取胜的都城。而对于北方民族而言建都北京，其实也有一定的实用性。比如蒙元王朝败于明，退向北方以后，北元仍然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蒙元的后身鞑靼瓦剌也始终对明王朝的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
不过，与长安与洛阳东西徘徊相象的是，北京与南京也不是此起彼伏的关系，而是共生共长。典型的例子当然还是明代。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时以南京为首都。可惜的是，这一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朱元璋之子朱棣从他的侄子手中夺取帝位后，思路却与其父完全不同，他一开始就打算迁都北京，原因不外是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北京是其龙兴之地。朱棣封为燕王，在北京有比较牢固的政治基础；其次，他的帝位按中国传统观念是篡夺而来，并不是自然继承来的，所以避开先帝之都南京，也是远离是非之地；但最重要的因素可能还是因为明朝的主要外敌是北逃的蒙古势力，建都北京有利于抗敌。这最后一点从朱棣的经历中可以得到证实：他六次亲征蒙古，都是以北京为基地。所以，建都北京对巩固明朝边防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不过，由于南京是父亲明太祖钦定的首都，永乐帝当然不便马上改变。所以，第一步是在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升为陪都。接着，在政权巩固以后，朱棣在永乐七年、十一年与十五年三次巡幸北京，但第三次巡幸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南京，而是驻跸北京。这时，首都机能开始向北京转移。到了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改称京师，而把原来的京师改称为南京。
但是，朱棣的子孙想法又与他不同，并不都认同北京为首都，而是想要回到南京去。所以明朝前期，在北京与南京之间就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往复阶段：永乐帝死后，洪熙元年（1425）仁宗就改北京为行在，准备还都南京。可惜他短命而亡，此事也就不了了之。经宣德朝至正统朝，南迁始终未能实现，于是在正统六年（1441年），北京官厅去“行在”二字，北京才算是最后正式定为首都。这就是说，从明朝建立到正式定都北京，大约经过了七十多年的时间。即使从永乐元年开始的两京制度算起，也有将近四十年之久。明代前期北京南京之间的反复，不但反映了选择首都的各种外在因素交错的复杂性，还体现了具有定都决定权的皇帝个人的心理状态。永乐皇帝自然是一心要迁都北京的，但却迁延了十九年之久，期间他有将近一半时间是呆在北京处理国事，或以北京为基地进行亲征。但在他离开南京的时候，他的太子洪熙帝都是在南京监国，而且洪熙宽厚仁慈，对祖父朱元璋定都南京也有相当的感情，所以一心想迁回南京。只因他当皇帝只有一年时间，来不及完成这个任务。到了他的太子宣德帝时，想法又与他不同。虽然遵照父命有迁都的计划，但他作为永乐帝的皇太孙，在祖父远征蒙古时，一直随侍在侧，对残元势力的威胁认识更为深刻，所以对迁都回南京积极性并不高。当然，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北京作为全国性首都条件的确比南京优越，所以，经过来回往复之后，明王朝的首都最终还是定在了北京。不过南京作为留都，比一般的陪都位置更高，与北京一样设有六部。这种情况为历代所无，这当然是出于对祖宗制度的尊重。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政治基础在北方，定都北京自然是不二的选择。但到了由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时期，其政治基础是江浙财团，实际控制区域也没有达到清代的范围，所以自然是选择南京作为首都。南京之所以被选为明初与国民政府的首都，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明代与国民政府的统一行动都是由南而北完成的。至于元、清两代则恰好相反，所以作为军事行动的策源地，也为定都加上了一个重要的砝码。
英国地理学家柯尼希（V.Cornish）对首都的地理条件作了详细的研究以后认为，建都地点大致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自然仓库（natural storehouse），即首都附近资源丰富，粮食充裕，能满足首都需要；二是交通枢纽（crossways），即首都应位于要道交汇处，交通便利；三是要塞（strongholds），便于防守。这三点对首都而言的确十分重要，放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如此。
西安一带作为首都，其地理区位与上述三点全部符合。虽然西安不处于天下之中的位置，于全国行政管理有其不便之处，但西安一带还是位于交通要道上，西通陇右，南达巴蜀，东至中原，北抵塞外，均十分方便，可以弥补其不在地理几何中心的缺陷；洛阳只符合三个条件中的一条，即交通枢纽，所以其建都优势不如西安。而且，再推广一些，无论西安还是洛阳，都只是在汉人为主的中原王朝，而且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黄河流域里才是合适的。待到经济重心南迁长江流域，政治重心转向北方后，首都自然就可能出现南北分化了，这就是北京与南京崛起的原因。而在政治经济因素中，显然政治因素更为重要，这是北京优于南京的地方。
不过，有一点是柯氏没有总结出来的，那就是在传统中国，地理“形势”也是建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所谓形势，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地理特征。居高临下，坐东镇西，坐北制南，都是一种势，一是气势，二是地势，这种地理特征用到政治方面，就成了一种政治地理要素。这在中国首都定位中是极其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文地理的特征。这一点倒是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讲过。他在分析顺天府，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形势时说“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号称天府。”而首都需要的就是这种“钜势强形”。在分析陕西，也就是关中的形势时，则说其“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盖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患在头顶，其势必至于死，而或不死者，则必所患之非真患也。”所以，在中国的古都中，以西安与洛阳比较，西安的形势胜；以北京与南京比较，北京的形势胜。中国历史上的首都也确实以西安及北京最为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