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秋天，李长原在武昌做丝绸生意，开一家“泰兴”生丝行。那时洋布已大批涌入中国，加上战争连年，丝绸生意逐年清淡。这天上午是个阴天，刮着西北风，好像要下雨的样子。李长原清淡地坐在店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影一飘。他忽生站了起来。那不是大脸哥么？几个月不见了。他就拉开闸门，走出了柜台，紧撵几步喊道：“大脸哥！”
那人回过头，一张木锨板子似的大脸。果然是大脸哥！
大脸叫李长连，都问他喊大连。这是本名。可是连与脸同音，他脸又比一般人大，所以在人们的意思里，大连就是大脸。
大连站下了，望着长原走过来，说：“长原，是你！你怎么在这儿？不是在汉正街么？”
李长原说：“才搬过来，不到一个月哩。走吧，到我店里坐坐。”
大脸就跟着李长原回到了店里。李长原店里养了一条黄狗，看见大脸就“呜呜”地叫，并撵着他闻。大脸说：“长原，我害怕你的狗，改天再来吧。我记着你的店了。”结果，屁股没有挨座，就走了。
黄狗狺狺地望着他的背影咬。
李长原有些儿怅怅。平日清淡枯坐，挺郁闷的。今天好不容易见着个老家亲人，叙说叙说，却又叫狗咬走了。这黄狗也是的，原来见了大脸哥挺亲昵的，几个月不见，就不认识了么？他就踢了黄狗一脚。
大脸也是在汉阳做生意，开了个“永寿”药材行。5天后，李长原就过了江，去找大脸，说闲话解闷儿。
大脸的店里很暗。李长原站在明朗的秋日阳光里往屋里看，只看见一个恍惚的黑影趴在柜台上打算盘。他喊了一声：“大脸哥！”大脸就抬起了头。一看是长原，就欢喜地说：“长原！快进来！”
长原说：“今儿日头好，咱们出来坐门口说话吧。”
大脸说：“坐屋里吧，外面太阳毒，我不敢见太阳。”
两个人就在屋里说闲话。先聊生意。长原诉苦说，今年瞎的很，前天盘盘账，除除房租，上半年赚了一个半钢洋。你这里咋样？李长连说：“我这里还算中。不过也不如去年。”大脸说着长叹一声，“唉！春上来时，我带了10个麝香包子，走到老河口，叫人抢了。要不是，今年就比往年肥了。”
李长原就安慰他，说：“大脸哥，破财免灾，只要人好，就是福气。”
李长连就呆愣着眼望着他，望着望着就流下了一串眼泪。
接着就谈家常。李长原家里无甚牵挂，所以谈家常比较乐观。可是大脸一谈家常，却一声声地哀叹，说：“唉！剩他奶孙俩咋整哩！唉！剩他奶孙俩咋整哩！”
李长原听了这话仍不在意。因为李长连的老婆过完年病死了，留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家中又别无他人，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母，想来寡奶孤孙，确实艰难，不由人不伤怀。往年出来跑生意，他们都是一起走的，由于家事拖累，大脸哥今年2月才起身。李长原就安慰他说：“大脸哥，别惆怅。你今年才三十几岁，过个一年半载，再续一房，还是好日子。”
李大连听了，又呆愣愣地望着他，望着望着，就又流下来一串眼泪。
转眼到了年底。李长原又来到汉阳永寿药材行，约李大连一起回家。李大连一脸抑郁，好半天才长叹一声，说：“长原，我今年不能回了，你一个人回吧。世道不宁，路上一定要小心。我苦挣一年，攥了40块大洋，你捎回去给我妈吧，叫她奶孙俩好生过日子。”
李长原听了这话，就有些儿奇怪。大脸哥这是什么意思？大年下不回家？噢，是了，莫非大脸哥在这里有了相好？他要在这里过年，在这里安家，以后就抛子别母了？想到这里，他也就不便深问，接过钱，作别。下午即搭船，先走长江，然后入汉水，一路北上，回家了。
腊月二十三到家。家里已经把年味烹得浓浓的了。老灶爷、老灶奶换上了新衣，身边贴上了新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面前点了香，摆了猪头、灶糖、还有刚炕出来的火烧馍。两只大红蜡烛插在猫尾巴蜡扦里，灯焰子飘飘摆摆的，像两面旗。李长原的父亲正吆喝一家人跪下来给老灶爷磕头，拜灶神。李长原大门一推进来了，家里的年味立刻就圆融了。一家人欢呼一声，有的笑道：齐了齐了！有的叫起来：赶上拜灶爷了，快跪下，快跪下！
李长原就跪下给灶爷磕头。
磕了头，李长原说：“爹，我去我大脸哥家看看去。”
爹说：“唉！去吧。你四娘奶孙俩真是可怜。”
直到这时，李长原还没听出爹话里的意思。
他背起褡裢就去了。
大脸哥家没一点儿过年的意思，连火烧馍也没炕。四娘与孙子偎在被窝里。李长原喊了半天门，四娘才披着棉袄出来开门。
四娘说：“唉哟，长原哪，你回来了。娃儿，你还知道来看看你四娘。”
李长原说：“四娘，我给你说一声儿，我大脸哥今年不回来了。他让我把钱捎回来。一共是40块大洋。四娘，你数数。”
李长原说着，“咣啷”一声把钢洋倒在马杌子上。
老婆愣愣地站在那里。
“长原，你……你说，是大连让你捎的？”
“是啊。”
“你骗我吧，长原？”
“我咋能骗你，四娘？”
老婆的眼泪就落下来了，说：“长原呐，你不知道，你大连哥，春天就死了！”
“啥？”李长原浑身打了个激灵，“不会吧？在汉口我们见过好几次面的呀？”
“哪有的事！娃儿，四娘知道你心好，想假借你大连哥的名义接济你四娘。娃儿，四娘领情了。这钱，我留两块，余下你还拿回家吧。”
李长原扔下钱就跑了。
回到家，他就臆臆怔怔的。大脸哥已经死了？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他要死了，那在汉口见到的又是谁呢？而且还给他40块钢洋让他给四娘捎回来？
“长原，见着你四娘了？”爹问他。
“不可能！不可能！”
“长原，你眯瞪啥？见着你四娘没有？”
李长原这才臆怔过来了，说：“见着了。”
“你四娘炕火烧没有？”
“没有。爹，我四娘说我大脸哥死了？”
爹叹口气，吐口旱烟说：“死十来个月了，你不知道？春上埋了他媳妇，起身往汉口去，走到老河口，夜里住店时，叫人杀了。身上带的10个麝香包子叫劫走了。”
李长原说：“爹，是不是你们认错人了？”
爹说：“咋认得错？你大脸哥那张脸，闭着眼摸摸，也能摸出来呀。还是我领着人去老河口把他抬回来的哩。”
李长原仍然不信，说：“爹，我在汉口见我大脸哥几次哩！”
“什么时候？”
“夏天，秋天，冬天。这次回来时，他还让我给我四娘捎回来40块钢洋哩。”
他爹就惊得目瞪口呆，哈拉子从嘴角里“吐噜”流了出来。他伸出手，抓住儿子的胳膊，呼唤着：“娃儿！娃儿！娃儿！”
这老头认定儿子活见鬼了，活见鬼的人是必死无疑的。
“咋啦，爹？”
“你……你说的是真话？”
“可不真的么！我刚才就是给我四娘送钱去的。”
他爹“喔——”一声就哭了。
看来，大脸哥真的是死了。可在武昌和汉阳见到的是谁呢？是鬼？是大脸哥的魂儿？就是真的是大脸哥的魂儿，是大脸哥死后变的鬼，他也不害怕。他跟大脸哥好。大脸哥跟他是已出五服的本家，但他俩同在汉口做生意，每年都是同去同回，互相照应，亲如手足。可是今年大脸哥因为女人的事晚走了一步，就出事了。
但鬼还会做生意吗？魂儿还会挣钱吗？在汉口见到的大脸哥，到底是不是鬼呢？要真是鬼，那又是多么让人奇怪的事啊！李长原被这件事强烈地吸引着，刚过了初五，他就起身走了。他要找大脸哥去。他要问问他是不是鬼。要真是鬼，想到今后他要与一个鬼经常在一起，就像他活着时一样亲如兄弟，聊家常，谈生意，喝酒，饮茶，看二黄，听花鼓……那是多么新鲜、多么让人激动的事呀！
初十到了汉口。李长原顾不及打理自己的店铺，就直接来到德化街197号。197号门前有一棵龙钟古槐，古槐上钉一块黑漆红字的木牌子：永寿药材行。两间黑漆扑踏板门面，扑踏板上穿了一个铁穿条，穿条头起挂了一把大洋锁。
大脸哥不在屋。
他到哪儿去了？年下不回家，初六就应大开市了，他为何不在店里？看看门两边，也没有“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的新春联语，门口地上也没有开市大吉的炮花。真是个鬼，他也该在店里呀，去年不就一直在店里么？
李长原只好先回到武昌自己的店里。
第二天他又过江来找大脸哥。
但197号的铁穿条仍然锁着。他在门口坐到天黑，仍不见大脸哥回来。
第三天他又去。门仍然锁着。
就这样，李长原整整等了10天。第十天太阳挨着扁担山的时候，李长原见着了197号的房东。因为李长原从前经常来，与房东是认识的。他喜出望外，想着房东一定知道大脸哥的行踪，连忙喊住：“大叔新年好啊！我哥呢？咋不见开门？”
房东见他也一脸惊喜，说：“哎呀！可找到你了！我到汉正街去了好几趟了。”
李长原说：“我去年搬武昌去了。大叔找我有事？”
房东说：“跟你一样的事，找你哥哥呀！”
“找我哥？”
“是呀！去年到现在，这铺门一直锁着。我这房子，你哥哥到底租不租了？房租至今不交，人也不露个面，咋个回子事嘛！”房东窝了一肚子气说。
怎么？去年一年都没开门？不可能吧？去年他来找大脸哥四五次哩，次次都在屋，怎么会没开门呢？李长原狐疑地望着房东的脸，说：“不可能吧？”
“咋个不可能嘛！你看看这锁头，看看这招牌。”
房东用手拍拍穿条上的大洋锁，又拍拍钉在古槐上的招牌。李长原看了看，大洋锁确实是生锈了，古槐上的招牌也确实是油漆斑驳了。
“你今天来了，正好，就替你哥哥把去年的房租交了吧，不然你不要走。你要走，我就叫警察了，我儿子的朋友在警察局侦缉队当队长。”房东威胁道，一只手就捉住了李长原的胳膊。
李长原说：“大叔，我是说，我哥他怎么会一年都没开门呢？我年根儿回家前还来见过他呢。”
房东说：“你白说个啥子嘛！绝对不可能的事，我坐在这门口守了整一个月呢！”
这真是奇了！难道是自己摸错地方了？德化街，197号，古槐树，永寿药材行的招牌……哪一样能看错呢？
看来，大脸哥真是死了。他家有老有小，死得冤，死不下，所以才弄出这些显应的事来。
“大叔，房租的事好说。要不这样，你这房子我今年租了吧。”
房东说：“你们水北的人奸猾得很。你先把你哥哥去年的房租交了，你要租这房子，我今年就少收你一个月房租。”
就这样讲妥了。
第二天打开店门，只见店里蛛网密布，浮尘扑面，方知房东说话不虚。费了一天的功夫，把房里打扫干净，把两间房里的药材规整到一间房里，然后把武昌的生丝货底运过来，放在腾出的一间房里。李长原决定一个店里做两样生意，门口的古槐树上挂了两块招牌：永寿药材行，泰兴生丝行。店里边两张柜台，两本账簿，两把算盘。
李长原把生意放到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等大脸哥。不管大脸哥是人是鬼，他想着他一定还会回来。
两样生意，李长原同样兢兢业业地打理。药材生意来了，他就坐在药材店里的柜台后面，好像自己就是大脸哥，就是永寿药材行的老板。进多少货，出多少货；单价多少，总计几何，盈利若干，一宗宗，一笔笔，日结，月合，年总，记得仔仔细细，清清楚楚。生丝生意来了，他就坐回生丝店的柜台后面，这时他就是他了，就是泰兴生丝行的老板了，同样一宗宗、一笔笔地把账记得清清楚楚。两样账是绝不混淆的，就是交易时使用的秤、簸箩、绳子，记账时用的笔、墨，算账时用的算盘，也都是各是各的，决不混用。房租是一家一半，泰兴决不少拿一分。每年回家，李长原总是把当年的账簿带回去，一笔一笔地给四娘念。一直念到全年总计盈余多少多少，然后从褡裢里倒出钢洋，一枚一枚地给四娘数。
由于到处都在打仗，伤员多，药材生意一直都不错。李长连活着时只做中药材生意，李长原看几家西药店生意红火，就也兼营西药。这样生意就做大了。而李长原自己的生丝生意一直不景气。每到年底回家，李长原自己的褡裢总是干瘪瘪的，而给李长连家带的褡裢却总是满腾腾，有时不得不装成两个褡裢，雇个伙计背上。
就这样，李长连死后，他的生意做发了。
生意虽然是李长原一人做，但在对外的名义上，永寿药材行的老板还是李长连，有应酬时，李长原就自称李长连应邀参加。人们弄不清他到底是李长原还是李长连，时间久了，人们都以为李长连和李长原是双生俩，长得太像，分不出来。
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有一次政府召集全体个体工商业者开会，逐个点名。点到泰兴生丝行经理李长原时，李长原答应：“有！”点到永寿药材行经理李长连时，李长原又答应：“有！”领导就翻眼看了看他，颇有不悦，问：“你到底是泰兴的李长原，还是永寿的李长连？”
李长原答：“我是泰兴的李长原。”
“那你胡答应个什么？永寿老板呢？李长连来没有？”
李长原就站起来说：“禀报领导！永寿药材行老板李长连，已经去世多年了。”
“死了？”领导很关心地问道，“什么时候？”
李长原说：“民国三十五年，死11年了。”
全场的人都十分惊讶，一齐把头扭向他，好像他是一轮太阳，他们都是向阳花。这些向阳花中，有不少都与泰兴和永寿打过交道的，都以为两家老板是孪生兄弟呢。
领导说：“都死11年了？那生意不是一直在做着吗？”
李长原说：“生意一直没停，是我在替他做。”
“你与他是亲兄弟吗？”
“不是。我们是同乡，一李家。”
这一说，领导就多心了，怀疑李长原是不是觊觎永寿的生意，而把李长连给谋害了。所以，不久就有两个湖北口音的人来到了水北怪屯村进行调查。他们看到李长原的家一贫如洗，而李长连的家虽然寡奶孤孙，却住着瓦房，土地百亩，雇着两个长工，一个女佣。
第二次开会的时候，领导宣布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经区政府研究决定，任命原泰兴生丝行经理李长原，为新成立的公私合营汉阳药材公司经理。人们都不服气，泰兴生丝行是汉阳最小最小的一个商号，生意做得一塌糊涂，年年亏损，濒临破产，连个伙计都雇不起，你看老板那个穷酸样子，像个叫花子一样，怎么会叫他当经理？难道就因为他穷吗？有人就牢骚说，人家是无产阶级嘛！无产阶级专政，不让人家当经理，让谁当啊？让你这个资本家当啊？
领导就给大家讲了李长原的故事。领导说，李长原把自己的生意做赔了，把别人的生意做发了；把自己做穷了，把别人做富了——共产党就喜见这样的人……
当然，他没讲李长原活见鬼这些事；这些事是李长原1985年自己讲的，这时他已76岁，退休多年，回乡定居。
汉阳药材公司经理是个科级干部。这是怪屯历史上最大的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