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之后的全球社会，要求个人言沦自由如同粮食和能源一样，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美国，表现为水门事件；在苏联，表现为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事件。
中国会有萨哈罗夫式的人物出现吗？中国的科学技术！王益发展，对专家已不再提出政治要求。在将会十分拥挤的未来世界，‘扫国个性自由的表现程度比任何其他国家更难以预测，因为中国组织严密，在习俗和道义上都是反个人主义的。他们是否将证明个人主义已经过时了呢？
国际社会常用“中国的发展被延误了”或“中国是独特的”这两种理论，将中国纳入世界。第一种理论是，中国只不过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起步晚了，但一经踏上现代化的路途，就将和我们一样发展工业，并随之会带来罪恶和荣耀。第二种理论，当然也是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的惯用理论，就是中国是独特的，并将永远有别于其他国家。（既然中国显然与别的国家有相似和不相似之处，这一问题的争论就是模棱两可的，争论双方都能自圆其说。）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必须遵循世界性的发展规律，这一观点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现代科学理沦研究落后于苏联，因此像学者萨哈罗夫这样的事件，在中国至今仍未出现，但将来会有的。我们可以这样推测，也许最终会有一此特殊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把他们个人的看法流露出来。但人民中国正处于进化之中，在这一阶段，平均主义仍是主要哲学，教育只是为了公共日的，培养人员掌握技能是为了避免旧统治阶级传统的复活，在大学里不允许出现学生贵族。据此，中国和苏联一样已开始步我们的后尘，但前进的路途仍十分漫长。
如果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社会组织及政治，比我们这些局外人公认得更为复杂。这一观点，同毛的正统哲学相吻合。毛的哲学认为，苏联已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中国仍保持着共产主义的风貌，且能避免资本主义的邪恶，包括美国式的个性主义。
从这两种观点来看，中国正在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在如何运用科学技术为现代生活服务的难题上，得出新的解决方案。例如，由于人口众多，不可能大量生产小汽车供个人消费，这样，中国就避免了汽车文明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社会集团不会轻易瓦解，而且在农村，农民有高度的道德约束力，这显示出一个民族能广泛吸收现代技术而又不致造成当地的社会混乱。
这种观点表明，中国之所以缺乏西方个性化政治表现形式，既有传统的原因，又有当今环境的影响。在中国，人们的生活是依照道德规定而不是《人权宣言》，因为人们更注重一般的道德常识，公众舆论和个人利益服从社会集体利益，而不看重通过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虽然有组织的旅游业使人们与国际社会的接触日益增多，但中国人口稠密，足以使毛的这种生活方式在工业化进程中得以维持。鉴于中国的人口、资源和传统，中国人不得不创建一种全新的反个性主义的社会。他们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了许多经验，但没有任何国家能为其提供发展的模式。
但那些认为自身有较充分个人自由的西方各类学者，将继续在浩瀚的中国书的海洋里，寻找将来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的个性主义的迹象。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一部庞大生产机器中尽职而可互换的零件吗？持不同政见者在社会中的作用如何？他们受到的限制有多大？持异议者是如何被处置的？
中国对劳改营中各类人的处置受到苏联的启发，但又的确是以中国方式而不是苏联方式发展起来的。一位法中混血儿在中国的劳改营中度过了7年贫困的生活，他知道如何适应营中生活，并于1964年法国承认中国后获释。他写了一部回忆录，记录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加多年的遭遇。
吉恩·帕斯克利尼1926年出生于中国，父亲是法国军人，母亲是中国人。他从小和中国伙伴一起长大，相貌、谈吐都像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在法国天主教会学校学会了法语和英语，并在中国持有法国居民护照。1945年至1948年，他先后在美国第五舰队宪兵部队和美陆军犯罪调查部中做一名民事专家。1953年，他在北京一个西方使馆中工作。1957年12月，在反右运动中被逮捕。
他因犯罪活动被判处12年徒刑，在中国劳改营中以中文名字包若望度过了7年的劳改生活，成为几百万劳改大军中的一员。劳动改造不同于劳动教养。他于1964年戴高乐承认人民中国以后获释；随后，他第一次回到巴黎。他现在是巴黎一位受人尊敬的中文教师。
1969年，《生活》杂志驻巴黎记者鲁道夫·卡尔明斯基在莫斯科机关工作两年后来到巴黎，听到帕斯克利尼令人震惊的故事。他们俩经过3年合作，写出《毛的囚犯》一书。不久，卡尔明斯基“发觉吉恩和我们写的书都不是反中国人，甚至也非反共产主义的（这真令我惊异不已）。坦率地说，他在劳改营中受到强制劳动，但他不得不敬慕中国人民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及所遇到的大多数中国干部的正直与尽职”。
此书确实独特，也许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像比尔·辛顿1966年写的《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一样，书中将对话、人物性格和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巧妙地穿插编织在一起，并创造性地把苏联的劳改营同中国的劳改营做了偏向于中国的比较。帕斯克利尼以冷峻的笔调，详细描述了对他的一次严厉审问，但这一事件是以言行绝对忠于革命为社会背景的。中国古代孔老夫子的学说认为，通过教育和引导，人可以日臻完善。因此，个人必须完全驯服并努力改造自己。
帕斯克利尼证实了研究者从与逃往香港的广东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即在中国劳改营中很少形成“囚犯小集团”。在现代美国监狱及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中，强制的监牢生活在囚犯中造成一种非正式的次文化结构，这种次文化结构控制着囚犯并阻碍着他们的改过自新。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并不重视政治再教育，相反，那些刑事犯常被置于政治犯的管辖之下，这也许能促进生产，却收不到改造效果。
中国人则避免了这些弊端。帕斯克利尼说，中国对劳改营的管理十分有效，并能从中获益；中国人与苏联人不同，他们知道单靠强制并不能使犯人努力劳动。在帕斯克利尼服刑期间，中国的制度是用饥饿作为一种主要的惩戒，再加上互相监督、互相批评和自我鉴定作为自律手段。除劳动外，主要重点放在学习和自我改造上。对进过劳改营的上百万人来说，这种经历常常伴其一生，很少有人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大多数人在刑满后，就留在劳改营工厂做一名“自由工人”。他们能在严格的纪律下享有一些权利，因为这时他们已经是彻底改造好的具有生产能力的人了。
帕斯克利尼（包若望）被捕后，在一个审问中心关了15个月，由看守人员严密监视。12名同室犯人经常互相鼓励，要改过自新，并感谢政府给了他们赎罪的机会。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但关键在于要绝对服从领导。
包曾被领进一间布满可怖刑具的审讯室，他起先大吃一惊，后来被告知，这是从国民党时代保留下来的一个博物馆。在他整个服刑过程中，肉体拷打是严令禁止的。监狱生活安排得非常充实，几乎常常占去整天的时间。囚犯们都低着头，不顾左右地一溜小跑。他们都严格按时做各种日常工作，包括按时像“一群佛教徒一样”盘腿坐在床上反省。一周内有5天用来坦白、审问。每个人都要和审问者绞尽脑汁周旋一番。包共写了700页的坦白材料。星期天政治学习，星期二打扫卫生，包括互相传递一只“指甲盒”。监狱工作人员每月收盒子，将指甲卖给中药店做药材。这笔钱可用来每四个月组织一场电影。在这个拘留中心的15个月中，包只“吃过一次米饭，从未吃过肉。被捕后6个月，我的肚子凹了下去，由于身体和通铺接触，关节处开始出现特有的青紫块”。由于缺乏维生素，他开始掉发和脱发。“我们必须集体学习，互相监督，对得起政府”，墙上贴着这样的标语。学习中常穿插着斗争会，这是“中国人发明的一种文明的、由许多人甚至几千人对一个人的批斗，其中夹杂着威胁、侮辱和纯粹的肉体折磨。被斗人不能自卫，甚至连说明实情的权利也没有”。这种斗争会可以持续不断地开下去，直到被斗者表示悔悟。惟一的出路是培养一种革命热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充分坦白自己的一切。按规定，犯人在夏天每天要睡两小时午觉，“任何一个睁着眼的人，都会收到书面批评。如果批评次数多了，就要开斗争会。我们都很听话，像乖顺的孩子”。
审问结束后，包看到揭发控告他的档案材料。他发现各种各样的朋友、同事都写了批判材料，现在轮到他写批判别人的材料了。“我们要你改过自新，但你如果不向我们揭发与你有关的人，我们怎能判定你已真正走上了止路？批判别人是你赎罪的好办法。”
阻止犯人抱团的另一种方法，是让同室犯人根据每人提出的要求，自己决定每人的伙食定量。没人会帮助朋友吃好点，这样就避免不了互相批判、斗争。最后，包受到审判。“不用解释，问你，才许回答。我们已指定某某人为你辩护。”辩护律师做了简短的说明：“被告已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因此，不需要任何辩护。”等候宣判时，包被转到位于风景怡人的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北京实验科学仪器设备厂。他在那里和其他犯人一起，把3尺长2尺宽的纸折三次，做成书本纸。晚上供12个人睡觉的大床板，白天要拆掉做工作台。一开始，新到的犯人很难达到每天30为张纸的定额，但平均定额是每人每天4500张，而政府的要求是仪翔）张。每人的伙食定量根据劳动表现而定，新来的犯人每月31斤，一天能完成3000张的每月41斤。劳动时间为每天上午5点至晚上7点半。熟悉一段后，包每天能折3500张了，但他的体重掉到只有100斤。到他离开这个工厂时，指甲几乎掉光了，但每天能折1万张纸。最后他被判处12年劳改。也许因为他是外国人，对他的宣判相当明确。在许多情况下，较短的刑期如10年徒刑，是不对本人宣布的，让他觉得是20年或无期徒刑。这样，当他被告知已刑满并成为自由工人时，虽然仍在劳改营，但会觉得自己的刑期显然缩短了，并对政府充满感激之情。
包在关押一年半后，才同妻子和几个孩子中的一个会见了6分钟。囚犯会客前要被彻底搜查，衣服内衬要用剃须刀割开检查；会客时，必须隔着木栏大声交谈。但这也比“丢脸的会见”好，因为如果哪个犯人敢于顽抗，不服管教，管理人员就把他家里人找来对他进行斥责，劝告他努力改造自己的言行。
1958年至1959年，囚犯们也卷入了当时的运动。监管人员催促包写对自己服刑及所犯罪行的感受，包因此犯了一个错误。他十分认真地对待此事，并写到政府对他的关心是伪装的，政府需要的是犯人的劳役。很快，在这场政治改革运动的后期，这句话使他成了斗争的靶子。他被戴上手铐，关在一间只够他坐着而不能站立或躺下的4尺见方、4尺半高的禁闭室中。室内还有一只整天亮着的大灯泡。吃饭时，手由背铐改为前铐，使他不致于像狗一样抵食。但由于双手被铐，他对身上迅速滋生的虱子无能为力。
5天后，他要求同公安部的人谈话，说政府欺骗了他。看守向他保证坦白有奖，要他把最坏的想法写在纸上。“我对政府和党十分信赖，于是我就这样做了。但我得到的是关禁闭。我哪里做错了？”这样，他被放出了禁闭室，因为“毛的指示十分注重其一贯性，并以此为骄傲”。
1959年9月，包被转到北京第一监狱监禁，这是一所模范监狱。在那儿，“我被当成一个人来对待，因此我很吃惊”。监狱中的伙食质好量多，看守人员和蔼、人道。“也许这是一种巴甫洛夫式的管教方式……经历了二年痛苦的羞辱之后重新过上了像样的生活，这使他受到强烈的感化。”包第一次写下一份全面的思想汇报。在这所监狱中，同狱外一样，也要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犯了错误必须马上主动坦白，其他人必须立刻帮助犯错误的人，使他更快认识错误。只有在这一切都不见效时，才开斗争会和关禁闭。包在思想汇报中特意写道，对他的判决是非常宽大、公正的，并坦白说没有遵守监狱有关必须两个人一起活动的规定，有好几次都是一个人上厕所，学习时没按规定方式坐着；工作时间说了话。可糟糕的是，他不愿给那些同他要好的人打小报告，虽然实际上揭发别人“对双方都有好处，它能帮政府了解发生的事情，也能帮被告者认识自己的错误”。他最后发誓说，一切听从政府的指示。他知道此时只能明哲保身，“在我离开中国监狱之前，我一直这样写、这样想，一个老犯人告诉我：‘要想在监狱中生存，惟一的出路是坦白。而且把自己的罪过说得越深越好，……但千万不要暗示监狱领导或政府对你的罪过负有任何责任’。”
包被诊为染上结核病，在医院治疗了几个月。出院后，他到清河劳改农场干农活。当时，中国正处于营养不良的困难时期，狱中犯人的定量自然受到影响。包周围尽是些老人或病人，纪律相对松一些，规定较少，几乎没有卫兵。他是强劳力，负责处理猪粪，并学会了如何生存。在寒冷的夜晚，他依偎着猪取暖。
由于伙食不好，他从未看到犯人有性方面的问题：但有一天，劳改营中的理发师诱奸了一个弱智的年轻犯人。不出几小时，这个理发师就被带到群众大会上，受到批评、谴责，然后执行枪决。“我读到过在西方监狱有强奸的事发生，但在中国，这样的罪犯会被就地枪决。”
10月中旬，包作为志愿者，长途跋涉到了地处中苏边境哈尔滨以东荒野上有名的兴凯湖农场。“在东北，一切都显得那么富足，看上去一点也不像监狱。”劳改营占了很大一片田野，有营房、了望塔和村落。“一切都井井有序，管理得当。”居民们把新来的犯人当普通人一样热烈欢迎。伙食是一流的，“这里的伙食定量标准由态度好坏而非劳动力强弱而定，在田里干了几天后，我为能来到这块荒野感到由衷的高兴”。不幸的是，有人意识到他是个外国人，在这敏感的边境地区不合适。因此，在这令人勃发朝气的环境中只做了短暂的停留，他便和其他几位华侨一起，被送回北京的清河农场。1960年秋末，寒冬将至，包此时仍在为温饱努力工作。劳动时间减为每天六小时。由于食品供给日益减缩，情况越来越令人绝望。劳改农场开始把纸浆混在食物中，起初这确能使馒头变大，并更能充饥，但不久全农场的人都得了“可能是医疗史上最为严重的集体便秘，因为纸浆粉末吸干了消化道中的水份……我不得不用手指从肛门里抠出一团团像锯末一样的干块”。后来农场又尝试食用沼泽中的浮游生物，实践证明，人体很难消化吸收这些东西。尽管如此，看守们还是在新年之际给犯人准备了米饭、肉和蔬菜。
到1961年，包的政治思想觉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相信看守的话，尊敬大多数卫兵，深信即便政府不真正怜爱他们，至少在其能力范围内会尽力使他们在困难时期保持健康。在这半饥荒的岁月中，看守们让所有犯人参观厨房，表明他们和犯人一样靠吃甜薯粉加玉米秆为生，这消除了犯人中流传的谣言。“中国共产主义分子经常是很狂热的，但他们都非常坦率、正直。”作为一个外国人，包知道犯人中只有他有机会离开中国。因此，他尽量不触犯禁止搜取额外食物的规定。但他患了低血压，得了许多缺乏维生素的病症。这时，同室的人就教他去偷萝卜，或把别人丢弃的老菜叶拿来重新加工，以此来补充维生素。同室中有一人给了他一些散发着强烈氨臭味的玉米粉，这是那人从马粪中偷来的。1961年5月，包得了痢疾和贫血，生命垂危，住进医院。他的同伴常给他送来一些特别食品（都是偷捡来的）。当他恢复健康、重新开始劳动时，这些同伴告诉池：“包，你是惟一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总有一天会迈出这个大门。只有外国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行。你是惟一一个以后能把这些情况跟外面讲的人。”夏天，他们又重新回到水稻田干活，可以捕到青蛙。“我们就地剥去蛙皮，然后生吃。先从嘴剥起，然后把蛙头连脊柱一起剥掉。”
一个寒冷的夜晚，包没有跑到200米以外的公共厕所小便，而是对着墙角撒尿。“我还没撒完，屁股上就重重挨了一脚。回头一看，是看守。‘你不知道卫生规定吗？’他问道。看守是对的，可他踢了一个理论老手的屁股。‘我承认我错了，但我印象中记得，政府工作人员不许动手打犯人。我认为虐待犯人是不允许的。”\'看守承认了错误，并说将在下一次学习会上做自我批评。然后，看守把包带回牢房，让他写检查。包坦白说，他在墙上撒尿是“无视政府教诲，抵制改造，是暗中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这就好像乘人不注意时，碎政府的脸。因此，我只能要求政府从重处罚我。”结果，他未受到处罚。
到了1963年，包在政治上的积极活跃使他当选为室长。“我带着一个真正改过自新的人的热情，想方设法为政府服务，帮助我的伙伴、朋友。”夏天，他曾为节省政府的皮鞋，光脚走路。但他最后还是坦白自己有坏念头：如果中国领事要求接触在印度牢营中的中国人（当时，中国正在这样做），那法国领事也应有办法接触到在中国的包。他知道有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可还是这样想了。他写道：“如果我对政府隐瞒这种想法，那我就是不诚实。”他思想改造得非常深刻，这也许是他在中法1994年建交后作为一个法国公民得以释放的原因。
其他一些外国人和曾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则未能得到像包一样深刻的改造。他记录了许多同类犯人的个人悲剧，海外背景使他们屡遭不幸。
总的来说，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放弃其个人主义。“同苏联一样，中国的意识形态十分轻视和不信任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总爱形成令人不快的自己的思想。”
此篇评论的是包若望（吉恩·帕斯克利尼）、鲁道夫·卡尔明斯墓所著《毛的囚犯：一个幸存者关于新中国监狱制度的报道》（纽约，考厄德，麦肯和乔贺根出版社，1973年），发表于1973年11月1日的《纽约书评》，题为《中国的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