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或帝国扩张）经常带来一些战争，而这当然为帝国主义者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比较起来，英国拥有众多的海外英雄，而美国在东亚只有杜威海军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早期还有个年轻的参谋艾森豪威尔。我们美国人的英雄多是那些并不起眼的机构创立者，他们大多是传教士。直到今天，我们仍有他们怀有的那种强烈愿望，要把技术和人权传给中国。
约翰·赫西的《召唤》是本开拓性的著作，因为它把一个传教士的亲身经历介绍给了公众。由于赫西见多识广，《召唤》更具有小说的味道。传教士的回忆录当数以百计，但像这部著作这样富有客观性的却为数极少，这种客观性只有出身于传教士的新闻记者才具有。
《召唤》是一篇新教传教士在中国120年所做所为的墓志铭。在美国公众看来，从1830年到1950年，中国教会一直在稳步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参加“学生志愿运动”的约翰·R·莫特在海外传道，提倡“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世界基督教化”，中国是个特殊的对象。如果我们不理解今天里根式虔诚和弗尔威尔式传教的返祖现象，便无从了解我们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如此沉痛地感到“失去了中国”以及在20世纪60年代为把越南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出来，我们如何轻率地发动了“圣战”。
美国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抓住了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时机。美国人最初只是为了贸易和传教而渡海到中国，并没有领土扩张的要求。对比来看，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以及后来的日本人，都为的是侵占中国领土。只有带着新世界民主的美国人才认为自己是反帝国主义的。这种极易被中国人理解的自我认可，成了中美“特殊关系”的根基（倘若对今天的中国问题专家有所了解，你就会在他们的血脉里找到这一踪迹）。
我们因享有“治外法权”而获得的特权地位使我们确信中美关系是友好的。治外法权意味着一位外国领事在中国拥有对本国人的裁决权。这是从中世纪中国人的实践中得来的，他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让外国首领控制其在中国的居民。例如，中亚伊斯兰教的中国皈依者必须遵守伊斯兰法律。1842年西方侵入中国之后，治外法权成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同占老中国人的习惯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也非常骄傲地发明了治外法权。1860年以后，统治印度的英国人同征服了中国的清王朝签定了分割中国主权的条约，这些征服人民的异族统治者能彼此谅解。结果，传教上并非由于互爱而是由于清王朝的政策被吸收进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有机会从内陆到乡村抨击过时了的孔教的罪恶、妇女的屈从、青年的从属，孔门弟子自然把他们视为旧秩序的破坏者。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变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49年，毛泽东又恢复了中央政权。在此期间出现了38年的政权空白期。在军阀混战、革命和外敌人侵的几十年间，外国人有特别的机会参与中国人的生活。这是美国人在中国实行半殖民地政策的黄金岁月。我们不必因实行半殖民地政策而有一种负罪感，毕竟加利福尼亚州不生产鸦片，不像英国人用它来换取中国的茶叶和丝绸。
约翰·赫西的《召唤》描述了1910—1950年间美国人对中国的极大影响。《召唤》的主人公大卫·托德普是个来自纽约州的6.4英尺高的农家孩子，他善良、坚韧、精力充沛。在中国生活的45年中，他从事着传教的事业。在比较了19世纪传教的失败和医院、学校的成功以后，他及时赶到中国，参加了1907年的传教士百年纪念大会（100年前的1807年，英国人罗伯特·莫里森是第一个到中国的新教徒）。会议上形成了激进和保守两派，来自穷乡僻壤的老传教士只相信传播神圣的教义，而年轻的新来者认为，中国需要有益的社会福音。托德普属于后者，他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在天津时，另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罗斯科·赫西为他提供食宿。我们从约翰·赫西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得知，他正是罗斯科·赫西的儿子。《召唤》描述了基督教会中现代派的看法，他们对中国人的需求和中国人的脾性最为敏感。
新教各派意见统一，很少争斗，虽然分散在中国的某些地区，但他们团结一致保持着改革的精神，这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截然不同。他们几乎不知道16世纪至18世纪期间早期耶稣会的传教历史。那些在19世纪90年代谋求使中国上层改良者皈依的传教士们感到，他们已有了新的策略。
因此，托德普颇为独创性地组织科学演讲，以求吸引上层文人学者和政府官员。300年前，在中国的耶稣会成员已开始使用钟表、棱镜、地图和其他西方技术的产物。大卫·托德普专门讲了回转仪。他拿出一条软链子，它能爬上台后的梯子吗？不能吗？他的助手把链子钉在轮子上，然后让它随轮子滚过讲台，借助惯性爬上了梯子。托德普周游美国，从商人那里谋求资金赞助，收集设备，在上海建立起实验室，生产为讲解电、飞行器和其他科学奇迹所需的机器设备。这些演讲非常成功，以致他能和詹姆森·B·托德（代替杰出的传教士约翰·R·莫特）一起周游各地，吸引观众传播科学知识；托德普的演讲更胜一筹。1910—1915年的中国同明朝末期一样，科学已经开始传播，基督教却还在叩击着大门。
托德普在后来的经历中，结识了普通的中国人。20世纪，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越来越陷入到一个民族的社会问题之中，这个民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这点看，在美国的传教实践或许能赢得一些中国的皈依者，但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它并未切中要害。托德普和其他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包括一些中国人）一起到了法国，他帮助78万名中国劳工中的一些人给家乡写信。这激发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们开始了一场识字扫盲运动，并帮助开展中国的群众性教育。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詹姆斯·吉恩，也就是世界闻名的吉米·吉恩，进人中国的北部乡村，他教那里的百姓识字，学习公共卫生和农业科学知识。在《召唤》一书中，吉恩以“约翰尼·吴”的面目出现，托德普想加人他的队伍，吴说，外国人不受欢迎。
赫西强调指出，日本人在1919年凡尔赛和约之后仍继续强占山东省，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的学生反帝运动。学生们已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代表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教士身上。这时，中国人试图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取代传教士有益的工作，因为他们来自异域并且要维持现状。
《召唤》读来很有吸引力，这应当归功于大卫·托德普。托德普勤奋笔耕，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新闻报道或书信。1943年被日本人扣留时，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忆文章《搜查》。因此，赫西在叙述评论的时候，能时而引用托德普当时所写的文章，时而又写他40年后对此事的看法。此书以真实的笔调描述了旧中国的景观、声响、气味、愉悦和灾难，这些特征至今仍未完全被现代文明所驱散。大卫·托德普显然是传教士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最出色的作家。
在回顾了50年的生活之后，他描述了最初从事皈依传教工作的原因——个人的需求，集体的狂热，传教者的蛊惑和自我恐惧。他还回顾了他成长历程中的事情。在他想作为一名传教士去中国的时候，发现传教士也有世俗的需求，便想结了婚再去。遇到艾米丽·基恩小姐以前，他一直萎靡不振。他们在学校初识，以后便鸿雁往来，最后决定生活在一起。在妻子艾米丽看来，托德普完全是为事业而生。他先被派到中国，随后她也去了，但18个月以后他们才结婚。在家庭生活中，托德普牢记传教士的信条，家庭应服从事业。他有一个孩子两岁时死了，当时他正在一次旅行中。
当然，传教士的工作非常繁忙，他们必须和其他传教士，其中包括中国基督徒一起度过大半生，在酷热、肮脏的中国城市、乡村生活。托德普喜欢到长江下游庐山（中国的避暑胜地）的幽僻山间或天津以北海岸的北戴河度假。在这里，他们接触不到中国人的生活。赫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部充满剥削、误解与敌意的历史。教会学校以及出版物为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机会。图为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的玛丽·斯通在镇江一家教会医院里实施手术。
很清楚，从整体上看，传教士拥有自身的文化，并小心谨慎地保持这种文化。总之，如果习惯和观点变得过于中国化，他们就会失去传教士精神。
托德普传教生涯的另一阶段始于20世纪30年代。内政部认为，他仅仅是个“人道主义者”，并没有真正献身于上帝。正如艾米丽所说，“大卫对人类充满了太多的爱”。政府不再帮助他，但他得到非官方的支持，把工作坚持下去。很快，他有了另一个机会。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开始人侵中国北部。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传教士，在维持他们开的医院、学校及其他有益工作方面，确实有所作为。他们直到1941年还没受到日本人的攻击。夹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日本的侵略之间，传教士们感到，他们的时间明显不多了，但他们还在继续为中国提供帮助。
在托德普独自从事乡村工作之后，赫西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活泼生动的画面：这个高大的美国人骑着一辆印度摩托车，满身灰尘，在一阵阵马达声中参观村庄。在当地军阀和日本人的侵略下，那些日子完全是在饥荒和疾病中度过的。严酷的现实使精神事业失去了意义。1943年，日本人最终扣留了托德普。赫西告诉我们，他忍受着信仰崩溃的痛苦。艾米丽已被送回国。托德普病了，毕生从事的工作一无所获，好像连上帝都不能解答他所见到的人类的痛苦。
这一信仰的丧失，似乎使我们对赫西的了解比对托德普的了解更多。这本传教士的著作并不关心精神奉献，而更注重对中国人民的实际帮助。赫西不是那种屈从压力和放弃信仰的人，即便这种信仰在他的中国生活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约翰·赫西在这里描述的，是他自身基督教意义上的幻灭，无疑，他在生活中早已经历过这种幻灭。毕竟赫西自己不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他只是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的儿子。他用托德普信仰的破灭，来象征传播基督教的活动至少在中国是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传教士对社会机构所做的全部工作和对被压迫中国人民的有益帮助，现在看来，有它辉煌的瞬间，但已告结束。
如果约翰·赫西说明的正是这一点，那么，他把这一点同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关注结合了起来。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关注中国是个永恒的主题。托德普被日本人遣送回国之后不久，又回到了战后的中国，开始是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领导下工作，后来义参加了工业合作社，他甚至又回到了以前到过的中国农村。1949年，共产主义者组织井发动农民在“斗争会”上对他进行批斗，第二天，农民朋友们仍在街上热情和他打招呼：他被视为文化帝国主义者的代表驱逐出中国，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去世了，终年72岁。
赫西叙述了许多中国现代历史中错综复杂的人和事，这使他无暇研究流传在美国的关于在中国传教的民间传说。显然，美闪的历史学家也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横跨大西洋研究欧洲人的起源，而且又转而向西，从大陆到太平洋，但没有人试图把古老中国的贸易和19世纪90年代中国似乎要开放的新开发区综合起来看、事实上，到1899年，门户开放己被奉为美国人的对华政策，虽然贸易尚未明显兴隆起来，但此后中国成厂能白由开展基督教工作的地区。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同俄国人的迥然不同少俄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从南俄处于蒙占金帐汗国残酷蹂瞒下开始的。13世纪，蒙古人向西席卷了中国。俄罗斯人向东迁移，为的是在太平洋地区找到一个不冻港，这一迁移几乎没有任何传教的动机。俄国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过一个基仔教传教会，但只为俄国人服务，并把主要精力花在汉学或酗酒上。俄国人穿越寒冷的西伯利亚草原，遭到强大的清帝国的痛击。1689年被逐出北满的阿穆尔河。美国人同样经历了殖民扩张，似只限于征服像西丁、巴尔和杰若尼莫那样的美洲印第安人部族首领。这些部落首领实在缺乏其远方族亲，打败了俄国人的中国康熙皇帝的才能。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国际产生之前，俄国人从不努力去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无疑，当日本人侵略中国之时，俄国人成为中国进行伟大革命的楷模。我们不能不说，比邻的俄国人比起遥远的美国人对中国有更大的影响。今天，当我们思考超级大国的对峙时，不由又想起了往日的苦恼：20世纪40年代，反耶稣的苏联共产主义者盗走了已经门户大开的中国，从我们手中扼杀了基督教的潜在发展。20世纪80年代，当邓小平的现代化努力谋求我们的理解和支持时，我们也许应仔细审视一下我们的无意识动机。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呢？
托德普是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人物，除了记者、共产主义者或外事人员这些工作（乔·麦卡锡曾从事这一职业）之外，他几乎做过一名传教士能做的所有的工作。然而，他的生活使他远离宗教信仰，进人到现实世界。他打算向中国输出技术并试图向中国移植人权。只要我们能基于《召唤》所提供的知识来思考，那么，这种行动将肯定继续下去并更有意义。
此篇评论的是约翰·赫西所著《召唤》（纽约，诺普出版社，1985年），发表于1985年5月30日的《纽约书评》，题为《不可能的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