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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权的革命，是传统农业社会解体的政治面貌；新的农村经济和世界市场的渗入，则是其经济面貌。在1787－1848年间，这种经济面貌的转变尚不完全，这可用非常有限的移民率来衡量。直到19世纪晚期的农业大萧条之后，铁路和汽船才开始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农业市场。因此，地方农业大体上没有受到省际甚或国际的竞争。工业竞争几乎尚未严重冲击到无数的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制造业，如果有，也只是使其中一些转而面向更广阔的市场生产。在成功的资本主义农业地区之外，新的农业方式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渗入农村。虽然由于拿破仑对（英国）蔗糖和新粮食作物（主要是玉米和马铃薯）的歧视，使得新的工业作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特别是甜菜制成的糖。新的农村经济和世界市场，采取一种特别的经济结合，例如高度工业化和抑制正常发展的紧密结合，通过纯经济的手段，在农业社会里造成一次真正的大变动。
这样的结合的确存在，而这样的大变动也的确在爱尔兰，以及程度较轻的印度出现过。在印度发生的变动，只是单纯的毁灭。曾经繁盛一时，作为农村收入补贴的家庭和乡村工业，在几十年间全部毁灭；换句话说，这就是印度的非工业化。1815－1832年间，该国出口的棉纺织品总值，从130万英镑降到不足10万英镑，而英国棉纺织品的进口则增长了16倍以上。到了1840年，一位观察家已经对将印度变成“英国农场”的灾难性后果提出警告：“她是个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她的各种制成品已存在好几个世纪，而且如果允许公平竞争，她也从未受到过任何国家的挑战……现在使她沦为一个农业国家，对印度而言，是十分不公正的行为。”这样的描述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在印度就像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制造业的潜在影响力，在许多方面都是农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非工业化的结果，将使得农村更加依赖于变化莫测的收成运气。
爱尔兰的情况更具戏剧性。当地那些人口不多、经济落后、仅靠农耕维生、极无保障的小佃农，得向一小撮不事耕作、通常不住在当地的外国地主缴纳他们所能负担的最高租税。除东北部（乌尔斯特地区[Ulster]）以外，这个国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已在英国政府重商主义的政策下，长期被非工业化，尔后更因英国工业的竞争而更加严重。一项简单的技术革新，即用马铃薯代替以前盛行的主要作物，已使人口大幅增长成为可能，因为一公顷种植马铃薯的土地，远比一公顷种植牧草或实际上种植其他大多数作物的土地，能养活更多人。由于地主们需要最大数量的纳租佃农，加上后来为了出口到日益扩大的英国粮食市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新农场，于是遂带动了无数小型持有地的增加：到了1841年，不算不计其数、面积低于一公顷的小耕地，康诺特地区（Connacht）的大型耕地中，有 64％面积在五公顷以下。于是，当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这些小面积土地上的人口呈倍数增加后，每人每天仅能靠10-12磅马铃薯和（至少直到19世纪 20年代）一些牛奶，以及偶尔品尝一点鳕鱼维生，其贫困状况在西欧是无与伦比的。
既然没有替代的就业方式（因为工业化被排除了），这种发展的结局无疑是可以预见的。一旦人口增加到连最后一块勉强可耕沼泽地的最后一片马铃薯都不能养活的时候，灾难就降临了。反法战争结束不久后，前兆就出现了。食物匮乏和疾病流行，再次开始使人口大量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无法从土地上得到满足，这点显而易见，无需说明。19世纪40年代的歉收和农作物病虫害，不啻是雪上加霜。没有人知道或准确知道，1847年爱尔兰大饥荒到底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这是本书所论时期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人类灾祸。粗略的估计，大约有11万人因饥饿而死亡。而在1846－1851年间，另有100万人从这个灾难的岛上移民出去。 1820年爱尔兰只有不到700万的居民，1846年也许有850万人，1851年减少到650万，而且自此以后，其人口因移民而不断减少。“呜呼，可怜的农民！”一位教区神父以中世纪黑暗时代编年史家的口吻写道：“呜呼，灾年肆虐，永不可忘！”在那几个月里，高威省（Galway）和马约省（Mayo）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来受洗，因为没有任何婴儿出生。
1789 －1848年期间，印度和爱尔兰也许对农民来说是最糟糕的国家，但是如果可以有选择机会的话，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当英国的农场雇工。人们普遍认为，这个不幸阶级的生存状况，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明显恶化，部分是因为经济力量的作用，部分也是因为致人贫困的“斯平汉姆兰制度”（1795年）。这是个立意良善却尝试错误的制度。原想用济贫税的补助金，保证工人拥有最低工资，不料其主要结果却是鼓励农场主人降低工资，并使雇工道德败坏。雇工们愚笨无力的反抗骚乱，表现在19世纪20年代日益增多违法行为，19世纪30和40年代的纵火和破坏财产。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绝望无助的“雇工的最后起义”。这个从肯特郡自发流传开来的暴动，在1830年底蔓延到许多郡区，并遭到残酷镇压。经济自由主义者以其向来尖刻无情的方式，提出其解决雇工问题的方法，即强迫雇工在低工资下求职或迁移。1834年的《新济贫法》是一项极其残忍的法规。其中规定，只有在新建的贫民习艺所工作，才能发给济贫补助（在那里，贫民必须与妻子儿女分开居住，以便遏制不加考虑和没有节制的生育。），并撤销教区的最低生活保障。如此一来，实施《新济贫法》的花费急遽下降（虽然到我们所论时期的尾声，至少仍有100万英国人是穷人。），而雇工们则开始慢慢迁移。由于农业萧条，雇工处境仍然非常悲惨。直到19世纪50年代，情况才大有好转。
农场雇工的情况在各个地方都明显恶化，尽管在最隔绝的落后地区，其情况没有一般现象来得糟。马铃薯这项不幸的发现，使得欧洲北部广大地区农村雇工的维生标准非常容易下降，而他们处境的实质性改善，以普鲁士为例，要等到19世纪50和60年代才略见曙光。自给自足的农民可能要好得多，虽然小自耕农在饥荒时期的处境，还是非常令人绝望。像法国那样的农民国家，比其他国家来说，可能更少受到继拿破仑战争繁荣之后农业全面萧条的影响。的确，一个法国农民若将眼光越过海峡彼岸，把自己1788年的状况与1840年英国农场雇工的状况相比，几乎不会怀疑两者中究竟哪一个过得较好。（“因为我长期处在国内外农民和雇工阶级之中，我必须老实说，一个比法国农民更有教养，更整洁、勤劳、节俭、认真，或穿着更好的人，在那些处在目前处境的人群中……我从不曾发现。在这些方面，法国农民与绝大部分过分邋遢的苏格兰农业雇工形成鲜明对比；与奴性十足、心灰意懒而且物质生活极端窘迫的英格兰农业雇工，也形成鲜明对比；与衣不蔽体、处在悲惨境况中的穷苦爱尔兰雇工，同样形成鲜明对比……” H．Colman，The Agricultural and Real Economy of France，Belgium，Holland and Switzerland，1848年，pp．25－26．）在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注视着旧世界农民的美国农场主人，则庆幸自己拥有不属于旧世界的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