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了，够了。你这是什么意思？”鼓手说。克利玛终于醒悟过来。他看到身边是他那些乐手的一张张神情关注的脸，就对他们解释刚发生的事情。众人放下手中的乐器，打算帮他出出主意。
第一种建议是激进的：十八岁的吉他手宣称，对一个像刚刚给他们的指挥兼小号手来电话的人那样的女人，应该狠狠地推开了事。“告诉她，随她怎么办好了。娃娃不是你的，那事儿跟你一点都不搭界。她若是还要坚持的话，就做一次血液鉴定好了，鉴定会告诉她谁是孩子的父亲。”
克利玛提醒他，血液鉴定一般是证明不了什么的，在这种情况下，女人的指控会占上风。
吉他手回答说，连血液鉴定都不用做。遭到这样粗暴打发的年轻女子往往会很识相，不会再无谓地死缠滥打，等她明白到，她所指控的男人不是一个懦夫时，她就会自己去把孩子处理掉。“到时候她要是还不肯弄掉孩子，我们全体，乐队的全部乐手，就到法庭上作证，那时候我们全跟她睡过觉。让他们来找我们中谁是父亲好了！”
但是，克利玛说：“我相信你会为我这样做的。但是，还没等到这一天，我恐怕早就因猜疑和恐惧而变疯了。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是太阳底下所有男人中最懦弱的，我首先需要的是确信。”
所有人都同意。吉他手的方法在原则上说是好的，但并非对所有人都适合，尤其不适合一个没有坚强神经的人。另外，对一个有名有钱的人，也不要作这样的建议，这样的男人，值得一个女人冒险一次。他们最终达成一个一致的观点，不要固执地把那个女郎一推了之，而应该使用劝说的方法，使她同意去堕胎。但选择什么样的理由呢？人们可以有三种基本的假设：
第一种方法寄希望于女郎的同情心：克利玛跟女护士交谈就像对他最好的朋友那样；他十分真诚地信任她；他对她说，他的妻子病得很重，假如她知道她丈夫跟另一个女人有了孩子，她就会死的；而克利玛，无论从道德观上说，还是从神经类型上说，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情景；于是他请求女护士对他发发慈悲。
这一方法遭到了一种原则上的反对。人们不能把整个的策略建立在一个女护士的心灵之美这样一种可疑不实的基础上。她需要有一颗真正善良而又富有同情的心，才能保证这一方法不会反过来对付克利玛。被选中的孩子之父对另一个女人表现出的过分敬重越是让她觉得受了冒犯，她就会越是表现得具有进犯性。
第二种方法寄希望于女郎的理智：克利玛试图向她解释，他不能确信，而且恐怕也永远不能确信孩子就是他的。他认识女护士，但仅仅见过她一次，对她还绝对说不上有什么了解。她还跟谁来往，他连一点儿概念都没有。不，不，他并不怀疑她存心勾引他出错，但她也无法对他咬定，说她不跟其他男人来往！就算她会这样对他咬定，克利玛从哪里找到保证，证明她说的是实话？让一个其父亲从来无法确定亲子关系的小孩出生，是不是符合情理？克利玛能不能为了一个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是不是亲生的孩子，而抛弃他的妻子？露辛娜要不要一个有可能永远不会有父亲的孩子？
这种办法同样显得很不可靠：低音提琴手（他是乐队中最年长的）指出，指望那女郎的理智，比相信她的同情心还要幼稚。推理的逻辑可能会达到一个巨大目标，而女郎的心则会被心爱的男人拒绝相信她的真诚所震撼。而这会促使她带着一种令人辛酸的固执，更加一意孤行地肯定自己的意图。
最后，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克利玛对未来的母亲发誓他曾经爱过她，并还在爱她。至于孩子是别人的这一可能性，他不应该作丝毫的影射。相反，克利玛将引导女郎沉浸在信任、爱情和温柔的暖流中，他向她承诺一切，包括离婚。他为她描绘他们光辉的未来。随后，正是以这一未来的名义，他请求她中止她的妊娠。他向她解释说，现在要孩子还为时尚早，会剥夺他们爱情生活最初的、最美好的岁月。
这一推理缺乏上一种方法中大量存在的东西：逻辑。克利玛怎么可能那么热烈地爱上了女护士，他在两个月里不是一直躲着不见她吗？但是，低音提琴手肯定地说，情人们的行为总是没有什么逻辑可言的，很容易找出这种或那种借口对那女郎解释的，再也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了。最后，大家全都认为，这第三种方法兴许是最令人满意的方法，因为它把希望寄托在女郎爱的情感上，在目前的情景中，它是相对惟一有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