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生平有三次因为重病而濒于死亡。她的病是用家常药品治好的。她害头一场大病的时候，非暴力抵抗运动正在进行，或即将开始。她患痔疮。有一次医药界的朋友主张动手术，她有些犹豫，后来还是同意了。她的身体极为衰弱，所以动手术的时候没有实行麻醉。手术经过良好，但她经受了很大的痛苦。然而她还是以非凡的勇敢支撑过来了。医生和他的妻子以全副精神来看护她。这是发生在杜尔班的事情。医生让我到约翰内斯堡去，嘱我不必为病人担忧。
几天以后，我接到一封信说，嘉斯杜白病况恶化，身体过弱，甚至不能坐起来，而且一度不省人事。医生知道如果没有我的同意，他不能给她喝酒吃肉。于是他挂了一次长途电话到约翰内斯堡我我，请我允许他给她牛肉茶喝。我答复他说我不同意，但是如果她的病况允许她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可以同她商量，她愿意怎样做都可以。“可是，”医生说道：“我不能为这件事征求病人的意见。还是请你自己回来一趟吧。如果你不让我按需要规定病人的饮食，我就不能对你的夫人的生命负责了。”
我当天搭上火车回杜尔班，见到了那位医生，他安静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给甘地夫人喝上牛肉茶了。”
“大夫，这可是一种欺诈了。”我说道。
“给病人开药方和规定饮食，谈不上什么欺诈不欺诈。事实上我们做医生的，为了救活病人，即使哄骗病人或隐瞒他们的亲戚，也当作是一种美德。”医生以坚定的口吻说道。
我很痛心，但还强作镇静。这位医生是个好人，也是我们个人的朋友。他和他的妻子使我感激不尽，然而我并不打算容忍他那医学上的道德。
“大夫，告诉我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吧。我决不让我妻子吃肉，即使她会因此致命。当然，如果她自己愿意吃，我也没有话说。”
“你的哲学是你自己的事。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的夫人在我的治疗之下，我便有权按我的意见给她任何东西吃。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做，很对不起，我不得不请你把她送到别的地方去。我不忍心看着她在我的屋里死去。”
“你的意思是说，要我马上把她带走吗？”
“我什么时候说要你把她带走？我只是叫你给我完全的自由。如果你可以这样办，我的妻子和我将为她竭尽所能，而你也可以离开这里，不必有丝毫牵挂。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简单的道理，那便等于强迫我叫你把她从我这里带走。”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儿子跟着我。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他母亲不应当喝牛肉茶。接着，我便和嘉斯杜白本人商量。她身体实在太弱了，不应当和她商量这样事情。但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我把医生和我的谈话告诉她，她给了我一个坚决的回答：“我不喝牛肉茶。在这个世界上，生为人类是一件难得的事情，我宁肯死在你的怀里，也不愿叫我的身体被这种可憎的东西玷污。”
我恳求她说，她不一定要听从我的说。我给她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有些印度教朋友有时也拿肉和酒当药吃喝而并无禁忌。可是她非常坚执，她说：“不，请你马上把我带走。”
我心里很高兴。不过，我决定把她带走时，内心却也不是毫无激动。我把她的决心告诉医生。医生气得叫起来：“你是个多么忍心的人！她病得这个样子，你还把这件事告诉她，你应当感到羞耻才对。我老实告诉你，她不宜于移动。她连一点震动都受不了。如果她在路上死了，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办，那就只好听你的便了。如果你不肯给她牛肉茶喝，那我就连一天都不敢冒险把她留下来。”
我们于是决定立刻离开那个地方。那时正在细雨霏霏，而到车站又有一段路程。我们要从杜尔班乘火车到凤凰村，再从那里走两英里半的路，才到我们的村子。这无疑是在冒着极大的危险，但我信赖上帝，照我的想法进行。我派人先到凤凰村请韦斯特预备一付吊床、一瓶热牛奶、一瓶热水和六个抬着嘉斯杜白的人到车站来接我们。我雇了一辆人力车，在那危险的情况之下把她放上车子赶着去搭下一班的火车。
嘉斯杜白用不着鼓励。相反她倒安慰我说：“我不会有什么事的，别担心。”
她已经几天没有吃有营养的东西了，显得瘦骨嶙嶙。火车站的站台很长，人力车不能拉进去，人们要上火车就得走一截路。于是我就抱着她上车。我们用吊床把她抬到凤凰村，她在那里靠着水疗慢慢地恢复了力气。
我们到凤凰村两三天以后，有一个史华密来看我们。他听说我们拒绝了医生的意见，抱着同情心来劝导我们。我记得他来的时候，我的二子曼尼拉尔和三子兰达斯都在那里。他引证《摩奴法典》的话说，吃肉无损于宗教。我不喜欢他在我妻子跟前进行这种辩论，但为礼貌起见，只好容忍。我读过《摩奴法典》这几句话，我用不着它们来决定我的主张。我也知道有一派人认为这些话是出于虚构，即使不是虚构，我的素食论的观点和宗教经训并无关系，而且嘉斯杜白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她对于经籍从未问津，但是她的祖先所流传下来的传统宗教已经够她应用了。我的儿子自然是崇奉父亲的信仰，所以他们并不管史华密那一套。但是嘉斯杜白马上打断他的话说：“史华密吉，无论你怎么说，我总是不愿意用牛肉茶来治病。请你不要再麻烦我了。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同我的丈夫和孩子讨论讨论。但是我自己的主意是打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