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的黑热病加深了我对穷苦的印度人的影响，并且增加了我的业务和责任。我同欧洲人的一些新的交往变得很密切，这也大大地加重了我道义上的职责。我在那家素食馆里认识了波拉克先生，就象我在那里认识韦斯特先生一样。一天晚上，有一个青年坐在离我不远的一张桌子上，送了一张名片给我，说是愿意见见我。我请他到我桌子上来谈谈。
“我是《评论报》的副编辑，”他说道：“我看见你在报上发表的关于时疫的那封信，便很想见见你。我很高兴果然有这么一个机会。”
波拉克先生的诚恳吸引了我。就在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我们彼此便都了解了。我们对于若干重要的生活问题，意见似乎都很接近。他喜欢简朴的生活。他有一种知而行之的特点。
他在生活上进行的一些改变不但迅速，而且是剧烈的。
《印度舆论》的开支一天天大起来了。韦斯特先生辟头的一个报告便令人震惊。他写道：“我并不指望这个事业能产生象你所想象的利润。我甚至担心还要亏损。账目是不清楚的。有大宗欠债应当追回来，但是谁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这需要经过一番整理。不过你用不着为这一切惊慌。我一定尽力把这些事情弄得妥妥贴贴。有利润也好，没有利润也好，反正我要留下来。”
韦斯特先生发现这件工作无利可图的时候，本来很可以一走了之，而我也不会怪他。其实他还可以指责我，说我没有确实的证据，便告诉他这个事业是有利可图的。但是他始终没有一句怨言。不过我有一种印象，韦斯特先生因为这件事便认为我是一个容易受人欺骗的人。我只是简单地接受马丹吉特先生的预算，并没有加以检查，便告诉韦斯特先生可望得到利润。
现在我才明白，一个为公众工作的人，不应该随便发表连自己都没有把握的意见。尤其是一个信奉真理的人更应该谨小慎微。让人相信未经充分证实的事情是对真理的损害。我虽然懂得这一点，却还不能完全克服自己容易受骗的习气，这是因为我渴望多做工作，而自己又干不了那么多的缘故；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实在令人难过。这种渴望多做工作的心情常常引起我的同事们的不安，虽然我自己倒不在意。
我一接到韦斯特先生的来信，便到纳塔耳去了。我拿波拉克先生当心腹看待。他到车站来送行，留给我一本书在旅途中阅读，他说他相信我会喜欢它的。这就是鲁斯金的《给那后来的》。
我一开始读这本书，便不忍把它放下。它把我吸引住了。从约翰内斯堡到杜尔班是二十四小时的旅程。火车是在晚上到达那里的。那天夜里我睡不着，我决心照着这本书的理想去改变我的生活。
这是我第一次阅读鲁斯金的著作。我在学校的时候，除了教科书，没有读过什么课外读物，献身于社会以后，读书的时间很少。因此我谈不上有多少书本上的知识。然而我相信由于这种外力的限制，我并没有吃多大的亏。相反，正因为我读书很少，倒使我可以彻底消化我所读过的书。使我的生活立刻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的，就是这本《给那后来的》，后来我把它译为古遮拉特文，定名为《万人之福》。
我相信我在鲁斯金这部伟大的著作里发现了它反映着我自己的一些最深切的信念，这就是它所以能够吸引我并在我的生活中引起变化的原因。一个诗人就在于他能够把人们内心所蕴藏着的善良呼唤出来。诗人感人的力量不尽相同，因为每个人的造就有深浅之别。
我所了解的《给那后来的》的教训有：
1．个人的好处包含在众人的好处之中。
2．律师的工作同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样的价值，因为依靠工作谋生是人们共有的权利。
3．劳动的生活，即种地的人和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有价值的生活。第一点是我所知道的。第二点我只有模糊的认识。第三点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给那后来的》为我清楚地说明：第二点和第三点都包含在第一点里面了。天亮了，我也想通了，我准备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