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飘落(1)
她是个很漂亮的上海女人。
我叫过她一阵子“婆婆”，我把“婆婆”两个字叫得拖泥带水，表明了我的不情愿。我不喜欢她，说不上为什么，反正就是不喜欢。
那个时候我很小，只有六岁多一点点。说起来有点像编造，但的确不是编造：那一年简直可以说是我记忆上的一个分水岭——六岁以前的事我一件也记不得，六岁以后的事我又几乎一件也忘不掉。这种齐斩斩地一刀切下去的痕迹使事情的可信程度大大地打了折扣。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事情有时就是这样地整齐不零碎。
我不喜欢这个漂亮的上海女人。虽然这种不喜欢蛮横得没有任何道理，但这种不喜欢如同我六岁的正在发育的身体，没有办法地势不可挡。
我相信我的这种没来由的不喜欢在我们岛上是很有些市场的。自然没有人同我交流这种感觉，当然也不可能有哪个人肯同一个六岁多一点儿的黄毛丫头交流这方面的感觉。我与我同龄的女孩儿亦没有这种交流，议论一个成熟的女性不是我们这种年龄的女孩可以消受得起的。虽然这种感觉有点孤军奋战的味道，但我知道这种感觉并不孤单——我能觉察到在我们岛上不喜欢她的大有人在，并且数量可观。
我们住的岛子按官方正规说法叫黄海前哨。这几年很少有人这样称它了，但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这样“前哨”的称呼却非常时髦，并且令人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们住的这个叫黄海前哨的岛子偏远不说，还小得不太成体统。但那时的我，对大小的概念模棚得一团糟，对小岛的闭塞和小是没有比较和体会的。何况那小岛有着真正的山清水秀的美丽，人亦朴素得实在得可以。即便三十年后的我有了点走南闯北的阅历，我还是很固执地保持我的公正：那岛子除了小和闭塞，实在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和错误。
那个漂亮的上海女人却不这样认为。这是她被拖上这个小岛那一瞬间就被朴实的岛上军民们一眼看穿了的。
多少年过去了，关于我自己的好些事情都被忘得完全彻底，惟独她，那个漂亮的上海女人浑身**地瘫坐在军用码头上的样子，却时常出现在我熟睡的记忆深处，搞得我的梦境总是水淋淋的令人扫兴。
那是一次漫长的强台风，不知从哪卷过来的风暴将小小的岛子刮得人仰马翻。当风暴肆虐到第九天时，全岛军民除了无知无觉的婴孩儿和清欲寡念的老人儿，几乎像流感一样，症状空前地一致：心神不宁、焦躁不安。熟人们见面不约而同地废止了祖宗传下来的互问饥饱的老套式，改为“今天能来船吗”的期盼，然后不忘补骂一句“这操蛋的天！”
久居大陆的幸福的人们简直想象不到那没报纸读、没电影看、没小道消息听（那时的小道消息可比收音机里的正规消息要实在并且有趣得多）、甚至没有蔬菜猪肉吃的那种眼角生眼眵、嘴里长溃疡的寡然索味的难受异常的日子！
台风好像是一下子停的，连个稍微的铺垫和过渡都没有。天气风和闩丽得厉官，让人觉得那么的不真实可靠。岛上的人们心中全都扯起了一张白帆，一律拽长了脖子向远海眺望，像今日的海外赤子们站在罗湖桥头上表达的那种心情一模一样。当证实了有一班登陆艇将乘风破浪进岛送给养和卸下积压了将近十天之久的乘客后，岛上有事的和没事的人们一律拥向码头，把个冷落寂寞了许久的码头激动得到处都是喘粗气的声音。
台风虽然停得一点痕迹也没有，像个作案的高手。但海上的浪涛却不配合地汹涌得要命，“轰隆、轰隆”的浪头敲打着码头两边起加固作用的巨大的水泥三角墩，溅起的白沫子肆无忌惮地甩在拥挤在码头上的人群中，空气中有一股子清凉的海腥味，吸进鼻子中犹如吸进了清凉的薄荷粉。
那天的浪头实在大得吓人，把个笨重的登陆艇砸得东倒西歪，狼狈不堪。连站在高高的塔台上平时威风得不得了的登陆艇艇长也露出了破绽，他的两只手不停地上下左右乱比画，像个溺水的人在做徒劳的挣扎，五官挤成一团，嗓子粗得不成体统。登陆艇离我们近在咫尺，却怎么也靠不上岸，最后不得不在一码头的“笨蛋”声中，晃晃悠悠地在距码头几十米的地方抛了锚。
虽然我有多次目睹那种卸船方式的经验，但那次还是把我给吓得够呛。
几个胡茬都泛了白的肀老渔民，穿着胶皮衣裤，骂骂咧咧地跳上了破旧的小舢板。他们上半身急促地晃动着，将手里笨重的木橹摇得杂耍一般。嘴里“嗷嗷”叫着，像是壮胆，又像是在遥相呼应。他们一会儿在浪尖上战栗，一会儿隐没在浪谷里踪影全无，引得码头上的惊叫声像是经过集体排练，整齐划一且恐怖异常。
三十年过去了，那个漂亮的上海女人被人拖牲口似的从小舢板上拽着胳膊抻着腿地拉上码头的样子依然清清楚楚地就在眼前，耳边似乎还有海水的滴滴答答的声音。
好像是七月的天气，她穿什么衣服已记不大清了，只记得她浑身湿得非常彻底不留死角。衣服**地紧贴在身上，不知为什么她始终将两只胳膊交叉地抱在胸前，这个姿势使她看上去既傲慢无理又冷漠不恭，像蔑视整整一码头的人。
码头上的人们表情复杂地望着这个浑身滴答着海水的漂亮女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失去了他们以往那种朴素实在、助人为乐的好品质，眼睁睁地望着这个需要帮助的女人竟没人做出善意之举。他们像是被眼前这个将两臂抱在胸前的傲慢无理又冷漠不恭的漂亮女人震住了，露出了偏远地带的小家子气。
她真的好看！
一个六岁多一点的小女孩对一个成熟女性的美丽的赞叹应该是真实和不带任何杂念的。
她皮肤好白。海岛上是不太容易见到这么细腻白皙的肤色的。她的额头光光的，一绺湿头发耷拉在上边，使她看上去既高贵又妩媚。五官没有明显的特征，但搭配得很周正，让人看了好舒服！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说她二十也行，说她三十也行，好像说她四十也不是不可以。
我大概是在这一刻不喜欢她的。她这种年龄的似是而非，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近似吃亏上当的感觉，而人们又是普遍地不能容忍吃亏和上当。我那时虽然只有六岁多一点点，但让我吃亏和上当，我是不干的。
我相信那一天全岛军民的晚饭都是就着这个漂亮的上海女人咽下去的。这个岛子这么闭塞这么小且又刮了这么多天的台风，刮断了一切消息来源，人们的嘴巴里早闲得生出了溃疡。一个漂亮的、水淋淋的、上海的女人，来的多么是时候啊！
不出十天，岛上的人们像是集体审阅了她和她的三口之家的档案一般，人们对她和她的三口之家的熟悉程度甚至胜过了对自己和对自己家人的熟悉。关于这一点，岛上的人们一点也不脱中国人民的俗套：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
她的那个因故没有同船进岛的叫许放的丈夫，是个被北京军事学院下放的落难秀才。据说他是个把美国的艾森豪威尔的军事思想同伟大领袖的军事思想相比较的笨蛋。这个书呆子竟笨得把美国的什么东丙同中国的伟大领袖相提并论，还傻了吧唧地相比较，下放他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内。
问题是他是个卨高大大很有男人味的男人，女人心目中的男人好像就是他那个样子，那张白白净淨体体面面的面孔天生就是讨女人喜欢的。
这个岛子是个离大陆远离公海近的海防前哨，等大陆上那种很浓很僵的政治气候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时，已经淡得成不了什么气候了。这也就难怪岛上的女人们这么没有原则立场地没有分寸地称道这个叫许放的很有男人味的男人了。
他们有一个**岁样子的男孩，叫许萌萌。许萌萌长得周周正正并且老是穿得干干净净。他那张像他爸妈一样白皙的脸上也干净得缺少我们见惯了的像他这么大的男孩子脸上应该有的横七竖八的污道子，这让我们心里不是滋味。你想，连我们这些女孩儿的脸上亦时常有污浊的痕迹，他却没有，让我们怎么可能心安理得？
我们常躲在他家附近很有兴致地听他妈妈扯着一种又细又软的声音喊他：“萌萌，萌萌哎……”大了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中国很体面也很著名的一种方言，叫做吴音软语，似乎在中国很受宠的。可那时我们却时常在他放学经过的路上，捏着嗓子肆无忌惮地糟蹋那体面的方言，把他喊得步子大乱，最后坚持不住，撒腿便跑。书包里的铁皮铅笔盒敲得他的屁股劈啪作响，如同给我们喝彩一般。
其实，人们谈论最多、也最为详细的，是那个叫梅亚莉的上海籍女人。在我们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岛上，她始终是那种家喻户晓的、百家争鸣的、经久不衰的著名人物。
岛上的男人们对她的问济大学化学系毕业和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工程师的履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尊重。以他们的见识，这样的女人算让他们开了眼——有才的女人且又难得的标致，这让他们除了羡慕甚至妒嫉许放那小子外也没什么话好说的了。虽然他们在口头上笑话那个军事学院下来的书呆子，但心里头却不得不服气他。那个时候，知道艾森豪威尔的人是非常有限的，更不要说知道他的军事思想了。惟一可以使他们心理平衡的是，许放这小子不也从北京贬到这儿同咱们一样了吗？如果他仍在首都北京，又有这样才貌双全的女人伴着，那才叫天理难容哩！
岛上的女人们却为这个叫梅亚莉的上海女人分成了三个流派。一支是师医院里那些受人瞩目惯了的白衣新老天使们。她们默契地从不特别提起她，努力使她看起来与普通的随军家属们没两样。但在心里，她们却格外在意她的学历、职业和籍贯，当然，还有她的天生丽质。也许，她们还在心里想不大通：一个不是军人的女人，凭什么拥有的这样多？倂她们齐心协力地从不把这种想不通说出口，以她们的自尊和肚量，让她们说这种长她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的话是很难的。
另外一支是随军家属们。这支以依靠当军官的丈夫翻身的农村妇女为主的群体对梅亚莉是爱憎分明。她们眼热她的一切又憎恶她的一切，因为她令她们相形见绌地不舒服。她的存在使她们时时有一种被揭了疮疤的难受。她好像是专门上这个岛上提醒她们的：别看你们有了吃商品粮的口福，但你们远远没有做城里人的资格！随军吃上商品粮，使这部分家属们有着—种成就感，而在她们的一生中是很难碰上成就感的。梅亚莉的出现，打消或者减弱了她们的成就感，她们有理由厌恶她。通常，她们把眼热藏在心底，把厌恶挂在嘴边。梅亚莉的服饰发型举手投足皆在她们严密的注视之下。她们聚在一堆时，总能明察秋毫地从她身上发现不足并揪住不放，再积少成多地数落一番。梅亚莉在她们的舌头下，变得漫画一样滑稽可笑，在各式各样的笑声中，她们觉得心黾熨帖多了不再那么堵得慌了。
还有一支是岛上的“土著”。这些大大咧咧粗粗壮壮的渔妇们，在对待梅亚莉的态度，远比前两支公平。她们除了看不太惯她身上那股子说不上来的劲头外，对她的一切都倍感倾慕。她们常以她的式样打扮自己，宁肯冒着东施效颦的风险。她们以“这跟梅老师的一模一样！”为荣，在她们心目中，梅老师就是上海！就是大城市！就是洋气！
叫她梅老师，是因为她在这个小岛上实在找不出跟二氧化铜一氧化碳之类的东西沾边的工作，只好委屈自己当了那个教学水平很不像样的学校里的化学老师。
说来说去，我忘记了一支流派。
虽然这支流派人数少得只有一个人，但毕竟是自成体系的一支流派。并且，这个流派跟这个叫梅亚莉的上海女人，有宥说不太清楚、理不出头绪的莫名其妙的关系。
我不得不详细介绍这支流派。一是她对梅亚莉很重要，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是梅亚莉在这个小岛上的惟一的女性朋友；二是她对我亦很重要，重要到我得一天到晚地追着她的屁股喊她，喊她“妈妈”。
我的母亲叫叶淑惠，她的名字暴露了她小家碧玉的身份。我在干什么都要填表的年代里，最怕的就是填我母亲的出身，母亲的“城市小业主”的成分总不如父亲的“贫农”成分让我填得理直气壮。我在母亲成分一栏上遮遮掩掩，生怕被别人看见，当然，我还配套地有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
据我母亲说，她的母亲很老派，不大开通，在已比较开明的民国时代偏让我母亲去读私塾。使得母亲身上总是洋溢着一种新的和旧的混杂在一起的很矛盾的气质，且她的这种气质不但时常折磨她的丈夫，同样亦时常折磨她的孩子们。当然，这种气质因为数量的孤立而显得别具一格：母亲看竖版书比横版书快，认繁体字比简体字顺，写毛笔字比钢笔字好。
有着这样复杂的牵扯上阶级的背景，我母亲接受起梅亚莉来，自然就比接受那些虽经改良、但仍把痰随处乱吐并把鼻涕抹到鞋帮子上的农村随军家属要顺理成章得多。
母亲与那些从农村随军来的家属们的区别在上海女人梅亚莉身上随处可见。比如。
梅亚莉一家三口吃过晚饭后经常沐浴着夕阳的余辉沿着海边的石子路慢慢悠悠地走啊走，母亲告诉我们，那叫“散步”，是一种文明。那三口之家比例谐调的身影在充满魅力的夕阳下有着另外一种魅力。海边石子路上，自然的魅力和人为的魅力构成的画面自然而然地吸引了许多的目光。
那些立在自家门口，捶着后腰将手搭在前额上，吆喝着小三小四甚至小五小六回家吃饭的农村家属们，远远地瞅见梅亚莉将头探进胸前大捧的野花野草里.并与丈夫儿子打闹的身影，心里头十分地不受用，她们咔咔地、但异常有分量地朝地下吐一口唾沫，用充满了泥土气味的乡音骂道：“呸！浪样！**！”
这种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仇视有时还会殃及到许萌萌身上。她们似乎看不大惯许萌萌身上的清爽和脸上的干净，甚至许萌萌嘴里标准的礼貌用语也让她们不怎么舒服，她们用鼻孔里的气体表示对这个与众不同的少年的不满和轻蔑。
我在有了做母亲的体验后，对她们的举动有了挺深的理解和同情。是啊！见到与自己的骨肉有着如此巨大反差的孩子，哪个母亲会心平气和、心悦诚服并能无动于衷呢？
我母亲同她们的区别就在于对文明的接受程度上。她不仅十分欣赏并羡慕那夕阳下的充满魅力的三口之家，并且对那个整洁规矩礼貌周全的男孩子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一段时间里，“你看人家许萌萌！”几乎成了我母亲数落、责骂我们的一种固定格式了。
其实，我母亲叶淑惠对上海女人梅亚莉也不见得怎么太投入。我母亲就十分看不惯梅亚莉把自己搞得像随时都有宴会要她去赴的隆重样子。我看梅亚莉我母亲也是彼此彼此。我就多次见过她对我母亲情不自禁地冒出的那些个“之乎者也”的古汉语底子嘴角流露出的那种笑，那笑虽然是隐隐的，但逃不过我雪亮的眼睛，这加重了我对她的不喜欢。
好在她俩都能克制地、理智地、各取所需地交往着。现在想来，她俩这种交往的成就已经十分巨大了。你想，同济大学化学系同私塾先生的古代汉语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文化差别！按现在的眼光看，我母亲箅是低就而我母亲则是高攀；但那时的文化行情跟现在简直不是一个度量衡，更何况她的丈夫同我母亲的丈夫在职务上也不是一个重量级。因此，按那时的行情和标准看，她俩正好颠了个个儿一”母亲對氏就，而她则是髙攀了。
说到她们的丈夫，梅亚莉的丈夫前边已经交代得够用的了，而我母亲叶淑惠的丈夫则刚刚粉墨登场。为了把后边的事情讲清楚，我不得不在我母亲的丈夫身上费一些笔墨。因为他在以后的一次重大事件中，是问避不了的男主角。
我母亲的丈夫，箅了，少绕点口舌吧，就直截了当地说我父亲吧。
我父亲是个极其本分的人，说他本分是有依据的，就拿他入伍的时间说。
我父亲是个抗战时期人伍的老同志，虽然他刚入伍日本人就宣布投降了，但这并不影响父亲口后享受若干待遇，这些待遇令父亲难为情，他总是羞答答地享受这些待遇。在我拥有了足可以跟父亲开玩笑的年龄后，曾就这个问题逗过父亲。我问：“爸，你到底打没打过日本鬼子？”父亲的回答不那么流利：“我参军的时候正赶上日本人投降，没捞上打。”
我故作惊讶地说：“哎哟，这么说您是个冒牌的抗日战士了？”
父亲不同意我的观点，很正经地纠正我：“不能这么说。我是1945年7月人伍的，日本人是1945年8月投降的，按政策规定我应该箅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
我就假装恭维他，把他恭维得十分不自在：“爸，您多会把握时间啊！既能守身如玉，又不失功劳牌坊，真行！”
父亲的不自在是显而易见的，他压低了声音嘟囔道：“我怎么知道日本人那么快就投降了？他们投降又没跟我商量通气，关我什么事！”
我父亲不仅极其本分，而且还极其朴实。父亲这方面的事迹不少，随便举一个就很能说明问题。
1968年6月，父亲作为师闭干部中的一员被组织召唤进京朝觐。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接见的时间里，大家一等不出来，二等不出来，三等还不见伟大领袖出来，有人开始上厕所了。父亲虽然也憋得难受，但父亲生怕去方便的时候伟大领袖冷不丁地出来了，父亲就硬憋着。等父亲看到队伍里的人几乎都去了个遍也没误什么事，就站起身来钻进了人民大会堂带香味的厕所里。父亲刚开始方便，就听到外边有喊：“起立”的声音。父亲下意识地起立站好，发现地方不对，军容似乎也不对。父亲提着裤子往门口跑，一拉门，坏了！门被从外边锁上了！父亲头上的汗一下子就下来了，父亲敲着门试探着喊：“开门！请开门让我出去！”门外震耳欲鸯的山呼声压倒了父亲的彬彬有礼。父亲绝望得要命，头抵在人民大会堂厕所的木门上真想一头撞死箅了。慢慢地，父亲被门外的欢呼声感染了，父亲的脑海里浮现出伟大领袖神采奕奕招手微笑的情景。父亲的血沸腾了，情不自禁地在空无一人的厕所里高呼起“万岁！万岁！万万岁！“来！
许多年以后，年迈的父亲感慨万千地告诉我：“那个时候的人餅实啊！”
我表情复杂地望着衰老的父亲，心里说：“嗯，是够朴实的！”
表彰了我父亲这么多的事迹，真没有要炫耀什么的意思，而且我也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的父亲实在没有什么可弦耀的。我父亲直到离休，才挣扎上个师职，我是不大好意思炫耀他的职务的。说真的，本分和朴实在仕途上并没有帮我父亲什么忙，相反，还极有可能妨碍过他。但我没有这方面的实例，自然不好瞎说。
我父亲本分朴实也就罢了，偏偏他又比较善良，这不能不说又是个麻烦。在对待梅亚莉的丈夫的问题上，父亲的善良就害过自己。
据说个叫许放的下放秀才是哪个部门也不愿要的，偏偏就我的父亲不计前嫌把他收了下来。事后，有觉悟高的人从动机上解剖过我的父亲，联系到我父亲有一个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哥哥，他们用“立场问题”的分析是很能站得住脚的。
因为我父亲的缘故，因为我母亲的缘故，也可能还因为我的缘故，我们两家就显得比较引人注目的密切。
有一阵我跟许萌萌不知怎么就搅到了一块儿，也许他像个女孩子我则更像个男孩子。我俩这种向对方性别靠拢的趋势使得我俩总在一起玩一些介于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的游戏。比如趴在地上弹弹子，弯着腰打一种用硬纸叠成的叫“宝”的玩意儿。
有一次我俩正在打“宝”，一个路过的叫小三的男孩在一旁看了一会儿，不知他哪根神经跳了一下，一句流氓话就从他嘴里蹦了出来。他说：“啊！小政是许萌萌的老婆。”
我吓了一跳，搞不懂我怎么成了“老婆”了。再看许萌萌，见他的白脸红了一大块，不知是害羞还是害怕。
以后陆续有小孩喊我是许萌萌的“老婆”，许萌萌躲瘟疫般地躲着我，好像我真是他的老婆他怕老婆一般。
梅亚莉听到这种叫法，揉着我的黄头发笑吟吟地说：“蛮好的，蛮好的，这个儿媳妇我们要了。”我母亲在一旁打趣，叫着我的名字说我：“还不快叫婆婆！”
我就真的傻了吧唧地叫开了她“婆婆”，一直叫到我知道“婆婆”是怎么回事儿才住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