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了解安娜。”医生说道，他有些傲慢。他向书柜走去，抱着双臂站在那儿，头微微向后仰靠着厚重的英文词典。“你一共只跟她说过四次话。”他掰着手指数，“一次在一场律师舞会上，他们把你介绍给她。你和安娜跳了舞，是你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和她跳的是沙龙舞，就是第二支沙龙舞，伴奏是匈牙利乐队。记得吗？”克里斯托弗不确定地、谨慎地摇摇头。“跳完舞后，你陪她进了酒店的酒吧，坐在高高的吧台边。也许你陪了她一个半小时，那会儿那里还有其他人，舞会服务员、律师，还有安娜孩提时代的白马王子。第二次是在西弗街上。那是舞会过去半年后四月末的一个上午。安娜刚下英文课，你从法院出来；你认出了她，还送她回家。你说回头给她电话。后来你却没有去电话。第三次是在岛上，你们玩了羽毛球双打。后来还一起回家，一路从岛上步行至布达那侧的桥头。她的一位女朋友伊蕾也跟你们在一起，后来就自己溜回家，去找那个男高音歌唱家了……你还记得吗？我忘了那个歌唱家的名字……而且她朋友的父亲也在，叫萨沃兹迪· 帕尔，是个商务代表。你第二天就去了奥地利，后来很久没见过安娜。还有一次，是的，是三年后；那时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你也成了家。我和安娜在剧院里；我们站在走廊上，你从一个包厢里走出来，身后跟着你的妻子。舞台上，音乐还没结束。你记得吗？”克里斯托弗神色迷离地望着前方。他沉默着。“太神奇了，”他颤抖地低声说道，“是的，突然间，是的，这种社交场合都在记忆中模糊了。但现在，就像你说的，我又想起来了。那天演的是《唐璜》。我想起来了。”“那么那次在西弗街的相遇呢？后来在岛上的呢？”克里斯托弗就像个被审问的嫌疑犯似的，被迫无奈地回答道： “岛上，是的……当然。你说的是萨沃兹迪？萨沃兹迪· 伊蕾？是的，也许是的……不过西弗街那次？是上午吗？”他停住了，不安地沉默下来。他没有看着医生。是的，他也想起了那次相遇。就像大多数的相遇一样……他表现得很尴尬，两人客套地寒暄。也许还要更直接一些……现在，他全都想起来了。刺眼的阳光。那是四月末的一天，太阳很大，天特别热。他们朝环路的方向走着。他们用英文交谈，姑娘刚刚下课，两人的英文都不太好，嘴里磕磕巴巴地蹦着外语，可笑极了。克里斯托弗笨拙地用英语赞美姑娘。他本来要去法院办事的，已经迟到了……早上，安娜跟着老师读了莎士比亚，她拿出课本，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克里斯托弗看了一眼表，已经迟到了，可他仍然把安娜送回家，情急之下，他拙劣地引用了一句罗密欧的台词： “让我被拘捕，让我被处死。我无怨无尤，如果你有意如此。”安娜为自己能够以同样的语调回应他而炫耀、兴奋： “哦，现在你快走吧，天越来越亮了。”的确，这是个多么明亮、灿烂的上午，比春天平日的光线更充足、更光亮。他们在大门口停下，握着手。这时，应该说一句能够让这一刻平静下来的话，这一刻，没有意愿，没有更深层的含义，只是独自闪耀着，就像一滴阳光下的水珠……水珠落下就永远消失了。是的，稍后去电话。他望着姑娘的背影，在这一刻呆呆凝望着。可现在真的应该赶紧去法院了。“哦，现在你快走吧，”医生嘟囔道，“天越来越亮了。”克里斯托弗手肘撑着桌子。“是的，”他答道，“你怎么知道的？”医生耸了耸肩，说： “她说的。”“什么时候？”克里斯托弗思忖。“昨天夜里，就在这件事发生的……几小时之前。昨天夜里她说了很多关于你 的事。”
“你不了解安娜，”他又重复道，“很长时间以来，我也不了解她。是完完全全地了解一个人！后来，你去了奥地利，就在岛上相遇后几小时，第二天。你知道伊蕾的父亲，就是那个老萨沃兹迪，对安娜死缠烂打吗？老头儿，上帝啊，那时候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老头儿。当时我二十八岁，安娜二十二岁，萨沃兹迪四十三岁。那个轻浮、放荡的人。安娜总是嘲笑他。四年，等等，是五年后，我们也要到老萨沃兹迪的年纪了。我知道，你比我年轻。这个商务代表听见了总是由年轻女孩子们奏响的弦乐：你熟悉这种电影配音，成熟男人深厚的欲望之声……他想变成这样。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不会因为我而发生。但我那时已经在安娜身边了，就像是空气、影子、黑夜。我是个年轻的医生，几乎谈不上事业。我继承的遗产刚够买一些必需的器械，在协会里待上一两年。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够了。我在国外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生理学实验的文章后，受邀去荷兰的大学访学半年，这位商务代表非常确定有补助金。但我没去。现在也去不了了。安娜也很穷，但跟我不一样……她的穷困是工薪阶层的。我的问题是，我出生在贫苦的环境中，这是另一种贫穷，是穷困潦倒……我爷爷以前是个吹玻璃匠。母亲是个农妇，是佃户的女儿。父亲是工人，在玫瑰山的工厂里上班，后来去了美国，在那儿当了一段时间作家，也往回寄过钱，再后来就不写作了。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有一段时间，我让人去找过他；但没找着。我已经想不起来他的样子了。大学时，我大舅负担我的学费，他很有钱，是个贪得无厌的巴尔特法地区的农民。我继承的就是他的遗产。但那时……你还记得我坐在第三排那会儿的情形吗？我住在一个老鞋匠家，和男仆一起睡在厨房里。我不想对你施加任何影响。对这段时间，我印象很深。巴尔特法的舅舅决定让我接受教育，把我培养成上等人。他想让我做一个最善良的神父。直到我成为上等人之前，母亲一直都在做工，舅舅不喜欢母亲，他讨厌她。他内心深处那种原始、本能、黑暗的恨意，让他处处容不下母亲。后来，整个家族都被这股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无名之恨笼罩着。我想，他也是因为觉得把我送入了上层阶级，我就能自然而然地脱离母亲，才让我接受教育的。他寄钱给我，但每次都是零碎的分分角角，数量之少，也就能保证我不被饿死。他害怕给我钱，害怕被我骗了，害怕我把他给的东西寄给我母亲。我母亲一辈子都在我舅舅家邻村做活。她的头发花白了，脸上总挂着惊恐和悲伤。有几次我回家过圣诞节或是放暑假都必须住在我那富裕的舅舅家里；为了迎接我，他叫人杀鸡宰猪，但也寸步不离地守着，仿佛总要防备我偷点儿吃的给我母亲似的。有一次，他看见我口袋里装着吃剩的酸奶酪面饼在花园里闲逛就起了疑心。母亲就在外面的机器边干活，她已经是个老妇人了，帮着做点儿杂活，和陌生人住在一块儿，过着女佣的生活；舅舅怀疑我偷面饼给我母亲，就冲我举起斧子；还是被他的司机拦了下来。现在我算知道了，我的这个恩主就是个疯子。我只能等到夜半时分，躲在村头见我母亲，就像两个鬼鬼祟祟的情人一样。她那么可怜，只知道畏惧她的兄弟，这让我感到害怕。贫困和恐惧让她变得有些痴傻，假如有时她的眼中还能闪耀一些意识的光彩，那也都是因为想起了我。可是，她觉得这一切都再自然不过，在她看来，舅舅折磨她，把我抢走，不让我和她住在一起，我穿着华服，每天在他家吃两顿大餐，而她却一周都吃不上一次，这都是正常的。我不理解。事过境迁，人才能明白这种难以解释清楚的疑惑。假期我必须回家，因为舅舅期盼着我回家，他炫耀地带着我去拜访各位大人、神父，愉快地傻乐着，听我说拉丁语，就像牵着一头被成功驯服的动物，周旋在他自己的世界中。他觉得，他非常好心地在我的鼻子上拴了一个环，这和城里的吉卜赛人对小熊崽做的事没有任何区别。他没有成家，只和一个年轻的斯洛伐克裔女佣过着同居生活；但那时，他已经是个膝下无子、行动不便的老人了，他们没有生孩子。如今，直到二十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人在我的内心深处扼杀了什么，这一次次的假期探望摧毁了什么，他在我内心堆积了多少愤恨、无奈的怒火、恐惧、耻辱和绝望，知识没有任何作用，成功、财富都没用，把舅舅的事归咎于安娜也起不到任何作用……灵魂的罩布已被焚毁，谁也无法将它重新修补好。我不能因为他去谴责社会。的确，我进入了上流社会，做了医生，手里有钱，身着华服……只是每一次当我走进这种装修华美的陌生房间时，我都要长久地环顾四周，我不敢与女佣们对视，我害怕脑海中浮现出母亲的脸，我不敢接受女佣们的服务……是的，我病了，我知道。我已经完全明白了。安娜却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家的经济状况也很紧张，但并非食不果腹，安娜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女佣的服务，但我却永远有些羞于面对。假如我要了一杯水，我会脸红，早上我家女佣为我拿来鞋子的时候，我会背过身去……安娜无法理解我的这种羞愧。她生在一个幸福的、充满安全感的家庭。她认为有些人就是应该从事服务他人的工作，而有些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接受他人的服务，这就是规矩。当然……也许是这样……可还能怎么做呢？也许这就是规矩。一个人累了，就要休息。我听说，苏联也有女佣……那时，我还没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也不了解亚斯纳亚–博利尔纳注的生活方式。一段时间以后——从我们婚后第三年起——我开始有些受不了；那时，我母亲刚刚去世，我回去为她送葬，那是一场女佣的葬礼，我也不想办成其他形式的……我不想用她的死来欺骗自己和全世界……下葬吧，就像她活着时那样，穷困潦倒，把她放在一块四根木条拼成的木板上，下葬吧……可是回家后，我却扛不住了。有一段时间，我要求女佣和我们同桌吃饭。我的这一决定让每个人都备受煎熬，女佣也是——有一个女佣跑了，她再也受不了了。安娜很痛苦，我也一样。也许，安娜的痛苦程度最轻。她尝试去‘理解’……后来，每当女佣走进房间时，我都要起身……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了，但那时我毫无意识地放纵这种强迫行为，固执、决绝地想要一探究竟。安娜都忍了下来。接着，我发现我的所作所为是那么可悲、可笑……两个世界平行地存在，我究竟想要哪个？我能怎么做？我思考着。我知道，我绝不是唯一一个有此追求者。安娜从不会因为女佣而产生负罪感。她说：‘这是为她们好。’她看着我的眼睛，平静地重复道：‘她们需要的，什么都有了……’是的，的确如此。她们什么都有了。但我总是想起母亲。她也是‘什么都有了’吗？这一切，都是在我婚后第三年才开始显现的。”
“我们都是可怜人。”法官客观地说道。
医生抬起眼。“是的。”他疲惫地回答道，“但那不一样……那是另一种困苦。那更像是在谈论一种情感需求的感觉，一种权利和义务，而并非物质所有……我认识安娜时正意气风发，圆滑世故。我从疯子舅舅那儿继承来的遗产那时还没影儿呢。舅舅是在战争结束时去世的，母亲也是那时去世的。我去看望她，提出让她和我一起生活。但她并不愿意。后来，我想在村子里盖楼、置办家具……但她什么都不要。她表现得很抗拒，行为粗鲁。她希望我像对待女佣一样对她，从不接受我的一分一厘。一直以来，我都不理解她的行为举止。起先，我以为她是在替我着想，不敢从我维持上层阶级生活所需的资金中拿钱……但其实并非如此。她是后来才开始讨厌我舅舅的钱的。起先，她并不反感。她贪婪地搜刮我舅舅的旧衣服、破烂和满是洞眼的平底锅，她那张贪婪的脸上浮现出只有极度贫穷的人在看到破衣烂衫、废铜烂铁时才会出现的喜悦……只不过，她不情愿离开村子，不想要房子，也不喜欢闲适安逸，她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她想要干活，紧紧地攀附着支撑她生命的动物本性。这是为什么？这是一种挑战，还是不确定？这是一种小农的谨慎，也许她什么也不信任，她不相信生活除了她深刻体验的切实存在的经历外，还能有其他模样。我不知道，无法理解。过了很久，当我的称呼和头衔都清楚表明我是个医生时，内心里，我已放弃了这个身份。我看着或听着病人们说话，把他们期待我说的话告诉他们，以抚慰他们的紧张情绪，或缓解他们的痛苦。但我知道，我根本无法告诉他们何以致病的科学结论……这个无法碰触的点被封锁在内心，成了一处圣地……人只能与命运相伴，陌生人永远无法闯入一个人性情的暗室……我懂得、理解了母亲的犹疑后，才意识到那也是同样的道理。但那时，母亲已经不在了。人们总是紧抓着决定他们命运的法则不放。我母亲没敢从生活为她安排的这条幽深的小径中出来。对她来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她的生活经验告诉她，只有痛苦、放弃和贫穷才是确定的……她相信这一切，就像别人信任公爵和骑士一样。我应该放下，这是一个人的宿命。早晚都该放下，这是每个人的宿命。那时，我还不知道……但这一切对你来说都很陌生吧！也许你还没有了解……你不可能知道，任何人都无法得到帮助。没有比帮助别人更困难的事了。你只看到，一个和你很亲密、对你很重要的人在自找麻烦，在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他失去了理智，悲伤、痛苦，觉得天旋地转，完全无法忍受，进而崩溃……你走过去，想要帮他，可突然间你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你太脆弱了吗？是你不够优秀吗？你表现得足够真诚吗？足够无私、热情、谦卑吗？是的，我们从未充分拥有那样的品质……但即使你是个预言家，你的双手间流转着强烈的吸引力，还说着先知的语言，那也没用……你谁也帮助不了，因为人的‘兴趣所在’并非那些美好的、有意义的事。也许他需要的只是痛苦。也许他需要的只是从所有意义上来说与‘兴趣’完全无关的东西。没有比一个人的‘兴趣’更复杂的秘密了……我们可以解读现象，头疼了，可以开点儿药。因为什么头疼却无从知晓。这就是我母亲的故事。这就是安娜的故事。”他又在房间里踱起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