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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就安排人四处寻找。”朱大队说。
我点了点头。既然池塘里肯定没有鞋子，而孩子的鞋子又不可能自己跑掉，说明这个案子还是有一些疑问的。
现场太广阔，又不能简单地判断案件性质，所以现场勘查工作也就到此为止了。应我的要求，朱大队陪着我们一起朝村里走去，边走边聊着案情。
村子里的青壮年男性大多外出打工，留下不少妇女和孩子。死亡的这四个孩子分别来自四户人家。虽然没有三代以内的血缘关系，但是因为住在一排，互为左右邻居，所以四个孩子经常相伴玩耍。女孩子懂事早，成了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女孩子同时又很谨慎，所以一般不会带孩子出村。
事发当日下午4点，还有人看见四个孩子在村口的篮球场玩耍，女孩子手上还拿着一袋方便面在干啃。最早发现孩子失踪的是3岁男孩的母亲。她不像其他孩子的家长，并不担心孩子出去玩耍，3岁的孩子毕竟太小，她总会时不时地看一下。4点半的时候，3岁男孩的母亲发现孩子不见了。
整个村子也就几十户人家，这么一喊，过半的村民都出来帮助寻找。找到6点，也一直未见孩子的踪影，于是村民报了警。
“我总觉得这应该不是案件。”朱大队说，“从经验来看，一个死亡多个孩子的事件，通常都是意外事件。人心都是肉长的，再畜生，也不至于一次杀死这么多孩子。”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毕竟还有合理怀疑没有排除。”我说。
“你说的怀疑，就是鞋子吗？丢失的那只鞋子？”朱大队说。
我皱着眉头说：“不仅仅如此。”
“那还能有什么？”朱大队问。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村子已经到了。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看之前设置的测试距离的软件。
“四公里！”我说，“我说怎么走都走不到呢，原来这么远。”
“是挺远的。”林涛说。
我说：“这又是一个合理怀疑。几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就不说了，3岁的孩子，走四公里？那是什么概念？能走得下来吗？走那么远需要多少时间？”
“这有意义吗？”朱大队说，“事实上，孩子确实在四公里以外溺死了，又不是死后抛尸。”
“我觉得有意义。”我说，“不过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推测，具体的，还是需要尸体检验来确定。”
“尸检工作现在开始吗？”林涛有些迫不及待。
我点点头，说：“出发去殡仪馆。”
解剖孩子的尸体，对法医来说就是一种折磨。朱大队调来了全县的法医，分两组开始尸体检验工作。虽然小小的解剖室里挤了七八个人，但是除了器械碰撞的声音，几乎听不见其他的声音。大家伙儿都在闷不作声地工作着。
我们依次把孩子们的衣服脱下来，按次序摆放好，一面进行拍照固定，一面用电吹风吹干。对于水中尸体的衣物，都是需要先弄干再检验的，以期发现一些不容易发现的线索。衣服吹干后，并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异常。但是女孩子的外套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吹干前，那就是一件普通的黄色外套，但是吹干以后，外套的背部出现了隐约的绿色。
我蹲在地上盯着衣服看了良久，仿佛更加胸有成竹了。
尸体解剖依次进行，两组解剖分别先从女孩和7岁男孩开始。
“常规解剖，女孩并没有明显的附加损伤。”陈法医打开了死者的四肢后，在检验胸腹腔的时候说，“没有抵抗伤，是不是就可以判断死者是自主入水的？”
我摇摇头，说：“正常成人死者可以这样判断，但是如果凶手和死者之间力量悬殊的话，可以不造成任何抵抗伤。”
说完，我用手术刀打开了女孩的胃。胃里有少量黏液和不少方便面。方便面卷曲的形状都还没有消失，也没有进入十二指肠。
“我记得你和我说过，女孩子几点钟的时候在吃方便面来着？”我转头问朱大队。
朱大队说：“4点整，目击的村民可以确定时间。”
我点点头，说：“胃内的消化也就是在初始阶段，食物还没有变成食糜，还没有进入十二指肠。依照我的经验，死亡时间也就是末次进餐后一个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女孩子的死亡时间，是在下午5点钟左右。”
“嗯，然后呢？”朱大队还没有反应过来。
“之前我说过，现场离村口很远啊。”我说，“四公里的距离，成年人快步行走，也要四十分钟左右吧！何况小孩子？”
“你的意思是说，4点钟还在村口，5点钟到死亡现场，来不及？”朱大队问。
“肯定来不及。”我说，“还有个3岁小孩子一起，就是跑也跑不了那么快！”
“那你的意思是？”朱大队问。
我沉吟了一会儿，说：“走路不行，乘车呢？”
“现场那里，汽车是过不去的啊，你知道的！”朱大队说，“摩托车、自行车也不可能同时带上四个小孩子啊！”
我微微笑着，盯着朱大队。
朱大队一拍脑袋，说：“啊！电动三轮车！”
“对。我进村以后，看到很多家都有电动三轮车。”我说，“这样的交通工具在农村是非常实用的！”
“如果是电动三轮车的话，估计四公里的路，十分钟时间就能到现场。”朱大队说，“而小孩子们不可能驾驶电动三轮车，现场也没有电动三轮车，也就是说，这说不定真的就是一起案件！因为有电动三轮车的进入！”
我点了点头，说：“是不是案件，还不好说，但是首先要找到这辆涉案电动三轮车才是。”
“这不太好找吧？”朱大队说。
我点点头，说：“挨家挨户找电动车，看能否发现电动车有什么异常。另外，还可以动用警犬嘛。”
朱大队点了点头，说：“好的，我马上安排。”
尸体解剖工作继续进行。
虽然大家都希望可以尽快结束对孩子的解剖工作，但我还是要求大家对孩子的后背部也进行解剖。
在对女孩背部进行尸表检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她的肩背部貌似有一些平行排列的点状痕迹。我立即拿来酒精，对局部进行了擦拭，点状痕迹逐渐明显。
这些痕迹是一个个孤立的、直径大约在两毫米的圆形皮下出血，约有二三十个。可以看出这些皮下出血的排列是有规则的，有些仿佛可以排列成行。最关键的是，每个皮下出血之间的间距是大体相等的。
“这应该是简单的压迹吧。”陈法医说。
我摇摇头，说：“如果和地面等物体压迫，不该形成这么规则的压迹。既然是规则排列，说明死者生前在具有相同形态的凸起物上被压迫了。”
“现场是池塘，周围也就是玉米地，怎么会有这么规则的形态呢？”陈法医问。
我皱皱眉头，说：“我猜，会不会和电动三轮车有关？”
话音还未落，另一张解剖台边的林涛叫道：“快看！这具尸体上也有！”
原来林涛看见我们发现了这一特征性的痕迹后，立即联想到其他的尸体，于是走到另一张解剖台边观察。果不其然，在7岁男孩的背部，也发现了类似的痕迹。不过男孩身上的痕迹不在肩背部，而在背部正中。
一时想不出原因，我们只有继续解剖。
7岁男孩和女孩的背部肩胛下，都发现了块状的出血痕迹，但都不是非常明显。
“有这样的损伤，能不能断定死者生前遭受过侵害？”陈法医问。
我说：“还是刚才说的那样，如果凶手和孩子体力对比悬殊，有可能这种约束、压迫性损伤不重。但是，毕竟是小孩子，也有可能是在一起打闹形成，或者在入水的时候挣扎形成。很多溺水的尸体，肩胛附近都会有肌肉出血，是挣扎所致。”
“也就是说，现在还是什么都不能确定？”林涛问。
我点点头，说：“我觉得还是不好说。如果背部的压迹和肌肉内的出血有关系，则可以判定有侵害的可能，但现在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巧合。毕竟，凶手侵害孩子无须用溺死这种不保险的手法，完全可以更轻易地杀死他们。”
又发现了疑点，我实在放心不下，继续对孩子的四肢进行了解剖观察，可是并没有发现明确的损伤。我又对女孩的会阴部进行了检查，因为入水的缘故，会阴部附近聚集了一些泥沙。
我让林涛拍照后，对会阴部进行了检查。会阴部没有发现明确的损伤，处女膜也是完整的。看来，女孩也没有遭受过性侵害。
两具尸体解剖完了，心里还是没底，大家更加沉默了。
我们继续默默地解剖完3岁和5岁男孩的尸体，居然没有发现任何一点儿可疑的损伤。
“若不是你提出这么多疑点，通过尸体解剖，我们绝对可以确定这是一起意外案件。”陈法医说，“四具尸体的口鼻腔都有蕈状泡沫，手指间都有泥沙和水草，肺内大量液体，水性肺气肿，胃内也有水草和溺液。这是标准的溺死尸体啊。”
我点点头，说：“你说的这个，我也认可。但是孩子的鞋子、死亡时间和现场距离之间的矛盾、孩子背后的损伤，都是疑点，不解释清楚，不能心安啊。”
“我们刑事技术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林涛安慰我道，“小羽毛还在和朱大队他们进行调查，侦查部门说不准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呢。”
四具尸体的解剖，进行了将近六个小时。缝合工作全部完成后，已经夜幕降临。秋冬交替的季节，位于山里的殡仪馆，异常阴冷。
我洗完手，裹起衣服，走到车里，发现放在车里的手机有十几个未接来电。
最害怕多个未接来电，我连忙解锁手机，发现电话都是陈诗羽打来的。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赶紧回拨过去。
“我的手机调静音了，放在车上没带。”我说。
我的话还没有落音，陈诗羽就打断了我，说：“快来现场吧，我们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我有些措手不及，连忙跑回解剖室，叫上林涛和韩亮，顶着夜色，一路呼啸着重新回到现场。
因为还没有确定案件性质，所以刑警大队并没有成立专案组。负责本案的侦查人员，都聚集在辖区派出所内，还有一些技术人员正在围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进行勘查。
“什么情况？”我一进门就问朱大队。
朱大队斜靠在派出所所长办公室的椅子上，叼着一支烟，一副悠闲的模样，说：“案子破了。”
“什么？真的是杀人案件吗？”我问。
“不是。”朱大队说，“嫌疑人叫刘兆国，本村村民，离异独居。平时为人也很老实，因为喜欢带小孩子们玩，所以很受村里孩子们的欢迎。”
“怎么确定他是嫌疑人的？”我问。
“你提的疑点啊！很酷！我们动用了警犬，用3岁孩子的另一只鞋子作为嗅源，进行气味搜寻。没用多长时间，就找到了刘兆国的家。恰巧，刘家还真的有一辆电动三轮车。”朱大队说，“还是小羽毛眼睛尖啊，一眼就看到了卡在三轮车后厢栏杆边的小孩子的鞋子。”
“啊？直接发现了鞋子！”这个信息让我有些惊讶，这种惊讶甚至超过了朱大队称呼陈诗羽为小羽毛。
“是啊，认定了，就是3岁男孩的鞋子。”朱大队说，“他想赖也赖不掉。”
“可是这个刘兆国为什么要杀人？”我问。
“我说了不是杀人案件嘛。”朱大队说，“我们侦查部门也纳闷啊，这四个孩子的家庭和刘兆国没有任何矛盾啊，甚至5岁的孩子，还是刘兆国的堂侄子，他怎么可能杀人呢？经过审讯，他供认不讳，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案发当天下午4点多一点儿，他骑车去自家田地里整理玉米秆。到村口的时候，几个孩子吵着闹着要坐他的三轮车去玩，他也没拒绝，就带上了四个孩子。可是没想到，行驶到案发现场水塘边的时候，三轮车翻了，几个孩子全部掉进了水里。因为他不会游泳，所以不敢去救。”
“那为什么不回来喊人？”
“他怕担责任呗，有逃避的意识，酿下了大祸。”朱大队摇了摇头，说，“他这已经从过失犯罪升级到了间接故意杀人了，能判上十几年呢。”
“就这样？没了？”我问。
“没了。我们和家属解释了，家属都表示信服，要求刘兆国给予赔偿。”朱大队说，“估计他没有什么赔偿能力，政府会给予家属一些抚恤吧。”
“现在是人命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心里充满了不安，说，“那三轮车的勘查结果怎么样？”
“三轮车倒是没有什么问题。”朱大队说，“浸湿了，现在也干了，车上到处都是损伤，也看不出哪一处是这次形成的了。”
“那车上有没有平行矩阵排列的圆形凸起？”我一边问，一边翻动着电脑里三轮车的照片。很显然，这辆三轮车上，并没有可以形成两名孩子背部压迹的东西。
“那倒没有。”朱大队说，“但是现在我让技术人员对三轮车进行勘查，找一些DNA和鞋印，现在也找到了一些痕迹物证，定他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现在不是定罪的问题啊。”我说，“是定啥罪的问题啊！”
“什么定啥罪？”朱大队说，“案件事实很清楚了，你提出的疑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直接帮助了我们破案。当然，这些疑问也都顺利解决了。现在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也说不出来有什么疑问，但我就是心里觉得有些不对劲。”我说，“给我一晚上的时间捋一捋，你也暂时别结束此案。”
“好吧。”朱大队表面上应允了我，但我看得出来，他已经把这个包袱给放下了。
我却无法丢下这个包袱。
晚上回到宾馆，我就开始在脑海里回顾今天的工作内容，想找出自己的心理根结：究竟是什么让我觉得不对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