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生和张贝贝也到了场，正坐在邻近高原的旁听席上朝我点头示意。
证人席正对着法庭的大门，阳光从那儿照射了进来，显得格外刺眼。
“我们想询问证人，你是用什么身份来法庭作证的？”公诉席上有一名女公诉人员问道。
她的用意我很清楚，如果我以一个法医的身份来做证，则需要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或者审判机关指令或聘请，私自检验鉴定不符合法律程序，是不能做为证据的；如果我以个人名义做证，他们将会审查我的专业资格，以判定证词的份量是不是够重。
我看了一眼师父和林显著，他们坐在旁听席的角落里，背面的光将他们的脸衬得很模糊，看不清表情。
“以个人的名义做证。”我答道。
“那么请证人陈述一下自己的工作经历。”女公诉员说。
“本人毕业于医学院，通过公务员招录考试，被分配到原籍地禅市公安局从事法医工作七年，四年前调入本市。”我先讲述了自己的工作简历。
“请证人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件及专业资格证书。”
因事前高原跟我说了庭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对公诉人的要求提前做了准备。我拿出自己的大学毕业证和法医证书，递给了法警。法警将证书分别拿给法官和公诉人员进行了审查。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质疑证人的业务水平。”女公诉员在看了证书后还是说道，“我们未能看到他的鉴定资格证书，也没有单位的工作经历证明，对这样的证人，我有义务提请法庭注意他的证词效力！”
还没有进入主题，较量就开始了！
“证人请如实陈述自己的证言，讲假话、隐瞒事实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听明白了吗？”审判长对我说。
“听明白了！”我回答。他问的这句话我不知对犯罪分子说了多少遍了，没想到今天居然问到了自己的头上。
“辩护人可以开始询问证人了！”审判长对高原说道。
高原跟坐在旁边的张贵生说了几句什么，便站起了身来。
“我们都知道，在所谓的张宝山杀妻案中，侦查机关找到了一些血迹，成为了说明王秀珍死亡的依据。按照侦查机关的思维，是张宝山在杀害妻子时，把血迹抛洒在了墙壁上，我想询问证人，假设这个推论成立，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高原问道。
我突然明白，高原要我出庭作证，其实并不是想得到什么结论，只不过是为他的下一步辩护打好铺垫而已！
“从现场的血迹判断有人遇害，通常需要具备三个条件。”我说道，“第一，地面上的血迹应是受害人的，并且都是受害人；第二，出血量必须达到致人死亡的程度；第三，现场的血液必须是受害人遇害时流出来的。”
“这三个条件是‘并且’的关系，还是‘或者’的关系？”
“是‘并且’的关系，三者必须同时成立。”
“按照你所说的，是不是可以总结为：如果有人受害，受害人在案发时必须出了大量的血？”为了让所有人都听明白，高原用简单易懂的话重复了一遍。
“从血迹来推断死亡是这样。”我点点头，“但如果反推就过于片面，毕竟除了出血过多，还有其他的死因！”
“好，那么让我们先来分析流血过多这种情况。”高原说道，“这也是本案侦查机关得出的死亡原因！”
所有人都看着他。
“本案中，侦查人员就现场的出血量做了侦查实验。”高原拿出一份实验报告，在手里晃了晃，“实验的结论是，现场的出血量不能致人死亡，也就是专家证人刚才所说的第二个条件不能成立！当然我们还可以推断说，可能是凶手打扫了现场，清除了大部分的血液。然而，我们的证人还可以证明，现场的血迹不一定是在王秀珍失踪时留下的，也就是第三个条件未必成立。证人，是这样吗？”
“是的！”我答道，“现场提取血液的地方，被涂上了一种特殊的墙漆，这种墙漆能把血液滤干，使其保持着原来的新鲜程度，我做过实验，从表面上看，无法区分是什么时间遗留上去的。”
我停顿了一下，让法庭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思考的时间。
旁听席上传来了窃窃私语声。我看了看钟任之，他也正在看着我，赞许的点点头。林显著则坐在那里，脸色很难看。
“所以，你刚才所说的第三个条件也不成立是吗？”
“是不一定成立！”我纠正道，“我的墙漆实验，也无法肯定血迹是案发时或案发前沾上去的！”
“很好！”高原点点头，“我们专家证人的严谨态度，让大家看到了得出这些结论的过程是多么慎重！这种慎重无论是对失踪者，还是对嫌疑人都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有人说，法律不外乎人情，不应该仅仅是冰冷的条文，还需要体现出人文关怀！我们希望公权机关在这一点上，也能多替当事人想一想！”
高原巧舌如簧，让我暗自佩服。
“我还想问证人一个问题。”高原继续问道，“对于现场血迹，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确定为失踪者王秀珍所留？”听得出，他一直在尽量回避“受害人”这个词，而称呼王秀珍为“失踪者”。
“严格来说，这需要用到DNA检验技术，只有在现场血迹与失踪者的DNA数据一致的情况下，才能确定。”
“如果无法得知失踪者的DNA数据呢？”高原解释道：“既然已经失踪，当然无法得到检验的生物样本了！”
“获得生物样本，可以有多种途径，只要是失踪者之前留下的毛发或体液，都可以当做有效的检材！”
“可通过案卷查阅，我并没有发现提取到这样的检材！是侦查人员的水平不够，还是有意这样做呢？”高原带着讽刺的口吻说道，“我要指出的是，这是一种有罪推定的办案思维在作祟，首先假设了嫌疑人有罪，一切都围绕有罪来收集证据，故意忽视了无罪证据！……”
“从一个法医的角度，我需要驳斥你这种说法！”我接话说道，“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嫌疑人有罪无罪，那由不得我们评判，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也只不过是你们法律工作者才时刻关注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只是还原事实真相，如实客观地收集证据，这样才对得起我们肩上所负的责任！”
“那么按照你所说的，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侦查人员办案靠的是良知吗？”
“当然还有法律和操作规程！但是，我认为良知是最起码应该有的，没有职业道德是最可怕的！”
“坏就坏在这一点上！”高原笑着说，“很多人缺乏信仰，如何从道德上进行约束？如果没有法律上的严格约束，什么道德、良知都是空谈！”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反驳道，“当你像我们法医一样，直面别人生死的时候，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不能怪我思想觉悟低，看看现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利用职业谋财害命的大有人在，叫我们怎么相信仅仅依靠职业道德就可以约束？”
“那么我请问辩护人，如果本案嫌疑人的确有罪，你是选择昧着良心强辩呢，还是仗义执言？”
“这个假设条件不存在！辩护人认为，本案的嫌疑人无罪！”我给他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他当然难以回答了。
这时，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俩。在常人看来，我们这是犯了法庭上的大忌！按理说，辩方证人应该替高原的辩护方说话才是，没想到我们居然为一些似乎不相干的事情争执了起来，而且公然在法庭上发生争执！
张贵生明显有些坐不住了，他离开座位，走到高原身旁低语了几句。高原也对他说了几句什么，张贵生才面带笑容地回到了座位上。
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是高原跟我商量好的一条策略，在法庭上演一出双簧！通常因为惯性思维，辩方在众人眼里就是强词夺理，掩盖事实，因此辩方证人出庭作证，往往难以说服听众。高原跟我合计了一招，商量好由我在法庭上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最好能找到辩护人的话柄予以驳斥，如此一来，才能给大家实话实说的印象，改变他们的惯性思维，博得所有人的信任，提高证言的效力。高原开玩笑说，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但他没有预料到，他对钟任之他们的语言攻击确实让我不快！
“如果用血型的种类进行比对，可不可以达到认定受害人的目的？”高原感觉到我的情绪有些失控，于是转移话题问道。
“那只是同类型对比，同一种血型的人很多，无法确定到某一个人。”
“也就是说，你刚才所提到的第一个条件也不具备，是吗？”
“是无法具备！当时的技术还不成熟，没有DNA检验的条件。”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本案现场地面的血迹不一定是受害人的。”高原站起来，朝着审判席说道，“发现案情的当天，勘查人员进行了多处取样，并进行了血型检验，这一系列的操作符合法律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当几种不同类型的血迹混合在一起时，很难检验出是否属于同一类，就是DNA技术已日趋成熟的今天也很难做到将其区分开来，更不用说十几年前了。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本案现场的血迹不一定是王秀珍的，即便是也不足以导致她死亡，同时还不能排除是她失踪前就沾上去的，我们并没有证据来证实王秀珍失踪后死亡，更不能证实张宝山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待高原说完，公诉人员站了起来，提出要询问证人。
“我们首先提醒所有人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证人的证词不具备任何效力！”女公诉人说道，“证人没有受任何人委托，也没有以任何鉴定机构的名义，是没有资格对案件的专业性问题做证的！其次，证人的证词没有任何影像和学术资料的支撑，不足以说明问题！”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让他以证人的身份，而不是鉴定人的身份出庭的原因！”高原打断她的话，“虽然证人事前未受委托，也不是以哪一家机构的名义作证，但是他的证词足以引起我们对案件推论的怀疑！”
“辩护律师请注意，现在并不是法庭辩论时间，不要打断公诉人的提问！”见自己的发言被打断，公诉员毫不客气地说。
高原耸耸肩打住了话头。
“当然，如果证人客观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无疑有利于查明案情！”公诉员继续说道，“我们希望并尊重证人给出实事求是的证词，证人明不明白？”
“明白。”我点点头。她没有片面地否定我的证词，看来是跟高原演的那出双簧起到了作用！
“证人，辩护人刚才出示的那份侦查实验报告表明，实验结果虽然是现场出血量不足以致人死亡，但如果一个人被杀，现场上就必然会流着死者的血难道不是吗？”女公诉员一开始提问，就咄咄逼人，“你是搞法医的，这样的结论难道不符合逻辑吗？”
“理论上来说，从死亡推断现场有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属于逻辑学上的假言推理。”我说，“但如果以此为据进行反推，就是说如果因为现场有血迹就推断有人死亡，则属于假言推理中的反论，这是需要条件的，否则得出的结论会是逻辑学上的谬论。这就像有人说过点燃香烟一定会有烟雾，这是正确的，但反之如果说有烟雾必然有人点烟难免显得可笑！”我看了一眼林显著，他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虽然看不清表情，但我猜他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
旁听席上的议论声渐渐大了起来，使得庭长不得不几次提醒保持安静。
林显著扭过头，对钟任之说了几句什么。钟任之脸朝向证人席，没有答言。
控辩双方在法庭上针锋相对是件很平常的事，没有对错，只有输赢，有时更像是一场对弈，只有通过你来我往不断地攻防，才使得案情越辩越明！然而，如果老纠缠于辩方提出的问题，对于控方来说是一种技术上的失误。因为对于一些无法证实的情节，辩方只需要证明不一定存在，而控方则需要给出存在的确凿证据，而且，辩方在提出这些问题之前，一定是做了比控方更充分的准备！从这个角度来说，控方防守的难度要远大于辩方的攻击！
“否定有人死亡的结论，只不过是你的主观臆断！”女公诉员沉不住气了，“对此我们需要看到确凿的证据，你有吗？”
“我并没有否定过有人死亡，那也不是我所该下的结论！我只是就证据部分作证而已，至于是不是有人死亡，自有法庭判定！”我回答道，“不过说到收集证据，这似乎是公诉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事。我只是证人，就事论事！”
下面的旁听席传来了一阵笑声。
女公诉员的脸红了，她强词夺理地说道：“但你们有义务出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这带了些蛮横的味道！
“我很愿意这么做。”我说，“如果当年的血液样本能够保存到今天，我想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按照现在的技术条件，完全可以检验出是不是失踪者的血液。但很遗憾，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末了我看看坐在辩护席上的高原说道：“至于其他问题，我相信辩护律师会给你满意的答复！”
高原朝我笑了笑，站起身来说道：“谢谢证人在他专业知识范围内所做的证言，公诉人提出的问题，我会在下面进行一一解答。”
法庭安静了下来。
“刚才公诉人问有没有证据，来确定现场的血迹不是失踪者的。我承认，我们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请允许我先讲一个故事，希望大家能从中受到些启发。”高原继续说道：“故事得从我们市一名男子的身上说起，那个人本来有着一个很美好的家庭，父亲是市建筑公司的工程师，母亲是一所学校的教师。二十年前的一天，他父亲在建筑场地施工时不幸意外受伤，被人送到医院，但没有抢救过来。父亲去世后，母亲又离家出走，整个家庭分崩离析。他由奶奶带大，因为没人管教，经常一个人在外流浪，最后沦落为一名吸毒者，现在更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警方逮捕！”
我听出他所讲的是鬼旺一家，想起他之前跟我说调查到了重要情况，看来就是指这个了！
“我要对大家说的，是关于他父亲的死因。在他父亲被送到医院时，因为没有备用的血液，医院派一个护士跟司机到血站取血。在取血的途中，却意外发生了车祸，司机和护士都受了伤，最后他父亲因为输不到血，失血过多而死！而事发后，取血的护士被辞退，医院没有对外给出任何解释！”高原缓了缓，环视了一遍旁听席，“万事万物并不是规律的，有时一个机缘巧合的因素足以改变一切。在这起突发事故中，很多事情被突然改变了！为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找到了当年的司机，他开始缄默不语，在我陈出利弊，并告诉他可能有人会因此洗脱冤屈时，他才说出当年的事发经过。二十年前，他和那名护士受医院指派到血站取血——去的时候护士还带上了自己的孩子，在返回医院的途中，车上发生了意外，司机为避让道路中间的一个老年行人，猛打方向导致救护车冲到了路边的坑道内，发生侧翻。所有人都被压在了车下，取回来的血液也被泼洒了一地！幸好附近有人，危急关头及时救起了他们。我想告诉大家，当施救人员赶到那里时，发现王秀珍也被压在车下，而且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她是怎么上的车，遭遇过什么，其中又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这些都是我们还未曾了解的迷！……”
我想起了潘云对我说过这件事，不过他的版本和高原说的并不一样。
“你想说什么？”公诉人问道，“这与案件毫无关联！”
“我想说，如果我们不关心别人的经历，是无法得知这个人所有真相的！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因为出现这样一个事故，故事的主角将失去自己的父亲，一个家庭即将崩溃！任何一个细节，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们任何不考虑细节而作出判断，同样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
“你是在讲寓言故事吗？”公诉人笑着问，“世上这样凑巧的事有多少？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当成常态！”
“事物都有其个体特征，所谓与众不同就是一种常态！”高原针锋相对，“我们不愿意相信，是因为我们总喜欢把事物类化，而忽视了个性！”
我相信。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写道，巧合其实是人们生活中所常见的，只不过是我们视而不见罢了！小说里，他通过种种巧合，描述了女主人翁是在怎样的情景下爱上他人并与之结合的。无论是昆德拉笔下男女主角的爱，抑或是这个世界的一切，谁敢说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产生的呢？而对此，我们也曾试图通过研究案发条件的巧合程度，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然而通过比较我们得出，任何案件都是偶然的结果，各种巧合纠缠在一起，于是才有了案件的发生！引申到形而上，便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但我的确不知道高原讲出这起交通意外的用意。
“二十年前的一起意外和十年后的一起失踪案，看似没什么联系，然而却是有着共通之处！”高原继续说道，“通过调查我们得知，王秀珍自小患有惊吓性癫痫，而且惊吓源便是鲜血，见到血便容易犯病，那次救人，她就当众昏倒在场，陷入了失去生命的危险中。试问，既然二十年前有过意外，为什么十年后就不会同样发生？”
“你认为王秀珍死于癫痫？”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证人，这种病能致人死亡吗？”公诉员问我。
“据我所知，这种病的本身不会致人死亡，但如果倒地时遭到其他的伤害，就不好说了！”我答道。
“很好。”公诉员很满意，“大家现在明白了，辩护人的推测根本就是空穴来风！”
“我并没有想到要把这个故事当成证据，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你认为这种死法不符合逻辑，我们证人可以告诉你几十种更难以想象的死亡原因！我们意想不到，只是因为自己没有见到过而已！”高原转头向我问道：“证人，是不是这样？”
“的确如此！”我点点头，“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死因是不可能的！”
“对于没有证据的事实，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再争论下去！”公诉员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商量了一下，转移话题说道：“在当时的现场勘查中，侦查人员从王秀珍的家里发现了一些布碎片，经检验与王秀珍放在家里的一件衣服上的破损一致，这说明她曾经遭受过撕打！”说完，他们从案卷里抽出一份材料。
这个情况是我们事前所不知道的，他们还了高原一个措手不及！
只见高原要求看了那份材料，然后不慌不忙地笑着说道：“侦查机关认定这一事实的依据，是一份检验报告。这份检验报告认定这两样东西出自于同一物体，其所用的比对是一种人人皆知的方法。这种方法大家在特务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经常能够见到。特务们常用这种方法进行接头，将两个物品进行拼接，如果断口处能够相吻合，则就认为来自同一物体。……”
旁听席传来一阵笑声。
“那么，这种方法是否科学呢？我们很多人学过概率学，相吻合的概率有多大？”高原正色说道，“特务用来接头，发生误会的机率小，是因为他们事前已经安排好了的，正是这种事前的明知缩小了这种概率。但在实际办案中，两物体出自何处是不明知的，与原物体分离的可能性很多，这种来源的不确定性大大提高了二者能进行相互拼接的机率。尤其是这种拼接并无具体标准，全凭个人经验！如果没有科学的比对标准，我认为得出的结论也难言科学，是不客观的。一份不客观的鉴定结论，怎么能作为证据采用呢？”
法庭下传来了一阵掌声。我心里也暗暗佩服高原的口才。
但我知道，高原如果没有证据去直接否定这个结论，而是从这个证据的本身去驳斥，那么讲得再怎么精彩也是很难成功的！
公诉人员显然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并没有在这上面过多纠缠，只是说了一句：“这个鉴定是专家的结论，我相信是具有说服力的！”
因为作证的任务已经完成，审判长让我退出法庭。
直到下午，庭审才结束，高原打来电话，说张贵生想请我吃饭以示谢意。我婉言谢绝了，说师父回来了，自己得陪他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