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应当正式介绍一下自己。”青年收起戏谑的神色，“我叫爱德华·斯顿夫，是乌特勒支大学的学生。”
“乔·邦格。”
凉爽的夜风吹散了从舞会厅中带出的喧嚷和躁动，乔深吸了几口气，“希望你不介意暂时接纳一个闯入者。我只待一会儿。”
“一点也不。你没有打扰我——留下吧，如果你愿意的话。”
“谢谢。里面真让人有点透不过气来。”乔也走到栏杆处，学着爱德华的样子靠在上面，俯瞰夜色中的校园。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舞会的？”
“一位同事邀请我一起过来。她弟弟是这里的学生。”
“你已经工作了？”爱德华有点惊讶。年轻小姐一张秀气的娃娃脸，看起来像是还在上中学。
“我在女子中学教书。你呢，为什么会躲在这儿，‘大灰狼’先生？”
“我是被从实验室直接拉到这里来的。”爱德华语气中带着微微的苦恼，“如果我闻起来还是像福尔马林，就要请你原谅了。”
“啊，一名成长中的医生。非常值得尊敬。”乔笑眯眯地说，言语中充满了俏皮的幽默，“别担心，这种味道有独特的魅力。与之相比，那些喷着古龙水的绅士们就太寻常啦。”
“那我可太荣幸了。”爱德华也笑起来，眼睛里闪烁着愉悦的光芒，“我必须承认，你对福尔马林‘香气’的鉴赏能力，着实令人惊叹。”
舞会厅中的音乐转成了活泼的波尔卡，透过玻璃门的缝隙丝丝缕缕地飘到露台上。
或许是被这种无形的欢乐气氛感染了，爱德华伸出手：“乔，你愿意和我跳支舞吗？”
“我连华尔兹都跳不好，更别说快节奏的波尔卡了。”
“我也跳不好。所以你看，我们正好凑一对。”
乔莞尔，却依旧摇了摇头："为了你的脚趾着想，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她翘着唇角，大而明亮的眼睛被火光映成了焦糖色，清澈动人。
那实在是一双漂亮的眼睛。爱德华想。
“我的脚趾不会介意的。”
“但我已经向我的脚趾保证，不会让它们再受伤害了。”乔对爱德华点了点头，“总之，认识你很高兴。”
“你要走了吗？”
乔虽然不想返回舞会厅，但继续在这个并不宽敞的空间里与爱德华共处，却也让她感到有些尴尬。
爱德华注意到了乔的迟疑。
“请不要觉得你有义务做任何事。与你交谈很愉快，我们可以继续刚刚的话题——除非你真的想要离开。”
他声音里的真诚让乔重新放松下来，心中的尴尬感也消散了一些。她留了下来，两个人又聊了许多，还谈到了爱德华的专业——他目前正作为解剖助理，协助导师研究结核病的病理和治疗方法。
“你真的很特别，乔。我从未遇到过真正对医学感兴趣的女孩。”
“那只能说明你接触的女性样本容量太小了。”爱德华的话对乔来说并不是夸赞，她直言不讳地反驳道，“我不敢说自己对医学兴趣浓厚，但我确信女性可以成为优秀的医生，或者工程师——如果她们被给予同等机会的话。”
“我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与你争论。毕竟，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位女性医学博士[1]。”看到乔微蹙双眉的严肃表情，爱德华轻轻地笑了一声，试图缓和气氛，“也许你愿意拓宽我‘严重受限’的认知？”
“乔！你在这儿。”
她还未回答，就听见亨利埃特叫自己名字的声音。
“我们准备走了，明天早上还有课呢。”
“就来！”乔答应着，与爱德华告别，“愿你享受今晚余下的时光。”
“我对此表示怀疑。”爱德华停顿了片刻，认真地望向乔，“但我很高兴我来了舞会，认识了你。”
“你在舞会上玩得开心吗，乔？”回家的路上，亨利埃特问道。
“让我这么说吧：我很高兴它结束了。”
“就连‘罗密欧先生’都无法拯救你的失望吗？”
“你读太多莎士比亚了。”乔好笑地摇头，“我们应当享受文学，而不是相信它。”
“一个教英语文学的人这么说。”
“呃……”被噎住的乔张了张嘴，最后忍不住笑了，“好吧，别告诉我的学生。”
圣马丁节过后，乌特勒支迎来了第一场雪。
和冬天一起到来的，是一个寄自阿姆斯特丹的包裹。邮寄人是赫尔米娜·邦格-韦斯曼——约翰娜的母亲。
乔用裁信刀挑开封蜡，首先拆开了包裹中的附信。
“我亲爱的乔：
“收到德里斯的电报，得知你在乌特勒支找到了一份教职，全家人都放下心来。
“你怎么就这样狠心，一封信也不肯写给我们！自从你离开家后，我们有多少夜晚辗转难眠！”
乔叹了口气。她这不是……不知道地址么。
“……在阿尔伯特求婚这件事上，你父亲或许对你过于严厉了。但他爱你，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你从小就和你的姐姐们不一样，你父亲和我也从未试图将你锁在家中。否则，我们当初也不会支持你去英国。
“年轻的时候去看看世界并没有坏处，但女人最终的归属是家庭。阿尔伯特是个好小伙，他的父母也都是正派善良的人。我们不是要你为钱结婚，而是为了安定的生活——这是婚姻的意义，也是我们一直希望你拥有的……”
乔放下信纸。
她从来都没打算做个标准的十九世纪淑女，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成为一名将全部精力投入家庭的贤妻良母。
就连出生在十九世纪的约翰娜，也会为了追求自我价值义无反顾地离开家。
——因为只要见过广阔的天空，就不会再甘心被束缚在地面上。
但与此同时，她却无法不为字里行间流露的拳拳慈母之心动容。
除了寄来的冬衣，乔还找到了一百盾的汇票。
“……我是你的母亲，给你钱是天经地义的。按时吃饭，注意休息，好好照顾自己。”
这样的叮嘱，与从前父母在机场分别时对她说的一模一样。
乔忽然觉得鼻子有点发酸。
“哦，乔，谢天谢地你在这儿。”办公室的门被突然推开，亨利埃特几乎是冲进房间的。
“快来！”她蹙着双眉，话说得又急又快，“玛丽在课堂上晕倒了！”
乔毫不犹豫地把椅子往后一推，站了起来。
“嘿，你还好吗？”亨利埃特这才注意到她脸上的表情。
“没事。”乔眨掉眼中快要溢出的泪水，跟着亨利埃特匆匆穿过走廊。
到达教室的时候，她发现玛丽面色潮红，一动不动地趴在课桌上。她的同学们在四周围了一圈，脸上写满了恐惧和困惑。
“我告诉过你们什么？”亨利埃特分开人群，声音里是安抚人心的平静和不容置疑的坚定，“回到座位上，保持安静。我们会帮助玛丽，一切都会没事的。”
女孩们天真的脸庞中夹杂着担忧和顺从，慢慢散开。有人回头去看昏迷不醒的同学，也有人偷偷观察老师们的表情，试图从中寻求安慰。
“我们要把她搬到办公室去。”亨利埃特低声说。
她们一起小心地将玛丽从桌子上抱起来。小姑娘的身体烫得惊人。
十几岁的女孩并不轻，将玛丽安置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时，两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亨利埃特却顾不上休息，一边去拿自己的钱包，一边对乔交待接下来的安排。
“我先去请布丁小姐维持秩序，然后去找医生。你留在这里照顾玛丽——知道该怎么做吗？”
“放心。”乔点头道，“我会想办法给她降温，让她舒服一点。”
亨利埃特很快带着医生回来了。在检查过玛丽的体温、喉咙和皮肤上刚刚出现的红疹之后，医生直起身子，表情严峻。
然后，乔听到了一个在21世纪普通平常，在19世纪却令人闻之色变的单词——
“猩红热。”
作者有话要说：[1] 1879年，Aletta Jacobs成为荷兰第一位女性医学博士。她在阿姆斯特丹开设了诊所，并在荷兰引入节育方法。1883年开始关注女性平权并为之奋斗，最终改变了荷兰法律。
去世前一年，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很高兴看到我人生的三大目标得以实现：为妇女提供一切学习和实践的机会； 让母性成为愿望而非义务； 以及妇女的政治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