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天，我们追踪达利安·克雷多年前的足迹，尽管去的都是让人心情沉重的地方，克莱尔、达妮和我却越来越像一家人，在不愉快地度假：我开车，达妮看错地图，克莱尔躺在后排，讽刺挖苦说笑话，抱怨晕车、肚子饿，吃过饭继续抱怨晕车。她和达妮似乎不比绝大多数亲戚更憎恨彼此，这种正常的感觉无论多么虚假，都让我有了一定的安全感。几个普通百姓在光天化日之下开车兜风，互相讽刺挖苦，他们能遇见什么坏事呢？晚上我们叫外卖，中餐、日本餐、马来西亚餐，看重播的《法律与秩序》，怀着一丝希望想捕捉有用的教导。但最后学到的只有一点：假如你想知道嫌犯曾经用电话打给过谁，那么就去检查他的LUD（本地通话记录详情），我靠这个赢了克莱尔一块钱。（“为什么要检查他的肺（lung）？”）达妮教克莱尔做瑜伽和普拉提，还令我惊恐地展示了几个基础“舞蹈”动作，克莱尔调整了她对脱衣舞娘的敌视态度。
早上吃玉米片的时候，克莱尔对我说：“总之不会是我选择的职业。”
“很好。”我挥舞调羹表示强调，“所以你必须做家庭作业——我说的是自己做。”
“但达妮很好玩，知道好多有意思的事情。举例来说，你知道白宫痔疮膏能去眼袋吗？”
“我得试试看。”
“我宁可我老爸约会的是脱衣舞娘，而不是那些假惺惺的高级女经理，一个个身穿迷你裙，总想扑上来拥抱我。贱——人。”
我们三个开车去阿斯托里亚找哈瑞尔家，他们的女儿南希遇害前和他们一起住在那儿。一路上我都在找那辆黑色羚羊，但始终没有看见，最后我认为是自己犯了疑心病。
我们找到那个街区，但找不到那个门牌号。沿着那条马路来来回回走了几趟，我们得出结论：他们家和这个街区绝大多数一两户一幢的房屋一样，已经被夷为平地。原址如今是一幢十层的玻璃和钢架大楼。我们停好车，从新办公楼门前走过。商业人士打扮的男男女女，脖子上挂着证件，站在门口吸烟。不知道哈瑞尔一家是怎么想的。凶案和审判之后，他们卖掉屋子，搬家去了本州北部。他们也许很高兴，因为有买家肯消灭对他们而言只象征着痛苦的东西：变成纪念堂的家园。然而，我还是很难受。克雷夺走了那个姑娘的未来，现在她的过去也被抹除，取而代之的是个空白盒子，而我们站在这里，能看见的只有自己的影子。
希克斯一家曾经是农民，至少按照我的标准来说是农民，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什么地方，但他们的女儿在华盛顿高地生活，学习表演，在下城的一家餐厅当女招待。我们在那家餐厅吃过饭，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到了午饭时间。虽说天气还冷，但我们还是坐在室外。在这里的菜单上，薯条被叫作“棍棍”，达妮点的芝士培根汉堡叫“肉肉”。我为我们的女招待感到抱歉，她身穿人造纤维条纹制服，拼命挤出笑容，说到“超大份超美味的黑椒奶酪脆玉米片”时哧哧直笑。
克莱尔从墨镜边缘投去一个非常克莱尔的眼神。“我看恐怕没那么好味吧。我就要奶酪芝士卷饼吧。话说这名字是不是有点啰嗦？”她说。
“绝对的。”可怜的姑娘吓得够呛，尖声笑道。我在她身上看见珍内特·希克斯的影子。贪婪、饥渴、绝望，最害怕的是无法成为明星，甚至忘了应该害怕达利安·克雷，心甘情愿地走向末日。我们开车经过演艺学校——学校还在原处，中城的一幢办公楼里，达利安在那儿贴告示招募模特；然后继续向北去华盛顿高地。在百老汇大道上，我似乎又看见了那辆黑色雪佛兰，它急急忙忙闯过一个红灯。
珍内特·希克斯和两名室友住在河岸公路旁一幢公寓楼的十层。早晨她沿河慢跑，去多米尼加人开的一家面包店喝橙汁，下午去上即兴表演课，整晚端盘子，上贵得离谱但难吃的汉堡。
我们走过她居住的街道，拐进公园。尽管能感觉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浸染，分割公寓开发商在驱赶住户，但高地的变化比纽约的大部分地区要小，就目前而言还保持着原有的风味。人们在商店里说西班牙语。老妇人在窗口看风景，母亲坐在门廊上，孩子在街上玩耍。太阳正在西沉，一整个街区庄严的古老建筑物渐渐变暗，仿佛船只慢慢下水。夜晚很快就要来临，有人会在窗口或车里播放萨尔萨舞曲，响得整条街都听得见。夏天很快就要到了，会有人为孩子们打开消防龙头。
每个夜晚，去过这些只有我们才知道的纪念地之后，达妮和我开车躲进停车场或小巷，重复我们的怪异仪式，在后座上无言地撕扯肉搏。